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手记》:女同性恋身份探寻的动物寓言

邱妙津的同性爱情物语《鳄鱼手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伪装成“人”的鳄鱼,在人类社会孤独和受压迫的命运中不断寻求着身份认同,并用独创的方式定义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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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同性恋婚姻平权游行在台北市爆发。游行人群涌入城市主要街道,还将总统府围堵了个水泄不通。台湾媒体十分卖力地报道了游行状况:通过明星访谈、电视辩论、直播等方式,镜头不断展示着诸如彩虹旗盛典、亲吻的同性伴侣、有爱的老年同性伴侣与面露自豪前来支持的父母的场景。笔者执笔时,台湾14名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陪审团正在听审一桩民事案件,而这桩案件很可能促成台湾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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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湾争取同性婚姻的游行  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台湾社会及媒体对同性恋的认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三十年前,台湾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转变:在经历了连续的压迫统治后,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也不断激增,这给岛内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震撼。戒严令解除后的几年间,台湾多元文化发展繁荣,有文化的城里人,直接接触到了来自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种类空前繁多的文学与电影。大量关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和原住民权益的新的文化词汇也为人们所知。在这场文化爆炸中也凸显出一种现象,即学者马嘉兰(Fran Martins)在其《定位性相:台湾小说、电影与公众文化中的酷儿再现》中描述的 “越轨性向文学” (the literature of transgressive sexuality)的兴起。马嘉兰指出,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台湾,“黄金时段的电视新闻、新闻杂志和综艺节目最痴迷于报道这种耸人听闻的恐同题材。” 以至于”同性恋的意象在90年代的台湾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娱乐价值的商品,它对于观众的吸引力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是高收视率的保证“。1993年的一场臭名昭著的媒体丑闻中,一名台视新闻记者潜入台北市一家女同酒吧,用隐藏式摄影机拍下了酒吧多名女客,画面随后在台视晚间新闻中播放。马嘉兰指出,“配上记者的恐同评论”,这些画面的播放“使当中几个女客向家人‘被出柜’,这给她们造成了重大灾难。”台湾媒体对于越轨性取向场面的执迷便由此开始。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文化生活大爆炸的顶峰,媒体对于越轨性取向的关注不断升温,正是在此时,26岁英年自戕的著名小说家邱妙津走入了公众的视线。在她短暂却令人难忘的写作生涯中,台湾社会萌生了与今天相似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如今台湾强健的LGBTQ平权运动。邱妙津早期著有同性情爱作品《柏拉图之发》,后期作品以其书信体自杀回忆录《蒙马特遗书》而告终。1994年出版的《鳄鱼手记》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许博理翻译的英译版在2004年由《纽约评论丛书》出版)。不论从个人还是文学角度来看,《鳄鱼手记》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中文中对女同性恋者的主要称呼,便来自于小说主角的昵称“拉子”(读作la-za);小说也包含了定义台湾女同身份政治的重要篇章。“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讲述者拉子这番告白自己性向的话语,标志着台湾酷儿笛卡尔时刻(Cartesian moment)的到来。在未获主流文学奖项之前,《鳄鱼笔记》已为邱妙津带来了台湾及世界其他中文地区地下酷儿团体的热烈追捧。邱妙津的许多作品得到了译介,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而言,这是对她在当代酷儿文化与中文文化圈中重要地位的认可,也反驳了以西方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和英语母语者)普世价值主导的LGBTQ的解放故事。

