Guy Standing、潘毅、李静君谈当代中国的“不稳定无产者”

中国新一代农民工有“工人阶级”集体认同吗?

图片来源: Charles C. Ebbets

摘要:“不稳定无产者”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吗?中国的农民工在面临更不稳定的工作状况时,是逐渐个体化、变得软弱无力,还是拥有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反抗资本压迫的意识呢?

Precariat是近十年里在劳工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但也极有争议的概念。Precariat概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英国学者Guy Standing。正如我们的读者所知,Precariat这个词(“不稳定无产者”,或译“流众”)来自于precarious(不稳定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组合,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Standing(2011)的著作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不稳定无产者:新的危险阶级》)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时代处于不稳定雇佣中的劳工们的新处境。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书封 图片来源:Goodreads

在中国,遭受不稳定雇佣损害最深的precariat代表,是超过2亿人的农民工(peasant migrant worker)。他们面临的是来自于户籍与城乡分割、国家与资本联合、失去土地与被城市排斥的多重困境。中国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位知名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静君(C. K. Lee)和香港大学的潘毅(Pun Ngai)在precariat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争辩的焦点并不在于中国农民工(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遭遇了更多的不稳定雇佣:毫无疑问,工作确实充满不稳定性。农民工参与城市经济活动越多,却越发现自己难以融入城市。争辩的关键在于,precariat这个概念本身,在不稳定雇佣之外,蕴含着的更深入的内涵:如何判断现实世界中的劳工状况(他们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吗?)如何理解他们的抵抗运动(activism)?我们是否看到了变革资本与劳工关系(capital-labor relation)的可能性?

Standing: precariat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农民工是precariat

劳工处境的不稳定趋势起源于1970s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劳动力市场应该建立完全的弹性(flexibility),这样企业才能随时增加或减少员工,提高效率、适应国际竞争。但是很显然,这种所谓的弹性只是将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企业转嫁到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上。依靠这种弹性,在市场条件变化时,企业可以随时摆脱工人而不负任何责任。

弹性可以有很多含义:数量上的弹性,企业可以随意解雇工人、雇佣临时工人等;功能上的弹性,企业随意改变工人的职位和内部分工;工资弹性,企业随时和工人重新谈判工资,工资没有保障。在所有这些弹性中,劳工们都遭受了某种形式的不稳定性的危害。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市场原则已经将一切都商品化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指引资本流动的方向。不只是工人,其实企业本身也商品化了。在全球资本主义活动中,企业可以被随意拆分、重组、交易。于是对于资本来说,摆脱工人更加容易了:卖掉整个企业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precariat class产生了。Precariat有三个本质特征:不稳定的工作,不稳定的收入,缺乏一个工作为基础的认同感。这三个特征,用更为理论化的表述,即是处于特殊的生产关系(distinctiv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特殊的分配关系(distinctive 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特殊的以地位挫败为基础的意识(a distinctive consciousness: status frustration)之中。

不稳定工作,正是前面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完全弹性的必然结果。市场越来越独立于社会生活(理论化的表述叫“脱嵌”,disembedded),工人与企业和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一种最低限度的关系。过去的国家与企业福利正在消逝,劳工们只剩下了工资收入。中国的典型例子就是传统的国有企业的消逝,下岗工人再也找不到过去国企的工作了。因为向工人提供各种生活福利和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企业现在不存在了。不稳定雇佣的工人,必然地面对不稳定的收入。

企业既不提供稳定的工作,也不提供保障与福利,于是,工人以工作为基础的认同也消失了。在我们父母一代,城市人最重要的身份大概就是“哪个单位的”。有好单位、效益不好的单位,单位决定了个人的生活质量、自豪感和生活圈子。现在,precariat没有了单位归属感,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我们不应该美化这种流动性,因为这不是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没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的危机感。

因为这样的处境,precariat在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精神(precariatised mind)。他们形成了一种短视的思维习惯(short-termism),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支持长期生活规划,也看不到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他们形成了一种多任务的思维方式(multi-tasking),因为他们需要应对很多兼职工作、家务劳动、照料工作、甚至是应付政府的各种要求。淹没于多任务的日常生活中,precariat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

