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他是技师式的革命家,他的作品就是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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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是毛泽东《矛盾论》与《实践论》发表80周年,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著作。自发表以来,各路学者对其哲学地位褒贬不一。如今,正值毛泽东诞辰124周年,让我们回顾“两论”的创作背景,回到毛泽东本人那里去,重新去探寻它们的意旨与价值。

1937年8月,毛泽东前去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创办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次年1月20日改称此名,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毛泽东讲授哲学的时候是抗大第三期学员开课的日子。此时的抗大已经不像它成立之初那样,只招收红军干部,随着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加入,抗大的学员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面对已经接受过部分学校专业教育的青年学生,如何讲好哲学,这是毛泽东需要面临的大问题。

毛泽东的讲稿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主要依据《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三本苏联教材。值得注意的是,该“讲授提纲”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和第三章后来分别成为了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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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

关于这次授课以及教材的内容,美国学者施拉姆这样评论:毛泽东总是被党内的留洋派嘲笑为“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这次授课行为无疑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地位。但在施拉姆看来,这次演讲“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1]

​施拉姆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学者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两论”并不是系统的哲学著作,也与马克思的思维相去甚远,它倒不如说是一系列哲学断语的拼凑,显得没有什么条理。“两论”的价值与其说是哲学上的,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它是毛泽东成为政治领袖的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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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

与这样的观点截然相反,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却高度评价《矛盾论》是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他指出,马克思讲的辩证法不是海克尔那简单的“一元论”,而是“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但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只是留下了些许辩证法的“素描”,到了《矛盾论》那里,这种新的、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展现出来。[2]阿尔都塞的观点同样具有说服力。他曾经的学生阿兰·巴丢便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是关于存在之间断裂的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事件哲学”的重要文本。

另一种评价较为折衷。巴丢的好友齐泽克虽然也承认,《矛盾论》是伟大的理论著作,但其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在齐泽克看来,毛泽东只认识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知性的无限性”,即“自我设定非我”,通过不断地否定异己来确立自身。这导致了毛泽东总是在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树立敌人,而忽视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忽视了“理性的无限性”是要将异己的力量吸纳到自身中来。[3]

关于“两论”哲学地位的评价,众说纷纭。施拉姆拿黑格尔的哲学衡量《矛盾论》、《实践论》,不免觉得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掌握辩证法。素来反对黑格尔目的论哲学的阿尔都塞却从中看到了真正的理论革命,而齐泽克则一方面肯定《矛盾论》反目的论的伟大意义,一方面又觉得毛泽东未免把黑格尔抛弃得太彻底了。总之,上述的评判似乎都以西方哲学为标尺来衡量毛泽东的著作,至于毛泽东本人怎么想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须知对于毛泽东而言,真正的哲学理论绝不只停留在学院体制内,它的价值在于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一种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论证得是否精巧,而在于它指导下的实践是否能够创造革命的效果。所以我们最好回到毛泽东本人那里去,看看他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又在哲学中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1937年,全面抗战突然爆发,它对中共的意义绝不止于某些人说的那样,乃使中共获得了喘息之机,可以四处招兵买马、壮大自己。无法否认,国民党通过“租借法案”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事、经济援助。蒋介石本人更凭借抗战整合了自己原先不能控制的党务系统,其声望在抗战胜利时已经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从长远看,抗战爆发对中共最大的意义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它促使中共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的方针、路线,更新了自己的组织机制。没有这些,中共不可能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里不能不提及苏联党自身变化,给中共造成的积极影响。以知识分子政策为例。按照传统马列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为对立的两大阶级,惟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历史的领导者。然而1930年代后期,刚刚结束“大清洗”的联共(布)突然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1935年5月4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上就明确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干部决定一切”。[4]

与这种变化相应,1939年苏共十八大总结报告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真正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是苏维埃社会中、苏维埃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巨大力量。”报告号召全党认清形势,不能把革命胜利前对待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再用于今天,“彻底消除当时还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5]大会决定修改党章,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同列为“全体苏联人民”。[6]知识分子能取得这样的政治地位,在之前的历届党代会上是很难想象的。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也迅速转变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又使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使它可以公开在全国各地招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从第2期开始招收知识青年609人。尤为醒目的是,1938年第4期开学,5562个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更是达到了4655人,占学员总数的83%。[7]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这样回忆当年全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盛况:“七七事变后最初几个月,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党禁,实行一些民主,国统区青年到延安来比过去顺利些,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陕北公学来,几天就可以编起一个队。”[8]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为中共补充了大量“三八干部”,使全党的素质提升了一个台阶,更为它后来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组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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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日军通过卢沟桥

再以党内民主原则为例。为了弥补大清洗造成的不利局面,联共(布)开始强调党内民主的巨大作用,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到新的高度。1937年2至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9]1939年初,苏共十八大首次把自我批评写进党章。新党章规定:“在各个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根据党内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在党内民主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巩固党的纪律。”[10]

历史证明,苏联党的新方针给中国党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组织方式。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中共更创造性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到了整风整党中去,不惟活跃了党内民主,更使其民主能够成为凝聚党的意志、加强党的团结的必要手段。

以上两例只是国际、国内新形势积极影响于中共的两个缩影,最根本的是,它要跟上形势,就必须变革自己过去的阶级理论。

从1927到1937年,中共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苦苦支撑了十年。如今却要与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再度合作,在意识形态上就很难令人接受。理论指导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而此时的理论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新形势需要新政策,但新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哪里?

