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授:建筑工老贾的死与你我有关

生命是荒凉的,梦想是繁华的,在荒凉与繁华之中,我努力地实现梦想。可是梦想在哪?还不是在工地上做小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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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贾走了,在他的老家,据说是今天(6月19日)凌晨四点。无儿无女的他在那个时辰走,走得静悄悄的。老贾是69年生人,比我小几岁,但在苏州的朋友圈中,大家都叫他老贾,也有叫“老敢”的,敢作敢当的意思。

老贾,有一个很传统的大名,叫孝飞。QQ署名“假书生”。童年丧父的老贾只上过初小,现在的说法,实际上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在QQ空间,自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他就用他廉价的智能手机,在劳作之余,在回家探亲的时候,竟然写下了9万字。这还不包括我在建筑工地上他和工友们居住的简易宿舍中看到的好几本笔记本上的文字。

他告诉我,在泗阳老家还有不少笔记本,也都写满了。笔记本是用很粗糙的纸很简单地装订起来的那种,估计现在的学生大概都不太愿意用。而字迹是蓝色、黑色的稚拙的字,并不工整,甚至还有些潦草,有很多错别字。本子上记的都是他工余在别人休息娱乐的时候写下的文字,其中也包括他为自己记的出工记录。

老贾QQ空间最后的签名是去年12月底修改的:“往前走,凌晨的故乡,在浓重夜色中,星星不知疲劳地眨着眼睛,草上的露水无情地打湿了我鞋子,在那土路……”。那时候他还在昆山的工地上,可见其思乡之情。但这也竟成了他真正离开的时刻和情境,惟愿故乡的露水没有打湿他的鞋子,使他能够在苏州和老家之间常来常往。

老贾说苏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三十二年前,他到苏州打工,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干过砖窑厂,捡过垃圾,做过小生意,最多的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在苏州打工期间,睡过桥洞,更多的是建筑工地的工棚和简易宿舍。他连在很多人看来很廉价的出租屋也没有住过。当然,他也没有苏州的户口,没有与户口绑在一起的所有城市人的社会保障,更不必说社会福利了。老贾这么说,实在只是他自作多情。

像当代中国亿万进城打工的工人一样,开始时他的工资常常被拖欠、克扣,虽然说近年稍好,然而他自己和身边工友身上的此类现象时有发生,两个月前,老贾也开始学习起《劳动法》来,而且在网络上,在工友们中间呼吁工友们要认真学习《劳动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是主流社会留给老贾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认真想一想,且不说今天的法律是谁制定的,又是为谁服务的,仅仅就诉诸法律程序的成本来说,他们也常常负担不起,但这也是最合法的渠道,此外再没有其他正式的途径。老贾三十多年的打工生涯,辛辛苦苦,靠出卖劳动力换来的几万块钱,在这次生病后,很快就花完了。他告诉我,每天的药费就要三百多。

老贾患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已经丧失了造血功能,据说是因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这是典型的积劳成疾。富贵之人不会生这样的恶疾,天道不公人偏偏得这样昂贵的病。高昂的医疗费无疑是雪上加霜。老贾躺在病床上,着急而愁苦,他还有将近八十的老母亲,虽然有两个健在的姐姐,但经济状况似乎也并不比他好到哪里,更何况,老贾一直是个孝子,在他的笔下,常常可以看到对母亲和亲人的思念,对故乡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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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看看亲人。不是他不想回去,他一个人,就那么点田,即便种上,也就只能养活眼下的自己,可是到老了,做不动了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更何况他年迈的母亲也还需要他照顾。他在QQ空间中常常表露出的回乡的尴尬之情,“少年苏州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见面还把我来问,笑说客人哪里来。”

老贾虽然在苏州打工三十载,却并没有挣来几个钱。他告诉我们,现在他每天在工地做小工,一般凌晨四点多起床,五点过吃早饭,六点上班,中午吃饭加休息一共一个小时,下午四五点钟下班,也常有更晚的时候。一天的工资是150元,这已经算是小工中最高的了,因为他还正值壮年,而他自己又很肯做,不少工友则因为年龄大,或者体力不行,就只能拿到130元,甚至只有100元。