在Standing看来,precariat是denizen,这个词是de-(表示否定的前缀)与citizen(公民)的组合,意思是“在企业或国家中,一种或多种传统的公民权受到限制的人”。在关于中国的不稳定无产者的一篇文章中(见文末参考文献[3]),Standing进一步提出,precarious的词源是“乞讨者的请求”(beg by prayer),precariat根本上意味着一种缺乏权利(lack of rights)的乞讨状态,依赖着国家的“施舍”。

英国学者Guy Standing 图片来源:guystanding.com

在所有可以称为precariat的群体中,我们都成找到缺失的公民或劳工权利。女性是典型的precariat,因为她们常常从事缺乏劳动保护的非正式工作,又承担着无偿的家务劳动。很多老年人因为缺乏社会保障,也被迫重新去做临时工养活自己。

年轻人也更可能变成precariat,等待他们的是precariat的陷阱。教育的商品化就是一个陷阱:不念大学就没有好工作,但念大学就要贷款,偿还助学贷款的压力会让毕业生失去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必须从事那些临时性的、没有前途的工作;但是如果拒绝这些工作,却又会被标签为懒惰、失去社会信用。

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ies)也是precariat的一员,同移民工人一样(migrants),他们从事着本地居民嫌弃工资太低而拒绝的工作,却在工作的国家缺乏基本的公民权利,成为了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法工人。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不稳定,既受到雇主的剥削,也遭到国家(state)的迫害与排斥。

Standing也讨论过中国的precariat。他认为中国的precariat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城市中的次等公民,是同一个国家内的denizen。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被剥夺了城市的教育、医疗、低保、养老等社会权利。中国的precariat也是那些被迫从国企下岗、失去了铁饭碗的工人,他们也失去了国企提供的福利与保障。中国的precariat还包括刚刚进入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是被迫到富士康的工厂“实习”的职业学校学生,是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艰难生活的蚁族。

李静君:农民工正在变成precariat,但precariat并不是new dangerous class

Precariat形成的过程,或者说中国工人们的雇佣状态变得更加不稳定的过程,可以用precariat的动词化形式来表示“不稳定无产化”(precariatisation)。中国劳工研究的知名学者李静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使用这个概念的。

中国工人的状况变得更加“非正式”了:工人与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就业稳定性也很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同一岗位的持续工作时间甚至只有1-2年或几个月;劳动保护也非常脆弱,各种调查数据中,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失业救济的农民工都远远不到50%。

这种不稳定、无保障的状态,起因于国家与资本的合谋(collusion)。1995年中国第一部《劳动法》实施以来,中国的劳动保护法律一直是选择性执行的,法律几乎成为了国家实现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工具。政府执法的任意性很强,劳动法在保护工人方面是失败的。与其说中国的劳动法规的实施与进步是工人行动的结果,倒不如说这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维稳”需求的产物。因此,李静君将中国工人的处境称为“威权体制下的不稳定化”(Authoritarian Precariatisatio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李静君(Ching Kwan Lee)图片来源:Ucla Sociology

在城市的雇佣条件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农民工却很难回到家乡。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们还在失去最后的生活保障:耕地。一项2010年的研究显示,从1987年到2000年,中国增加了5200万失地农民。在剥夺农民耕地的活动中,政府与资本再次合谋。农村土地直接被政府大面积征用,再出让给企业,或者被政府鼓励大面积出租,长期出租给国内或国外的农业企业。

国家的所谓“新型城镇化”战略,也是在鼓励农民离开土地。理论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应该获得低保、医保等社会保障,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微乎其微。到2014年,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最低只有每个月55元,荒谬的是,这甚至比农村的贫困线(月收入82元)还要低。

在失去土地和缺乏劳动法保护的双重压力下,用precariat来描绘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在李静君的观点中,precariat概念还有更深刻的内涵。正如Standing所说,precariat意味着缺乏权利的“乞讨者”,他们什么也没有,只能依靠国家和资本的“施舍”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李静君不仅要描绘工人的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她还要反驳近期很多中国劳工研究描绘的工人的“working class”认同,反对那些强调工人行动与自我赋权(empowerment)的“盲目乐观主义”(false optimism)。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但是不能就因此认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议价权力(bargaining power)。工人与国家-资本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因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的流动性(一项2013年的调查发现,80后在每份工作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68年,90后只有0.93年),形成团结与集体行动几乎不太可能。