《鳄鱼手记》的叙事由两条不同的螺旋线组成。主线沿拉子对大学生活的直觉轨迹展开,文字节奏上让人联想到伊丽莎白·伍兹尔的《百忧解王国》(Prozac Nation)。叙事从拉子在著名的台湾国立大学的第一天开始,以她孑然一人参加毕业典礼结束,中间记叙了她纵酒、性实验、以及对羞耻感、怪胎以及性向的黑暗沉思。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穿插书信体片段的形式,带领观众走近拉子与另一位女学生水伶汹涌湍急的爱恋,与一位比她稍稍年长的女性小凡的全部感情生涯,以及和一对男生(性情多变的梦生和梦生阴郁的爱人楚狂)与一对女生(充满活力的吞吞和吞吞时断时续的爱人至柔)的深厚友谊。虽然小说还是不如白先勇的《台北人》更接近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但它细微的人物刻画和插叙结构,营造出一种近乎乔伊斯式的质感。邱妙津一定很熟悉白先勇的这部1971年的小说。(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孽子》通常被广泛认为是台湾的第一部男同性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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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妙津在巴黎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像邱妙津的大部分作品那样,《鳄鱼手记》的情节可能让人觉得比较难读。小说记叙了拉子的纠结与心事重重,青少年时期记日记的人,都会熟悉这份焦虑和自我关注。小说把读者带入到作者痛苦和诚恳的内省之中,同时也构成了这种体裁的危险之处。即便是半自传式的作品,也需要一个“你”作为叙述的对象。在某一点,叙述者回忆起与水伶早期的友谊,认为那是“一种秘密约会, 但约会的对象并不知是约会。”这句话同样可以被用来描述这部小说。告解的亲密感与叙述者的单盲,可能让你意识不到作为一名读者,你已被构建为小说中的“人物”之一了。这种角色的反转,让你变成小说的亲密客体,成为邱妙津应征的告解对象。这本回忆录中,这种沟通媒介中的情感的转移(或者情感的误置)可能让人感到不适,但它却是作者标志性的文学成就之一。小说引用了大量文化典故,从电影《忧郁贝蒂》、《娃娃谷》到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再到作家安部公房、让·惹内和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是阅读的又一重挑战。读者被她鼓点般密集的超文学素养敲击,又意识到她的奇才与自我毁灭的欲望。也许把邱妙津称为台湾的大卫·华莱士并不为过。

邱妙津被如此多的人热爱,并被收入高中课本、搬上舞台、甚至被其他小说家虔诚地引用,自然有其原因。如果你懂得去发现,就会在所有邱妙津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浓密茂盛的美感。比如在《鳄鱼手记》中,主人公感情倾注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一位情人,而是台北这座城。如同《蒙马特遗书》中的巴黎,小说中的台北也拥有一种电影般的质感。相比小说中对台北慷慨深情的描写,它对人类爱慕对象的描写就显得断简残篇。拉子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来描写”情人小凡,可她对台北的描绘,74路公交车行程中逐渐显露的城市中那“辉煌的街景、夜晚扭动的人影,华丽而静抑”,流露出她对台北的迷恋。同时,《鳄鱼手记》中也传达了对性别、性向的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的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为小说增加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紧迫感。在当今社会,婚姻平权已成为LGBTQ解放运动的衡量标准。但在当时,这种性别与性向的可能性还未被固化为如今人们对婚姻平权的执迷(我这么说,并非怀念过去,而是对异性恋中心价值标准大量出现在婚姻平权运动中的担忧。我们不能用异性恋的正统价值观来作为同志平权的标准。在国家的监控下,似乎人们情感生活的快乐仅仅来自于能否获得政府的认可)。比如,在书中,拉子、梦生、楚狂三人一致同意性别二元存在缺陷,拉子解释道:

两个人类,互相吸引。因着什么呢?[…]因着阴阳互生的两性,或某种不可说的魔魅。但人们说是器官结构,阴茎对阴道,胸毛对乳房,胡须对长发。阴茎加胸毛加胡须规定等于阳,阴道加乳房加长发规定等于阴,阳插进阴开锁,宾果生出孩子。只有宾果声能盖成棋盘格,之外的都去阴去阳视做无性,抛掷在“格线外”的沧浪,也是更广被的“格线间”。

在论证了性别二元论可憎的不足之后,三个朋友的第一反应是给传统性别区隔的公共卫生间画上句号。“咱们三个去性化相处好不好?”梦生这个提议深得拉子的心,“毕竟三个人都被性别这头箍得变形,每个人多少都会。[…] 嗯,我们可以组成‘无性化共荣圈’,专营卫浴设备好了!”虽然三位朋友革命性的想法没能立刻实现,但他们对于性别问题的讨论异常精准地预示了当代的某些抗争。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只说起话来十分可爱的鳄鱼。这有什么让人可不喜欢的呢?书中关于拉子的段落沉重阴郁,但另一条叙事线则以相对轻快的笔调穿插描写了一只卡通式的、经常害羞的鳄鱼的日常生活。它喜欢做梦,时而烦恼,爱吃点心和看电视。尽管大多数的鳄鱼没有天敌,但小说中的大众媒体圈却对鳄鱼异常着迷,经常报道被发现的鳄鱼,臆测隐藏在都市中的鳄鱼都爱吃些什么、如何生殖,以及辩论它们应该被保护起来还是被扫灭掉。小说里的同名鳄鱼因为担心暴露身份,靠“人装”将自己隐藏起来。它生活在一间不起眼的地下室,为了不引起人怀疑,不敢在甜品店多买太多奶油泡芙(奶油泡芙自然是鳄鱼最爱吃的点心)。书中以诙谐的语调描述了年轻的酷儿第一次参加“同志”活动时表现出的尴尬和恐惧。这只隐居的鳄鱼不认识其他同类,当看到秘密鳄鱼舞会的传单,竟兴奋得睡不着。它鼓足勇气走进舞会地点:

