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的漫长世纪

霍布斯鲍姆看到了经济动荡深深嵌在资本主义模式,也看到了激进右翼的袭来,我们正在走向极端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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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图片来源:jacobin

摘要:霍布斯鲍姆看到了经济动荡深深嵌在资本主义模式,也看到了激进右翼的袭来。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从未成为现实,现在又被另类右派、民族主义者和本土力量等上升的激进右翼所践踏。我们正在走向极端主义的新时代。

1917年6月9日,那是漫长的一个世纪之前,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仅仅在几步之外。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于这天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位毕生坚信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活到了距今五年前的2012年,足足95岁。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平静的,他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属于未来,属于21世纪。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创始者之一,这个小组推动着“自下而上的历史”。在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中,霍布斯鲍姆可以算是一位巨人,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学者,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政治生活的“参与式观察者”。讽刺的是,在他离世时,人们却以他没有做什么来为之盖棺定论:他没有离开过共产党。

1956年,苏联派兵进入匈牙利,其他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都退掉了党员身份,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和E. P. 汤普森。他们的法国同行也一样,如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即表示:退出法共是他毕生最正确的决定。然而霍布斯鲍姆,这位众人眼中最智慧的人,从来都没有退出。

大转型

霍布斯鲍姆没有退出,但退出了日常的政治活动。他全身心投入学术劳动,在冷战剩下的时光里,专注于撰写一套无与伦比的历史研究。他对共产主义的执念,一直阻碍着他的学术生涯,尤其妨碍了他在美国获得声望。

即使不计入他关于现代世界的历史四部曲,霍布斯鲍姆也足以排在有史以来最富成就的历史学家行列之中。1952年,他与别人合作刊行了至今仍然光彩四射的学术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写下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工业和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还描写了工人如何直接采取行动与工业革命相对抗(《斯文大尉》,Captain Swing);1959年的《原始的叛乱》和1969年的《土匪》,为读者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匪帮——从罗宾汉到罗布·罗伊(Rob Roys,苏格兰盗匪),再到潘乔·维拉(Pancho Villas,墨西哥盗匪);1983年,他和非洲历史学家特雷斯·兰格(Terence Ranger)合著了《传统的发明》,在这本书里他提供了具有颠覆性的预设——那些看起来如此普遍源远流长的习俗,原来只不过是用来支撑有权者的“现代发明”。这本著作对当代文化留下了诸多影响,令我们嘲讽权力的盛大展演时可以更加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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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著作丰富,图片来源:网络

1956年开始,霍布斯鲍姆以“弗朗西斯·牛顿”的笔名为《新政治家》撰写了一系列爵士乐评。这个笔名来自于一位共产主义号手,他曾演奏过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的《奇异果实》(Strange Fruit)。

但只有“年代四部曲”才让霍布斯鲍姆沾上了先知的光芒。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霍布斯鲍姆拥有了书写无所不包的宏大历史的野心。这四本书是从下、从中间、从上书写的世界历史。在其中,霍布斯鲍姆展现出了少有的想象力和博闻多识,他不仅仅总结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还让那些读到他作品的读者,得以通过浓缩的文字想象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这个系列作品一开始是三部,霍布斯鲍姆称之为“漫长的十九世纪”。接下来,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他又增补了“短二十世纪”的部分,将他的分析了扩展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四本书作为一个整体,勾勒出了创造与解构现代社会的辩证过程。但他也不仅止于此,还揭示了这一过程如何形成现代性的神话:充斥着神一般的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这些神力互相角力,左右着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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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十九世纪”的三部曲著作,图片来源:网络

“漫长的十九世纪”包括三个部分,分布在三本书里:《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还有《帝国的年代,1875-1914》。按他所说,“革命的年代”由资本主义的“双重革命”所促动:一是法国革命,二是英国革命。霍氏将这二者的分离追溯到1848年的失败革命。在此之后,则是“资本的年代”,这个时代意味着全球政经的反动再构,而这基于资产阶级的傲慢和鲁莽。在前两个年代之后,十九世纪达到了顶峰——“帝国的年代”,这个漫长的,充满了巨大社会变革与经济扩张的世纪,走到了它不可避免的崩溃点:第一次世界大战。

