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高考40年,改变命运的只有两代人

想用高考改变命运,无奈精英席位已满?

1

编者按: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戏就要上演了。今年适逢恢复高考40年,40年来,“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艰难,却越来越多人相信。第一世代高考神话已经结束,成功者们对整个社会制度重新洗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谨防后来者对自己地位的撼动。还是要预祝考生们考试顺利,毕竟当高考之后面对社会真相时,只会发现路更加难走。

恢复高考对个人的成功阶梯的影响,处在成功阶梯顶端的大学生们掌权后所支持的社会变革方式,以及由他们自己的学识和政治认同产生的社会再认识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很明显,有必要在经验基础做一个初步的展望。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世道人心有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值得在此追述一下。首先是经过大学教育爬上社会上层的流动阶梯,对个人生涯的作用,依据经验观察,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受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是截然有别的。此后,一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进入社会政商学各界掌权,对权力公共性水平的影响,本文也尝试着进行一次初步的回溯。

一、大学生的三个世代

在改开时代,个人或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同时毕业之后工作预期收益是越来越低了

从经验上看,有着明显不同的三个世代相比较而存在着。第一个世代的投入收益比最好,他们的成功就如同神话一般,别人需要努力二三十年才能够达到的成就,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生只用几年时间就达到,这一批人的成功之路被人称为无法复制的“新三界神话”——1977-1979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们,这一批人可以称为神话世代(也有人贬称为“暴发户世代”),这个时代的人群,个人支付的教育成本很低,而毕业工作之后获得向上流动机会最好——因此获得有形或者无形的收益最高。神话(暴发户)世代中间,很多人都是网络明星,受到观众关注度极高,例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北大教授贺卫方,山东那个邓相超,还有那个人民的名义中间的祁同伟应该也是。这群人的主要特点是拒绝公共性维度的反思,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持有一种不加反思的努力方向——有一种把追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进行到底的潜意识,还认为这才是现代的普世文明。

2

“暴发户世代”典型代表祁同伟(图片来源:剧照)

第二个世代可以称为“过渡世代”,其代表性群体是八十年代中晚期步入大学然后迈入社会的时代,这个世代的毕业生通过平均水平的努力,能够在城市挣得养家糊口的地位和资源,获得小康水平的稳定生活,这个可以称之为过渡世代。第三个世代的代表性群体,是九十年代朱镕基大学产业化海量扩招之后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支付了巨额的教育费用,毕业之后却找不到一个收入足以支持其养家糊口的工作,缺乏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不得不蜗居在城市的郊区村,从事各种稳定性极低同时收入也不高的职业,这个可以称为“蚁族世代”。

3

“蚁族世代”的艰辛无奈(图片来源:网易人间)

在蚁族世代,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已经极度地不合算了,但是中下层社会成员对此并不十分了解,往往还怀有过高的投入意愿。这使得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依然生意极度兴隆。在蚁族世代,大学毕业早已经不是个人获取向上流动机会的合理出路了,大学毕业生的预期职业收益快速衰减,业已构成了阶级固化的主要标志。阶级固化时代,人们根据社会现象归纳出一个“拼爹时代”的概括,这是非常形象和精准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爹肯定就没有好工作和好的出路。

在这三个世代的相互关系之间,一边是蚁族找不到出路,一边是暴发户世代的“好爹”垄断好机会。而过渡世代则被逼迫对子女教育进行高投入以避免后代落入底层,过渡世代的高投入意愿在大中城市被暴发户世代中间的商人群体群落充分利用,对其钱袋进行兜底搜刮,学区房的价格暴涨,反应的是过渡世代的罗掘俱穷的上限。

二、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状况考察

在中国目前各种制度中间,高考依然是相对公平并较少受到权力和资本渗透的领域,这个公平性被用于诱导社会中下层家庭的过度投入意愿。1976年《红旗》杂志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请看苏修一种新行业》,文章就是介绍因为苏联的大学教育成为一种“读书当官发财”出路和阶梯,所以,为了帮助子女获得好的考试分数,许多父母被诱导投入很多金钱请补习老师,给自己的子女“课外加课”以提升解题能力。今天中国的状况,远远超过了苏联当时的零散补习表现,而是出现了高度制度化的高考经营模式,安徽毛坦厂中学的出现,就是高考补习事业的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的最新成就。到毛坦厂来上学的学生家庭,多数是出于社会中下阶层,绝大多数家庭肯定是没有“好爹”的,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蚁族一份子的可能性极高。

