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代无穷已:牛津高富帅专业养成记

牛津大学PPE专业在学术上的局限是有意而为之,意在巩固和提升英国权力深层结构的威严。

00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是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天。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发表了竞选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是同属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政治新闻编辑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和经济新闻编辑罗伯特•皮斯顿(Robert Peston),另外还有财政研究学会会长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上述四位均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开设的哲学、政治与经济学三合一专业,简称牛津PPE(Philosophy, Politics & Economics)专业。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工党竞选宣言提出质疑,工党影子大臣博雅文(Ed Balls)出面为宣言辩护,而这两位也皆为牛津PPE专业科班出身。

2

牛津大学PPE官网地址为https://www.ppe.ox.ac.uk,图片来源:PPE官网

英国大选将在三周后举行。在另一边,同为牛津PPE专业的毕业生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自由民主党的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正准备访问金斯顿(Kingston)和瑟比顿(Surbiton)。那里是易受攻击的英国国会选区,且由牛津同门的自民党(自由民主党)部长埃德•戴维(Ed Davey)控制。在肯特州(Kent),英国独立党的两位议员之一马克•瑞克拉斯(Mark Reckless)正在他所属的罗切斯特和斯特罗德选区举办竞选活动。当天的时事评论由“第四新闻频道”的政治新闻记者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线发布。这两人也都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

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网站上,《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统计学专家(PPE毕业生)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第一个大选播客上线;同样是该专业的毕业生埃文•戴维斯(Evan Davies),作为BBC第一频道的新闻晚报主持人,他的政党领袖专访系列节目也已开播。在纸媒领域,《经济学人》发行了大选特刊,由贝德丝(Zanny Minton-Beddoes)作为编辑;政党杂志《前景》(Prospect)刊登了一组大选相关文章,编辑是马克多斯(Bronwen Maddox);《卫报》(the Guardian)上也开辟了大选专栏,詹金斯(Simon Jenkins)担任编辑工作。上述的三位编辑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此外,《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也有大量版面涉及选举方面,两张报纸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曾在牛津大学PPE专业就读。

共享的面孔:我的名字是PPE

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毕业生遍布英国政坛,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专业,或者任何一所备受尊敬或憎恶的私立学校能够与之相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会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情况。从右翼到左翼,从政治中心到边缘地带,从分析师到主要人物,从共识追求者到革命活动家,从环保主义者到超级资本家,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从精英到平民,从官僚到幕僚,从大恶人到万人迷。自该专业成立97个年头以来,PPE人的网络交织遍及英国政坛的各个层面,不管是业绩突出的,还是相对默默无闻的。

“精英领袖辈出,在这一点上牛津占绝对优势”,杰出的英国政治传记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他2014年的研究中如此写道。他曾对战后工党改革人兼英国社会民主党(SDP)联合创始人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进行研究,而詹金斯正是上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毕业生。当时PPE专业三年制的本科课程,开设还不到二十年,却“已经是有志政治家的选择”了:他们中包括后来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和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还有之后的总理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和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但是PPE专业不仅仅只是一间工厂,专门打造政治人物和以评判政治人物为生之人。从这里毕业的名流们更拥有了共同拥有的面貌:自信、国际主义者、思维灵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为一小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性人士,有能力并且应该让英国甚至世界变得更美好。许多外国领导人在启蒙时期也曾修读牛津PPE专业课程,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贝纳比尔•布托(Benazir Bhutto)、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和鲍勃•霍克(Bob Hawke)。牛津的PPE专业学历已成为全球(顶级)学术成就和处事能力的象征。

3

左起依次为: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皆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毕业于剑桥现代史专业的英国工党成员、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说:“牛津大学PPE专业既提供了精英大学的学位——能就读PPE专业证明你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同时也包含了职业训练,这对内阁成员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使他们全面地了解生活。因此,这是一种非常深入的文化形式。”