霍布斯鲍姆追溯卡尔·波兰尼横空出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大转型》,完成了自己丰富、震撼而精致的三部曲,揭示了自由主义为何在十九世纪战胜了从保皇派到雅各宾派在内的一系列激进对手。

霍布斯鲍姆的“奇怪世纪”

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漫长的,那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胜利则是短暂的。这个世纪的傲慢给二十世纪带来了深刻的后果。在“年代”三部曲的续作《极端的年代》里,霍布斯鲍姆将二十世纪描绘成了一个充满了革命、全面战争、种族灭绝、政治幻觉、经济剥削、帝国主义傲慢和技术恐怖的战场。在他的解读里,作为一个“极端的年代”,二十世纪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同的现代意识形态,在灾难性的全球大萧条所留下的自由主义废墟中群雄逐鹿,争夺世界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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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的不同版本,图片来源:网络

《极端的年代》于1994年出版,完成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壮举:使人们觉得刚刚过去的时代非常奇怪,毫不熟悉。在霍布斯鲍姆的处理下,共产主义处于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中心,但这个中心地位并不是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中为自己设定的那个角色。霍布斯鲍姆总结道:“十月革命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但它却在战争中,也在和平时代里拯救了它的对手,这是十月革命最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奇怪的世纪里,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

十月革命在战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拯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红军(或者换个词来说:斯大林格勒),至于和平时代的拯救则稍显违背常识。要理解这点,我们需要像霍布斯鲍姆那样使用辩证的创造思维,他解释道,之所以说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拯救了自由资本主义,是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在二战之后自我改革的动机和恐惧,推广了计划经济,为后者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步骤。”诚然,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计划失败了,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却(偶然地)成功地将资本主义从它自己的手中拯救了出来。

《极端的年代》在出版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它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屡次出版,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一位观察者说,“霍布斯鲍姆无疑是当今世界被最多人读过的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在77岁时达到了自己名望的顶点,但人们却并不欢迎这位老人。相反,人们反复地考量他。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奇为什么一个如此博闻的人,没能理解二十世纪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人们的困惑使他——年迈的、戴着眼镜和助听器的、穿着舒适的鞋子(尽管他一生从未穿过蓝色牛仔裤)的英国学者,成为身负恶名的反叛角色。在冷战结束之后,霍布斯鲍姆却成为了“红色埃里克”,讽刺的是,在冷战结束之前他远没有这种声名。

当自由派知识分子回顾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时,他们并不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宏观地俯视二十世纪的全景,其视野要狭窄得多,而这也正是他们对霍布斯鲍姆感到困惑的原因。他们只能看到一场道德测试,且只有一个问题,而伪装成反极权主义的反共主义,主导了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霍布斯鲍姆失败了。

世界就是这样

大多数关于霍布斯鲍姆的文章,通常都是这样结束的:在结尾处,霍布斯鲍姆的重要性体现在,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中。霍布斯鲍姆被简化成了一个不幸的人:他活得太久了,活得超出了他的时代,活得听到了历史无情的审判。自由资本主义——霍布斯鲍姆四部曲的主题——如今以前所未有的胜利姿态骑跨着整个地球。自由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非常自信: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项了,未来无非是对十九世纪历史的再次重复。

人们认为,如果说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定义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的话,那么全球化的资本,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自由主义准则,将会以同样的方式主导二十一世纪。极端的时代将会让位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后冷战时代的自由派评论透露出了一丝“历史终结论”的气息。

