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变异和逃逸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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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主义这个近两百年来最大的社会想象,已经深刻地塑造了当今世界。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其实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只是它不断地在修正和变异,且已经扩散得难以分辨其形状,但它依然会成为影响未来样貌的显性或隐性基因。

如果说直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史还局限在欧美范围内,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它显然已经成为了一部全球史。当它遭遇到世界范围内各个地方语境,尤其是和当地的政治形势、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组合的时候,原本发生在欧洲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就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异,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体量,企图逃离经典学说的引力。

1924年,列宁带着巨大的遗憾在苏联去世。在此后的时间里,如果把布哈林的观点看成是苏俄建国初期的急就章,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对列宁政党学说的放大,再把托洛茨基的观点看成是围绕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最后把苏共二十大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系列政策,看成是对斯大林主义捅出篓子的修修补补,那么,基本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苏联时期,在思想观念上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在东欧,除了卢卡奇的著述产生了一些灿烂之色外,二战之后东欧的非斯大林的革命思想发展,几乎完全被苏联的强大压力所遏制而未能充分发育。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各国都在寻找替代斯大林主义的方案,看起来只要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理论都会有市场,但即使是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尝试,仍然反复被苏联的干涉所打断。

相比南美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初生阶段就被美国所扼杀——墨西哥谚语:“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东欧的悲剧则在于“离上帝虽然不远,但离苏联实在太近”。剧变之后的东欧,并没有让人看到太多从社会主义遗产中生长出来的新东西,就急匆匆地投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和本地传统宗教的怀抱——东欧各国在剧变之后生发出的艺术成就,其实更多来自宗教传统母题的滋养,以及西欧消费市场的支持。

作为最早以国家形态和苏联决裂的南斯拉夫,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被称为“实践派”的革命理论体系。南斯拉夫时期的那些社会主义不少理论家有当游击队员的经历,既有斗争经验,又可以讨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问题——因此可以想象,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哲学脉络为何会在解体之后诞生齐泽克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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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批判家、左翼学者齐泽克 图片来源:网络

南斯拉夫政治和思想,以反对斯大林为基础:允许了工人联合会的自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得到了分离。看似这样的基层自治组织和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能达成制衡,或者在妥协中进行矛盾调和,但实际上,这种妥协往往争论不休,甚至自行其是,还造成各个企业的盲目生产,国家也无法兼顾基础建设。

整个国家的实践在左与右的胶着中,产生着巨大的相互制约,别扭地纠缠在一起:既强调地方的自治,地方的各自为政又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整个政治氛围方面,既有一定的言论自由,但又受制于严厉的警察控制手段,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既可以发表措辞严厉的抨击言论,但这并不代表不会被投进监狱……

从反对错误的实践出发,不一定就会导向“正确”。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西欧诸国的左翼运动中,一直就没有占到绝对主导的影响,那么到了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就更加清晰地断裂开来。然而,这种所谓的“断裂”,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毕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一阵营里,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直就在发生互动。

在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欧洲,因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很难说还存在着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无产者——很大程度上,那种残酷的遭遇被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转移到了欧洲之外的地区。所以,资本主义阵营里的欧洲知识分子做出的判断,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所处区域和学科的局限。尽管他们还兼具某些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比如否定改良派的立场,批判代议制民主的虚伪,但更多继承的还是“修正主义”的传统,而且更多地针对知识分子群体发起思想意识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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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左前方),阿多诺(右前方)与哈贝马斯(背景右方),他们均属于法兰克福学派 图片来源:Wikipedia

法兰克福学派非常怀疑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和解放作用。最终,他们在政治学说的层面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和批判现有文化的出发点和辅助手段。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大部分的论述是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着力于对“物化”的社会影响做出批判,进而再延伸到文化艺术界,演变为对各个学科“体制异化”的批判:比如拒绝社会对个体的角色分工,认为每个人的能动性可以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表现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少的独断色彩,总体上都有模糊和不连贯的特点。霍克海默提出的“开放的辩证法”,也是颇具相对主义色彩的探索——这些都是今天西方文化艺术界无可辩驳的主流学术主张。

战后西欧各国的马克思理论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法国和德国,意大利则诞生了不少用类似表现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形式对思想史进行重写的大师。

在法国,对于物化的批判更多地和精神分析、生物学、美学结合起来,所以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一样,在剔除了工人阶级特殊历史使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后,他们所说的革命,指向的是“感受力”、“日常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列斐伏尔对后世城市景观规划的学科影响巨大,阿尔都塞的研究结合了人类学,朗西埃则借鉴了美学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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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 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似曾相似的隐性和显性的马克思主义基因仍然在当前发挥着影响,也形成了重大的困扰。如果说启蒙运动把人从宗教神话的困境里解放了出来,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就在于把人从关于革命神话的困境中解放了出来,但这个逻辑走到道路的尽头,依然是带有极强惯性的动作——对任何的先验性进行“勇猛”地否定(如同高分贝的口号呼吁),甚至有点像一出滑稽的表演,但又极其缺乏想象力——这种“解放”本身意味着什么,目前大多数的答案都难以让人满意。

