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园里的“低端人口”是怎样机智地为自己维权的?

在面临非正规用工的挑战时,美国和韩国工人和工会组织通过策略性地运用道德、公平等符号性筹码的方式,增强了自己的谈判能力,重塑了劳工力量。这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派遣工人抗争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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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哈佛校园清洁工们为争取加薪而进行的罢工集会 图片来源:Harvard Magazine

2001年2月,在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的组织下,超过700名哈佛大学的校园清洁工人在校园集会,反对校方将他们转为派遣工人。清洁工人的行动得到了大学教授、学生团体的支持,他们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哈佛大学对工人负责、并提高工人的小时工资。哈佛大学迫于各方压力,被迫与工会和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发生在哈佛大学的这一幕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派遣工人抗争的新图景。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非正规用工日益盛行,派遣和外包日益成为普遍的用工方式。这些工人通常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通常不享有正规就业工人的法律权益和工作保障。在这一背景下,位于劳动力市场边缘地位的工人应如何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ennifer Jihye Chun的著作《在边缘组织起来:韩国和美国劳工的符号政治》(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bo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该书主要分析了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地位的工人的抗争策略,并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2012年种族、性别和阶级板块的杰出书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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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un比较了韩国和美国劳工运动,发现老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都在面临类似的挑战和转折:1. 两国的经济都在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服务业逐渐取代了制造业成为雇佣劳工人数最多的行业。2. 随着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的兴起,派遣工、外包工等成为普遍的用工方式。非正规用工模糊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让雇主得以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制造业、交通业和矿业的工人相比,服务行业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较弱,单个工作场所的集体行动很难对整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因此传统的工作场所静坐罢工策略难以为工人赢得重大的经济和劳动权益。

上述变化导致传统的工会组织和斗争方式的衰落。传统工会组织通常是保护在制造行业的男性正式工人的经济权益,在以女性、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为主要群体的服务业工人和非政治就业工人中工会率很低。为了解决工会率下降和非正规用工的问题,美韩两国的工会组织开始着重组织边缘工人,并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

例如,从1995年开始,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转变了以前排斥移民工人的保守策略,开始积极组织移民工人并保护他(她)们的权益;美国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更是致力于组织清洁工、收银员、保安等服务业工人,并专注于改善他(她)们的工作环境和经济状态。服务行业工会和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工会在当下已经成为美韩两国增长最快的工会之一。因此,边缘工人的力量和抗争已经成为劳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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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清洁工人为争取权益罢工的宣传标语 图片来源:CTUL

边缘工人的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符号抗争”(symbolic struggle),即围绕“道德”、“正义”等文化含义而展开的劳资博弈。符号抗争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分类的斗争”(classification struggle),重点是强调派遣工人面临的困境不仅属于法律范畴,更涉及道德范畴。通过将派遣工人的处境划入道德范围,工人可以绕过法律的模糊地带,有效迫使资方为工人权益承担责任。

例如,1996年韩国首尔大学开始将校园保管员工作外包,导致这些校园工人的身份从学校的直接雇员变成外包公司的雇员。工作外包之后,外包公司开始大幅削减工人工资。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校园工人联系了首尔大学的进步学生团体和公民组织,并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校园工人并不占优势,因为校方和外包公司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但是,校园工人策略性地进行了“分类的斗争”,强调他们的行动不是法律抗争,而是基于道德价值的抗争。工人和工会强调,首尔大学是韩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不应如此剥削最基层的校园工人,而应为他们的权益承担道德责任。通过这一方式,工人成功占领了道德高地,迫使校方回应工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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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8月8日至9月13日,广州大学城的环卫工人进行了一场为期37天的罢工。在这场罢工中,工友们向周围的学生表达他们的诉求,而这场维权运动很快地就得到了大学生的关注。众多学生自发前往支援,在社交网络上积极分享、转发,同时签名表示支持。联名的学生既来自省内外,同时也有来自国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符号性抗争的另一个面向是“公共表演”(public drama),即工人运用媒体、集会等手段在公众面前曝光雇主的不合理行径,从而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对雇主的道德施压。同时,社会运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技巧也为边缘工人的行动提供了经验和策略。

例如,在1996到1997年,当美国南加州大学拒绝与派遣工人协商时,学生和工人占据了学校大门和校园中心区域,并利用学校招聘日和毕业典礼等时机向公众宣传校方的不合理行径。大学学生还通过校园报纸、校友网络等途径吸引公众关注,要求校方为校园工人承担的经济和道德责任。此外,工会还动员了当地社区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现身校园集会、支持工人的行动。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学校为了挽回自身的公共形象和树立学校价值,不得不就工人要求做出妥协。因此,公共表演也是增强工人谈判能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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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学生群体加入到哈佛食堂工人的罢工集会中。这场罢工进行了22天,为了支持这些工人,数百名学生们走出教室,占领了奥本街124号的大厅,与校方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合同协议。这场罢工为哈佛大学食堂工人赢得了来自大学的3.5万美元的最低收入和医疗补助 图片来源:Harvard Magazine

总之,Chun的全球民族志研究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在非正规用工的背景下,劳工行动策略的变化,同时也分析了边缘工人挑战非正规用工的可能性。她反驳了边缘工人难以被组织起来的观点,认为在面临非正规用工的挑战时,工人和工会组织能够通过运用道德、公平等符号性筹码的方式重塑劳工力量。她的研究也为中国派遣工人的抗争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但是,笔者也认为这本书对解释中国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美国和韩国的经验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基础薄弱,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能给予工人的支持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威权国家中的边缘工人如何运用符号抗争?公民社会组织和群体(如学生、新闻媒体)如何能给边缘工人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边缘工人的抗争在劳工运动中能否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

作者:青草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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