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叫座,因为理想时代芳华不再

那是红色记忆,也是正在消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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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活雷锋”已过时,“钱串子”才是王道。在这个对集体的感情逐渐消逝,对美好的赞扬已成笑谈的时代,冯小刚的《芳华》用富有个性的笔法重新书写那段红色记忆。那段遗失的美好,或许如芳华易逝,却值得我们怀念和记忆。

《芳华》是冯小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对红色记忆的商业化和戏谑化之后,他终于直面了铭刻入他的身体和情感中的社会主义印痕。

《芳华》里,那青春的理想、昂扬的歌声、活泼的舞步、懵懂的情绪和友爱的集体,与鲜红的旗帜、严肃的标语、冰冷的斗争和残酷的战争,这一切都混合为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忆。无数人一直拒绝坦诚地怀念它,无数人激烈地痛斥它,更有人希望我们从记忆和知识上,甚至从美学和情感上,都要永远遗忘它,遗忘它曾经所饱含的青春、理想、美好,以及残酷。这就是当代的记忆政治和美学政治。冯小刚起码重新让我们看见、听见,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感官性地、美学性地体悟它,让我们重新记忆。

的确,冯小刚或许更愿意感伤主义地怀旧,以致他似乎本能地曲解他所要描述的那段历史所内含的悲怆,将这种悲怆潜移默化为感伤和无奈。纵然如此,我们也应该对这种感伤和无奈致敬,因为正是这种感伤和无奈,隐蔽地同时又是直观地,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大门,发掘出遗忘的记忆,激荡起压抑的情感,并额外地允许我们赋予别样的诉说,允许我们在冯小刚那感伤的、模糊的、去政治化的处理中,重新把握或者强行把握住别样的东西。

冯小刚通过《芳华》无意中发现了一种美学,把那个红色年代所特有的美,从血与火之中,从贫穷与匮乏之中,从当下那些无穷的痛楚的回忆、激烈的抨击和虚构的诽谤之中,顽强地尝试拯救。他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同样也饱含着生机、理想,饱含着一种独特的美。

“活雷锋”刘峰

这种独特的美,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一种主体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活雷锋”刘峰,在他身上,我们终于能够再次隐约地感受到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形象由内而外所散发的人格美。刘峰是那样地善良、正直,那样地富于集体献身精神,与文工团的集体成员是那样地友爱。同时,他又是那样地有血有肉,那样地可观可感,那样地可亲可敬,那样地激发出我们内心的情感冲动和精神向往,促使我们如何小萍一样,渴求着与这样高尚的人相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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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还曾记得,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造就道德高尚、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人”,曾经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理想。而雷锋,在剥离了这个人物身上所涂抹的一切标语、符号、色彩和口水之后,他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最高典范。从原理上说,“社会主义新人”既具备了传统英雄的主观热情,又具备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同时我们应当说,“新人”与“英雄”的界限似乎极为模糊,甚至于带有排斥世俗性欲望的类宗教性的“圣徒”气息,并最终,带来了拒斥世俗性的危险。而雷锋,作为一个象征,甚至超越了“新人”与“英雄”,更为强烈地携带着这样的“共产主义圣徒”的气息。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圣徒气息,让林丁丁从生理上生出了排斥,她哭喊着,谁都可以抱她,但就是深爱着她的“活雷锋”刘峰,不能抱她。在她的这种拒绝里,潜藏着一个世俗个体对“社会主义新人”所蕴含的道德理想的深深疑惧乃至恐惧。

的确,这种疑惧和恐惧,本身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美学实践的后果。也许,从当下开始回溯,自1959年《创业史》发表以来,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已经越来越难以胜任“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了,由于越来越苛求一种“高大全”的美学形象,不知不觉,一种能够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人格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日益地在美学上断送了前途。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能够借助那些遗留的形式、词语、情绪积淀和人物塑造模式,勉为其难地创造些许仍有美学感召力的“改革者”形象,那么自那而后,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这种“社会主义新人”都不再可感了,都不再美了,不再能够激发我们的情感冲动和精神向往了,我们甚至已经从美学上、最后从精神上,决绝地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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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之后的当代文化语境里,“雷锋”的确是不可理解的。这种不可理解的根源,正在于我们早已经怀疑和拒斥了“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理想。一个集体主义的奉献者,是如何可能的呢?必然是“假大空”,必然是“伪君子”,而历史的确也为此提供了无数例证。从此,我们只能理解自由个体,个人主义者,甚至我们竟然必须去把自私自利的“理性人”视为当然的人性假设。