4

毛坦厂中学送考盛况(图片来源:凤凰新闻)

对于中下阶层家庭而言,对高考进入高投入的选择,结合业已固化的阶层状况,去计算投入产出比,要是认真算下来肯定是很不合算的。即便是毛坦厂的补习很有效,能够短时间提升学生的解体技术一大截子,以高升学率来完成自己的补习契约,但大多数中下阶层家庭的指望依然会落空,大学生毕业之后想要进入小康阶层的可能性极低,甚至还会反过来成为家庭的拖累。早两年王春光博士的回乡文,已经从经验出发指出过,农村最贫困家庭有两种:一种是老人病人家庭无人外出打工的,另外一种就是家里有人考上大学在城市工作的(这些人自己顾不住自己所以无法回馈父母),这个经验实际上应该算是中下阶层家庭,在大学教育方面高投入之后的平均产出状况。

未来总是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性,现实是需要对子女教育尽力而为,由此,不仅催生了高考工厂的繁荣,还同时带动了小镇的房地产,离毛坦厂镇子不远的民房上写着地产广告词说“小投资高回报、做毛中大房东。”导游说还有一个更为直白的广告词是“跟着毛中发大财”。

5

毛坦厂中学周边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在三个世代群落中间,大学教育投入产出比衰减的如此迅速,实际上与两个状况有关:一是毛时代的公费教育制度的逐步废弃,这导致个人或者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二是改开早期上层社会有大量的带填补空位,有碍于社会流动的各种社会藩篱尚未形成。

毛时代也有一个高居于工人和普通干部群体之上特权阶层,但这个阶层的人数极少而是历史因素形成的,总人数低于人口数的百分之一,邓小平时代开始再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间,顶层人群数量出现了一个短时期内急剧膨胀的过程,结果短期内顶层位置出现大量空缺,因此这个时期顶层位置对底层的开放性是最强的,暴发户世代很多人得以填充进去。因为早期社会结构承接毛时代而来,毛时代上层阶级虽然存在但人数极少,邓时代采取各项快速膨胀上层阶级人数与收益率的政策,结果在短期内出现上层位置大量空缺的现象,就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好爹的大学毕业生,往往也能够在上层找到一个无人占据的空位并填充进去,导致早几届大学毕业生能够轻易地在政商学三界找到好位置。

这三个世代的状况,很好地体现了四十年来,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快速上升,同时,上层社会的空缺位置越来越少导致通过率急剧下降,两者共同决定了高考和成本以及由此改变命运的成功率。

在高考越来越无法改变命运的时代,中下层家庭对于高考的投入意愿和能力,却反向攀升到历史新高。除了毛坦厂中学这样的例子之外,衡水中学开始了全国办学的扩张性努力,其某个分校开出五十万年薪外加住房的条件招聘教师公告,让人们看到了高考产业化的最新深度与巨大潜力。毫无疑问,这些招募教师的高成本包括办学方期待的利润目标,都将会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是与潜在市场蕴含着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完全匹配的。

三、大学生官员充斥社会带来的显著影响

今天回顾,在改开时代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再形成过程,而这个再形成过程通过政策的加杠杆作用而快速实现的,其中最幸运的群体就是恢复高考之后进入高校的那几届大学生,他们成为最优先的精英候补梯队。而且,这一个人数受到很大限制的候补梯队,面临着阶级快速再形成过程中的大量空缺位置,这些位置对为数不多的候补群落来说,几乎是毫无障碍地敞开供应政商学各界的机会和机遇。结果,在很短时间内,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生,就快速地填充到了社会阶梯顶层的百分之五的上层位置上。在第一世代的暴发户世代人群中间,相当一个比例的人数,通过平均水平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努力,就能够占据一个顶层百分之五的位置。

从这样的经验出发,“高考一考定终身”“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全社会蔓延开来,还成为今天底层家长选择补习高投入的参照系,是衡水中学全国性扩张的一个支持因素。

6

在高考标语中,大家还在相信着“一考定终身”“屌丝能逆袭”(图片来源:凤凰网)

与这一批大学生在社会各界掌权相对应,毛时代舆论宣传的主调——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阶级话语和公共性要求,都悄悄地消失了,改而以专业化水平和效率话语来进行合法性论证。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从前的工农干部就算是有很高的服务精神和献身精神,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知识过于贫乏,老是好心办坏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一种更具专业知识技能的新型人才,才能够领导和操控,保证社会生产的高效率实现或者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总而言之,专业和知识比服务精神和公共性更为重要。毛后时代的宣传中间,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拥有大学文凭,就会被推定为可能掌握“客观规律”或者“真理”,理解现代文化知识和技能,实现高水平的领导。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个宣传模式“人才掌握规律带来效率”,已经成为合法性生成的主要渠道。