一九五六年就已经离开共产党的傅勒,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对时代充满溢美之词,但他仍然认为历史的共识已经达成。在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覆灭的书里,傅勒总结道:“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刑罚是一直活在这个已然如此的世界里。”他给这本书起了个戏剧性的名字,叫做《幻想的逝去》。这本书在《极端的年代》出版之后的一年面世,成为了《极端的年代》智识上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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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幻想的逝去》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傅勒本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然而这本书的轨迹却超出了他的控制,成为了一份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宣言。在《幻想的逝去》的结尾,傅勒似乎在暗示,历史基本上以一种决定论的方式走向了新自由主义。他对时代的常识——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和市场的兴起——做了这样的概括:“‘另一个社会’的想法仿佛已经变得无法想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在这个主题上,还提供任何建议,甚至没有人在尝试表述一个新的概念。”

当时的人们确实抱有这样的感觉,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的。霍布斯鲍姆仍在继续构想另一个人类社会,只不过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者忙于互相祝贺,无暇顾及他,他被当成了一个属于过去的人物,而不是当代世界的一部分。

在霍布斯鲍姆出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首望去,审视他所有的智识劳动。显而易见的是,尽管霍布斯鲍姆已被当成一个属于过去的人物,实际他却还要活过另一个时代。

回首望去

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霍布斯鲍姆活过了死气沉沉,备受指责的时代——这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优势地位。和资产阶级最初的胜利相似,新自由主义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不可挑战的地位。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意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现了出来。这次,他不再是冷战结束时那个“死了的角色”。一切始于2002年,他出版了一部抒情而简洁的自传,《趣味横生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不仅对读者施了魔法,也把学术界的生活描述得令人着迷。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无疑是霍布斯鲍姆的早年生活,他的父母分别是英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1919年埃及革命爆发时,他们带着两岁的霍布斯鲍姆搬离亚历山大港,来到“红色维也纳”,在那里一直到1931年,这年,十四岁的他去了柏林。此时他的双亲都已去世,生活拮据,心情忧郁,柏林的街头还充满了纳粹褐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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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横生的二十世纪》是霍布斯鲍姆的自传体著作,图片来源:网络

霍布斯鲍姆回忆了魏玛共和国末年凶残的政治斗争,说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在希特勒上台前几天,他参加了德共的最后一次合法示威。这场大型的游行,是人民对纳粹褐衫队强权的抗议。

在写作《趣味横生的二十世纪》时,霍布斯鲍姆对这场游行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但他仍然记得,他们在“寒冬黑暗的街头无止尽地游行”。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民众的狂喜”,这种狂喜来自于团结的行动:面对着不祥的预兆,游行者一同高歌,击碎了“沉重的沉默”。

希特勒上台后,德共被取缔,集中营的时代开始了,霍布斯鲍姆被送到伦敦的亲戚那里。当他在自传里解释为什么没有在1956年之后离开英共时,强调了自己在柏林的经历。他并不否认骄傲感影响了决定,但也承认自己始终在感情上和当年的游行者们联系在一起。在纳粹上台之前最后的日子里,这些充满信念的游行者在柏林的街头,曾交换过对人类解放的希冀。

激进女权人士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的“政治自传”《杂草》与《趣味横生的二十世纪》同年出版。《杂草》也是一部充满魔力的作品,这两部杰出的回忆录相映成趣。勒纳是越南裔犹太人,反法西斯流亡者,曾加入共产党,最终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在德奥合并时代的维也纳,年轻的勒纳曾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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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达·勒纳的《杂草》,图片来源:网络

在《杂草》里,勒纳说她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监狱生活“无可挽回”地给她留下了印记,给她的人生赋予了一层——在此之后都始终试图理解的意义。她在法西斯的监狱中理解了权力对他者的残酷,也理解了在痛苦和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向心力所具有的力量。

霍布斯鲍姆在反法西斯的日子里获得了同样“无可挽回”的体验,这些体验让他熬过了后来的艰难岁月。八十四岁的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中说了一句看起来非常真诚的话:“回首望去,我看到自己在一九五六年之后的人生里几乎没有政治活动,这让我很吃惊。”考虑其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明确地远离了政治,他的这句话不由得让我们感到惊讶。

