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慢性病

20年后,就轮到90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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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兴程序员用自杀逃脱了中年危机,而万千活着的中年人正试图用投资来自我拯救,却深陷惊天骗局。投资,正从他们的业余爱好,成为了他们寻求安全感的救命稻草。这一届中年人,到底怎么了?

12月10日,一名42岁的中兴研发负责人欧某疑因被裁员而跳楼自杀身亡,留下妻子、四位老人和一对年幼的儿女。前半生拼搏脱寒门,在职场中好不容易小有成就,到了最后,终究抵不过互联网资本市场的残酷洗劫。此事引发人们对“中年危机”的讨论。有人说,人到中年,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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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欧建新以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中年危机,但在中国,仍有万千中年人在寻找出路,投资就是其中一种。近年,针对中年人营销的理财产品、投资项目层出不穷。然而,这块市场却鱼龙混杂。近日,一类投资公司自称即将在美国上市,并在全国多地兜售原始股,称一旦上市,原始股东将身价飙升。由此吸引了大量颇有余钱的中年人投资,甚至有公司筹资到20亿。然而,这类“众筹股东”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不少人把血汗钱投进去,而投资公司却卷了钱逃走。

尽管媒体在近两三年来相继报道此类事件,但土逗发现,这样的骗局仍然在盘剥身边的中年人们——他们不仅没能识别骗局,甚至对这项投资显得狂热。

一般印象中,快五十岁的年纪,该是生活安定、清心寡虑的时候,可这些中年人却为何主动跳入投资陷阱?

中年人老孙和他的投资迷局

近日,48岁的老孙由熟人梁欢引荐,与 A市某投资公司的老板于总见面。在参观了于总的公司后,老孙受邀成为他们的原始股东。于总邀请老孙入股的项目是一个农业生态公司,月底完成股权众筹之后,就将在美国借壳上市。“这个行业不缺投资人,缺的是好的‘标的’。”于总说得很诱人,“我有信心带着大家,做到身价翻翻,在上市的一瞬间,你就将身价上亿!”

连续好几天,老孙被于总邀请到办公室开会到半夜,家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投资计划”,纷纷劝阻,然而老孙显然从于总那吃到了“定心丸”,对于家人的质疑应对得很有自信。

首先,这个老板凭什么把股权分给个人?

老孙说,于总愿意众筹而非向金融机构筹款,是因为金融机构总是赚了一笔就撤,不如个人稳定。

第二,素昧平生,他又为什么要带着你一起赚钱?

老孙的回答是,于总初来A市,需要聚集一帮跟他一起做事情的人,拓展人脉,于总不仅看中了自己,还期望他能够多给他介绍“人才”进来。从投资者群人数来看,可能已经有180余人愿意投资入伙了。

第三,这个钱放进去了,还能拿出来吗?

老孙说,于总承诺,一年之内,你可以随时拿回股款,降低投资风险。

第四,没有亲自考察,你怎么确定“标的”有盈利能力?

于总说,好的标的人人都虎视眈眈,如果提前带股东们去看,可能会把投资消息泄露给竞争对手。关于盈利能力,公司高管李希能够证明——他可是个经验丰富、操持过多家在港公司上市的高级顾问。

成为原始股东,和散户买股票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老孙仔细斟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跟于总要2个点的股份,签下了一份“股份代持协议”,投进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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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凭证 图片来源:一财网

老孙没想到的是,这个他心目中“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可能是个骗局。据媒体报道,即使是正规注册的公司,甚至是成功股改,其盈利能力也绝不像吹的那样“稳赚包发财”:

交投冷淡在新三板挂牌公司中间十分普遍……在超过600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中,通常每天只有500到1000只股票成交,有超过一半的股票自挂牌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交易,以多倍回报退出原始股也就无从谈起。当初投资机构信誓旦旦的承诺也成了镜花水月。

此外,不断宣传自己可靠的盈利能力以及正规性,对潜在投资者一边以利相诱,一边打消顾虑,这些手法不过是集资者吸引投资的手段。

记者调查中发现,兜售原始股的投资公司会反复向投资者那些挂牌后市场表现较好的“成功案例”,如果投资者质疑投资标的公司的流动性问题,销售人员就会以未来会改善、企业会转到主板上市的说辞进行安抚。