所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联系从革命时代的工农干部无法掌握的现代文化和规律真理性,诸方面的对照来理解和看待,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次堪称快捷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这当然要意味着“干部从哪里来”的根本性转变了,一位转型期的组织部长曾经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这个转型的深刻内涵:

“全国现在有脱产干部一千八百多万名。党的干部队伍,总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补充新干部,从哪里来呢?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因此,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严格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但必须挑选年轻、有文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与这个政策紧密相关,有些历史形成的代表性很强的人物一时难于摆脱,就刻意安排进大学拿文凭之后再回官场供职。例如毛时代全国著名劳模吕玉兰,就曾经“被离岗学习”三年,之后才回到河北省农业厅任副职,这样,她也是有文凭的人了,算是跟上了新时期的任职标准。

权力远离民众的生活和体验毛时代工厂基层干部往往要做“家访”和“谈心”,与自己管理对象进行多方面的情感沟通和思想交流,除了其工作状况之外,家庭困难也在工作范围之内进行帮扶。不管是工厂里还是官场中间,家访和谈心都是常见的上下级有效沟通方式。官员聘任方面的大学生与专业化标准确立之后,很快就无条件地抛弃了这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模式。现在的“约谈”与“喝茶”,反而成了国家镇压机器服务人员,基于专政目的需要的权力访问模式。不仅如此,工厂里的管理者换成高校毕业生之后,与工人谈心的能力也逐步地丧失了,双方关注的事务和发言的方式都逐步地形成了巨大的区隔,业已不存在彼此进行深入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性了,因此,劳动者对管理权运用的体验就逐步地回归了工人工具化的地位认同,应该说,这是一种人为政策塑造的阶级区隔,阻断了曾经有过的有效互动与交流过程,加深了异化的体验和基于管理权的对立,弱化了管理绩效。

这是一场真正的质变,不仅涉及到权力的实际运作规则,更为深刻的是彻底改变人们对权力的体验。在原本的权力体系中间,能够很好地与下级交流并共享某些重要经验,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标准,在那个标准之下,“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被认为是欠缺了最为重要知识或者素质的干部,需要再群众化的过程加以弥补。现在,反过来认为“三门干部”是最合格的干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堂门槛的高低,到现在,已经认定国内的大学培养的三门干部不如海外大学,所以进过海外名校大门的优先得到重用和提拔。在这个“三门干部”受欢迎的背后,是否认掌权者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和劳动经验而提升的、与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否认掌权者需要通过自身的亲历和经验去增加自己触摸劳动者的疾苦和心灵那种一种能力,此后,这样的能力就不再成为当干部所必要的技能:文凭就成了最优先的任职资格。

就执行力方面而言,除了重视源于制度的执行力之外,毛时代还很重视干部个人得到群众拥戴这样一种“执行力加成”。毛时代很重视个人拥有被管理者自下而上回授领导权的先进分子,其个人在与群众的长期互动期间,就已经获得了群众不同程度的拥戴,这意味着在干部与群众关系上,干部个人以其自身条件就能够得到“执行力加成”,这是制度执行力的一个额外加成,也曾经是毛时代政权和组织执行力的重要凭借和依托,今天也完全不存在了。执行力完全依靠权力对下的有效控制和激励,同等诱因条件下的努力水平肯定是下降的。吕玉兰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干部时,为了动员社员冬闲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个姑娘家在大冬天跳下冰冷的水里带头干,以此去激励社员的高水平努力,这样的“模范带头作用”产生的执行力加成,也永远地从管理中间消失了。但是,管理对于效率的依赖却无法消除,由此,管理手段变得更加单一、僵硬和严厉:比从前需要更多的控制、打压和收买手段去动员被管理者的努力。

7

劳模吕玉兰,还能和老百姓一块儿劳动(图片来源:吕玉兰纪念馆)