霍布斯鲍姆仍然是一个全心全意、毫不畏惧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也承认,他晚年时写的东西,即便是政治写作,也“仅仅是间接地和当前的事件相关”。

“当前”这个词很关键。他已经预见到左翼的艰难时代要到来了,他没有向自由主义妥协,没有向资本主义妥协,没有向世界那时的样子妥协。他没有屈服,但他也没有在伦敦的街角售卖《工人日报》(实际上,当时霍布斯鲍姆已经离基层工作很遥远了;他在自传里甚至把《工人日报》改名为《晨星报》的时间记成了1956年,和实际上的1966年差了有十年之久)。最终,霍布斯鲍姆并没有从政治中撤离,他只是抛开了“当下”。

他为未来写作,为更有希望的时代写作。这个未来世界,在霍布斯鲍姆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刚刚开始展开。

如何改变世界

霍布斯鲍姆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其标题颇具挑衅意味:《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收集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他的自传一样,《如何改变世界》也重新定义了霍布斯鲍姆的深远影响。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崩溃的余音里,这些文章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思考如何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从20世纪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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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稍提前到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人们可能会觉得,一本写就《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会是个年轻稚嫩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更糟糕一点,应该是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94岁高龄的社会主义学者,一个名副其实的犬儒主义者,这件事本事就说明在经济大萧条里,世界已经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了。

这部著作以急迫的、与时事相关的方式,来解读二十世纪的左翼政治历史。这和史蒂芬·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几乎同时发表的短文《愤怒吧!》颇为相似,都囊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黑塞尔和霍布斯鲍姆一样,也是在二十世纪的审判中幸存下来的九十四岁老人,同样出生于1917年,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们家已从柏林搬往巴黎。黑塞尔在法国抵抗运动中颇为活跃,随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折磨,然后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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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出版物结合在一起,讲述了一段与当前的需求非常相关的二十世纪史。同时,它们的思想也不是简化的“可用历史(usable history)”,而是提供了二十世纪反法西斯的视野——这段历史并不只是纪念在种族屠杀中死去的受害者,同时勾连了在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激烈的世纪里,政治斗争的参战者们为什么而战,又抵抗了什么。

黑塞尔的小册子远比霍布斯鲍姆的《如何改变世界》更出名,在经济大萧条下的全球各地抵抗运动中,其作用如同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黑塞尔呼吁21世纪的年轻人“愤怒起来”,对像封建领主一样支配他们的生命的“金融市场的独裁”,发起一场非暴力革命。

《如何改变世界》则不太像宣言,更像一本军事指南,但新的全球左翼还是阅读了这本书,美国的年轻左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了霍布斯鲍姆的思想。正如变节的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尤金·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在给《极端的时代》写的书评(这篇书评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盛时期发表在New Republic上)里提到的那样,如果说在二十世纪的左翼世界里,有什么地方对霍布斯鲍姆的理解仅止于“仪式性的鞠躬”和“礼貌性的鼓掌”的话,那无疑就是美国。

杰诺维斯表示,他不记得“在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圈子中,有过任何一次对霍氏思想的集中讨论”。如果这种情况代表了“没有其他选择”的九十年代,现在则一切都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布斯鲍姆的著作触及了当下。杰诺维斯在评价《极端的时代》时认为,霍布斯鲍姆偶尔会“不太有信心地”暗示社会主义会在未来复兴, “但他的书里从不鼓励这样的希望”。然而今天,如果我们把《如何改变世界》和《极端的时代》放在一起阅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今天,霍布斯鲍姆对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秩序的准确梳理,似乎对应了当前正在兴起的政治力量所组成的谱系。在他的叙事里,启蒙左派曾经从内部垮塌,但随后又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挺地重组,并延续至今。他也描述了右翼中存在的完全不同的、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多股力量,这同样对当今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最重要的是,今日的社会主义者面对当下困境,可以从他对二十世纪的周期性解读里,找到一些灵感。在“极端的时代”中分出三个内在的“亚时代”:首先是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灾难时代”;接踵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其特征是凯恩斯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掌控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后是“崩溃时代”:1973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带来了全面的不平等、不稳定、债务,以及社会经济不自由的崭新形式。