然而《芳华》重新激活了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理想。刘峰是“活雷锋”,然而他绝不“假大空”,绝不虚伪,他有血有肉,鲜明高大,他拥有雷锋的高尚人格,献身于集体,但同时又不堕入到那种禁欲的夸张中,他的高尚扎根于日常生活,扎根于他所身处的文工团集体,他的高尚是顺着人情物理向前延伸的。

因此,一场战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就为“英雄”,但战争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地复归于一个道德高尚的平凡人。刘峰的塑造是一次饱满充实的美学实践,特别是相对于严歌苓的原著来说,更是如此。纵然这种美学实践不得不借助当代文化中的审美时尚(对当红偶像黄轩的选择)、流行趣味(售卖情怀)乃至情爱悲欢的基本模式,甚至有将这种人格美转化为一般意义的“好人”之善良的嫌疑。但无论如何,冯小刚让我们在当代这种残酷而迥异的文化氛围里,不但是从美学上,而且是从情感上,重新体悟到早已逝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美,以及其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和信念的美好。

一旦我们事先理解了刘峰的前史,理解了刘峰之为刘峰的时代条件,他所散发的人格美,便还能在深深感动我们、温暖我们、鼓舞我们之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追思那早已逝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理想和美学理想。也正是这种激活,迫使我们再次醒悟曾经的失败:社会主义政治如果不同时是美学的和情感的,它又如何能够赋予自身以正当性呢?也正是这种激活,让我们不得不喟然感慨:如今,“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理想,终于是未竟的了。的确,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那自我损耗的激烈实验、改革时代的诉苦性回忆、市场时代的调侃消费之后,那些“社会主义新人”不是已经“假大空”,就是已然尘封于历史,这种主体形象所内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都已经如芳华一样,随着岁月而流逝,直至今天,甚至连怀旧都要鼓起莫大勇气。

文工团

不过,刘峰的高尚之所以那样可亲可感,不还在于冯小刚营造了他心中的梦,他心中的乌托邦,他心中的那个短暂而美好的文工团吗?这个文工团,像是火红而残酷的革命氛围中的飞地,虽然与轰轰烈烈的历史紧密交织,但又在历史的罅隙中自在自足。

文工团太美好了,在这里,灿烂的阳光、明丽的色彩、健朗的艺术、青春的男女、懵懂的情感,这一切都令人陶醉,令人怀念。而那最令人陶醉和怀念之处,正是因了文工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冯小刚总是用怀旧的、温暖的影像风格来呈现文工团的集体性:集体空间的不断切换,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齐声的歌唱,而在这一共同体中,是一个个活泼泼的青年男女,他们都信靠、依赖和热爱这个共同体,但同时又都张扬着生命热情,散发着青春活力。正是在这样活泼泼的共同体中,刘峰的高尚形象才获得了实在性,而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象征符号。事实上,这个活泼友爱的共同体已被刘峰所象征、所奉献、所维系,刘峰与文工团的集体性,是互为象征的。而那些无时无刻不赞颂着集体主义的革命歌舞,即使是文工团散伙的终曲《沂蒙颂》,也都被调用来赞颂着、象征着、烘托着乃至营造着文工团的集体情感。于是,因了这种集体感情的维系,因了每一个青春男女所张扬的活力和热情,因了刘峰作为共同体的化身,文工团更像是一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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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化乃至原子化的当代文化氛围和情感氛围里,冯小刚饱含深情地重新让我们追思那曾经逝去的集体和集体主义。正是今天深入每个人肺腑的孤独和忧郁,让他愿意冒险并使我们为之感动。身处当下的我们,如同冯小刚一样,在个体自由和市场经济之外,还渴慕着一个集体,渴慕着一种相濡以沫的集体感情。

但我们其实会发现,《芳华》中的文工团和刘峰,其实凝聚了毛泽东时代那些最为美好的东西。这个时代的社会理想具象化为文工团,道德理想则肉身化为刘峰。而这最美好的东西的核心,就是那种集体主义,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要素,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要素。尽管我们明知,冯小刚并不愿意或不敢挑破这一层历史关系,他更愿意感伤地、无奈地怀念它,在美学上直观地呈现它。但是,他果真就那样地对文工团和刘峰的历史性一无所知吗?

