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保姆:在雇主家“做女儿”的错位人生

奥莉维亚的阶级命运是一张由国族、性别、种族交错编织而成的网,《保姆的女儿》(The maid’s daughter)呈现了个人阶级意识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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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莉维亚的阶级命运是一张由国族、性别、种族交错编织而成的网,《保姆的女儿》(The maid’s daughter)呈现了个人阶级意识的建立过程。

在雇主家“做女儿”,做谁的女儿?出生于墨西哥的奥莉维亚三岁时便被单亲母亲卡门带往美国加州谋生,母亲卡门在史密斯一家中做帮佣,奥莉维亚则从旁协助,卡门以她的家务劳动交换奥莉维亚的学费,史密斯夫妇看中奥莉维亚是可塑之才并答应卡门的请求,于是,奥莉维亚搬离曾与母亲一起蜗居的地下室、与史密斯夫妇同住一楼并拥有独立房间。自此,奥莉维亚的身份发生微妙的转变,她不仅是帮佣之女,同时也是雇主史密斯夫妇的养女。

《保姆的女儿》(Romero 2011)以受访人奥莉维亚的生命史叙事和作者的提纲挈领为陈述方式,试图还原墨西哥家务移工[1]之女奥莉维亚在美国雇主家的成长史。奥莉维亚的成长史,其实是一场摆荡在不同阶级身份之间的认同苦旅,这是说,当来自一个墨西哥单亲家庭[2]的奥莉维亚入住美国白人菁英核心家庭,她如同无数摆渡而来的少数族裔女性,遍尝种族、国族和性别的文化落差,但故事更进一步,因为后来成为雇主养女的奥莉维亚身处两种阶级位置,一种是墨西哥裔底层工人阶级,另一种则是美国白人主导的精英阶级,尽管奥莉维亚最终选择拥抱拉丁裔[3]工人阶级的认同,但她寻求认同的社会化过程其实既是对两个阶级的融入,也是被两个阶级排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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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为《保姆的女儿》(The Maid’s Daughter)的书籍封面,由纽约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图右为本书作者、刚刚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ary Romero,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教授,曾获得Julian Samora杰出事业奖,这个奖项由美国社会学协会-拉美裔社会学部门颁出。图片来源:网络

据此,透过奥莉维亚的故事,本篇试图理清的问题是,阶级意识如何透过阶级互动形塑且再制?我好奇,个人如何被同一阶级看待、又如何被不同阶级定位?与同一阶级位置的人互动和与不同阶级位置的人互动有何差异?这些互动如何塑造个人的阶级意识?

不少研究者都已关注过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马克思理论认为属于同一经济基础的人们具有同样的阶级意识(Wright 2005);而布尔迪厄(Bourdieu 2011[1986])则认为意识与阶级位置未必具有如此固定的配置,在现代阶级形成越趋复杂的情况下,个人的阶级意识可能是“误认”,对阶级意识的考察要视场域和资本而定,譬如一个经济资本一般的人可能认同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据此,阶级意识的来源并非铁板一块;不过,Sayer(2008)批评Bourdieu的场域概念太过静止,且仍过于依赖经济能力而忽略行动者的反思能力,Lamont(2009)又进一步指认阶级认同的复杂度,其包括物质和心理层面,个人可主动地划分界限、建立阶级认同。除了来源多样且具备能动性,研究者还指出阶级意识的另一特征——集体认同,如Willis(2013[1977])发现“小子”之所以自甘为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身处互相支持、具有共识且一致对抗资本和权威的阶级群体,这些群体认同文化,即反学校文化和车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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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分别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Bourdieu、英国社会学者Sayer、美法两国的底层工人研究者Lamont、劳工研究者Willis. 图片来源:网络

