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里的“城中村”:满满的创意,却没有了低收入人口

城中村变身创意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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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头古城里的一副壁画

编者按:以“城中村”为主题的深港双年展呈现出了奇异的文化景观——一方面这一倡导“城市共生”的艺术发声,却与真实的城中村一样遭遇了权利与资本的干预力量;另一方面,这种把“低收入人口居住的‘城中村’,变成一个给专业人士工作和生活的‘文化创意小镇’”的方式,实际上背离了城中村本身。

每两年一届的深港双城双年展(以下“深双”)正式在已经变成城中村的深圳南头古城拉开帷幕,作为本次深双的主题,“城中村”的相关话题也热闹起来。一个往届作为建筑学的专业展,今届加入了国际知名当代艺术策展人侯瀚如变成了艺术与建筑双展,而这又是在城中村不断消失的背景下以“城中村,城市共生”的主题开展的。

清退:从北到南

在深双开展差不多一个月前,11月19日,北京发生了清理及强制清退城市低收入人口事件。原因是11月18日在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了火灾,死亡19人,伤8人。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惨案,官方决定拆除北京市郊有安全隐患的村民自建、对外出租的建筑。其后便是大清查,大清退,大拆除,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便清退了几十万低收入人口,拆除了大量的城中村、城边村里的自建房;清退过程中大多数只给两三天时间,有的甚至早上贴公告,晚上就一定要走人。担任清理工作的,不少动作粗暴,经常是人还在屋里,就把住户的家私电器及私人物品搬出去,碰到没人的房间甚至直接破门而入,一时间,网络上出现大量质疑这种粗暴的清退的方式的文章,后市委书记出来发表谈话,说北京是需要各种普通劳动者的。

今年九月份有一则关于通州宋庄镇举行城市空间设计的国际招标通告,意味着失火的大兴是在此的招标范围内,这不禁让人怀疑政府这次的清退,一方面是清理有安全隐患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将这里变成一个高大上的区域,而清退这些低收入人口。北京的周边地区也在贴出告示拒绝这些民众的到来,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服务的缺失,加上资源都流向了城市,因此农村的工作机会少得可怜,这些民众回不到农村,而城市又要清退他们。他们仿佛就像阿甘本在《牲人》里描述的那样:“他们是一种赤裸的生命,不受任何政治,法律的保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暴力不会担心任何的惩罚,他们既被排除在人法之外,也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沦为赤裸生命。”而对于城市中没被清退的民众来说,一种后现代政治的治理方式正在降临,福柯说过后现代世界的基本特点,是世界是一个复杂及无调的,它不容许决断及存在,这种后现代的政治是一种生命政治,特征是对人类生命的安全及福利的管理,并以这种管理为其首要目标,而这种方式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恐惧”作为动员群众的东西。齐泽克也说过:政治正确是恐惧政治的典型的自由主义形式,这样一种政治时尚依赖对妄想症盲众或民众的操纵,政治是向充满恐惧的民众发出的吓人集结号。

在北京这次清退低收入人口后,许多城市也在准备学习北京的做法,制定相应的清退政策。

“城中村”主题:城市共生还是清除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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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一角

一个月后的12月15日,每两年一届的深港双城双年展正式在南头古城开展,这也是双年展第一次在“城中村”举办,以往被污名化的“城中村”实际发挥着廉租房的功能,其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事实,得到官方的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深双的官网上是这样阐释理念的:

我们认为应该自觉反抗单一和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因为城市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今日之城市应该是多元价值体系平衡的结果,是人们身处同一世界、心存不同梦想的高度异质性和差异化的文明共同体。城市本应无所不包、和而不同,它的生存与繁荣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对“差异性”、“另类”、“他者”的包容和文化认同。我们以“城市,因异而生”的直接表述作为“城市共生”的英译,旨在强调城市这一复杂系统之中文化、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多层面共生:它们是多重身份和多重视角的叠加,包含了对社会多元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也包含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认同,并且以“混杂与共生”强调我们的城市观念应走向多元、差异、杂糅和抵抗。