而所谓的“股份代持”合同中则暗藏着重重陷阱,专门用来迷惑缺乏法律知识的投资人,承诺的“即买即卖短期退出”不过是一纸空文,而 “不限售”等看似保障“股东”投资安全的说法,更是难以兑现:

根据公司法和股转公司业务规则,如果投资人在企业股改前购买原始股,会作为企业发起人受到一年内不得转让的限制,如果投资人的原始股是大股东受让的,还会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一样受到抛售限制。所以,如中介投资公司描绘的又快又多地挣钱显然不能成立。

不仅如此,认购协议也暗藏玄机,比如,有的合同条款中规定,挂牌后投资者人手中的股票只能卖给挂牌公司,由公司定价和回购。

——第一财经日报 《新三板上的“暴富梦”:原始股权投资陷阱骗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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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业务申请书 图片来源:一财网

可见,老孙口中的“随时退出”、“稳赚不赔”很可能是招募者的惯用手段,何况于总的公司连合法性都难以保证。

像这样新兴的投资骗局非段位颇高的专业行家的确不容易识别。但警惕“天上掉馅饼”的道理旁观者清,当局者却为何如此迷狂?

套子里的中年人

陷入迷局,并非老孙傻。

“投资理财”是当下许多中产中年人十分青睐的赚钱方式。老孙也和身边的人一样,一直关注投资,买过股票、炒过房、买过基金,虽然没有因此而大富大贵,但还是尝到过资产增值的甜头。他常说,“钱干放着就会贬值,你得让钱动起来,让钱生钱。”拿着一份事业单位的稳定工资,老孙一直是一个民间投资者。

临近退休,老孙的钱却总是不够用。每个月,房贷要花出去一万多;大女儿工作了,倒是不用操心;父母在农村,每个月要给3000元生活费;为全家人买商业保险费用每个月5000元;基本的生活费每月算3000,人情费用每月1000,汽车能不开就不开,否则一个月也要千余……这样算下来,即使是双职工两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资,也十分吃紧,甚至难免负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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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温杯泡枸杞的前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老孙工资不低,然而再努力工作,也抵不过生活成本的全面飙升。工资依然难以填平生活的大坑。可这个年纪,不可能再像年轻人一样用跳槽来为自己增值——实际上劳动力市场也并不青睐这个年龄段的人。奔波之间,自己也感到了老去的恐惧,养老焦虑和生活压力交织,让他无所适从。

有人说老孙“贪”,赔钱了活该。但对于处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压力中的中年人来说,“贪”其实只是他“中年危机”的一个结果。这个年龄的人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们最需要成就感,这不单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更是社会的认可、安稳的家庭,是让子女比自己过的好,让父母安康,自己也争取一个体面的晚年。而现实是,在诸多的责任以及其履行责任的高成本面前,老孙这样的中年连基本的安全感也没有。当人生已经走向下坡,成就感与安全感的双重缺失让他轻易就被投资营销者鼓动,“业余爱好”成了他能想到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当中年危机遇上“八、九十年代的新一辈”

事实上,老孙这代人安全感和成就感的缺失也并非全是年龄增长所致,是时代把他们推到了这个孤立无援的节点。

老孙的前半生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1969年,他出生在河南农村,那是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家里是贫农,过年才吃一次肉。1977年,高考恢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启,在此之前,个体被固定在一个几乎不变的位置上,所有人经历着标准化的生涯模式。而随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对个体松绑,个体劳动力相继在乡、城涌现,从而打破了这种“标准人生”。10年之后,老孙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走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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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大学宿舍 图片来源:凤凰视觉

毕业几年后,老孙来到A市的一家事业单位就职。当时正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个体相继受市场力量的牵引闯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90年代中后期,离开国营单位投身私营企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孙几位落榜的高中好友相继“下海”做起了建材生意。一位企业家曾形容,“那是一个空手可能套到白狼的年代。”这批先行者多数从市场中受益。

而在市场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国家进一步卸下了对个人生活的大部分责任。1993年,劳动合同制普及,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同一时期,老孙的女儿出生了,成为新一代独生子女。1996年,国家开始向大学生收缴学费。另外,教育、住房和医疗的市场化也迫使个人担负起更多责任,更加积极地投入市场竞争,承担更多风险。