鳄鱼 […] 低声问他们:“大家都是鳄鱼吗?”服务生微微点点头,鳄鱼害羞得想钻进签名桌底下 […] 鳄鱼最后感受到如家般的温暖。鳄鱼想,怎么每个鳄鱼都把“人装”穿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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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手记》和它的英文版  图片来源:网络

媒体对鳄鱼存在的臆测的狂热不断升温,直到鳄鱼几乎被哄骗上钩,要在一群热切的旁观者面前褪去人装。此时拉子介入,把鳄鱼拖回了自己家的地下室避难。在这里她跟鳄鱼一起拍摄了一卷带子,后来交给台视播出。小说的最后描述了片子的帷幕:鳄鱼坐着燃烧的浴盆飘向大海,旁白则引自英国男同志导演德雷克·贾曼的电影《花园》:“我无话可说。”

文学史上描写过很多诸如猫、螳螂这类会说话的动物,但《鳄鱼笔记》则颇为新颖。一方面,它使用了大量动物隐喻来刻画拉子的心理:在整部小说中,我们先后邂逅了猎豹、狮子、老虎、蜥蜴、臭鼬、野猪、蜗牛、水蛭、刺猬、猪、双壳类动物、甚至还有一只半人马。(朋友里最懂拉子的吞吞学的正是动物学,这并非偶然)但在这部心理描写式的动物寓言中里,出现了一只非常独特的文学动物。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性格阴郁,在房间里日渐颓废的格里高尔·萨姆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后来变成了一只甲虫——译者注),而是一只机智可爱的鳄鱼,喜欢在劳碌一天回到家后:

扭开电视机,看夜间新闻有关鳄鱼的报导,边坐在地下有滑轮的浴缸里用海绵块洗澡。手从小茶几上拿一罐罐头,把包住牙齿的牙罩整个拿下来,利用前门的尖牙在罐头上钻两个洞。它的尖牙是小长贝螺形,光滑,摸着会有轻痒感。齿套罩上后,恢复复成排平整的正常样式。鳄鱼喜欢用前端削尖的吸管,插在罐头里吸食,在水里玩一只绿色的塑胶鳄鱼,低头用两手挤鳄鱼的肚子,“唧”一声,水喷到鳄鱼脸上。

小说中拉子被耻辱感吞噬时,鳄鱼却慢慢开始接受自己身份。当拉子认为自己是“拉格维斯特笔下丑恶畸形的侏儒,塞在颈口细窄的小瓶中,隔着玻璃变得夸张的五官,紧贴着瓶挤眉弄眼”时,鳄鱼则开始培养着自己作为“天生的演员”的才华。早在视频播客出现的几十年之前,鳄鱼就看到了它的潜力,它只允许拉子透过摄像机的取景器同自己说话。当拉子不在时,鳄鱼也会录下视频消息,沉思道,“ [这算是一种] 沟通方式?我大概是历史上发现这件事的第一个人。”拉子或许觉得自己的身份不由自己控制,但是鳄鱼不断增长的自信却暗示着酷儿定义自己的一个更有力的媒介。作为拉子的第二自我,鳄鱼运用自己的媒体洞察力,以自己独创的方式来定义着自己。

在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全球报道同志权益的话语中,我们可能忘记了,对于许多酷儿来说,找到自己归属的社区、享有包括心理健康在内的医疗服务以及在恐同暴力发生时得到庇护依然十分重要;种族、经济、文化与性的多重压迫威胁着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生命。对于一个身份即假扮(假扮异性恋,或假扮另一性别)的人,戴上一层层的面具只是一种求生手段。特别是在同志权益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今天,邱妙津看似黑暗的作品有力地挑战着人们对同志权益狭隘的乐观。《鳄鱼手记》提醒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住着一只鳄鱼,互联网就是当今鳄鱼们首选的媒介。

Ari Larissa Heinrich 任教于洛杉矶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院。他翻译的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在2015年由《纽约评论丛书》出版。他的下一部作品《Chinese Surplus: Biopolitical Aesthetics 》,从艺术角度探索了人类身体在生物科技的年代如何获取社会价值。

原文链接: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onsider-the-crocodile-qiu-miaojins-lesbian-bestiary/

作者:Ari Larissa Heinrich

翻译:任静

校对、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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