“城市共生”即是从根源上对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空间层面不同起源、不同状态、不同价值观的认同与包容,是对主流文化中心主义的反叛。我们必须尊重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如同自然界物种之共生与动态平衡,城市中的矛盾混杂不应被肆意打破而失衡,而对于它者的尊重则是对城市包容性的考验:它是反纯粹的,杂糅的,也是对正统现代主义政治-空间图景及其美学的抵抗,对单一“进步”大历史观的修正;它是对城市人想象力、自由的心灵和创造激情的承载。

相比北京的做法,深双为另一种城市治理提供了方案 :多样共生,尊重他者。这是对单一强调发展观的修正,也是对现代主义城市美学,也就是“强调宏大、功能分区明确清晰”提出的批评。深双的举办无疑是及时的,在全国其他城市准备效仿北京的做法时,有人却站出来说:这样是不对的,这些农村来城市打工的民众有权利在城市打拼,没人有权力以任何借口赶他们走。列斐伏尔在他那本“接近城市的权利”的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城市为谁而建?他论述道:

就是那些被驱逐-残余的人民要重申,或首要申张的,他们有接近集体城市生活的权利,有接近他们所积极参与却被剥夺公民权的都市社会的权利。市民权超越了护照和任何官方文件证明,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法律所表现的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革命的市民权必须经过斗争,去赢得,和创造一种新的,而非橡皮图章的权利,否则它就不是什么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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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双年展现场

本次深双在理念上获得了一种空间正义的政治正确,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在策展人语里还有这样阐述:“我们并不认为本届双年展将主展场选定为城中村,它就是只属于城中村的双年展。”就展览的叙事策略而言,城中村只是我们探讨“城市共生”的起点。它是以一个社会平台来构建或重建作品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提供多重可能性。同时,展览本身形成一个针对任何规划强权的抵抗和替代空间:合法的与被边缘化的、无法获得表达的空间与社会群体得以展示自身,通过展览及其引发的城市改造尝试共存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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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古城里经过设计师改造的糖水铺

由此,2017年“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不仅是一个展览,同时也是一场介入计划,一次直接的造城行动”。深双把这次的策展看成一次艺术介入的行动计划和造城行动,这里的造城行动应该可以解读为:不仅是改善城中村的环境来洗刷城中村的污名,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影响到各种被双年展启发的民众,能发出保护城中村的声音。在双年展保护“城中村”事情的博弈上,现在希望可以通过复杂的策略进行操作,以期影响政府对于城中村的决策,以达到保护城中村的目的。深双无疑是用一种艺术介入而产生的作品性,来界定本次深双的。因为只有成为一件作品,才能成为一种权利。

因此深双在南头古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这些改造造成了现有南头古城许多居民被驱赶,原来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商业,被升级为具有中产阶级美学的给专业人士使用的商业,比如奶茶店,咖啡馆,书吧等等,而深双的主场馆更是赶走了以前在这里的工厂,这些空间的改造,势必造成这一区域的士绅化及高级化。本地居民消费不起,而街道上原来摆摊的许多街坊小摊被赶走,街道及具有城中村特色的小广告被清理,而大量的特警经常阻挡本地居民的进出,只应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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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升级创意小镇:阶级与区隔

但是,由于法籍艺术家的作品被涂改以及艺术家的被拘押,导致整个深双被政府文化审查机构审查,其间大概有二十多个作品被撤,例如湖贝120策展的去年在湖贝古村的保护事件。在展览的作品里,有一些词语以及用漫画表达的将拆迁湖贝古村的势力绘成了屠夫,这些都被涂改,罗湖分展场的一位香港艺术家的涂鸦文字也被涂改。艺术家黄小鹏、石青等提供的影像资料被撤展,而冯宇,王宏伟策展的影像单元也被停止。

正是这样一个审查行动,使本届双年展变成了一件作品,用拉康的精神分析里的“欠缺”的概念来分析,法籍艺术家的被审查,导致出现了一个“空位”,从而激活了整个双年展,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对抗性里产生。这一空位的不能完整呈现的张力,就是艺术的不在场的在场,由此产生了双年展新的艺术伦理及美学,而这样的伦理与美学是作品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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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撤作品的片段和展签,摄于开幕式