算下来,一个月似乎也有四千来块,但建筑工地上的工资不是这么算的,它实行的是日薪制,做一天拿一天。拿惯了月薪、年薪的人多半不理解,甚至会觉得挺好。事实是,一方面,建筑工地的工资并不是每天结算,基本上都是年终结算,平时的生活开销不得不提前预支,或依靠原来的积蓄,常常不得不寅吃卯粮地去借债度日;另一方面,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儿做,一年一般也就能做两百来个工,忙的时候,也就是工程的合同交付期临近的时候,没日没夜,赶工赶活儿。劳动强度大,却并不都有加班费,闲时多少天都没有活儿做。

如果按照学院中人的思路,他们为什么不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去争取啊……这样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笑话,可以一笑了之。老贾跟我们强调,你不做,有人做,老板根本不担心找不到干活的人,可是,你要不干,就没钱了,就连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得不到了。

可是,老贾不知道他患的是穷人最不应该得的恶疾,要治愈,已经不是增加营养就能够改善造血功能的,医生说了,保守疗法就是不断地花钱输血,但这也只是延缓生命而已。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剩下的时间和生命,而且,很昂贵。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骨髓移植,也要数十万。2015年1月30日,老贾在QQ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时间是什么啊,时间就是我贾孝飞的挣钱机器啊,是我生命留在世上的脚印,时间就是生命啊朋友们!”他还给这句话取了个题目:“我和时间”。

时间真的就是他的生命,但现在,这个生命需要他花钱才能买到。他不可能想到,他用一生中最强壮的三十年的时间去挣来的钱,竟然远远不够用来延续他已入膏肓的病体苟延残喘。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价值,是这个时代劳动价值序列中被排在最低处最底层的劳动力价格。被过度剥夺的老贾当然拿不出这笔钱,老贾的亲戚也拿不出、凑不够这么一大笔钱,穷人的亲戚朋友还都是穷人。老贾也就只剩下一条路,花光所有的血汗钱,静静地躺在自己家徒四壁的破旧房子里等死。

一个多月前,躺在病床上的老贾还豪情满怀,壮志凌云地说:“心在贾庄身在院!飘蓬姑苏三十载!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书生贫血时!”老贾想的是,不是说好的,好人一生平安嘛,不是说好的好人有好报嘛!他躺在病榻上反思自己,“我在苏州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因此想,正因为这个,姐姐姐夫才在他家里及时发现躺倒在地上的他,并将他送进医院的。

但他并没有等来平安和好报,而是留下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匆匆忙忙地去见他早在天国的父亲了,可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母亲,在“白发送吃黑发泪”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黑发贫血百(白)发愁!慈心做饭泪心头!本该黑发敬白头!哪有白发待黑发!母子本是肉中肉!白发不忍黑发病!早晚床前望儿好!”

老贾生病后给我打过电话,但我并没有都接听。懊恼的话说了要被某一类人视为矫情,甚至虚伪,不说也罢。也说过跟朋友一起去看他,也没有能成行。最初的诊断书出来后,朋友托我在上海找找,看有没有熟悉的医生,能帮忙分析分析,也出出主意,遗憾也没有能帮上忙。然而,没有想到,老贾这么快就走了。

我不知道,他的亲人是否会将他一直没有舍得扔掉的那些笔记本全部烧化给他带走,如果没有,那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带走了,他只带走了对慈母、亲人和故乡的无限牵挂,此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几万字的QQ空间,让想起他的好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他曾经写下的那些文字,让朋友们只要一上QQ就能看到永远停止在他永不更新的页面,让朋友们可以重温与他一起交流、问候的快乐而温暖的时光。我但愿能在QQ上永远保留他这一位好友。

实际上,春节过后,一直想着去苏州,见见工友家园的朋友们,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也想再跟老贾好好聊聊,如果他能再找到建筑工地的工作,又能顺利地把我们带进去,就可以接着去年12月份拍的一段工地视频,继续拍一点素材。

