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我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生前罕见电视采访,在意大利俯视梵蒂冈圣彼得罗大教堂的天台上,谈论共产主义、谈革命以及对政治的看法。

微信图片_20170729180348

“我很高兴来到罗马。你应该知道,对我们法国人来说,罗马城,以及整个意大利,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能遇见接近神的人物。”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这次访谈[1]开始前的开场白,彼时他正站在能够俯视梵蒂冈圣彼得罗大教堂的天台上。乐居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并不经常接受电视采访。因此在1980年4月的这次采访极为罕见,几周后他杀死了妻子埃莱娜。此次访谈由意大利记者、散文家和讲师雷纳托·帕拉斯坎多洛(Renato Parascandolo)主持,在意大利广播电台RAI播出,是《多媒体哲学百科全书》(Multimedia Encyclopaedia)节目的一部分。

1

阿尔都塞在天台上接受采访,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记者:阿尔都塞是如何成为阿尔都塞的?

阿尔都塞:可这个问题无趣极了……

记者:您能说说您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吗?

阿尔都塞:我的经历很简单。我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母亲出生在法国中部莫沃(Movo)的一个小贫农家庭,她后来决定到阿尔及利亚当护林员。我的父亲是一个阿尔萨斯人(英译者注:阿尔萨斯人即来自阿尔萨斯区的人),在1971年他选择来法国,但法国政府把他们赶去了阿尔及利亚。我的父母就这样邂逅了,直到1980年,我都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生活。[2]接着,我在马赛生活了六年,后来又在里昂生活了三年。我在军队里待了一年,然后被俘,并被送到德国待了五年,之后回到法国,于1948年完成了学业(哲学),留在高师当了教授。

记者:您的求知与文化经历呢?

阿尔都塞:我遇到了两个人。第一个是让·吉东(Jean Guitton),一名天主教哲学家,是教皇圣若望二十三世的朋友,教皇保禄六世的密友。他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学位论文。另一个是历史教授约瑟夫·乌尔禾(Joseph Hours),一个很棒的人。在1936年到1939年期间,他给我们讲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战争、战败、贝当失败(Petain’s defeat)的奇迹。他解释了贝当为何不得不掌权,解释了过去的一切……令人赞叹。所以我也是沿着这些思路来思考的,在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还在上的高中里建立了天主教圈子(社团);作为天主教徒,我很骄傲,并且有两个视角:一方面,教会号召我们怀着极大的尊重,来思考和研究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这位历史教授(乌尔禾),这位天主教徒,同时也是加拉太人-雅各宾派,会告诉我们他所从事的一切,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因为特别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您在何时成为共产主义者?

阿尔都塞:我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没有改变宗教,深层次上说我仍是天主教徒。我不去教堂,但这没关系,天主教徒不非得去教堂。所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普世主义者,我认为在共产党内部有更充分的手段来实现普世之博爱。然后我也受到妻子的影响,她曾在可怕的抵抗运动中战斗过,并教给我许多。这一切都是通过女性给予我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作用很大、很重要。女性并不知道她们的能力、可能性,以及她们搞政治的才能。

记者:今天,天主教文化的地位如何?

阿尔都塞:它的地位很重要。在我看来,今天的社会革命或者说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取决于天主教徒(我说的不是教会,尽管教会也可以是它的一部分)、世界天主教徒、世界所有宗教,与共产主义者的联合。

记者:关于科学与人道主义,您曾批判过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说他不能在不建立科学基础的情况下做哲学。如今,您正循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脚步,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到底存在吗?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存在。我在很久以前就提到过这点了,在为意大利版的《资本论》撰写简短前言的两个月后。在该书出版后,我理解到,几乎一切都错了。说到底,你不得不在哲学中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现在我肯定,以我十五年的经验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本不可能。

记者:那辩证唯物主义可能存在吗?

阿尔都塞:一回事,甚至更糟……

论共产主义

记者:“自我决定(auto-determination)”这个词指的是“共产主义”这个词吗?

阿尔都塞:对我来说并非如此。

记者:有什么差别呢?

阿尔都塞:因为迄今为止,“自我决定”这个词都没有任何实体/内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存在的。自我决定不存在,而共产主义存在。比如说,它就存在于我们之间,在这里,在这个罗马的天台上存在。

记者:在何种意义上说?

阿尔都塞:共产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其中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和任何政治上的支配关系,也不存在威胁、恐吓或压迫,以及意识形态奴役。在这里,我们之间就不存在这些(以上)关系。

记者:在这里,在我们之间,在此刻?

