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项飙: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

近年来名字频频被写错的项飙,也选择“认命”了:“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要’认命不认输’。”

00

关于出国打工:“他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

关于出身:“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

关于下岗:“东北(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忧郁的幽灵’。它不是‘怒鬼’,但是它忧郁。”

关于语言:“知识分子可能花了太多精力去‘解构’空洞口号,而没有把空洞口号的现实基础讲清楚……活的思想,需要实践、交往、交流才会出来,它需要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1

图为项飙老师,照片为项老师提供

执教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这些年纠结一件琐事:他的名字越来越多被写成“项飙”,而不是“项飚”。他发现“项飙”是电脑字库的首选。怎么办,那就全写成“飙”好了。“认了吧!”他说。

项飙今年45岁,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干体力活的。

“我像个调查员,不像知识分子”。

项飙出生于浙江温州,平日往返于英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研究、教学,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国东北移民。随着 90 年代的市场化转型与产业工人的“下岗”,大量来自东北城乡的劳动力,通过中介到外国打工,再回到东北生活。项飙想知道,这些流动对他们和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1992年,就读北大社会学系的二年级学生项飙,来到北京市郊的“浙江村”调查,最终以这里为田野,完成了硕士论文《跨越边境的社区》。项飙在浙江村内部看到新生的变革力量——一种改变社会、突破体制的活力。

硕士毕业,项飙前往牛津读博。初到英国,他决心尝试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题目: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从业者,为此他耗费数年,辗转于悉尼、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间,险些没能毕业。印度 IT 工人的劳力输出从乡镇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海外,在流动性、个人成功之外,项飙发现了多重不平等:传统的社会分层继续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改头换面。

研究越做越多,项飙发现自己和文字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我对文本不是很敏感,不是说读不懂,而是觉得看很多当代的研究不太能激发思考,很模糊。”

项飙觉得调查材料像是个在手中跳动的活物,要把它转化成接轨热点理论的学术文章,就特别棘手。

“今天的学院工作,又要快又要拽,我这两个都不行。”

快速阅读的时代,人们常常更不耐烦,但项飙觉得大家仍然会爱看复杂的东西。“一本小说里如果人物和情节都那么直白,有谁爱看?你给家具上漆、房子刷墙,更不要说素描、壁画了,也一样:那一次刷成的色调,和一层一层叠出来的色调,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他看来,文字不是简单的学院工作,而是值得和艺术结合起来,学者应该尝试更多写作方式——比如小说和故事。

他觉得人类学家的写作工夫也要像毛笔。世界的问题总是藏在多重矛盾里,而未来的希望,也在多重矛盾里。毛笔是书写这种矛盾的隐喻:“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水、墨和宣纸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更复杂了,一笔下来,好多层次和变数。它是高度浓缩的复杂”。

他希望继续探索中国人跟世界的关系——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理解异文化的理念、传统和智慧,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说,这些工作比想像中难多了。

访谈正文

问:你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浙江村”,读博的时候又转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员的全球流动,之后又研究东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连贯的主线?

项飙(以下简称“项”):有,那就是流动,我研究的都是跨区域或者跨国界的人的流动。

我想我对流动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它后头有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大家对“为什么要流动”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为了生活更好。这个“好”,是按照常规的主流意识来定义的,大家说怎么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说流动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保守的生活策略,因为他没有想到去改变大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革命。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流动是一种逃避,因为眼前的问题太困难了,要通过流动来解决。

但是在社会意义上,流动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做什么,流动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这些在一开始显然是不明确的。按照我们常规的话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超前的一些人,才会流动。他要面对很多风险,而且要在流动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做法,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观和宏观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动有意思,在于它同时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会形成新的规则、新的制度,会挑战、改变旧的一些做法。但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质的突破变化,它往往又会很快形成新的等级关系,新的不合理的东西。原来人们想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是又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牢笼出现。

问:在浙江村和东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发现了这种结构吗?