然而在新民粹主义时代下,反感精英和“职业政客”盛行,PPE人进入公众视线不再像从前那么顺利。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主流政客显得愈发笨拙,再加上大部分传统媒体似乎对眼前的剧变手足无措,牛津大学PPE专业这个可能为政治、经济和哲学三大领域提供顶尖人才的供应者,已经失去了它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仅如此,更加令人怀疑的是:区区一个大学课程和它的毕业生,是否该有这样大的影响力?继而广泛的批评是:PPE解决不了英国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产生的原因。

(此处有删减)

PPE专业的前世今生

开设牛津大学PPE专业是史无前例的。俄国革命和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高校正处于改革阶段。通常情况下,高校改革的推进极其缓慢。根据牛津官方史的描述,牛津大学变得“对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动乱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英国高失业率,颇有感兴趣”。

一个想法在牛津慢慢酝酿:开设一个关注当代世界的学位专业,有别于牛津通常的中世纪等古典世界相关的专业。该专业由经济学和哲学教师授课,旨在使毕业生更好地服务于英国及其它英联邦国家。一旦牛津大学不再设限要求所有申请人都懂希腊语且毕业于私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的毕业生也将可以申请该专业。

在牛津大学,和现在一样,经典著作被虔诚地奉为“伟大”(Greats);PPE专业的倡导者据此提出了“非希腊语的伟大”(Greats without Greek)这一新理念,进而推出了“当代的伟大”(Modern Greats)。经济学家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于20世纪60年代就读于PPE专业,到1997年成为那里的教师,他一直是PPE专业杰出的倡导者,他提出:“在牛津几乎一直是这样,越能让你的提议看起来从始至终暗含在牛津的生活中,就越可以做得激进。”

起初,改革者们希望这门专业囊括大部分学科——这也正是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和目前其他的PPE专业怀疑论者,所认为该课程严重不足的地方——后来该提议被证明并不可取。然而,1920年11月,牛津大学通过了开设PPE专业的决议,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专业诞生了。校刊《牛津学报》以及很多教师都对PPE专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该专业的学习过于粗浅且毫无逻辑可言。尽管如此,第一届新生依旧在当年秋季入学了。

接下来的三年中,该专业的学生一直在做三件事:疯狂地撰写论文以备参加每周无数的辅导课,应付频繁的考试,并且尝试读懂《1760年以来英国宪法与政治史》、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970年,PPE教学大纲终于略有放松:允许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放弃一个科目。大多数学生照做但极少数拔尖的学生则没有。对所有学生来说,PPE坚持一种扩散的特质,“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位教师。他说,你想要钻孔深入广袤的土地,我们教你如何钻孔,但怎样将钻孔连接起来则是由你决定的。”于1996年到1999年求学于PPE专业的肯•帕特尔(Ricken Patel)如是说,他后来联合创办了全球在线活动家网站Avaaz。

4

牛津大学的期末考试考场,要求相当严苛。图片来源:网络

刚开始对于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在PPE就读不仅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更是一种政治探险。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1924年抵达牛津,当时的他还是个未形成牢固意识形态观的男孩,但在牛津他深受乔治科尔(George D. H. Cole)影响。乔治科尔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教师,也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盖茨克尔后来兴奋地写道“许多牛津PPE专业的教师被人议论‘可能领导了英国革命’,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乔治科尔。”1926年的大罢工爆发时,盖茨克尔成了乔治科尔的司机,负责科尔和伦敦工会领导人之间的紧急通信,来来回回奔走在扭曲的乡村道路上,每天晚上还要在大门关闭之前赶回学校。

三十四年后,当盖茨克尔成为英国工党领袖时,他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描述了当年就读于牛津PPE专业时的光辉岁月。其时还是一名女学生的左派作家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偶然读到这篇回忆录。“我变得激进了,”温赖特说,“我当时想,‘是的!我想去那里!’”,后来在1967年温赖特进入该专业就读。

5

休•盖茨克尔和他的老师乔治科尔。图片来源:网络

(此处有删减)