在民众的体验中间,权力和管理“由软变硬”的感受,是最为深刻的。官员得不到下级和民众的正面评价和反向精神激励,也往往更多地倾向重建各种个人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垄断,这会反过来加深双方的精神区隔。十多年前老田访问吴伟煜教授,据他所见,学校下达“十万一年”的特聘补贴下来之后,在清华海龟系主任中间,那就无条件顶成本系一个特聘名额由这个名额拿十万,而且肯定是系主任自己拿,没有别人的份;但是,反过来的选择也有,好几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系主任,就把这十万特聘津贴分成两三份,自己拿一份再找两个优秀同事一起分享,把上面的规定灵活运用一下,在那群人心里不搞垄断好像是成了本能;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不同来源的干部,天然就有着巨大的落差和对比。

管理权分配标准的转换,到底加强了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没有,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但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任职选择及其实践过程,带来的最显著后果是:对权力异化体验的加深和区隔的扩大。

四、认识论的转换:中国的学术与史实之间

大学生进入社会的显著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大学和学术界中间,因为这个群落的生存方式就是说了又说,所以,其腐朽性最易于检验。

一个年青学者应星,有感于学界之腐朽堕落,依据自身的经验指出:

“学界的这些新父们自幼失诂,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能够在进入 学界后不长的时间里安营扎寨,开花结果,用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有媒体誉之为其辉煌无法复制的‘新三届神话’。”“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 ,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 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勃兴的时代,学界新父们以敏锐的问题关怀侧身其间,著书立说。尽管那种自说自话的学术产品还只是半成品,但却或多或少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真问题的把握。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与压力越来越大,学术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变化的确有利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从形式上推动学术的进步。但是,盲目地接轨话语也使今天的中国大学在逐渐丧失自主独立的学术精神、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立足本土的学术情怀。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这些学界新父们正在自觉地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市场的蹩脚尾随者。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师道之不存,学问之不尊,学人之废学,久矣。在学界今天表面空前的繁荣的背后,掩不住的是严重的浮躁甚至无耻的堕落。当然,我所谓的学界新父,指的是占据体制主流地位的学人。”(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载《文化纵横》2009年第4期)

8

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网络

在应星所批评的对象集合中间,郑也夫说自己“在应星笔锋所及的年龄段中”,还给出了回应,这个回应的逻辑是极其奇葩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发生了什么变化?“很简单,就是堕落,堕落得一塌糊涂。堕落的原因也异常简单,社会把更多的钱放在那儿让他们去抢,他们不再干别的,专心去抢这些蝇头小利。之前没那么多钱,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民代言,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状态完全变了。……把公权变成私利,这叫腐败。”“90年代初期,此前社会上老攻击有权的人容易腐败,有权的人就想了:怎么老攻击我啊?给你们点糖果,把你们嘴堵住,让你们也腐败一下,省得你们老攻击我们。怎么不把钱给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学术界的人是能喊叫的少数人。……别说好听的,别说多一些钱能把科研搞得更好。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钱越多科研反而做得越垃圾。这就是学术腐败的由来。……整个(学术界)群体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思想,很多人不读书,身为文化人拿着国家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课题费,毫无贡献。这种状况就是腐败。”“(应星)对学界堕落的勾画更细致,我则更露骨地指出用糖果堵嘴是掌权者的刻意用心。”(郑也夫:新父朽败之由来—与应星商榷,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051.html )

郑也夫教授的逻辑水平堪称神话世代的经典水平,知识精英群体的整体性堕落,是因为掌权者的刻意“用糖果堵嘴”造成的。从逻辑上来说,至少正面的影响要更大些:有了更大的糖果难道不能够哄着大伙多干点正事吗?难道郑也夫教授早已经认定:这群人根本就不可能干出任何正事儿?有了后面这个“小前提”之后,前面的推理在逻辑上才算是严密的。逻辑方面的缺失,倒是没有影响到对学术精英们的整体判断:学术人及其研究方面的“零公共性假设”从经验上看是成立的。

9

郑也夫,中国社会学家。图片来源:网络

应星和郑也夫都把这群人的某些共同表现,与其社会化过程的年代背景给出简单链接,想要给这群最腐朽的群体找一个“背锅”的外部要素。这在老田看来,恰好是不成功的解释,零公共性假设的产生并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表现,恰好是个人主义世代叠加了零监督条件下的应有之果。毛时代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这两个强调的背后,是个体努力的公共性水平和方向选择方面的自觉输灌,要求个体把自身的私人目标纳入集体进步的方向上去。因此,毛时代的学界腐败也不是没有,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轻微的低下水平。