霍布斯鲍姆在《如何改变世界》里延伸了他对“崩溃时代”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回应了推倒柏林墙所引发的“没有其他选项”的新自由主义普遍信仰。用他的话说,“奇怪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出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在很多关键层面上都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预判到了。”

《如何改变世界》里有一篇文章写于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他注意到,马克思的分析对理解“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内在矛盾仍然很有指导意义。正是资本主义增长机制导致了一轮又一轮无止尽的经济危机和与此相对应的短期解决方案。无论是危机还是短期解决方案都加剧了危机的动因:经济集中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如何改变世界》里谈到,马克思主义会在21世纪延续下去,但这并不是本文观点,本文认为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相反,最切题的问题是霍布斯鲍姆本人融合了两种立场:一种是他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唯物主义解读方式,另一种则是他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把政治看作是意识形态力量斗争的战场,这种斗争会无情地走向极端。

霍布斯鲍姆将法西斯主义右翼视为敌人,但他同时也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问题所在。今天,像特朗普、班农、勒庞、维尔德斯和法拉奇这样的激进右翼分子大量涌现。人们通常批评自由派在道德上失败了,因为它无法超越建制来发动群众,来对抗激进右翼带来的威胁。自由派往往会迅速地谴责这样的批评。对于今天的现状而言,霍布斯鲍姆的叙述非常有帮助。

21世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霍布斯鲍姆曾说,他“从年轻开始,就长期被典型的20世纪热情和政治许诺所俘获”。他认为政治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策略上,都应得到重视,而这种感觉,大部分来自于被囚禁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在《如何改变世界》中的一篇关于葛兰西的文章里,霍布斯鲍姆区分了社会主义政权(二十世纪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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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Antonio Gramsci,图片来源:wikipedia

二十世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像中间偏左的联盟政党(例如布莱尔的工党、奥朗德的社会党或者希拉里的民主党)一样,小心地规范民意的参与,一直在越来越小的内部干部圈子里制定更多政策。霍布斯鲍姆说,这种政策制定级别的抬升,像葛兰西所说,正是“对政治的忽略”。这种对政治的忽略带来了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后果。

霍布斯鲍姆问道:“当人民群众被政治进程排除在外,甚至游移在政治冷漠和去政治化的潮流中,我们如何能期冀转变人类生活,构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一个管理的经济体)?

回答在于“坚持政治才是至关重要的”,霍氏写道,葛兰西“让我们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他认为葛兰西“在今天特别值得阅读、评判和内在的消化”。

实际上,霍布斯鲍姆本人也同样被值得如此。他所描绘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后果,比葛兰西的更为详尽详。其看到了经济动荡深深嵌在资本主义模式,也看到了激进右翼的袭来。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从未成为现实,现在又被另类右派、民族主义者和本土力量等上升的激进右翼所践踏。我们正在走向极端主义的新时代。

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既艰难又恐怖。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这一百年十分漫长,漫长到霍氏富有人性的启蒙理想,被政治地表达在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却在他“短二十世纪”的尾声1991年消失殆尽,又在2017年的今天,突然惊人地再次出现,为另一个看似“漫长的世纪”注入强心剂。愿下一个世纪成为霍布斯鲍姆的世纪。

感谢张跃然对本文翻译工作的宝贵贡献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6/eric-hobsbawm-historian-marxism-communist-party-third-reich-stalin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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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EPH FRONCZAK

翻译:骆斯航、罗晶、齐哲群

校对:编辑 屐松松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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