事实上,文工团并没有解散于毛泽东的逝世的1976年,甚至也没有解散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1979年,只有当邓丽君的歌声代替《沂蒙颂》,悄然在女兵寝室唱响,当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代替毛泽东画像,张扬地悬挂于文工团门口,才注定了文工团所象征的那种文化和理想的终结。当时间仓促而急速地向1980年代、1990年代趋近,当文工团骨干林丁丁移民澳洲,身材臃肿早已不复当年风采,当“活雷锋”、“战斗英雄”刘峰在市场经济的前哨阵地穷困潦倒,文工团、刘峰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便反向地获得证明。即便冯小刚或许只想感伤地、怀旧地对“一代人的芳华”进行迟到的追悼,也无可避免地揭露了这层历史关系,揭露了曾经的集体、曾经的集体主义与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关系。

冯小刚当然也没有回避文工团作为乌托邦、刘峰作为道德理想所内含的脆弱。在文工团里,也有欺压,正如何小萍所时刻感受到的,也有阶级分化,正如平民子弟萧穗子和红二代郝淑雯的关系,也有阴谋诡计,正如林丁丁污蔑刘峰耍流氓。所有这一切,损害着文工团这一共同体,损害着渗透其中的集体感情。然而,意识到所有这些残缺后,冯小刚还是深情地怀念文工团的美好,用心地塑造着“活雷锋”刘峰,因为他知道,在时代剧变之前,那的确仍然潜藏着市场经济新时代所没有的美好。《芳华》中的文工团是一个有现实感的乌托邦,也是一个临时性的乌托邦,它如毛泽东时代的乌托邦实践一样,孕育、激发但同时又能够暂时地遮蔽、压制那些脆弱、残缺、阴暗乃至残酷。例如阶级分野。文工团中的小号手、红二代陈灿,曾经竭尽全力隐瞒自己的出身,并且瞧不上同为红二代的郝淑雯,然而,在文工团解散的那一天,对陈灿满怀情愫的萧穗子忽然发现郝淑雯与陈灿“门当户对地”好上了。在新时代,在文工团的集体性不复存在的那一刻,阶级便突然露出它的狰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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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滚滚而至。在这个时代,红二代依旧顺风顺水,活成了“钱串子”,而“活雷锋”、“战斗英雄”刘峰,却捉襟见肘穷困潦倒。当郝淑雯面对讹钱的联防队哭喊道:“你们就这样欺负一个战斗英雄吗!”这一声哭喊尽管真诚,但除了反证她的阶级优势之外,难道就足以将刘峰从阶级分 化的残酷和时代剧变的动荡中拯救出来吗?当刘峰的高尚人格不再有任何集体主义的空间作为依托之所时,无论是“活雷锋”,还是“战斗英雄”,都注定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明白,何以文工团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能临时性地被缅怀为乌托邦,何以“活雷锋”刘峰,只有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文工团集体中,才可能从精神上、情感上乃至美学上打动我们。尽管我们明知,这个答案混杂着太多的疑惑、不安和痛苦,但如果我们需要真正理解芳华之为芳华,我们也只好直面这个不算答案的答案。

或许,我们可以不把这部电影仅仅看作是为了消费情怀、缅怀青春和感慨时光,它能够承载更深的理解。在当下严苛的文化环境里,冯小刚已然尽力,其余的,只能依靠我们的观看、我们的理解、我们的阐释,来使它获得别样的意义。如冯小刚那样,我们也意识到芳华早已逝去无法挽回,但我们还能意识到,伴随着这种消逝的,还有一种美、一种理想。值得怀念和记忆的,远远不只是一代人的芳华。

作者:戍安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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