PPE很快成为牛津大学发展最快的专业,学生数量仅次于历史系。后来的英国工党和社会民族党政治家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在1940年代后期,完成了PPE的学业,她说“这个专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这是牛津创立的新专业,教师也并非传统型的。随着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学正在成为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战后的几年中,PPE逐渐失去了激进的部分。牛津大学并不是一所自上而下做决策的大学,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之一:在牛津授课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意愿。威廉姆斯说,PPE专业的教师习惯了这一点,教学大纲也“停止更新”。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尽管十年的政治抗议在全球范围爆发,PPE却仍然只关注传统,有时是孤立的问题。温赖特回忆说:“经济学被认为是非政治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政治学无休止的讨论课主题似乎与当时发生的危机没有关系,这个专业已然成为教授管理的技术课。”

不巧的是,当时PPE专业成为杰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后代们的最爱。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女儿玛格丽特•杰伊(Margaret Jay)在1958年至1961年就读于此,她回忆说,“牛津PPE专业与我同期的有六名学生,其中一位是盖茨克尔的女儿。还有两位分别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党顾问)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的女儿。”较新从牛津PPE专业毕业的人员包括:前工党幕僚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的儿子罗里•坎贝尔(Rory Campbell),以及前工党外交秘书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儿子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随着PPE成为一道风景线,并被牛津对传统的无限渴望而主导,该专业转变了最初精英管理者的培养方式,开始向培养王朝统治者倾斜。

反PPE没那么容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针对该专业开始出现反对者,他们被今天的反PPE者所遗忘,但却是思想更为深刻的先驱者。麻烦专业户左翼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上完了1963年至1966年的课程之后,和一个朋友打赌要在所有期末试卷中提及越南战争。阿里记起,“经济学考试有一个题目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补贴运输方式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美国直升机从西贡(编辑注:越南胡志明市旧称)飞入丛林,完全是免费的。唯一的问题是偶尔有去无回!”

他希望考官然让他不及格,从而暴露整个专业课程的保守。但是老师们太精明了,或者说太慷慨了。最后他被授予了三等学位。

6

塔里克•阿里(图中间)参加反越战游行示威活动。图片来源:AP

与此同时,更多的PPE学生各自为政。温赖特回忆道:“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照例要做政治家的人,比如后来的托利党首相艾维娜•嘉里(Edwina Currie)和工党同盟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这些人会出现在工党或保守党俱乐部,抑或是学生社团(辩论社会议题);另一类则是政治活动家和PPE批评家。”温赖特加入了后者,“我们开始组织起来批评整个专业。我们想要更政治化,研究现状背后的深意。”

对牛津PPE专业的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除了引发了对英国大学更多专业的质疑之外,还促成了一部一直备受争议的著作《PPE专业的衰落》。该书出版于伟大的革命年——1968年。标题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马克思同样认为PPE存在不足。最后的文本由特雷弗•佩特曼(Trevor Pateman)撰写,其时他刚刚以优秀一等的身份毕业,是一位内敛的的左派。文中写道:“牛津PPE专业并没有教授学术知识,有的只是锤炼完美的技巧去写作肤浅短文:以此作为对社会工程师理想的培养方式。”

许多当今的批评家都一再重复佩特曼对PPE的指责。但他认为,这一专业在学术上的局限是有意而为之,意在巩固和提升英国权力深层结构的威严。正因为这些基本的观点,所以他强烈要求改变几乎不提平民主义或亲小报派的PPE专业课程。他希望加入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专业,使课程“更流畅且真实地颠覆传统”,并且“为校园之外激进的、变化的政治观点助力。”

PPE专业的管理层像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在受到激进人士攻击时,倾向于从批评声中吸收有用的经验,以对制度加以改进,同时却保持基本制度不变。到1971年,该专业提供的政治类读物列表中,加入了反主流文化者所喜爱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作品,以及《越轨、异化与混乱》(Deviance, Alienation and Anomie)其中的一章。然而,《186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和宪法史》(British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since 1865)更长的章节得以保留。为符合该专业要求而特别打造的新版本至今仍然存在。

7

法农(左)是近代最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评家之一,以黑人的角度探索黑色非洲,并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学界重视。德布雷是当代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媒介学家、记者,曾任法国总统国际事务顾问。作为上个世纪的世界传奇人物切•格瓦拉的丛林战友,德布雷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此处有删减)

继承者们层出不穷,PPE会被取代吗?