在“非毛化”时期之后,神话世代的成长过程给了他们自己一个坚硬的人生经验:毛邓时代两重天,并由此确立了对于毛时代的彻底的不认同,这当然与官方的非毛化需要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官方采取了一种对神话世代中间扶持“暴发户”的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商学各界的翘楚,都由神话世代的人士去填充,结果,在学界就广泛出现应星观察到的现象——“用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官方采取扶持暴发户的政策,显然就造就了这样一种投入产出比:毛时代干活多收入少,邓时代干活少收益多,这个对比本身就能够支持对毛时代的绝对不认同。

10

神话世代或者暴发户世代的出现,并占据学界的统治地位,显然,是符合政策转型需要的,目的是要由此造就鲜明的投入产出比支撑下的政治不认同,这一政策相当于是基于政治不认同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当然,效果也是空前好的。但是,这个政治不认同本身,给学术带来的损害是及其明显的,在具有回溯性研究性质的一切经验研究中间,政治不认同首先就要介入对事实的考订和解释过程,极其武断和野蛮的历史事实处理手法,在各个社会科学领域蔓延开来。就现象上看,很多神话世代的所谓学者,基本上秉持了他们从“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起步的大批判方式,去对待历史事实,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对“坏人坏时代”搞“帽子随便扣”(研究结论)“坏话随便说”(支持结论的事实),在帽子(结论)和坏话(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也一样无比随意。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有趣现象,高校的奢遮学者写起论文,就跟蠢猪差不多,初中生都早已掌握的议论文三要素“论据、论证过程和论点”之间的起码要求,在专家和教授们那里已经被彻底遗忘。这些人写论文的随意性,超过了任何历史时代,这样的所谓研究或者学者,是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进步的。

在学术界推行扶持暴发户政策,在很短时间内让一批未曾获得真正学术训练的大学毕业生,获得垄断和霸主地位,目的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投入产出比去塑造知识人自身的政治不认同,完成了政治不认同塑造之后,就大体上厘定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方向选择。这个政策本身,是通过塑造意识形态生产者的自身的政治不认同特点,去间接地决定和选择意识形态生产的努力方向,应该说,权力设置的利益诱导是成功的。从1990年代知识界的演化态势看,即便是认真看待郑也夫的辩解,也只能够为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感到悲哀,他们除了“媚骨峥嵘”和“抢骨头”本能之外,简直是不存在别的共同特点,难道“名利和权欲诱导”之下就一定要生长出“媚骨”和“朽败”吗?难道高投入就不能够有推进一点点正面的成长空间吗?

结果是很清楚的,四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新中国历史事实的随意处理,导致真正的学术介入研究极端稀缺,近乎每一个认真的学者都会发现到处都是各种“富矿”——从未被有效地开发过。也就是说,基于政治不认同对学界的塑造,造成了学术界的真实研究过程的稀缺,极端丰富的历史资料库基本上还是处在“未利用状态”。

要说,四十年来学术界有什么进步的话,就只有一条:就是对西方学术研究的译介。这个译介过程,使得中国学界和学生,能够更为便捷地把握西方学界的研究新进展,熟悉西方的理论。在颠覆了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之后,研究学术的指导思想或者对事实据以进行梳理的理论,就只能够从西方来了,因此西方学术的译介,促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把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结合起来写论文。一位人民大学曾经的经济学院院长介绍经验说:他通常是拿百分之八十时间读西方理论文献,然后用百分之五的时间做调查,再用百分之十五的时间雕琢论文的文字,这样,就能够写好一篇可用于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了。这个不需要再解释,那西方理论硬套中国事实(还是费时极短搜集而来未必准确的事实)的论文写作学的流行,也很难说有多大的研究进展,方法本身就决定了高度。

如果说新时代学术或者意识形态生产机制的首要特点,就是对毛时代的不认同,由此造就了那种布尔迪厄所称的“不认同巫术”写作。这样一种学术研究或者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自带了一种处理事实和结论的标准和方法:什么是无效的事实,什么是有效的事实,在选择事实上有了不同的新标准,这个新形成的“事实识别机制”实际上也隐而不彰地遴选了历史和政治的写法。对于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对于中国事实的随意剪裁,对逻辑要求的完全不尊重,已经成为中国学界论文写作的关键特色。这样的一群人,还硬着头皮说自己做的就是学术,在叠加了他们在学界的霸主地位,如此这般肯定自己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真实的学术研究是难于成长起来的。

老田在讨论学界与文坛各种利益小圈子的时候,指出过:意识形态的“空转”现象导致小圈子规则的绝对化,结果使得真正优秀的作品和学术都难于产生:

