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不仅陪跑了诺奖,还见证了日本经济的辉煌与落寞

虽然今年又陪跑,村上的“日本梦”还是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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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挪威的森林剧照》

编者按:2017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村上春树再次陪跑。作为“团块世代”,村上春树的文字里记录了一代人“日本梦”的泡沫与崩溃。

今年68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于2月24日在日本发售了最新的长篇小说《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从其29岁出道时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此后每一次村上的新作面世,都几乎免不了引领起一场购买和评论的热潮,媒体一时间也会犹如集体去参加村上最爱的马拉松跑步一样异常热闹和欢腾。不过,今天要聊的不是村上的小说,而是借用他在另一本富于现实意义的散文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1]中对日本社会的描述,回到新千年之前日本的高速发展时代,看一看,想一想。

一、朗日和风,那是最好的时代

首先,村上春树在其声称为“首部自传性作品”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对自己出道前后的生活进行了如下描述: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地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呃,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好也罢坏也罢)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世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作。

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至于为什么要结婚,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又讨厌进公司就职(至于为什么讨厌就职,这也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现在也经常听),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几个时代信息:首先,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年轻人——“大家”一方面已经广泛受惠于战后迅速提高的中等教育普及率,大部分还有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高考战争”和业绩评价的硝烟当时还没有弥漫开来,用村上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分数啦名次啦偏差值啦”,“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种玩意儿还不存在”,“校园欺凌和拒绝上学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大学毕业后可以顺利地“接着就业”。即使有“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也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处开起小店来”;“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大家都默契遵照着“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还没有出现晚婚化、少子化、老龄化等等问题。“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

是啊,那简直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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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社会下的:教育、工作、家庭

不过,让我们再冷静地细察一下,那个好时代中生机勃勃、乐趣无穷的日本社会究竟是维系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这种结构中蕴含的问题又是些什么?而那些问题在此后乃至至今的发展进程中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被留存和延宕?亦或在怎样的程度上被反省和克服的呢?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借用日本教育社会学者本田由纪提出的“日本战后循环型发展模式”这一概念,来走进当时的社会时空。“战后循环型发展模式”,即一种形成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并被建构在教育-工作-家族这三个领域中的一种三位一体的缠绕关系和社会构造。

不难忆起,二战后随着冷战帷幕的迅速拉开,美国一改冷战前期的对日占领政策,而将日本视为在反苏反共和作为远东军事据点意义上的重要“同盟”。以此关系转换为前提,日本在经济方面得以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特需”动力实现了迅速复兴,自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就达到了年均8%~9%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进入所谓的高速发展期。1973年,虽然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有所回落,但是自七十年代后半至八十年代间,日本经济也仍旧保持在年均4.2%左右的稳定增长率,“富裕”的实感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直至泡沫经济崩溃和冷战终结,转入“消失的十年”。

回到村上春树的话题上来,生于1949年的村上,是被称为“团块世代”的一代人。对此,村上有如下自述:

“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差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可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这种行为,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我就读的那所神户的高中是所谓的公立“重点学校”,每个学年都有超过六百名学生,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我们属于‘团块世代’[指在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出生的人] ,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里,各门功课定期考试前五十名的学生,姓名都要公布出来(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可那份名单里几乎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不属于那约占一成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呃,往好里说,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也就是说,像村上一样被称为“团块世代”的人们,恰好集中出生在日本战后复兴的时期里,而其从小学至大学的阶段(1960~1970年代),又完美地和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重合在一起。尤其自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战后思想的实践和政治运动渐露疲态,人们逐渐将想象力从彼岸拉回,返回到此岸的生活之中。此后的社会氛围,便恰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标语一样——“快速、强力、发展”,一切扶摇直上,此岸的未来闪闪发光。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工作-家族”这种三位一体的“战后循环型”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呢?回到村上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年轻人们从学校毕业之后,立即可以作为应届生得到统一的正式录用。这种“应届生统一录用”的模式,其实是呼应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劳动市场人力不足的迫切需求才应运而生的,一方面是高中扩建大学扩招,另一方面是很多应届生在毕业之前就被企业早早地“内定”下来,并且这种迫不及待的录用均以“终生雇用”“年功序列”这两大日企政策作为前提性的就业保障。因此,年轻人在职场中可以期待随着晋升或就职年限的增加而获得上涨的工资,并可以将逐渐充裕起来的收入用于下一代的教育中去。结婚养家没有问题,生子育孩也可以承担,在丈夫工作和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接受男主外女主内(丈夫认真工作养家、妻子操持用度顾家)的性别分工也是当时大部分都市核心家庭的现实选择。而且,承担着守护家庭和育子职责的专业主妇,自然比较注重对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管理,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也会倾注较多的期望和投入。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当时日本政府对于学校教育领域的投入和财政支出比较低的情况下,子女教育实质上是由家庭在校外教育方面作出了弥补,也就是说,下一代的教育保障实际上更多地是依靠家庭层面的付出和支出而得以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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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块世代村上春树