《实践论》、《矛盾论》得之于毛泽东对三本苏联教科书的总结提升,其中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给他的影响尤大。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分别对两个版本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过详细的批注。这些批注内容丰富,不仅仅涉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更包含了大量对现实形势的分析,是我们理解“两论”必不可缺的材料。

平情而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列宁在书中错误地鼓吹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一下子从马克思倒退回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那里去。以至于历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竭力试图回避《唯批》之类的著作。例如萨特就称该书是“难以理解的”,尽管这种哲学“可以帮助无产者成为革命者”,但它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前批判的、前康德和前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与之类似,梅洛-庞蒂也干脆把《唯批》称为“权宜之计”,虽有斗争价值,却无理论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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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九节标题即为“反映论”,可知他接受了列宁的错误观点。但毛泽东又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专门指出:“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使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12] 这无异于偷偷用“实践”替换了“反映”。人的正确思想不是被动反映于外物的结果,而是在生产和政治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这等于是在说,所谓“物质决定意识”中的“物质”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确实,我们无法想象,一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前康德时代的粗俗反映论。对于毛泽东而言,问题不在于人的思想如何反映了外在的自然,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创造新的历史。如无理论指导,实践就要失去方向;如囿于理论教条,能动性就无从谈及。理论不是预先摆在那里,供人墨守成规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以往的一切马列主义都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但形势却逼迫无产阶级必须主动结成这种盟约。

《教程》中专门谈到了列宁与孟什维克的理论斗争。“少数派的实践观,是机会主义的把实践迎合于现实,……即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与此不同,“伊里奇(按,列宁)估计着我们怎样进行并向什么方向进行,才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什么是“机会主义的把实践迎合于现实”?就是失去了理论指导,从而迷失了斗争的方向。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这样的错误称为“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论中又被表述为“忽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他把《教程》中的这些话着重标记了出来,并在一旁注释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13]这条批注很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就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占据主导权。没有这种主导权,即便中国人民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将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抗日战争的革命意义不会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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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同祭黄帝陵(前排右三为中共代表林伯渠,右七为国民党代表张继)

又如该书提到,“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可以想见,毛泽东在初读这段话时应该拍案叫绝。他在早年批判的本本主义,不就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中国标本吗?毛泽东批注道,“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这些或“左”或右的倾向,“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4]这成为了《实践论》中“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在《矛盾论》中,这样的错误就被表述为,死守教条,不能把握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言以蔽之,就是矛盾的不平衡性。《教程》称:“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出发,从各国的帝国主义之不均衡的发展法则出发,伊里奇论证了帝国主义的锁链中最弱的一环被冲破的现实性,科学的证明了一国中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15]这里姑且不去计较“单一国家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列宁的本意还是斯大林的观点,而要指出,“矛盾的不平衡”和“薄弱的一环”就是毛泽东“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的理论提升。这个理论不仅能用于国内革命战争,也适用于抗日战争。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特别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既可以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又是与蒋介石合作的根本前提,就是基于矛盾的不平衡性。

毛泽东在读书感悟中例举了大量现实的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他进一步指出:“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16]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双方的力量呢?统一战线!是凭借谁能够建立起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谁更能“使自己变得多多的,使敌人变得少少的”。

齐泽克称“《矛盾论》只体现了黑格尔‘坏的无限性’”,说明他根本没有理解“两论”与“统战”之间的关联,没有理解毛泽东“对立统一”中的“统一”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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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为其导言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英译本 图片来源:Verso

当然,毛泽东撰写“两论”也绝不止于施拉姆所说的“获得理论家的声望”。毛泽东虽有向那些具有留洋经历的教条主义者宣战的意图,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现实形势迫切地新的理论指导。而这些理论又不仅仅停留于当下形势,它们更影响了毛泽东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他看来,“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不平衡性”不只适用于抗日战争,更适用于一切事物。

按照《教程》所述,波格达诺夫、布哈林都认为,“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

均衡论从补救弱点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机会主义的问题。例如说,在建筑材料的生产比较其他生产部门落后时,不去克服这种落后的状态,却以为应当减低资本的建设。

对此,毛泽东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批注:

不是扯高补低,而是克服落后,把低、落后提到先进的水平。不是先进向落后看齐,而是落后赶上前去。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补救弱点是可能的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这不是扩大矛盾去解决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方法。[17]

这段话难道只是为了当下状况而写的吗?我们对比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便不难得出结论。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把毛泽东称为“技师式的革命家”,他既不同于“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同于“学者式的革命家”。前者是“迷信经验”,“受物、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后者则仅仅想“努力理解”,“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作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无疑,所谓“工匠式”和“学者式”分别对应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共同的特点是把理论与实践相分离。而一名出色的技师则需要把他掌握的科学理论切实地应用于实践活动中去,并总结出新的理论,“他的作品就是中国革命。”[18]

对于毛泽东的理论革命,最不满意的人恐怕就是教条主义的典范,德国人李德了。李德称“两论”是“庸俗唯物主义”:

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19] 

然而不管李德先生是否愿意,他的批判都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按照他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拿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嘲笑恩格斯是个民科。我们更可以拿着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说他不过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哲学票友,完全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真理观和他对资本的理解。相比之下,考茨基倒是近乎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但是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是列宁而不是考茨基,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真正可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世界性力量,而不再只是学院哲学家用来炫耀自己智识优越性的玩具。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20]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无一例外都是在与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场“理论先行”的政治运动,其成败得失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避免理论的教条主义。这无疑是毛泽东最想揭示的真理。

注:本文第二节中有多处观点参考了社科院黄道炫研究员的《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一文(《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特此说明,以表谢忱。

参考文献:

[1] [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2]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8页。

[3] 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王芳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05期。

[4]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5月4日),《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5页。

[5] 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第545页。

[6] 《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9年2月),中共中央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7]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0页。

[8]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9] 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第540页。

[10]《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79页。

[11] 辑自[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16页。

[1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7页。

[1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1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8页。

[16]《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0页。

[1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2—104页。

[18]《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3—34页。

[19]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作者:萧蓉蓉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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