国家退场也伴随着结构重新固化。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结构演变呈现出新趋势。此前的改革中,得益于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效应,出现了 “共同富裕”的局面。而90年代之后,资源重新聚敛,由于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而那些边缘和弱势群体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包括被困“乡土”的农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还有单位制解体带来的下岗工人。

老孙90年代到A市以来,按说应该得到一套福利房。但是房地产商品化的浪潮似乎让相关部门忘了这件事,等了几十年,自己始终没有等到指标。直到近年来房价飙升,老孙才不得不痛下决心在A市这个房价位列全国前三的在城市比较中心的地段买了3万一平米的房,月供1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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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的下岗工人招聘会 图片来源:深圳新闻网

此时,社会转型期的红利已经即将消耗殆尽,之前政策的弊病逐渐暴利,老孙这代生长在经济改革春风里的人最终背上了改革的代价。

2008年,经济危机下股市大跌,股民老孙把几年的积蓄几乎赔了个干净。也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孩子进入高中,大学文凭贬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消息频频传来。当时,阶层固化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向上流动极为困难,老孙开始为下一代担忧,补习班、夏令营、甚至以后出国,哪哪都需要钱。

老孙步入中年,钱却越来越不够花。父母就医、孩子读书、房子贷款,老孙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当年国家卸掉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责任此时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三座大山。当年下海的同学要给孩子在市中心卖别墅了,而老孙自己的房贷都还没还清,和别人比起来,他总觉得自己“穷”。 此时,中产阶层特有的身份焦虑在老孙身上体现出来。

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来比喻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悬浮”状态,蜂鸟高速地振动翅膀,却只能悬在空中,然而那份对于“坠落”的恐惧却驱使着它,无法停止。就像老孙这样的城市中产,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可肩上又背着重担,一不留神就会跌入下一阶层,这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的状态中,或许只有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因此当老孙听说有机会投很少的钱就可以赚到翻倍的利润时,他考虑再三,还是拿出了存款。当年扶摇直上的老孙现在已经成了怎么飞也飞不动的蜂鸟。

中国特色的中年危机

老孙这代人的中年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出生于物质匮乏却相对平等的计划经济时代,奋斗于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可经济改革给他们的前半生带来机会和地位的同时,也给他们后半生埋下了无穷的风险。独生子女制度导致的养老问题、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职业动荡、医疗教育住房福利的大幅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中年时对自己的幸福和发展担负全部的责任。加上阶层固化导致的“不进则退”的局面,让这些中年人陷入一种结构性的中产焦虑之中。

而另一方面,他们年轻时与同辈人相对平等的起点和截然不同的轨迹使他们信奉着一套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不平等的现状可以归咎为一些人还不够努力,要不就是路数不对。此外,他们亲眼见证了无数经济奇迹,那些在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对于市场,他们存有一种经验性的信任。因而面对生活压力和随时可能跌落的阶层处境,他们依然想从市场中寻求出路,以“变”应“万变”。

然而,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早就不是个人能够应对的了。李洪刚教授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收缩型社会”,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体发展都在呈现收缩状态。当经济低迷导致劳动力市场收缩,“性价比较低”的中年人很可能成为最先被企业甩掉的包袱。今年上半年,华为也曾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的传闻就曾引起一阵恐慌。人到中年遭遇职业危机,加上股市动荡、投资行情又起伏不定,老孙们的对策还是当年的对策,可市场却早已不是当年的市场了。

事实上,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底层中年的危机更为严重。沃尔玛的底层工人被裁员、农民工因为早年工伤职业病、儿女贫困、农村凋敝等情况,不得不到城市里面最低贱的岗位打工求生,在本应最“安定”的年纪,他们依然在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劳碌。

更可怕的是,当早前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中年危机很可能演化成“老年危机”。人口控制造成的陡然的老龄化造成了巨大的养老负担,自2012年开始,各地养老金的总支出持续高于其增长收入。政府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填补退休金的缺口。专家表示,延迟退休方案有望在2022年正式实施,届时,老孙这代人的退休年龄将被延长到65岁。

这些变迁里的中年人,就像时代浪潮里的泥沙,曾被涌起的浪花送向高空,而当他们想要借着水势,维持现状时,却被狠狠地拍在了沙滩上。而二十年后,遭遇这场危机的,就是我们。

作者:林深 山谷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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