在以上的阶级文化脉络下,Hanser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阶级互动的微观政治。Hanser(2008)对服务互动的“关系性”分析概念承袭Goffman的符号互动和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与文化取经,认为阶级不平等的再制发生于阶级间的日常互动中。她发现,中国新兴服务业中的销售员以“将顾客奉为上帝”的服务互动姿态,让新富阶级顾客感受到特权,同时,销售员也以此种服务特色将自己与其他低阶零售业区分开来。因此,在销售员和顾客的关系性互动中,两群人再制自己的阶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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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Hanser及其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Hanser并未将阶级意识作为讨论主轴,但是该讨论提示我用关系性的阶级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奥莉维亚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据此,文章第一部分将首先解释史密斯之家——这个空间关于阶级互动与阶级意识的独特之处,以及这个空间中孕育出哪些关系性的阶级互动;第二部分,将以奥莉维亚的视角,分析她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涉及阶级意识初现、看穿并反抗、寻找独立的阶级意识这三个过程。

史密斯之家:难分泾渭的关系界限

史密斯一家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个白人富人之家。如上文所说,奥莉维亚拥有双重身份:史密斯夫妇的养女和帮佣卡门之女。这意味着,对家务工和雇主而言,“家”的公私界限是模糊的,也因此,这个空间存在多重关系:雇主和移工的劳务关系、帮佣和女儿的母女关系、雇主和帮佣之女的拟母女关系。吊诡的是,这三组关系中并非如字面上一般界限清晰,相反,每一组关系均是模糊且动态的。比方说,卡门为感恩史密斯太太为其女儿提供学费,自愿付出更多劳动;身为女儿的奥莉维亚也扮演着辅助卡门处理家务的儿童劳力角色;以及,尽管奥莉维亚是史密斯夫妇的养女,但她经常以“帮助家人”的名义,被史密斯一家要求进行额外的照护工作。

由此,家庭与工作的模糊边界让雇主有更多剥夺移工母女的机会。首先,家务工作本身具有极大剥削性,因为它无法控制工时(照护工作难以用时间切割);缺乏隐私(住在雇主家中的移工时刻受到雇主的监视);还可能使移工遭受情感、生理或性虐待(工作场所的私密性容易掩盖墙内暴力)。其次,尽管上述三组关系中互动双方的角色是模糊可变的,但关系对互动双方的意义则截然不同,处于关系上层的一方可以随意操弄关系本质、调控关系走向,而处于关系下层的一方则只能被动接受关系的转变,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特质可见于,与奥莉维亚往来稀疏的雇主女儿珍妮特在需要人力照顾自己孩子时,便以“一家人”的论述要求她和卡门提供服务。

那么,小奥莉维亚作为多重关系的亲历者,她如何一步步感知到这些不平等而非只将其当作差别经验?她又如何应对这些被温情、亲情、善意掩盖的阶级不平等呢?

奥莉维亚的阶级之“我”:在阶级互动中塑造阶级意识

(一)争夺母爱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提出的问题:谁来照顾帮佣之女?,家务移工以照护工作谋生,她原本可以用来照料、抚育自家小孩的时间和精力都付诸于雇主一家,因此,移工生女只能自求成长。尽职尽责的卡门整理家务、照料史密斯夫妇的四个小孩,而紧凑的工作和时间安排将卡门与小奥莉维亚的共处时光,挤压得所剩无几。另外,缺失母亲照料的小奥莉维亚,则经常目睹母亲悉心照顾与她非亲非故的四个儿童,对此,正被一点点剥夺母爱的她从疑惑转变为害怕失去母亲,这种对母爱的渴望与焦虑情绪,将对雇主家庭的不满种子播撒在小奥莉维亚心中。

随着年龄增长与互动增多,奥莉维亚开始将母爱的缺位,理解为雇主对卡门的霸道占有,并试图从雇主手中争夺母爱。奥莉维亚深知,母亲以繁重的家务劳动交换史密斯太太对她学业的协助,但是,这意味着,母亲需要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家务工作中,奥莉维亚要么每晚在母亲的女佣房间等待她工作结束,要么帮助母亲处理家务,这样才可以让母亲尽早下工回到房间与她相处。一次,奥莉维亚忍无可忍,哭嚷着请求卡门放弃如此繁重的家务工作,她愿意放弃在高昂私立中学就读的机会,尽管最终,这个要求还是以卡门的女儿教育为重和雇主恩情为由驳回。