项:浙江村原来有两个特色,一是它和总体的社会体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二是在其内部高度平等。这两个特色现在都在消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变得空前重要,掌握资产的和不掌握资产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区隔。这倒不是完全因为流动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和国家政策的干预分不开。我现在关注的东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确的例子。

问:可不可以举例介绍一下呢?

项:我 2000 年初开始关注东北。那时候我还在欧洲做博士论文,在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工作。当时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不少人说东北成为了中国新的非法移民的输出地。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

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因为东北从九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彻底地私有化,大面积地“下岗”,下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买断费,可以拿来出国。所以我觉得把国内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跨国移民联系起来,可能有点意思。

结果等我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 2004 年去辽宁调查,发现这个流动过程是被高度组织化的,不是说是有什么蛇头、非法移民这种组织,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后,国家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境外就业服务”,开辟了这么一个新的中介产业。中介组织是一层一层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层在街道或者在镇社区里,叫“基地”,下面还有联络员。中间当然有不少所谓黑中介,也就是没有政府特许资质的中介,但是这些中介经常都在正规中介的旗下,作为它们的代理而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出国的费用也非常高,要六七万。所以东北的移民跟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失业工人非法、无序涌向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在这种流动里,如何观察到了新的结构产生?

项:我调查的中心问题是,这么一个中介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把个体那种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欲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种欲望,换为这样一个多层级、系统化的管理对象。这里的管理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有的商业中介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它对劳务人员进行控制。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出国,其意愿经常是很模糊的,他们怎么下定决心呢?经常是中介在最基层的“腿”,也就是联络员,在底下看谁可能会有出国意愿。比方说,离婚的妇女,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时不时受到非议,就会是一个好的潜在出国者。她有欲望要改变生活,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花钱。

“腿”会跟她暗示,把有关信息告诉她。然后可能会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县城或者镇上有门脸的中介,去报名。报名后,就形成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往上一级中介报,最后到“窗口”。

这几个层级,不仅是招聘的层级,还是控制的层级。比方说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违反了工厂的规定,工厂是不直接跟这个工人谈的,他们会跟窗口公司联系。然后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这时候,基地和联络员会找她家里,跟(她的)父母或者爱人说,你的家人在日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国,以前交的费用那就全部要泡汤,回国之后中介可能还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个一层一层的中介不仅把人招到,让他们交钱,而且还要熟悉出国人员的家庭环境,能够直接给出国人员造成道德和社会压力,从而去规范(出国人员)在海外的行为。

3

项飙对印度的信息劳工做了深入的调研,最后写成《全球“猎身”》一书。

问:这听起来很像你在《全球“猎身”》里面讲到的,印度程序员的求职中介?

项:对,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细多了。印度人的“劳力行”相当于劳务派遣公司,靠把员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项目而赚钱。他们要控制员工,但是没有像东北的中介那样形成这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是法律关系,把劳工“锁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国人员找当地的公务员担保。如果在国外跑了,当地的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给中介赔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相当严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国前的计划、意愿、去哪里的选择、怎么交钱,出国后的行为,三年合同期满后怎么办,都变成管理对象。在表面上,这种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性的中介机构为什么要管你?为了赚钱。但是当你看他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他是要制造出一种支配关系,一种社会上和法律的支配关系,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下面,他才能够拿到钱。

出国打工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对越来越多新生代就业人口——70后,80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细琐现象构成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欲望,但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不和公共机构形成稳定的关系,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辈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看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成为某个系统的管理对象,但是当他们做另一件事情时,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系统。像出国这样的个体行动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被管理起来的,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变化。

问:这些移民劳工最后会定居在海外吗?

项:不会。有一些去欧洲的,做护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厨师的,可以移民,但是数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后一定要回来。

问:所以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想像是什么样的?他们去日本几年,最后是会回来,那他们好像就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流动,不是说真正逃离了什么东西,是这样吗?