某种程度上,PPE专业仍然在蓬勃发展。从2007年至2015年期间,该专业的申请量增长了28%。最近一位成功的申请人说:“我在参加综合考试时,并不太了解PPE专业。但之后的申请过程中,你会了解这个专业的名声有多么响亮。曾经就读PPE专业的人员名单里,全部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但当你听课时,数百人在房间里座无虚席,你却意识到这间屋子里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进入政界的一线。”也正因为如此,牛津PPE专业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广泛:许多有政治倾向的毕业生进入其他行业工作,比如慈善机构、援助机构、活动团体、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学生们自己也承认,该专业专门培养威斯敏斯特式精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治,不是你脑海中所定义的,也不是牛津PPE专业培养你去做的唯一职业。“在我的母校,投资银行正把学生吸收过去。”一位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就读该专业的人说。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批评PPE在政治上谨言慎行,但他看到毕业生们对待该专业反对者的态度并不一致:“那些在城市中奔忙,想尽办法赚钱的人——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他们已经变成了公众无法理解的、真正的隐形精英。与此同时,有公众精神的PPE人却备受瞩目。”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其他二十多所英国大学也已效仿牛津,开设了自己的PPE专业课程:金斯密斯学院(Goldsmiths)的版本更具政治冒险风格,威廉•戴维斯也参与其中。该课程侧重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1968年牛津大学的激进分子曾试图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未能成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版本则以数学学科为重,倡导技术专家政治论且学制为四年。此外,PPE的理念也传播到几十所海外高校,如美国、南非和荷兰。

然而最接近牛津PPE专业且资格较老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该学院在1936年成立,那时它并不叫肯尼迪学院。另外一所是法国的国立行政管理学院,成立于1945年。就像牛津大学PPE一样,两个学院建立的目的都是为改善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这两个学院也都有不少反对者,因为他们早已对政府失去信任。

8

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格雷厄姆和其他牛津PPE校友担心,过去十年中,外界忽视了牛津大学的一些“价值观和原则”的削弱。与其他高校的经济学教学相比,“牛津的经济学课程变得越来越数学化,与其他PPE课程相距越来越大。教师们对PPE专业整体性研究兴趣逐渐减弱,说服他们参与自己课题之外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难。”

他认为牛津的PPE专业“可能还是会团结一致”。作为温和政治家的生产线,PPE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统治中得以幸存,经历二战、战后中立共识的崩塌、大英帝国的消亡、因互联网和后工业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瓦解。经历这些后,其懂得变通且够强大,得以在民粹主义一步步发展之下依旧维持影响力。

万一PPE没能幸免,牛津大学也早已想好了替代方案。七年前,乌克兰裔美籍商人兼慈善家莱昂纳多•布拉瓦特尼克(Leonard Blavatnik)向牛津捐赠了7500万英镑,为此学校开设了布拉瓦特尼克管理学院。该学院专享一整幢由旋转玻璃外墙和金色石块组成的新建筑,且距离PPE学院穷酸的教学楼仅百码之遥。布拉瓦特尼克学院为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课程,但将其使命宽泛地概括为“培养领袖”。在英国,和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样,精英总期待着取代另一位精英成为佼佼者。

9

布拉瓦特尼克管理学院(左)与PPE学院的外观风格截然不同,其也被认为是培育未来世界领袖的新基地。图片来源:网络

参见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7/feb/23/ppe-oxford-university-degree-that-rules-britain?CMP=share_btn_fb

内容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Andy Beckett

译者:张瑶

校对、编辑:屐松松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