但为老贾这样的建筑业新工人拍视频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无论是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创作对象,都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希望成为他们的朋友,我们更希望激活我们的知识,为改变他们的处境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改变近三亿新工人的处境是当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改变我们的社会最有力的体现。然而,老贾就这么突然离我们而去。而那一次在建筑工地与老贾的聊天是第二次见他,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去年12月中旬,我第一次见到老贾。那天下午,我和工友家园的朋友从苏州乘高铁去昆山的花桥见他,其时已是傍晚,因为不认识路,耽搁了,下了班的老贾怕我们找不到,就早早地走到马路口,在瑟瑟寒风中等着。见到我们,他抢着要付出租车的车钱。我们跟着他,路上聊些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主要是他跟朋友寒暄。

他平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半长风衣,里面也就是件薄薄的毛衣,裤子也很薄,当然还有些脏,似乎倒也符合想象中的建筑工人形象。可是讲话却听不太清,带着浓浓的苏北口音,关键是口齿不清,听起来有些费力。后来我注意到老贾的一只眼睛不好,瞎了,再后来听他说是亲戚的孩子不小心戳坏的。

毕竟是冬天,天色说暗就暗了下来,走了十来分钟,经过施工的工地,夜色中即使有工地上的灯火,拔地而起的几排高层建筑看上去也还是黑黢黢的,路也因为前两天刚刚下过雨,不太好走,我们这时就只能跟着他穿行在不是路的路上和建筑物中。终于到了工地上他的宿舍。他带着不无炫耀的心理,领着我们看了他的几个好朋友。

他的热情介绍既令我难堪,也让我羞愧。工友们倒也不掩饰他们的好奇和狐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建筑工地上工友们的住宿状况。住宿区在这个看起来并不小的工地的边缘,大约有七八栋两层楼的活动板房,一般每个宿舍五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几张当然也是非常简易的茶几,小板凳。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因工程接近尾声,宿舍都没有满员,一般也就是四五个人。他们虽然已经在工地住了起码一年左右了,可宿舍里依然空空荡荡的,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放衣物的箱子和旅行箱都没有,换洗的衣服或晾在宿舍里,或叠或胡乱地摆在床头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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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一般工友的桌上只是零星的生活用品,锅碗瓢盆之类,唯独老贾的桌上堆了一堆书和杂志。书和杂志也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纯文学书籍和期刊,基本上是以通俗文学为主,当然,也有他珍藏的发表了他的作品的《工友通讯》和一份江苏某区县文学社团办的内部交流的刊物。而床上则是一床薄薄的褥子和被子,床板也就是一般的木板,穿着羽绒服的我忍不住问老贾他们,晚上冷不冷,他们都说还行。问了老贾同宿舍的另三位工友,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是五十左右的人了,而刚刚拜访的他的几个朋友以及他们宿舍的工友也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也许长期的体力劳动和工地简陋的条件已经使他们练就了抵御寒冷的习惯。

工地上有食堂,仍然是活动板房,大约能容纳百十号人或坐或站着就餐,只是餐桌和凳子却很少,估计也就够三十来人坐吧。虽然食堂已经关门,但老贾跟食堂的师傅早就打好招呼了,我们仨就在食堂吃饭。老贾为三个人竟然要了六份菜,特意点了卤鸡块、炒肉片等荤菜。即使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老贾所患的病,也不太清楚他大概的收入状况,我也可以从他的热情判断,这些荤菜平时他一定不会点。

他自己带了大半瓶白酒,应该是他原来没有喝完的。于是,我们三个,就在空荡荡的食堂里边吃边聊。老贾的话我大概听懂了六成左右,主要是老贾和朋友聊,我听,偶尔插一句,问一问。食堂管理员来催了,我去付了钱。接着又去宿舍,跟老贾和工友们闲聊了会儿,他们很直接地问我来干嘛。