幸好,“团块世代”的父亲们稳定上升的工资,毕竟可以承担起孩子们上涨的学费和各种校外补习费,而母亲们也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监管子女的学习过程。只要孩子们通过升学和大学的洗礼,又可以顺利地进入企业获得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育子,工作……往复循环。如此,只要日本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做好对企业事业的支援(虽然同时抑制了对教育和家庭方面的支出),便可以通过将某一领域获得的资源作为下一个领域的再生产资源加以投入的方式,实现“教育-工作-家族”三个系统间的循环发展。这种模式,在泡沫经济崩溃前,一直成为支撑战后日本社会和家庭发展的主要模式。也正是因为以此循环系统作为前提,才得以巩固日本战后形成的以企业为中心、加速地域开发的经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彼时发展梦的滚滚大潮中,正如村上所说,即使有“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也可以创业创新,“到处开起小店来”,碰着运气,去寻找到世间适合自己的“缝隙”,“好歹能生存下去”。

三、繁荣背后,帘幕无重数

但是,回望彼时日本的发展,日本学者们也早已指出,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其成立之初,就开始内含了自身的病理。

比如,教育、工作和家庭各个系统间的循环运作,每一个系统的目标只是单一地指向下一个系统,而因此必然在某种先行主义的倾向中,造成自身系统内部的空洞化和对自身问题的无视。例如,在教育领域中,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进入好公司,而对学习本身的意义、对以成绩和业绩为中心的竞争规则及其合法性却不予关注和追问。同样,在家庭领域中,因为男性的职责被定位于婚后挣钱养家,所以其在职场为了确保稳定的工作并完成某种社会角色,就需要充当“企业战士”、“公司人”甚至是“社畜”;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担负起家庭内部职责和监管子女教育的女性,即使家庭内部的某种空洞化和形骸化已经开始蔓延,也同样没有多少余裕停下来重新凝视家庭自身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种被定位为“良妻贤母”的家庭内部的女性角色,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家庭中女性被视为坚强温暖的“大后方”时,某种一脉相承的奇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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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是日本企业底层上班族的自嘲用语。

此外,被这种安定富足的生活所浸润滋养起来的,还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价值取向。即人人都只关心和守护自己的生活权,并自足于自己的内部世界。为了做好“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村上语),甚至不惜赶走和排除其他的异己者,因此更加排外和自闭,也越发失去了与他者连带和团结的契机。

其实,对于战后日本的“私”与“公”的关系,日本学者藤田省三曾指出,以“私生活”为基盘建立起来的日本的“战后”时代,在人们关注个人主义和偏向私生活的意识指向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作为个体之人对于战前“国家”的抵抗姿态。因此,在这种围绕战前和战后展开反思的意义上,在这个层面的“公”-“私”相对中,“私”的位置其实是具有它的优越性和重要意义的。可惜,随着高速发展列车的启航,“私生活”所具有的抵抗姿态也在加速度中被逐渐风蚀和瓦解,其想象和构筑另一个世界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甚至难免被抽空成另一种面向上的自足排外的“私生活利己主义”。在以经济为中心、以开发主义为范式的时代氛围里,随着科技、消费、地域开发和城市化等新象征物的浮现,人们不管有意无意,都愿意把那些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意兴阑珊的政治情绪和破碎的自我认同推向历史的彼岸,然后乖巧地回归到眼前自足繁荣的、不触及外部问题的、保守自闭的私生活轨迹上来。