项:是的。其实传统上中国人出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来。衣锦还乡,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实是比较新的一种想像。

东北农村的这些人出国,他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但问题是,他要在中国做中国梦的话,永远也完成不了。你看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以他在中国打工、务农,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价格下降 50%,这种情况下,你的中国梦——有房有车,结上婚,现在要不止三十万——这个中国梦你永远实现不了。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要怎么办呢?你要采取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办法。出国就是一个办法。

其实出国的工资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工资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现在也就是两三倍。这个工资从常规来讲,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国的社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自己还得事先交那么多钱,然后那么多不确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国干的肯定是所谓“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轮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说他挣到的绝对数目大,而是他挣到的都是“干钱”。在国内你打零工,像干建筑,现在一天也有三百块钱,但是在东北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也就干个五六个月;第二,你干完活之后,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资刚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费,每天娱乐,省不下多少钱。

在国外,正因为你完全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娱乐,天天工作,而且工资基本能够保证支付,所以你能够月月看到很高额的积蓄。

你其实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交友、消费需求压到最低,然后把自己积蓄的能量强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国就是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出国是为了跃进式地追求中国梦,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义上的日本梦、法国梦或者美国梦。

问: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4

图片来源:free stock photo

问:这听起来像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地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再关掉。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甚至是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

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民工是不是新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经济行动的话,他确实是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而且你看他们在工作洞里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情况,他们还不仅是一般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超级无产者。但另一方面,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讲,从他自己的社会定位上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想着自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店。民工也是这个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模仿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怎么让自己去做无产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过来,“工作洞”也解释了,为什么无产者的劳动和工作经历,没有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厂受剥削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们以洞为家,在这里发展出朋友、战友。工厂也就成为一个持久战的战场。洞里开出新洞天。但是我们现在,人们不断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很难有劳工组织,劳工的意识也很难沉淀下来。洞里一片黑。大家用于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

80后民工的罢工行动,引起了不少关注。这背后是反映了他们的劳工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还是他们厌恶自己的劳动身份、个人意识张扬的一种反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我觉得为时过早。

问: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是吗?

项:对,当然是。老板跟他挣得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而且他对这个不平等更敏感,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要过上老板的生活。但这里的剥削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他不觉得剥削是要反抗的、对他本质性价值的一种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会觉得剥削是工作的一个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后能够转化成老板,能剥削别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没有清醒认识的话,那别人对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你跟别人关系的理解,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的出国人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遍态度,叫做“不认命,但是认输”。很多人都不认命,这是说,他出生在农村,或者父母是下岗工人,但他不认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东西来,就认输了,这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我成熟了,认识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认不行”。

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要认命,就是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某几个人运气好,也许可以这样改变命运,但是其他很多人还是这样一个命。认了命,也就意识到,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所谓上苍和你开的一个玩笑。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这样认了命,两只脚踏在实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认输。

问: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出国就是为了所谓的向上流动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认命的梦?

项:对,中国梦对很多人——对出生低的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种不认命。或者说是一种很积极的、幻想的、热情奔放的逃避主义。是对自己的“命”的逃避。这种逃避,呈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奋斗精神。

问:“不认命”,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这是不是和美国梦差不多了?

项:和所有人都可以当总统的美国梦有点像。美国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它对等级是没有很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中国梦呢,我们对既定的等级有一种敬畏。我们吹牛说看到哪个官怎么摆谱,谈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视。梦里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对怎么奋斗、创新,其实大家是不太关心的。比如说在美国梦的谎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长聊天,说我崇拜一个人,那要说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但中国家庭,在同样的话题下,我的感觉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更多讲那个人买了什么车,买了什么房子,家长也是这样。在中国梦里最牛逼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够得到很多的人,这是最高目标。

其实很多大学生、搞研究的也是这样。都说这个大学、那个学者厉害,但是如果我们问他,这些大学、学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么贡献,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实质关系,不一定能讲清楚。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飘,都想挤到大家认可的泡泡里来。而不是去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合理,该怎么去改变。

当然,大家这么想,首先是因为觉得改变系统太难了。做了贡献不一定得到回报,又何必谈贡献。但是,这些泡泡在飘着,也是因为我们在抬举它。我们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识上把这些泡泡戳破,让它们掉到地上来。至少可以开始学习怎么从我今天做的事情出发,来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未来总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不先把现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等未来真来了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头怪兽。

问: 现在的人希望工作是一个“洞”:跳进去是无产阶级,跳出来是小资。而讲到无产阶级,尤其是东北的无产阶级,最近看到很多讨论。比如贾行家在《一席》的一篇演讲,里面提到原先工人阶级的“主人”身份,那个年代显得很美好。后来一切都一下子垮了。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好的,单位制度是好的,工人是主人翁,那为什么这一切迅速消失了?东北为什么从发达的工业化变成了赵本山代表的滑稽的农村?