说老实话,我羞于说自己是来研究他们的,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并不是研究者,而是支持者和组织者,我也就只能含糊其辞地称自己是老贾的朋友。看到有些工友已经洗漱准备休息了,我和朋友便告辞了。老贾把我们俩一直送上出租车,而且,硬塞给朋友二百元,说是饭钱和车钱。这就是我与老贾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晚上,在去高铁的车上,我就跟朋友说,是不是可以跟老贾保持联系,看什么时候有机会拍点东西。正好12月底学影视出身的蔡博既有兴趣,也有热情,更有时间,于是就有了与老贾的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是下午到的工地,老贾正在干活呢。他那天的工作就是用小推车把成堆的黄沙用铁锹铲进推车,拉上并且倒进不远处的搅拌机里,稍有技术的一位工友按比例倒进适量的水泥,搅拌机工作,搅拌好的沙浆由另外四位工友,用两辆小推车,装满后拉进施工电梯。两台电梯对开,开电梯的是两位年龄相仿约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沙浆运到楼上铺地坪,铺地坪的是另外一拨人。看起来老贾的工作也不能算有多累,但实际上这个活儿不仅需要持续的体力,也需要相当的力气,从他大冬天只穿着一件薄毛衣就能看到。

蔡博拍了一些老贾工作的镜头,也乘电梯到楼上拍了一些铺地坪的镜头。可惜开电梯的女工友不愿意被拍,她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们以为我们是电视台的,可她们不愿意以这样的形象上电视。她们的工作需要自费参加培训,工资也低于一般的小工。

老贾当然不能放下他的工作来陪我们,我们又拍了些镜头后,就按照老贾的嘱咐,拿着摄像机准备去老贾的宿舍。路上就被小包工头(当然,这也是后来老贾告诉我们的)盯上了,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他都不允许我们继续待在工地上,哪怕是老贾的宿舍也不行。我们不知道他怕什么。无奈,我们只能在工地外的路边等候。从工地的大门走到外面的马路上要经过一条50米左右的水泥路,路的两旁有大约十来个改装成简易房的集装箱,有的里面还有妇女和孩子。后来问了老贾,才知道住工地外面集装箱的都是另外分包工程的工人,也就是《大工地》说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市场化的“分包劳动体制”。

老贾下班后打电话找到我们,一起去工地一两公里外的一个流动而集中的大排挡吃晚饭。他们用三轮车装着炉子、炊具、食材、餐具和桌凳,也有专门卖烟酒饮料的三轮车,到下午五点来钟,就慢慢地集中到这里,摆开摊子,附近工地上那些实在不想吃食堂,或者来了亲戚朋友的工人就约上来这里吃喝一顿,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那天下午是晴天,但傍晚开始就变天了,刮起了大风,天气随着大风越刮越冷,穿着羽绒服的我竟也渐渐地感觉到透骨的寒风,但老贾的谈兴正健。老贾说,他在苏州已经打工三十来年,几乎就是个苏州人了。当初出来打工的时候是二三十个年轻人,那是在80年代末,家里一个人也就一两亩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这一晃就是三十年,现在每年也很少回家,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农村里,老婆是他小学同学,在当地打工兼种地,老婆在没有生孩子前跟他一起在苏州闯荡,现在,十九岁的儿子、十七岁的女儿也都工作了,在工厂上班。家里还有靠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姐姐。

一直到这次生病住院,朋友去泗阳看他,才知道老婆孩子的说法都是老贾的“虚构”,实际上老贾只有短暂的婚史,据说是因为没有生孩子,离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老贾为什么要给我们虚构一个完整家庭的故事?

我不知道老贾从什么时候开始给陌生人讲述他完整家庭的故事的,但大概可以肯定的是应该有些年头了。当初一起出来的同村人到城市后不久也都各奔前程了,老贾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他需要面对一种始终处于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在这个关系中重新建立起一个能够既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也能够满足情感需要的社会关系。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一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等以及各种其他因素常常造成劳动力的过剩或短缺,无论哪一种,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显然都是不利的。他们是中国数千万建筑业工人的主体,而建筑业的劳动状况,可以不夸张地说,《劳动法》实施的情况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反差是当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最大的,除了那些黑煤窑、黑工厂之外,没有“之一”。

在建筑业,绝大多数像老贾这样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基本上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更不必说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甚至连工伤保险都没有。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劳动合同签订的状况是:“2015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6.2%,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