在多次与雇主争夺生母的角逐中,奥莉维亚已将雇主看作她自小无法享受与生母共处的时光的罪魁祸首。一方面,雇主的劳力安排压榨母亲的空闲时间,另一方面,经常被强制要求参与家庭活动的奥莉维亚,只有在少数她无法参加的史密斯一家专属私人活动时,才能回归原生家庭与卡门相处。因此,在对母亲的“争夺战”中,奥莉维亚开始建立自己与雇主的阶级边界,她意识到,史密斯夫妇一直霸道地出现在自己和母亲的私密情感世界中,他们用卡门的家务工作、奥莉维亚的养女义务和同化进白人中产世界的家教训练等,硬生生地切割开奥莉维亚和生母的连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奥莉维亚面对雇主的敌对情绪,显示了她阶级意识的初现。

(二)看穿母职

在成长过程中,不管奥莉维亚愿不愿意承认,她其实有两个母亲:卡门和史密斯太太,两者分别代表了处于两个阶级位置的母亲的亲职论述和操作。生母卡门代表大多数低阶工人阶级母亲,她为了保障母女俩的生计和女儿的教育疲于家务工作,因而,她缺乏空闲时间陪伴小孩,却也同时遭受社会污名,被责怪未尽到“好妈妈”的责任;而“好妈妈”的代表则是养母史密斯太太,这一备受美国主流崇尚的亲职脚本要求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随时响应孩子的要求、尽可能为小孩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好妈妈”雇佣家务工分担“密集母职”。这两种基于阶级的亲职差异类似于《家庭优势》(2000)所揭示的:工人阶级家长忙于生计而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抚育小孩,而中产阶级家长则得以消费时间和金钱培养孩子的文化益品。所不同的是,这里亲职操作携带着关系性的阶级压迫,即上层家长透过剥削底层家长的劳动来履行亲职教养,而这又进一步剥削了底层小孩受抚育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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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dvantage的中英文版本,图片来源:网络

浸染在不同亲职文化中的奥莉维亚,看穿两者的本质差异并进行反抗。一方面,她从薪水的形式和劳务的分配两点,来理解生母卡门的母职如何被雇主压迫。史密斯太太直接向学校支付奥莉维亚学费以替代支付卡门薪水,尽管这一对主雇关系进行“去商业化”的行为看似充满人性温情,但在奥莉维亚眼中是无限剥削卡门生命和劳动的说辞,因为卡门为了偿还高昂学费和报恩,不仅接受史密斯一家的额外家务要求,还主动倾其全力照料雇主,于是,卡门的“自愿性驯服”无限挤压她履行母职的可能性。因此,一次饭后,奥莉维亚刻意以佣人的姿态收拾碗碟,这一行为引起史密斯夫妇的惊异,他们尴尬且和善地提醒奥莉维亚她不是女佣,不必做家务。奥莉维亚则语带不满地回答:“如果我不帮忙,那我妈妈回来多做这些额外的工作,她会累死的!”

另一方面,奥莉维亚用“失职”和“阶级优越”理解史密斯太太的母职实践。史密斯太太为奥莉维亚购买昂贵的衣服、带她游玩、为她举办圣诞派对,但是奥莉维亚认为史密斯太太对自己悉心关照的原因是,她的四个亲生小孩均不成器——学业失败、操行低劣、其中一个女儿还是她与丈夫难以接受的同性恋——为了挽回上层阶级的母职尊严,史密斯太太把可塑之才奥莉维亚当作培养对象以寻找价值感。同时,奥莉维亚也看穿,史密斯太太举办圣诞派对实则为了观察奥莉维亚的有色族裔伙伴和男友,因为她在日常互动中经常告诫奥莉维亚大多有色族裔是酗酒、吸毒的劣等人群,而在奥莉维亚看来,这不过是史密斯太太合理化自己阶级优势的说辞,这类似于Bettie(2014[2003])提出的“误置(displacement)”,即用种族、性别或其他论述掩盖阶级差异的真相。对史密斯太太心怀不满的奥莉维亚在一次逛街中,特意与有色族裔朋友鲁思亲切交谈,引来旁人对这个家庭的疑惑和侧目,这令史密斯太太当下感到十分难堪。