这场由批判延伸出来的“解放”运动,虽然看起来是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但却塑造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异托邦”世界。对理论理性的维护,甚至包括反理论理性的主张,都无法阻止它走向最终沉寂的衰败。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有趣的异类应该算是马尔库塞。他被称为六十年代欧洲学生运动的意识形态领袖。他把关注焦点从工人阶级那里转移到学生、激进派少数分子和流氓无产者身上(也包括在经济技术上落后的国家民族),他认为这些人代表着“不成熟、不充分”的力量,他们的结盟,他们的造反是关键性的因素,即便这些造反运动本身看起来不足以对现实产生什么改变。马尔库塞不想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西方阵营里,工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后来五月风暴和日本学运中,工会确实站在了和政府保持一致的态度上呼吁维稳。这种尴尬导致西方阵营的共产党在70年代普遍被民众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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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 图片来源:Wikipedia

除了“去除工人阶级”,马尔库塞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还包含了“去除历史”。这是指对未来的展望不应该来源于对历史变化的研究(他非常反对认识论和传统历史学研究在时间线上对社会变化进行观察的思维逻辑)。简单概括就是,“做决断不必回看历史经验,要根据当下的形势‘就地发明’做决断的方式”。

马尔库塞还会强调“去除学科崇拜”,破除逻辑、数学和经验科学的这种学术权威——这点暗合朗西埃在“不教而教”例子里提到的Jacotot,尽管马尔库塞的思考路径和后来的朗西埃完全不同。

既然是如此剧烈的颠覆,这股力量必然诉诸于暴力,因为这代表了“更高”的正义,这个“更高”正是相对于现存社会秩序而言的。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青年造反运动如果被限制在合法和非暴力的界限内是非常荒谬的。

马尔库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像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用哲学话语来高声宣读尚未到来之未来的“启示录”朗读者,一个“当代的彼得”——彼得在世的意义,就是宣布耶稣是基督,至于耶稣该如何描述,那不是彼得的工作,而且那也是不可能的工作——所以对他而言,没有必要去描述清楚他所声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未到来的世界是事先无法描述的。我们只需要被“告知”:必须彻底超越现存的社会,进行一场“总体的革命”,发明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环境。

就算是如此激进地、反对理论理性的主张,仍然诞生自理论理性的“硬币的另一面”——古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因完美而自恋,因自恋而逐渐走向封闭,直至最终坐化。欧洲知识分子高度发达的理性思想,将文明拖入慢性自杀的发展,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欧洲瘫痪无力的一种证据,却是有力的。

20世纪后半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大的贡献无疑来自中国,因为从几百年来被君主专制压迫、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民众实践中提炼出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教训。中国实践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含了对等级压迫的深切痛恨,但同时又保留了对压迫力量的敬畏——这种复杂还包含了:普通民众对特权阶层文化,既彻底的不信任,但又不得不彻底依赖;一方面既赞颂劳作带来的身体充实感,又鄙视将自己置于被压迫底层的劳作;这种矛盾,在中国传唱百年的底层民歌里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既有苍茫悲凉的哀叹,也有调侃和喜庆。

如果把这种矛盾性看成是所有被压迫者的普遍共性,这是否就意味着:占全世界90%的人群,都有类似特性?无论他们来自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或许,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其意义不在于评判经验和教训本身的对与错,而在于思考,提炼自这个拥有最大规模和体量的人群的经验和教训,到底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

林彪曾说,要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放到全球的范围里去实践——中国的革命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全世界被压迫的群体中复制,很难论证。毕竟,体量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力量的叠加,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对立、割裂可能更加严重,组织的难度也更大——但这,至少是一个视野广博、特征鲜明的实践策略。

中国的革命在战争年代走的是依靠多数人口的草根路线,要在这样的人群规模中进行实践,领导者很难不宣扬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策略,这种实用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政治里逻辑严密的实用主义思想完全不同。中国领袖的思想几乎全是实践格言,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也全部都是——这些格言警句能让人记起来,并不是因为什么精彩的逻辑思辨,而是因为几乎全部都和指导实践工作挂钩,而且颇具幽默感。或许,中国的领袖没有建立起深刻理论的能力和外部条件——以至于熟读马克思经典的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轻松地找出《矛盾论》里有关辩证法论述的漏洞——这种几乎没有什么哲学深度的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无禁忌,直至今天,也在以尽可能大的规模和尽可能快的速度,把中国的实践带离马克思,或者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脱钩。如果这种“远离”或者“逃逸”,可以被称之为贡献的话,中国实践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他思想相比,拥有更好的延展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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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宣传画 图片来源:网络

从马克思和巴枯宁之争,到开始变得有点复杂和戏剧性的卢森堡和列宁之争,再到现在完全碎化、扩展得无影无踪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共产主义这个近两百年来最大的社会想象,已经深刻地塑造了当今世界。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其实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只是它不断地在修正和变异,且已经扩散得难以分辨其形状。很难说它的继续变化,不会成为影响未来样貌的显性或隐性基因——尽管那时候的世界,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所许诺的那个世界。

此时此刻,人世间呀

天昏地暗,阴沉长久

……

大人们说你死了

小孩也说你死了

……

时时侧耳

听着后面

……

此时此刻,人世间呀

天昏地暗,阴沉长久

……

来到祖先分离的地方

……

什么也看不见

只见得一个,打扮得冷冰冰的人

……

喊他,他不答

叫他,他不应——

“那人是不是你呀?”

“真的是不是你呀?”

以上文字出自《指路经》并改编。

致:一个幽灵,在陆地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最后的围剿,当代世界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本文为《未来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基因》系列的完结篇,点击以下文字即可回顾本系列先前内容:

广记:未来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基因(上)

大激辩:“后马克思时代”的内部分裂和相互斗争

作者:宋轶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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