流动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感,以及高强度的劳动和糟糕的生活环境不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和情感不产生影响。他们需要自己不被当作另类,需要融入这个时时变化的社会关系中,需要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的故事,需要自尊和尊严,需要把自己心底的伤痛隐蔽起来,轻易不去触碰,更不随便示人。他们都是这个大时代里的一枚浮萍,漂泊在异地他乡,随时随地,更重要的是随着风浪,一次次地聚散离合。

于是老贾“虚构”了一个完整家庭的故事,以摆脱流俗的偏见和歧视,以故事对抗流言,更以此触摸到了文学的真谛。所谓文学,不就是要在直面现实的时候还具备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并将此能力和内容赋予其形式的存在吗?我终于明白老贾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他老家调查的原因了。他要守住这个属于他的秘密,属于他的梦想,他不想打破它。我甚至觉得这个秘密也是支撑他坚持在苏州待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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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老贾跟我讲述的他去年在家过年的情景。他说,过年回家,走亲访友,吃吃喝喝,很高兴。他自己的家里当然也要吃年夜饭,但是他和他老婆偏偏就要搞出点花样来,他们一家四口,在除夕夜围坐在一起,每人要即兴写诗一首,写不出来,就罚酒。他说他老婆不行,他就给她出主意,你可以写这个写那个,儿子也不行,女儿还不错。但老贾没有说他们四个人最后都写了什么。实际上他也说不出来,这本来就是他想象的,也许还是即兴的。

但当时却说得我这个文学博士和文学教授尴尬不已,也羡慕不已。现在想来,老贾真的希望自己有一个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他可以用他只有初小程度的写作能力使亲人快乐地活着。文学在他那里,已经特别结实地与日常生活粘连在一起了。这里,并不需要学院中人夸张地将其视为反抗的形式,在老贾身上,它是朴实而真切地存在着的。因为这就是他的情感需要。但同时,像老贾这样挣扎在生存底层的人更需要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价值观。

勤勤恳恳的劳动者看起来似乎也有很多机会,可实际上绝大多数像老贾这样的劳动者连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可能都不存在,而这样的劳动者却绝不在少数,他们辛勤地劳作,却如蝼蚁般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想一想,像老贾这样清醒地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获得那种成功的时候,他得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接受这一不公。于是,像老贾这样的人常常会把命挂在嘴边,但他们并没有多少怨恨,不过是靠宿命论安慰自己,麻痹自己罢了;也有就信了佛,耶稣或其他种种宗教的。日益增多的善男信女,正是价值真空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症候,很多时候也是弱者的依靠。

在老贾的文字中,常常见到他对生命的思考,他说:“生命是荒凉的,梦想是繁华的,在荒凉与繁华之中,我努力地实现梦想。可是梦想在哪?还不是在工地上做小工吗?”(2015.1.5)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他虽然不断地以“人要像树一样坚强”(2015.1.30)来要求自己,也是说服自己,强大自己,可坚强的树也需要有阳光雨露,老贾不奢望流俗定义的成功,可他需要对自己劳动价值的承认,因此当他发现工友家园的朋友正是以弘扬劳动价值为追求的人的时候,他简直就义无反顾、全副身心地投身于其中了。他毫不吝啬地将他所知道的最美好的最高级的赞美全都送给了工友家园。

他用他所能的拙诚的打油诗热情而真诚地高度歌颂它,不是因为它给他提供了什么看得见的资助,只是因为它承认了劳动者的价值,因为他们把劳动者当成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人来尊重、敬爱,因为他们把劳动者失落的尊严真诚地归还给了他们。老贾是幸运的,毕竟他邂逅了工友家园,毕竟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曾经有几年是被承认的。老贾是不幸的,遭遇恶疾的追杀,但老贾又是幸运的,毕竟在他还没有老到不能动的时候去面对老无所养的困窘和艰难,而无数的老贾们却前路茫茫,他们还在勤恳艰辛地劳作,却并不知道是否能换来一个平平静静的晚年,一个寿终正寝的辞世。