奥莉维亚对两种母职的看穿是她阶级意识的建立过程。对生母卡门,奥莉维亚并未停留在对母爱的渴求,而是进一步去指认造成其母爱缺失的推手,即雇主与卡门的剥削性劳务关系。而对史密斯太太,奥莉维亚并未感恩施舍,而是看穿这种善意的背后是其为失败的母职所作的补偿,换句话说,奥莉维亚看似被给予母职关怀,其实她不过是上层阶级为履行母职脚本的牺牲品,她从未真正享受到母职带来的红利,因此,她抨击史密斯太太的母职是建立在对其他种族、性别、阶级群体的剥削的上层阶级把戏。这一时期,奥莉维亚的叛逆比争夺母爱更加具有反抗性。

(三)拥抱次文化

根据上文所述,奥莉维亚在史密斯家中经历着认同困境。工人阶级出生的她被强硬地戴上菁英阶级的光环,她的私人生活被干涉、被占有、被利用,奥莉维亚急需从雇主的世界逃离出来,渴望为“我”寻找一个阶级主体、寻找自由的未受强加与控制的认同。

奥莉维亚的拉丁裔工人阶级认同的来源,是墨西哥原乡和在美国的拉丁裔同学。她将墨西哥原乡喻作乌托邦,每当回乡,她可以与大家庭的亲戚们自在地共享墨西哥饮食、服饰和语言文化,不仅于此,奥莉维亚还发现,由于母亲的美国工作经历使她被全乡人当作奋斗模范,再加上卡门总会将在美国从小区的雇主们那里收集而来的二手衣物赠给这些亲朋,卡门母女在原乡的地位备受尊敬,这些是奥莉维亚在装帧华丽但极度压抑的史密斯之家无法体验到的;奥莉维亚阶级认同的另一来源是在美国学校与同学的往来,因讨厌菁英贵族学校文化而努力转学至一所跨种族的中学后,奥莉维亚与有色族裔的同学们具有阶级的亲近性,并在这个小群体中找到熟悉的自我、交到许多朋友。

然而,“拥抱”的结局并非总是美好的。首先,奥莉维亚与母亲尽管在原乡社群中备受尊重,但作为卡门的唯一女儿,奥莉维亚如她那位作为原乡家族之经济支柱的母亲一样,被赋以极高的期待,她被指责为一个没有照顾好母亲的受宠溺的孩子;其次,奥莉维亚也遭到一些同学朋友的误解和摒弃,例如她的同学造访史密斯家并目睹史密斯夫妇如何要求奥莉维亚和使唤卡门,同学惊讶于奥莉维亚一直与这些“虚伪”的上层阶级保持亲密互动,而表达了对她的失望与不满。

因此,拥抱次文化并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尽管被中产家庭当作模范学生,但奥莉维亚仍因厌恶中产文化而逃离出来,试图追寻她所认可的工人阶级文化,然而讽刺的是,期望投入拉丁裔工人阶级文化的她,却被原乡亲友和同学质疑并指责为享受中产红利的利己主义者。在这些价值冲突中,奥莉维亚曾一度十分痛苦,仍然坚守拉丁裔工人阶级认同的她与现实和解的方式是,将自己当作非主流世界里面的次边缘人群,与同族裔底层群体均保持「友好」的界限,譬如,奥莉维亚鲜少邀请朋友们到“家”中做客,也尽量避免他们与养父母的接触。但这并不影响奥莉维亚的政治行动,毕业后的她参与当地的政治竞选活动,不断为拉丁裔移民的权益上街发声。