暴发户世代的论文写作技艺,很接近于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所说的“不认同巫术”,诉诸各种方式甚至包括情感的方式,来捏造出一个不认同的结论来,许多暴发户世代有关党史国史的论文就是这么写成的,在这样的文章写作中间,就谈不到靠谱的证据和论证过程了。在199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这种早期的不认同巫术写作,逐步地收敛为“公知体”——以民主自由这样的绝对真理否定一切历史事实和制度实践的合理性,这种公知体写作中间,基本上不需要靠谱的证据和严格的推理过程就能够直接地得出结论。由此可以提炼出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工艺特点:能够就强烈的不认同本身直通结论,而或多或少地省略掉了搜集和甄别事实并进行严格推理的过程。不认同巫术和公知体就是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工艺的两个典型特点,陈国恩教授和童志刚的反批评文章,在材料处理的随意性和对逻辑要求的轻忽态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浓缩了公知体的工艺特征。

11

不认同巫术和后来的公知体,及其对前三十年的过度抹黑,相当于把意识形态生产建立在与经验事实完全对立的基础之上,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生产与草根民众的经验记忆出现严重对立,导致教授们的意识形态产品就此无法深入民心民意,出现意识形态生产仅仅停留在学术圈的“空转”现象——意识形态无法履行在草民那里制造同意的社会职能,而仅仅与教授们的职业利益有关。而且,由于暴发户世代论文的工艺特征方面的内在缺陷——忽视事实甄别和逻辑严密性,往往也说服不了严肃的读者,因此就缺乏对公众的良性影响力。

由于这种“空转”的意识形态生产仅仅关联着职业利益升降的事实,又在实际上助长了学界的小圈子现象——对小圈子内部人是无条件支持,对圈外人进行无条件反对,这种普遍化的党同伐异现象,则是一种追求宗派和小圈子职业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化”过程。我们从方主席的小说《软埋》获奖及其反批评人士的发言方式,可以清晰地领略到小圈子是如何进行无原则地运作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空转”现象不消除,那么,小圈子和无原则就成为精英们的第一行事规则。

小圈子现象的流行,导致学术砥砺和提高丧失了最为重要的依托:同行评审和专业人士的批评和促进。在现象上人们都很熟悉,曾经的文学批评不见了,新流行的都是文学表扬乃至于自我表扬。学界的同行评审和学术批评也不见了,遗留下来的都是各种小圈子自抬自唱。这一点业内人士和高校管理者就更清楚了,但是,哪怕是当了校长或者院长,对这些“蚂蜂窝”一般的小圈子也是毫无办法,他们多年来的经营成果和获得的既得利益谁也不能动,要是谁敢真个去“捅马蜂窝”——这不仅危险极大而且效果不佳,由此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规则各个高校都流行:对海外发表的学术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对国内发表的成果只给予极低评价。这样一来,小圈子就把自己争得的财政资源向海外出版机构输送,以换取发表机会,由此,每年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支付的版面费高达数亿元之多,这相当于是把财政支持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源,对海外的学术出版业进行利润输送。而且,与大量利润被输送到海外的同时,也把学术造假带到了全世界的面前,前不久,医学界还被人一次性撤销数百篇假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界和文坛的腐朽和堕落程度,因其工作成果的公开性程度较高,就构成了整个精英阶层演化状况的一个较为公开的测度。

五、“极右翼思想泡沫化”的明显趋势

回顾起来,近四十年来,中国涌现的这一拨拥有大学文凭的新统治阶级,他们是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起步的,逐步走向彻底否定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由此确立了彻底的政治不认同,然后又从政治不认同出发,走向文化不认同(竟然能够写出《河殇》这样的作品),最后走向与老百姓的经验、认知、情感和利益的彻底对立,就这样,新的统治阶级为自己铸造了一个“意义生产困局”——找不到精神家园。

改革明确选择了一个起点:以政策配置政商学三界的暴发户世代及其政治不认同。但是改革的终点,却是出现在改革设计者的最大视野之外:这一群暴发户世代基于自身需要和利益选择了特殊的博弈策略集,改革路径和终点符合暴发户世代是处于这一世代的策略集所左右的,当然这个策略集符合标准意义上的阶级分析法。