从得知老贾去世的当天在电脑上敲下这个文档的第一个字算起,到今天已近三周。在这段时间里,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高大上的国际学术会议,跟相熟的朋友也提起老贾的故事,但更多地是被这个高大上的会议所刺激而展开的讨论,我和朋友们都惊讶于一个讨论教育学与文化研究接合的可能性的会议,却可以如此彻底地学院化、专业化、知识化、中产化…我简直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学术,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做着这样令人齿寒的学术。

我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几句真心话,如果经济学只为有钱人出谋划策,金融学只为老板们理财谋财,管理学只帮助剥削者更好地控制被剥削者,政治学只为当权者更有效地治理劳动者,文学研究者只为有闲阶级研究什么是美,社会学只提供资本家、商人和政客所喜欢的数据和分析……这样的学术要它有甚鸟用!

有的人还活着,但是已经可以从手机通讯录中删除了;有的人已经走了,可是你却想永远将他留在手机里。对我来说,我希望永远保存老贾的电话。老贾在,就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不要忘记“眼光向下”这一晚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现代革命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在从未如此势利的时代里,在严重分化的现实中,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伦理道德的边界,而成为一个必须具备的知识方式和文化实践的能力。因为如果从知识伦理的范畴来说,不过仍然是建立一个知识系统以及知识内部的等级秩序,这一秩序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会根本改变老贾们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它仍然是一个反动的伦理学知识。

想一想,近三亿的新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三千出头,他们的孩子不是留守儿童,就是流动儿童,或者多半是第二代、第三代新工人,同样的,他们的父母不是留守老人,就是流动老人,或者是第一代新工人,算一下这个数字,起码有将近五亿中国人是处于低收入阶层,再加上大多数更低收入的农业人口。

面对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如果我们的知识仍然是现有的这一套,我们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吗?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个人群和这一状况就正是这一套知识生产出来的结果。要想依靠这样一套知识来改变现状,无异于痴人说梦。必须改造现有的知识,探索平等和正义的知识和文化的生产方式,探索公平和民主的文化实践的可能,创造真正属于穷人的知识和文化,才是希望之所在。

我并不想将这一使命视为道德,并以此去要求别的人,因为,在我看来,对已经跻身和正在努力跻身中产行列的知识人而言,并不是亿万新工人和农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他们。这绝不是什么情怀,也绝不是什么浪漫,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哪一个能离开他们,我们仍然将寄身其中的城市和乡村不能没有他们,仍然将呼吸的空气与他们有关,仍然必须吃喝的粮食和水与他们有关,更重要的是,我们原本就和他们共有一个环境,共在一个时代和社会,共属于一个国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没有他们的尊严,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今天的眼光向下,是为了未来大家一起能够眼光向上。

鲁迅先生在生前的病中写过这样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相信,鲁迅先生笔下那无数的人们绝不是达官贵人、教授精英,而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是“人民群众”。是的,有些学者和媒体知识分子以及深受他们影响的人们都喜欢使用“公民”、“公民权”这样的概念,大概是因为“公民”比“人民”洋气吧,可是我还是喜欢使用“人民”这个集合名词,喜欢它的土气,更怀念它曾经被赋予的饱满的政治意义。虽然我也知道“人民”这个概念现在常常被利用,而很多精英们,一看到“群众”,就心惊肉跳,就想起群众运动,他们更愿意用“乌合之众”称呼他们。雷蒙·威廉斯曾经说,没有乌合之众,只有看到乌合之众的观察方式。因此,如果“人民至上”不是一个修辞,那就让我们恢复“人民”曾经的朴素面目,让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重新成为“主人翁”。

我没有生花的妙笔,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就顺手用了郁达夫先生一则短篇小说的篇名(原题《薄奠》)。虽然衷心希望能以此文代替我,给在天堂的老贾作一个揖,奉一杯薄酒,再敬上一根烟,虽然我也相信老贾对我不会有什么不满,因而不会拒绝我的祭奠,但我也在想,今天,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再一次地重复古人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我不相信。也许,走出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历史的创造者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资本、政客和少数精英)的行列中去,才能使书生不再只是纸上谈兵的角色,才能使自己变成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

贾孝飞,享年46岁。17岁到苏州窑厂打工,收过两年废品,做过二十余年建筑工人。

作者:郭春林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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