结论

本篇以奥莉维亚为例,分析阶级意识在阶级互动中的培养过程。阶级意识产生孕育于行动者对特定群体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的本质是,行动者对施加剥削的特定阶级群体的不满,譬如,奥莉维亚不满史密斯一家对她生母的劳动和情感剥削;紧接着,行动者洞察和看穿特定阶级行动背后的动机和对排除性利益的争夺,这些利益之所以是排除性的,是因为它的获得是以其他阶级的牺牲为基础的,譬如,奥莉维亚看穿养母用温情的说辞,掩盖母职背后的资本剥削本质;然后,行动者进行一系列有意识的反抗行动,反抗既包括该阶级对特定阶级的反权威实践,譬如奥莉维亚以收拾餐桌、与低阶工人交谈等揭露史密斯夫妇故意忽视的阶级差异,也包括行动者主动寻求独立的自我认同,譬如奥莉维亚拥抱原乡认同和拉丁裔同学群体的次文化;最后,行动者将这份认同诉诸更一般的制度层面以保护阶级利益,譬如奥莉维亚参与政治竞选以改善墨西哥移民的工作与生活窘境。

阶级互动可以孕育阶级意识,是因为阶级互动提供行动者定位自己和他人的机会。正如Hanser(2008)所言,关系性的互动是把自己放在和他人的比较中建立主体的过程,不过,奥莉维亚更特殊的地方在于她在互动中表现出Sayer和Lamont所述的行动者能动性,这是说,奥莉维亚尽管被套上菁英的光环且被安排参与一系列成为中产阶级的实践,她却保持强大的反思和洞察能力,她明白自己不同于雇主的小孩,因为她实则只继承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她也清楚自己不同于其他墨西哥裔的工人阶级小孩,因为这些小孩大多拥抱并肯认向上流动的美国梦,而无法看穿他们只是上层阶级维持特权地位的垫脚石。这些痛苦又清晰的洞察,使毕业后一直走在中产菁英道路的奥莉维亚时刻警示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并将认同付诸政治行动以保障移工群体的权利。

奥莉维亚的阶级命运是一张由国族、性别、种族交错编织而成的网,她的认同塑造过程是她在与这些社会力量相互拉扯之间完成的,《保姆的女儿》呈现的是既痛苦无力又极具赋能的个人阶级意识建立过程。Paul Willis曾说:“社会行动者不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积极的占有者”(2013[1977]:226),奥莉维亚对史密斯夫妇和菁英小区的洞察、对女佣群体及底层工人的反思和立基于这些思考的实践都促发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再生产并非复制工人阶级的固有劣势,而是推动阶级对抗实践。是的,这些对抗实践,常常是微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的看穿与洞察都在逐步削弱固有压迫,即便削弱的过程也总是缓慢的。

[1]家务移工指居住在雇主家中的、处理家务、照料家庭成员的移工,类似于家庭佣人。

[2]因为奥莉维亚出生于单亲家庭,从小由母亲卡门抚养,家庭以母亲打工为生。

[3]拉丁裔(Latinos)是美国族裔结构中的一支,包括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

参考文献

Bettie, Julie. 2014[2003]. Women without Class: Girls, Race, and Identit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dieu, Pierre. 2011[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1986).”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81-93.

Hanser, Amy. 2008. Service Encounters: Class, Gender, and the Market for Social Distinction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mont, Michèle. 2009.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reau, Annette. 2000.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Romero, Mary. 2011. The Maid’s Daughter: Liv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merican Dream: NYU Press.

Sayer, R Andrew. 2008. 阶级的道德意义: 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Wright, Erik Olin.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4-30.

保罗·威利斯. 2013[1977].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Translated by 秘舒、凌旻华.南京: 译林出版社.

作者:马盖先

编辑:屐松松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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