项: 东北的形象很有意思,从“共和国长子”——最高的科技水平,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下子就变成了喜剧化的、带一点黑色幽默式的调侃对象。

我们怎么理解东北本身的衰落?首先一个问题是:东北企业的工人是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动性,具有先进性,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带领社会前进?我是存疑的。因为东北的工人群体,是国家塑造出来的,是通过体制安排形成的职业性群体。

在当时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今天记住的实践。比如说改革之前的很多企业,车间里的各种事情都是直接民主评议的,评先进,你够不够格评上,大家会把够的不够的地方都当面说出来。不需要无记名投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干部要腐败,确实很难。但是,一旦体制环境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工人群体是非常脆弱的。他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体制的、集体性的抵制力量。

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内部就比较乱了。如果你在 90 年代中后期去大型国有煤矿,你会发现大概有 10% 的工人根本不用上班,但是照样拿工资。这是为什么呢?只要你跟井长、段长搞好关系,就可以这么干!同时,井长、段长可以公开和某个工人讲:这个月我从你这儿“贷” 100。他的意思就是在你的工分上做手脚,把你的工资扣给自己。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觉得矿工理应是最团结的。但矿工告诉我说,他们在井上都是哥们,抽烟喝酒,但是穿上井服下了井,就是六亲不认的,你在下面干不了活没人帮你,因为别人帮你,别人就少干了,就少挣工分了。

(所以)体制环境一变化,内部的腐败、浪费就很难抵制了。等到一下岗,这么大的工人群体就一下子瓦解了。 这个脆弱性,我觉得是值得反思的。

东北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被喜剧化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记住两点,一是那种乌托邦式的人际生活和生产关系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的财富,这一点不能被忘掉,不能被喜剧化。第二是当时那个工人阶级至少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先锋队,而是体制下面构造出来的一个附属性的群体。

问:所以说下岗的时候,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去行动?

项:对。在当时有不少游行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以东北那么大规模的下岗,过程是非常平稳的。

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我概括为“兜住—消化”。“兜住”是说以不出人命,不出大事为基线,给一些基本的保障。“消化”就是把社会问题在不给明确结论,不给明确说法的情况下给你消解掉。

对于下岗工人的消化方式是什么呢?当时不是说一下岗就回家,中间有个过渡过程,你有几年在再就业中心,接下来几年到社区上拿低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然后鼓励你去买房子,让你中间一部分人变成小业主。这样慢慢把下岗工人消融到普遍的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里面,再慢慢地就消融到普遍的城市人口里面了。原来的自我意识消解掉了,这样社会矛盾也就没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的“失意者”和“消失者”,比方说“右派”、“文革”中的受害者等等。但这些受害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无论他们平反不平反,都有政治性的说法在那里。而东北的改革,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历史现象,它的要害是:在不给说法的前提下,把问题慢慢用很细微的方式给你消化掉。

今天东北的下岗工人,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忧郁的幽灵”。它不是 “怒鬼”,因为它已经被消化了。但是它忧郁,因为它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一个“说法”。这并不是说当时忘了给说法,而这就是市场化改革中一种很重要的策略:拒绝对这件事做一个政治性的结论。

下岗的时候,社会上的评论基本都是说下岗工人很“惨”。但我们很少去考虑,他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他失去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保障,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那种文化,那种民主评议这些东西。有过那样几十年乌托邦经历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很惨的、需要帮助的人,历史一下子给切断了。