阿尔都塞:是的,在此刻。世界上到处都有共产主义的岛屿,比如说:教会,特定的工会,以及共产党特定的单元/单位之中。就我的共产党而言,我们有共产主义的单元/单位,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看看足球是怎么踢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市场关系无关,与政治支配无关,与意识形态的威胁无关。在那里有来自(不同)队伍的人,他们互相对立,他们尊重规则,也就是说,他们尊重彼此。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类的尊重。

记者:尊重与爱有什么差别?

阿尔都塞:天壤之别。看看教会,当基督说你要爱你邻居时,爱就变成了一个命令,根据这个命令,通过包容他人,你要把邻人当作自己一样去爱。但我不想要任何命令。尊重他人是某种属于你的(即你与生俱来的)东西。如果你说你不得不爱别人,别人就被卷入了你的爱,不能逃离。如果他不在乎(关心)你的爱,他又能做什么呢。如果你坚持“我要爱你,我要爱你因为基督要我爱你”的话,你在做什么?你在逃避。但如果你尊重他人的话,他就会任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他想要你爱他,那没问题。如果他不想要你爱他,那也没问题。如果你爱他,你得试图对他人解释说你爱他,但如果你不爱他,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记者:列宁曾说,在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十分之九的同与十分之一的异:共产主义者想要让国家消亡,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想要立刻废除国家。您同意吗?

阿尔都塞:是的,我同意。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名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超越了共产主义。

3

图片来源:网络

记者: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这种文化联合破裂了呢?

阿尔都塞:这是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你知道,在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中,有个关于马克思个性强势的故事。那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太可怕了。我想说,马克思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不义地,对待无政府主义者。这导致了一种大众的怨恨,你不可能用几天的时间就把这种怨恨吸收、消化掉。这些东西会一直持续存在,就像当你被他人无礼对待后,你得变身基督才能再次与之交谈;你不可能宽恕,也不可能代他人宽恕。你怎么能像马克思对巴枯宁一样侵犯人,像那样不尊重人呢?[3]巴枯宁是有些疯狂,但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到处都有疯狂的人,我也疯狂。

论革命

记者:让我们来说说西方的革命。今天的革命进程要在西方出现,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条件呢?

阿尔都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它超越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比如说,让我们以意大利的情况为例,和法国一样,它很闭塞。然而在我看来,意大利的情况比法国更严重,尽管这可能更多是个假设(而非事实)。列宁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条件,这些条件总是没错的:在上位者不能再统治下去,底层的人也不能再被如此地统治下去。(这)是一个条件,但这个条件还不存在。上层人不能再统治下去了,这是真的;但低层的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等,还可以支撑现存的体制,他们依然支持它。可以说当政权遭低层人民反对时,革命就会爆发。

记者:所以,你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阿尔都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处在危机之中。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永远处在危机之中;换句话说,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

记者:你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阶级支配的重要结构

阿尔都塞:是的,我的确这么说过。但我强调的是“国家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于使用“意识形态机器”这个词。我不知道葛兰西是否用过“霸权机器”这个术语,那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国家”消失了。我非常谨慎地保留了“国家”,因为它最重要:这些意识形态机器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当然,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对国家的定义。你得给国家另一个定义,不同于马克思给出的经典定义,因为马克思不懂国家。的确,他理解(国家)是支配阶级的工具,这是对的,但他一点儿也不理解国家的功能,或者,让我们这么说,是国家的空间。

记者:比如,葛兰西也说过报纸,指出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报纸)都是霸权机器。

阿尔都塞:是的,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

记者:如今,再生产机器不限于大众传媒的手段了,如政党、工会和家庭。工厂也生产出特定的再生产机器,比如等级、职业等等。

阿尔都塞:当然了,我没有说到这个,但这么说是对的。

记者:您以创造了“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这个新概念而有名,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阿尔都塞:我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发展出这个概念的,但在一个与弗洛伊德没有任何关联的理论领域使用这个概念。当前,你不可能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建立任何关系,除非在(其)与哲学的关系中,也即哲学类比——唯物主义,等等——的关系中为之。我用这个概念来谈论社会现实、历史事件中的各种东西,其不总是以“决定”的形式出现,也表现为“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或“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这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多的;在此复多中,有一种你认为的、你相信你认为的、你相信你在你的研究中获得的或多或少的“决定”中的复多。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吗?