这群人的问题,还不是自私,也不是无耻,而是心灵一片荒芜。他们发自内心地与共产党的建国建政历史对立起来,与中国革命和民众力量呈现方式对立起来,与国家利益目标和老祖宗的文化传统对立起来,与这片土地上的多数人对立起来,结果,就像项羽名言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这群人选择了与这片国土上多数居民对立起来之后,这群富贵人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再也找不回自己的精神家园了,最后的后果是精神上找不到皈依和着落。这群人从理智和情感上想要认同西方同时也被西方认同,却被洋大人看做是“不配姓赵”。

12

因为与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严重对立,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意义生产困局”,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乡亲们”了。这群富贵人真的成功了,却没有“真正乡亲们”的艳羡眼光和由衷肯定,去助成他们的成功感受,民众的艳羡和媒体人的吹捧,对他们来说远远不够分量——不是他们在乎的人群的真诚喝彩,他们这群人看来在乎西方人但西方人不在乎他们,这样,成功的喜悦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这就是项羽所说的衣锦夜行。一些明星的表现其实也可以与这群人相互对照,赵薇为什么穿上日本军旗装,被人泼完大粪之后还继续强硬地选择台独分子,李连杰为什么与达赖精神上很亲密,都是这群人都未曾明确反思的亲近感生产原理:与多数人情感和价值的对立行为会让他们自己感到快乐和真实,就像是坏孩子因痛恨父母吝啬而不停地尝试偷家里的鸡蛋一样。在今天的中国,他们这群人在政治上,将有能力破坏一切,而不会有任何的建设性: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是他们特别愿意真在乎的。与传统中国统治阶级与国民同处一个穹顶下不同,这群人是属于全世界的,所以,他们随时可以离开中国,永远不用害怕洪水滔天,这使得今天这群人更倾向于鲁莽地作出各种颠覆性的选择,敢于去冒他们毫无把握掌控的高风险。

一九八零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戴园晨非常得意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方面原本是要到天津,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够公开,所以先说改革是要到通县,到了通县再说是要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再说去天津。发展到今天,面临着的状况是现在已经到了天津,之后怎么办?在很多主流的知识精英和顶尖资本家群体那里,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怎么办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在西方催生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疑情绪,这个情绪的逐步发酵在1960年发展为席卷世界的民权运动,其最顶点是法国的1968年“五月风暴”。在这些对资本主义质疑的思想潮流中间,极端缺乏有序的研究和试验,基本上不存在对替代性新社会的认真分析,由此,带来了从情绪出发的“左翼泡沫化”现象和运动。此后西方学院派“白左”的思想进路,依然只关注纸面的反抗设计,不关注现实社会的斗争经验和现实,日益走向思想泡沫化的趋势,有一位中国左翼网友愤而写了篇“白左的瘟疫史”,表达自身的不满。

当时,一些偏右翼的保守主义者诸如阿隆、克罗齐耶等人,其思考反而能够切中左翼泡沫化现象的要害,保留着真正的理性思考成分,克罗齐耶本人是研究官僚制的学者,他在“五月风暴”之后写了本专著《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专门提点泡沫化思想的虚妄和危害性,在社会党当选之后,他把这本书再版了一次,并写下了新序,再一次强调:

“千万不要将变革当初本身就是美好的事物而心存幻想,千万不要对凭借法令进行的变革抱有幻想,因为这会损害社会有机体,使之变得贫乏。”“之所以凭借法令不能够改革社会,原因在于它会遭遇到无以计数的博弈网络,这些博弈是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有组织的博弈,个体的人通过这类博弈来感受和体验他们的自由。”(博弈原译为“游戏”,依据现流行译法改过来了。[法]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张月译,格致出版社,2007年,《1982年法文版序》,第4、11页)

对照上文所述,1980年之后确立只选“三门干部”的新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了精英阶层据以认识“底层博弈结构”的通道与可能性,这必然会导致改革设计有悖于底层结构而导致目标流产的现象。我们就这样看到:改革目标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及在失败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鲁莽地继续推进,最终我们得到的改革后果与最初申述的大相径庭。

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最初是说经济体制有问题,要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提升国企效益,结果呢?改到1996-1997年,连续两年出现盈利国企的总盈利小于亏损国企的总亏损,此后就是朱镕基的“国企三年脱困”和“抓大放小”“管理层买断”和对工人“买断工龄”,结果是很清楚的,既没有完善社会主义,也没有提升国企效益。这样的改革效果为什么会出现?如果硬说是一个阴谋集团设计了搞垮社会主义和国企,那未免过于牵强。