今天上楼买车,是补偿不了那种社会关系的。当时你每天去工作,觉得自己在建设一个大的东西,朝气蓬勃,那种感觉跟你作为个体消费者获得的快感,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的存在意义是看我们消费了多少资源,而不是说我们建设了多少东西。那种建设意识下的感觉,那种失去,当时很少有人去讲。

失去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有到无。不能说一个离了婚的人,就和她从来没有结过婚一样。如果对失去了什么讲不清楚,我们也就讲不清楚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害怕。今天谁在讨论二十年前的下岗?不是下岗工人自己,而是在这二十年里发展得不错的中产。他们想起下岗,是因为他们在房子、汽车、出国旅游的奢华里看到这个忧郁的幽灵。这个幽灵在今后可能会不断重现。

问:有人谁这个幽灵已经对现实造成了很大影响。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有很多人提到“锈带”,提到衰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另类右翼的论述会说,过去曾经有一个时间,大家是“做大事”的,但后面这种事业感消弭在市场环境下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类的口号,也就是要恢复这样一种“做大事”的感觉。那么像东北这样的失落,会不会也召唤出这样的政治变化呢?现在说“不忘初心”,似乎中国也开始试图把市场化中间丢失的一些东西“捡回来”,我们该怎么看这种趋势?

5

图片来源:Washington Post

项:美国有“美国第一”,要把美国重新做强等等,英国也有类似说法。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日本的极右分子,现在日本政治的“右转”和这种心态有相当的关系。他们觉得日本的左翼谈太多战争反思了,把日本这个伟大的民族贬低化了,他们也觉得市场和消费主义把日本的年轻人全部变成没用的了,所以他们提出要重塑“大和魂”等等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大家不仅要回到光荣,还是要回到过去。他的光荣是以过去来界定的,是一种对现在的不满,但缺乏对现在的分析,也不知道未来究竟怎么去做。比如日本右翼要回到明治时代,普京要回到苏联时代,美国要回到里根时代,英国要回到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据说要回到唐代。

这些是很臆想型的谈法,不是一个方案。而且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东西,老百姓能够参与多少?我们今天要谈建设感,谈做大事,必须有日常生活的角度。构建伟大民族、以民族为单位的复兴,这些口号我倒不一定觉得危险,但是很空洞,它的空洞性超过了它的危险性。

“不忘初心” 这个提法很好。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初心”是什么。什么是当时的根本目标,先进分子们牺牲生命去追求的那些东西,什么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采取的临时手段。否则什么事情都往一个口号上套,口号和老百姓的现实感受越离越远,日常交流变得很无聊,更把“初心”搞得很模糊。

问: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过去失落的幽灵的缅怀,很多时候都被脱欧、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力量吸收了。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无数文章讨论过特朗普的语言如何空洞,但你去告诉民众说你们的梦想是空洞的,那大家会说,你告诉我什么是现实的?知识分子如何避免这种“纸上谈兵”的感觉?

6

图片来源:inthesetimes

项:反思这些年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多说接地气的话。空洞口号的盛行,一定是有它的现实基础的,它反映了某种现实需求。知识分子可能花了太多精力去“解构” 空洞口号,而没有把空洞口号的现实基础讲清楚。中国一些年轻人从 90 年代开始谈“崇高感”。这是很真实,也很可贵的想法,不能简单地把它处理为幼稚,但是它也确实比较容易被空洞化。知识分子可以做的,是接着他们对“崇高感”的追求往下聊,看看怎么可以贴着地皮、从普通人的行动里生发出崇高的意义。接地气的话说得好了,空洞的套套自然会瘪下去。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也空洞化了。特朗普这次的胜利,以及 2016 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说明我们原来很多启蒙时代以来的信念、信条,尽管在理论上是没有被驳倒的,但是它们和今天事实生活的距离已经差得很远了。