国家与资本控制工人又有新策略。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中国上千万的职业学校学生正在成为新的劳动力后备军。大量的职校学生在企业和老师的双重监管下,去参与那些与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的实习,实际上变成了工厂工人。但是他们又不被劳动法规承认和保护。第二代农民工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利意识和class意识,他们迅速被消费主义俘虏,与上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只有消费习惯。

所以,中国的工人赋权和工人抗争更加成熟了吗?李静君回答道,没有。“顺法抵抗”(指工人们尽力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向工厂和政府表达异议)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模式。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改变了:回不去农村、融不入城市。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一支“working class”力量。相反,他们就像是Standing所描绘的那样,只能表达一种迷失、不确定、被异化、生活没有意义的负面情绪。他们既想要消费,又在消费主义面前感到挫折,成为了个体化的、软弱的precariat。

潘毅:precariat是个假概念,中国正在经历“working class再形成”

潘毅如此总结Standing和李静君的观点:Standing通过雇佣状态(employment situation)定义了class,这个阶级概念里没有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反而是不同雇佣状态的工人间的分化。而李静君的分析的核心是,这个概念强调了工人的软弱,他们是没有权利、没有working class认同、也没有集体行动能力的乞讨者。

然而,毫无疑问,precariat是一个虚假的阶级概念。Standing说,只要一个工人是被临时雇佣的,他就属于precariat。这样的概念遭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批评,这里我们强调一个最荒谬的地方。在他的分析里,决定阶级的是雇佣状态(employment situation),于是工人只要改变了合同类型,就改变了class position。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临时雇佣转换到长期合同,通常只是人力资源的管理策略,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中,几乎所有劳工都经历了不稳定的实习期/试用期。

让我们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class不是由雇佣状态、认同感、法律权利来决定的,class必须被置于劳动生产的领域,而且绝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class是一个主观与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过程。class既是拥有生产资料(资本所有者)和无产者(只能成为雇佣工人)的对立,也是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为之行动的主观意识。所以,class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Class formation is “an active process”)。最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把class看作关系性的概念,置于资本-劳动的对立关系之中,特别是在民工愈加受害于不稳定雇佣、备受资本剥削的今天。农民工受害于“不稳定”(precariousness),但他们不是一个precariart“class”。

而李静君所描绘的“在国家与资本的控制下软弱无力的、因为雇佣条件不同而日益分裂的”成为precariat的农民工,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所谓的不稳定雇佣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在1980到1990年代,中国农民工的雇佣更加混乱。到了21世纪,因为劳动法的实施,农民工的雇佣其实更规范了,但是中国的工人反抗也增加了。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例如强调户口制度的隔离对农民工的束缚。但是这样的特殊性并没有把中国隔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中国的工人,是“世界工厂”里的工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资本所奴役的working class。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unfinished proletarianisation)。国家用户籍、用城乡分割、用“农民工”的名字拒绝承认他们是工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成为工人阶级。恰恰相反,更恶劣的处境,将会生产出更强的class consciousness。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外。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分割:这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候鸟般迁徙的农民工。但这不能改变工人与资本的对立。

高温下劳作的工人 图片来源:大渝网

或许,农民工的这种“半个”工人的身份,会影响他们形成class consciousness的过程。但是我们正在观察到,第二代农民工们(80后、90后农民工)拥有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反抗资本压迫的意识。工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反抗剥削,他们的集体抗争形式包括静坐、罢工、甚至是自杀。

Precariousness用来描绘工人们所面临的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或许是个非常有益的概念,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背景之下。但是precariat并不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恰恰相反,precariat是才个危险的概念(a dangerous concept)。因为在这个概念背后,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缺乏公民权的工人(denizen)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乞讨者,变成了没有工人class consciousness、也不会抗争的原子化的人。我们应该记住,资本总是尝试分化工人。但是沿着class路线的劳工反抗,会团结所有工人,无所谓长期雇佣还是临时工。与李静君的分析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民工在面临更不稳定的工作状况时,展现了更强的反抗力量。

参考文献

[1]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 Standing, Guy. 2014. “Under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rough Labour and Wor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5):963-80.

[3] Standing, Guy. 2017. “The Precariat in China: A Comment on Conceptual Confusion”. Rural China 14(1): 165-170.

[4] Lee, C. K. 2016.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2):317-33.

[5] Smith, Chris and Pun Ngai. 2018. “Class and Precarity—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To be published.

作者:李傻圆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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