这将会创造一种新的双年展的叙事方式和历史,双年展由此而获得了作品性。

但问题在于,深港双年展正是以这样的艺术介入的方式,把自己变成了作品,而他所要表达的那个他者“城中村”,变成了另一个无意义的展品,这意味着城中村只不过是一个被凝视的他者,一种城中村美学般的存在。城中村的价值仅仅在于被观看,开幕前夕清洗街道、清理小广告,同样是出于一种观看与被观看的逻辑。总而言之,参与这届深双方方面面的角色都呈现出一种无比的傲慢、自娱自乐的心态。而生活在城中村里的主体们,甚至没有机会参与进来。布尔迪厄在《区隔》里阐释了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而社会的“品味”则往往是由拥有不同类型资本的上等阶级所左右的。借助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并进而谋求更多的资本,一个群体总是力图不断保持与本阶级的同一性和与其他阶级的差异性。这样,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的阶级群体依照其阶级习惯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其偏好的独特“品味”,从而造成阶级的分化或者区隔。

深双无疑制造了一个这样的区隔。

现有的城中村的居民由于受到单一发展语境的影响,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把城中村看成暂时落脚的地方,住几年就搬到他们认为更好的社区,因此他们对城中村的情感是复杂的。既认为这里居住生活便宜,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深圳这种国际化大都市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城中村的环境的问题,又导致他们对城中村没有太深的感情,再加上后现代的原子化的个体,以及权力有意无意地在城中村社区情感营造方面的不作为,而中国人对于房产的固着,城中村的房产没办法成为自己的房产,这些都是在地居民大多数人对城中村情感不深的原因。他们对于城中村的改造有几种认识:有认为拆了好的,城中村脏乱差,比较起那些高大上的社区差远了,拆了建高楼,但问题是建高楼他们也买不起,但发展的语境牢牢控制这些人,有认为拆了就拆了的,大不了我换个地方住,此处拆了关我啥事,也有的觉得确实不能拆,但个体的看法有啥用,政府想拆就拆,谁能拦得住?当然也有人不愿意说出来他们的想法,总是怕被人伤害,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

这些城中村的在地居民,如果想要他们自发参与社区活动,建立情感非常难,这种身体与社会联接的失效是多方面的,很难用自我觉醒的方式来进行城中村在地居民的社区营建,这时候外力的介入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样的介入一定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介入,艺术与空间的介入,一定需要和当地居民建立联结,把在地居民作为主体,而且一定要他们的主体性得到发现从而建立情感联系,这种启发与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双年展却和村民没有对话,他尤如一个自说自话的艺术品被投放到了城中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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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双年展主展区入口

因此深双以目前模式,很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不引人关注的驱逐低收入人口的方式,这种隐性的驱逐或许比北京的驱逐还要坏,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是,提供了一个城中村未来改造的样版,而这个改造过的城中村是没有低收入人口的。

这是一种空间再生产的方式,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逻辑,其他的城中村会被权力与资本用相同方式改造。其次这种隐性的驱逐会被权力发扬光大,甚至施加在其他地方,而普通民众无法觉察丧失抗争的机会。这无疑是和深双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齐泽克在《暴力》里这样谈到自由派共产主义者的:

这就是为什么敏感的自由派共产主义者。和那些在愤怒中爆发的盲目的原教旨主义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他们打击主观暴力的时候,自由派共产主义者恰恰是制造出主观暴力爆发条件的结构性暴力的执行者,将数以百万计的钞票捐给艾滋病组织或宽容教育的同一个慈善家,通过金融投机毁了无数人的生活,并因此制造了他们本来打击的不宽容。

深双无疑就像齐泽克说的那样,一边想保护城中村原来的功能,一边却又造成城中村的原有功能的丧失。

据了解,根据规划本次双年展的主展场南头古城,未来将从给低收入人口居住的“城中村”,变成一个给专业人士工作和生活的“文化创意小镇”。

作者:张星

编辑:耄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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