讲得具体一点。其实一直有两个美国,一个全球美国,一个地方美国。全球美国是各类精英、国际大企业等等把持的美国,他们不支持特朗普。它下面有一个地方性的美国,很多人没有护照,不知道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是什么关系。这两个美国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一个支配全球的政治实体。奥巴马怎么把这两个美国整合在一起?他是用一些进步的语言和价值,比如人权、人道,以及像奥巴马医保这样的政策。特朗普很大意义上是在重新调整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放弃全球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它占有的资源、市场,也不会放弃美国的全球企业的利益。但他不用人权、多元文化等等的话语协调这两个美国,而是用种族主义的、简单粗俗的国族主义来嫁接地方美国和全球美国。

这是我对特朗普上台的理解——地方美国对全球美国的反叛性的表达。所以在我看来特朗普的胜利没有那么糟糕,它只是把另外一面的美国展示给我们而已。

对知识分子的教训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些文辞,那些经典的启蒙时代的话语和信条——我不是说要放弃那些——和我们实际生活已经有相当大的差距了。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纠结和矛盾,在持续着,靠着理念上的那套经典东西解决不了。法国这么一个共和主义深入人心的国家,一直说“只要你认同共和主义,就是法国人”,不问肤色、性别、阶级等等。但是你看法国现在的族群矛盾,可能比英国还要深刻。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看上去丑陋、龌龊,让你不快,同时它又很纠结、很“坚硬”。你当然能够高高在上地对这些现象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可以批判,但是那个问题还在。我的看法是,你不要忙着想怎么把这些现象消解掉,先要想着怎么和它开始有效地对话。

所以知识分子能做的,不光是用一个大框架去和特朗普辩论,而是把基层的,日常的生活逻辑重新整理,到它里面去理解它。如果真像我说的那样,特朗普代表了“地方美国”,那特朗普这个症候反映了全球社会构成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你和特朗普较劲,能起什么作用?

问:如何既突出问题的复杂性,又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表述?

项: 主要是你要能扣动人们的心弦。你讲的东西要能够触及到大家内心的纠结、投射到大家的生活经历去。突出问题的复杂性,不是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是因为现实本来就是复杂的。这里的关键是精确。注意到复杂性,其实是要对形势有个精确的把握。一旦精确了,几句话点破,就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反思。

这需要很细致的观察去把握。比方说族群冲突,可以说得很简单,人权、平等这些概念,大家都会接受,但它解释不了很多人心头的块垒。族群矛盾,肯定是同时包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因素,那肯定是复杂的。先要把这些复杂性吃透,然后在中间找那几个牵动全身的关键穴道。要打通问题的经脉,光靠理论的推理不行,要望闻听切,要泡在问题中间,要去悟。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语言。举个中国的例子。我们前面说到“认”,讲到“认命”、“认输”。像“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成为我们新的分析语言。比如说有些出国的人告诉我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服”、“不认”,要坚持做下去。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花了很多钱,但是到了最后没有结果,他们就说“我认了”。所以“认”不是简单的接受,它是经过反思而形成的决定。“不认”也不只是不同意,它意味着要斗争,意味着坚持。有的“认了”是表示算了,到此为止;而有的“认了”是表示重新开始,像“认命”。那老百姓是怎么反思的?用什么样的原则达到认还是不认的结论?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如果我们分析好这些概念,再配合上一种好的写作方式,也许就可以把“认”的问题讲到底。这当然提不出什么解决方案,但是这让大家能够看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明白自己在整个体系里面处于什么位置。帮助大家变成自觉的人,帮助培育这种自觉的能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这些日子想的一个事是,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探索新的思想生态系统。从书本上来的是信息和理论,是帮助你思考的工具,而活的思想,需要实践、交往、交流才会出来,所以它需要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学者、媒体人、作家、艺术家、搞教育的、搞社会运动的,要更紧密地合作,要打成一片。艺术有力量,是因为它吸取了学者的思考,它以直观的方式把思想传递出去,这样又激发新的思考。这些工作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在拷问人生的意义。过去是人为地把它们隔开了。人的感知、人生的意义一定是多个面向的,所以只有打通隔阂、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让我们觉悟人生。

本文原载于开端文化,由项飙老师授权土逗公社转载。

访谈:任其然

美编:黄山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