13

阳和平,经济学家,国际共产主义有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图片来源:网络

阳和平教授有着在毛时代国企和美国私营工厂当工人的亲历,管理权集中及其对工人造就的政治贫困化感受,是改革所触及到的底层博弈结构的重要部分:“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当了五年工人,到美国马上就感到地位下降,没有主人翁地位了,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原先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到什么,就好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之外还有什么世界。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美国工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掌握在工头手里,所以害怕老板怕工头,工头一来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勤奋积极,但国营厂子的工人就不怕干部。”“现在在私人企业里,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不管对错,都没有工人说话的余地。很多老同事在这些问题上,老是跟工头跟老板产生冲突,在精神上很是苦闷。美国也一样,工人对老板有意见,只有辞职另找活路的权利,无权过问企业的管理。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终于到了美国那一步了,下降为彻底的雇佣劳动工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改革开始后,国营工厂里头人际关系还是有很大的惯性,想要搞承包和私有,工人还是不买账:又不是你个人的厂子,凭什么就你说了算?为什么国企一个个被他们解散弄垮,因为在厂子里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受到工人强大的惯性反对,这肯定是一个重大原因。光华木材厂在1980年代五车间就没有了,到了90年代整个厂子都没有了,很多设备卖掉或者搬迁到其他地方了,地皮卖给房地产商开发建成光华小区了。”(对阳和平教授的访问,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于阳教授公寓)

拒绝理解底层博弈结构的现实,却凭着自己对社会和体制的想当然感受,过分随意地发动了一种足以牵动全局的变革,结果就变得丝毫“不可控”了,随波逐流到最后是:改掉了国企和社会主义本身。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波新统治阶级的主流,想要借此走下去终结执政地位,对于这一重大选择的后果与风险,也一样从未有人进行过认真的评估。到目前为止,漠视各种有关制度落实的底层博弈结构,进行各种大而无当的规划和设计,依然是精英阶层的主流思考状态。有些改革家还是很认真地想要搞点实事求是的,也想要高点调查研究的,但是,这个求是的“是”和研究对象,已经不包括底层的体力领导者阶层了,他们的状况和真实信息业已被排除在改革开放需要认真关注的对象之外了。

不得不说,我们的改革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生产方面,一开始就是从“右翼泡沫化”为起点的,今天走到了“极右翼泡沫化”阶段。问题在于:对如此严重的偏离轨道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实,至今缺乏起码的反思和认真的评估,反而出现了一股新的投机潮流:知识精英和资本家乃至于意见大V,人人都争当“推墙党”,似乎都是为了未来的新局面而积累“从龙政治红利”。

前些时,老田重点关注了方方的小说《软埋》及其小圈子自我吹捧的状况,花了点心思对这群人做了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很具体地看到了“极右翼泡沫化”现象的危害。那些沉溺于小圈子利益的意识形态生产者们,基本上不回应社会批评并对照自己的生产状况,而是试图用扣帽子的方式击退批评者。他们多年来所习惯的,只有表扬和自我表扬,任何不符合此一标准的都属于意外状况,是坏人想要打击好人,是阴谋或者是各种幕后策划,唯独不存在他们自己需要反观对照的任何必要性。各种小圈子对于真正批评的回应模式,就如同马蜂窝被捅的后果完全一样,马蜂全体出动飞出来死命地“蜇人”,哪怕死而后已也要蜇人不停。什么叫做“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方方及其小圈子给我们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孔夫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但今天学界与文坛的小圈子,除了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和刚愎自用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14

《软埋》引发了广泛讨论。图片来源:网络

即便是在较为保守和严谨的政界,也出现了“泡沫化”政策主张的大行其道。各大经济界大佬们,都令人惊奇地共同提出一个足以让一切政策效果彻底“泡沫化”的思路:全民创业和人人当老板。这个政策的一个较为具体的实施后果是,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为了把这个高官设想落实为“大学生创业”的宏愿,以资响应,高价收回早已经租出的经营房产,把从前满足大学生需要的各类餐饮店面,改成符合小资情调的咖啡馆和健身房等等,结果门可罗雀。更为宏观的政策泡沫化现象,是把农村扶贫转化为“逼民创业”,还以财政资源的转移支付为条件,逼着基层干部去干这个大多数情况下肯定会失败的事儿。

在“极右翼泡沫化”业已成为潮流的今天,我们来粗略地回顾一下回复高考之后的重大社会变革——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在中国政商学界掌权——之后的变化,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针对性,从这个角度帮助我们把握: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那里掌握大局,我们的今天是从哪里来的,还将会走到哪儿去。

作者:老田

编辑:默默然 耄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