阿尔都塞:比如说斯大林的例子,这是一个非常“过度决定”的案例。赫鲁晓夫给出的解释,简而言之是斯大林疯了,这是一个“决定”的解释。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这点再清楚不过了:这个解释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斯大林的个性与世界。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决定”——“过度决定”和“不充分决定”——因为当你相信你理解了“决定”的支柱时,你并不知道在实在中,在实在面前,你确切说在哪里,你可能在实在之上(over-reality),也可能在实在之下(under-reality)。你应该上去、出去、或下去。

记者:“实在之上”的意思是说你在实在前面吗?

阿尔都塞:一般来说,在实在中,你总是迟来的、在后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诗人、音乐家和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家是先于实在的。比如说,这里(在这个天台上),我们当然是在实在中迟来的。因为我们没有认出(实在),我们只试图辨认它。

记者:我们被不充分决定了?

阿尔都塞:是的。

记者:厄内斯特·布洛赫说,人的命运是永远不合时宜的,永远活在他们的历史之前,或者说通过思考来经历他们自己的历史的,就像他们在思考二十年前,或思考一个世纪前的事情那样。

阿尔都塞:是的,人们总是迟的、晚的、在后的。的确是这样,但他也不需要帮助。他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说话。

政治

记者:您的工作方法是研究,而不是……

阿尔都塞:我倾向于那么做,我认为对一切事情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次序(order)”这个词是第一位的。(首先是研究),然后是思想的变革,思想方式的变革,再然后是你行动方式的变革。这意味着,改变组织、动员、使他人理解事情、鼓励人们行动、在工会中在政治中组织行动等等的方式。

记者:这意味着,也要改变搞政治的方式。什么是政治?

阿尔都塞:什么是政治?(笑)。为自由和平等而行动。

4

旗帜上写着“为了自由”,图片来源:网络

记者:能知道如何搞政治意味着什么?

阿尔都塞:那意味着,对拥有政治观点的人和其他事物的真正关系有所意识。

记者:您曾用比喻说,“要知道怎样搞政治,你需要学会弹钢琴”。那是什么意思?

阿尔都塞:对,那是毛的话。我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解释了它的意思,今天就没有必要重复了。

记者:您讲过的另一个故事是橡树与驴的故事……

阿尔都塞: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列宁在瑞士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故事。他试图对人民解释,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农村,一个半荒漠的地区。凌晨三点,一个叫伊万的人在家睡觉时,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了。他起床去开门,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门口一个名叫格里高利的年轻人在叫喊:“有个可怕的东西,可怕的……请跟我来。”年轻的格里高利把伊万带到一片田野,田野中间有一棵橡树,但那是晚上,所以看不清楚。年轻的格里高利说:“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他们把我的橡树还给了驴。”但事实是,一头驴被拴在橡树周围。伊万回答说:“你真是疯了,格里高利。改变你的想法就够了。别说他们把橡树绑到驴身上,说他们把驴拴在橡树周围不就行了。

记者:我没其他问题了,你还想说什么吗?

阿尔都塞:我们可以去沙滩吗?今天天气不错。

访谈最后一分钟的内容这里没有翻译,它主要是记者和阿尔都塞之间的简短对话。阿尔都塞对他从天台上看到的教堂穹顶,实际上也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罗教堂的穹顶表示好奇。在记者给他解释那是教皇生活的地方后,阿尔都塞说他做好了随时去拜访教皇的准备,白天、晚上、冬天和夏天去都行,并鼓励记者和他一起去

[1] 这次访谈是为电视节目所做的,许多句子都经过了剪辑,导致意义不清。在转录这个访谈时,我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版本。原访谈可见链接:http://bit.ly/AlthusserInterviewRAI
[2] 阿尔都塞在谈到他到法国的年份和他完成学业的年份时说错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不管怎么说,阿尔都塞的父亲是在1930年率全家赴马赛的。而阿尔都塞是于1947年,在加斯东•巴士拉的指导下完成他的高师学位的。

[3] 英译者注:在访谈中,阿尔都塞说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巴枯宁。这可能是阿尔都塞的错,因为他谈论的是马克思和巴枯宁,而非马克思与布哈林之间的张力。布哈林生于1888年,而马克思1883年就去世了,这表明,马克思与布哈林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纠葛的。

本采访原文参见:

http://crisiscritique.org/blog.html

作者:路易·阿尔都塞

访谈:雷纳托·帕拉斯坎多洛

英译:罗恩·萨拉伊

中译:王立秋

校对、编辑:屐松松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