四、旧事如流水,前途路漫长

“快速、强力、发展”,在持续稳定的繁荣中,日本的民众的确迎来了一个筑梦的时代,一个我爱我家的时代,一个安定生活“中流”富足的时代。在如此舒暖温柔的时代中,人们可以选择背过身去,不去理睬在1960年代前后不断暴露出来的公害问题,也可以选择不去看见这份光鲜亮丽的繁荣本身是依附在“55年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上的事实,甚至可以完全不去关心自己所置身的高效迅捷的都市消费生活,与作为其稳定能源供应和安全保障的区域之间那些看似无关、实际却亲密无间的联系,即例如东京-福岛核电站、大阪-敦贺核电站、日本本土-冲绳美军基地等的相互关系。毕竟,只要确保自己的生活一切照常温暖舒适,未来之梦就依旧指日可期。

然而,当九十年代中后期经济的严冬袭来,战后对“安定”、“中流”抱有广泛认同的日本国民意识被无情地撕开一道道深深的裂缝,也从此撕裂了日本这个曾经被称为“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民众张开的安全防护网。时代的关键词摇身一变,人们蓦然发现眼前尽是“崩溃”、“破绽”、“危机”、“下落”、“凄惨”、“坍塌”……当产业社会的基盘不断动摇,而世间其他领域的保障安全网又褴褛不堪之时,无论是工作领域、还是教育或家庭领域,原先处于稳定循环结构中各个阶层,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对于那些原本就缺失了保障资源和被安置于牺牲体系中的人们,更无疑会遭到釜底抽薪般的沉重打击。

消失的十年过去时,日本重新响起的是“改革”的大合唱。呼应着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为了重振经济和提升竞争力,日本政府撸起袖子开始推行一系列“规制缓和”和有助于市场自由化的改革政策。然而,当自由的风迎面吹来,如今的日本,非正式雇用员工仍然占据着劳动者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稳定工作的非应届生正大幅增加,而就算那些好不容易被录用为正式员工的人,也早已失去曾经“终生雇用”的保障,相反面临着越发苛刻的劳动条件。

让我们回到村上的自述:

“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社会是有‘发展空间’的。所以个人与制度对立之类的问题会被这个空间吸收,没有演化成太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运动,而这种运动吞噬了各种矛盾与挫折感。换个说法就是,感到为难时,到处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余地和间隙之类的场所。然而高速增长时代早已结束,泡沫经济时代又已告终,到了现在,就很难找到这种避难空间了。只要顺应潮流就总会有办法,这种粗枝大叶的解决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村上说,今日之日本,是“避难空间不足”的日本。那么多的人,那么多样的人生,不再可以粗枝大叶,不再容易找到可以容身的避难空间。是人们不求上进了吗?还是“上进之路”本身需要被重新视为问题?人生之路,为何越走越窄了呢?

荏苒冬春去。年年岁岁,风月相似;新愁易积,旧痍未愈。梦阑之处何思量。

回望他人,也是为了回望自己。每一次,当那些自知单薄的人在深夜醒来,我们或许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可曾有一次对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是否还来得及重新审视和看清自己以及同时代人的身后那些历史的文化的漫长的阴影?是否还来得及挽回曾经因为自保而错失的那些通向他者并与他者相连的契机?

[1] 本文中涉及村上的引文均摘自村上春树的大陆译本《我的职业是小说家》(2017年1月1日,南海出版社出版),译者施小炜。村上的日本原版《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于2015年9月10日由Switch Publishing出版社在日发行,2016年10月1日又由新潮文库出版社发行了文库版。引文中横线为作者所标。

作者:朱奇莹

编辑:耄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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