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屋,上海曾给它一个临时的脚跟

打工,挣钱,教育,最好是购房,一切可能的登陆机会“也许成为一个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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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丹

“他们就是喜欢流,流来流去”,新杨村工业园区联防队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媒体报道以“水上棚户区”描述这类临时建筑聚集区。

这种表述恰好折射快速城市化的当下,对船屋的认知已进入解读匮乏的情境,同时也佐证城市居住状况的改善。上海近代史乃至解放后的漫长历史中,船屋并非稀见之物。此番借助“五违”报道,上海“水上”历史与当下在沪务工的船民生活场景,可以再度对应起来。

流动在历史河道中

2017年4月7日,10多位联防队前来新槎浦河道巡查。除了落实“五违”整治,2017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在《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中提到“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整治各类船舶违规停泊和违规排放污染物、陆上违规搭建和接水接电等行为,恢复河湖水域岸线良好生态功能。”

在上海漫长的历史河道里,临时建筑的船屋并不是一个罕见的存在。它曾有过诸种变体,最典型为以谋生住家船。

因上海水系发达,由贫困、灾害、战争等原因,船户加入“食佣上海”之列,城乡间往返,在水上生活,尤其是19世纪中期开埠后人数增长迅速。晚近,解放城市改造样本肇家浜填没前,河滩糜集2千户左右的“艒艒船”、“旱船”、“水上搁楼”,船体搁浅、圮废,半截向陆,此后作为棚户区房屋类型纳入旧社会居住困难的底层叙事之中(参见1962年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所著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

船屋,还突出提示了,今天的上海曾是江南水乡景观体系的节点。历史地理学者吴俊范从城乡结合带的生态环境、河道体系出发,认为上海地区在19世纪中期西方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介入前,各级河浜的产权体制对景观起着维护作用。

但开埠的城市化之力,直接改变河浜的产权和利用方式,在短时间内瓦解了江南水乡景观格局。城市周边河道的瓦解,淤塞河道的低价值土地,与泾浜阻断、风水涣散祭田等,直接成为船民上岸落脚的隙地。(《棚户区与城市文化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如果留意查看,今天沙泾港两岸(泾东路区域、已在拆迁进行中的天水路)、杨树浦港(东西方子桥、茭白园路等地块)、定海港路、杨浦沈家滩(海州路一带)以及曾为河道的天宝路东侧的虹镇老街(已拆除)等私房密集区所映射的,就是解放前陆续通过城市河道,来沪定居,繁衍,并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不断进行改扩建的历史肌理。

上海还短暂存在过一个特殊的行政区——“水上区”。华东师范大学田蕊撰写的《权力、社会与地方利益博弈:以1950年代上海水上区居民的迁移与安置为中心》提到“水上区”于1954年始建,1956年6月撤区,其中心任务是管理水上船民、船只和发展航运事业,“‘水上’船只大多一船一户。木帆船中有80%以上属于苏北各县籍贯。”

该群体居住问题的突出令上海在1959-1992年间,为从事环卫水运的职工解决“移陆定居”问题。《上海环境卫生志》中“职工福利”提及通过集资、划拨土地建造船民新村和聚集点,如浦东三林塘劳动新村、浦东老白渡陈家宅、浦东洋泾定水浜及杨浦区凤城三村、哈密路、北翟路、茶陵路、西宝兴路和浦东塘桥建造工房等。

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人口流动加速,等到上海进入城市建设的提速节点。从事运输业等建筑材料船民通过装运黄沙、水泥、砖等建筑材料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加入“食佣上海”之列。除了个体行为,也有航运公司倒闭,遣散船只卖给职工,自寻出路的情况存在。

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执行《关于实施运输船舶强制报废制度的意见》(该文件已于2016年12月27日重新修订发布)。作为“其他类运输船舶”的散装水泥船于2002年1月1日起被强制报废。规定称,对老旧运输船舶进行严格管理,“对已达到强制报废船龄的船舶实施强制报废制度,强制退出水路运输市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从事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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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袁菁

水泥船户由此成为“三无”船只(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但船舶在运输层面的报废,并未让船只退出水面,船户以低生活成本为原则,延续水上生产生活习惯,以船为生活中心,继续展开对城市的想象。

水面本身也是一个暧昧的、可滑动的体系。水域相通,在各区交界,一座闸、桥,甚至高速路某个界桩就是顿点与分界,超越陆上生活的认知体系,同时给城市河道管理带来难度。

4月7日,我们翻越沪嘉高速某处绿化带,顺岸堤往下。春天的河道正在疏浚,一艘铁船等着装载河道底泥,沿河道将北入太仓。满船往北,空船往南。

当时我们不知道,正从都市平滑的边缘走向一处揉折的腹地。

高速车流沪嘉高速的界面下,槎浦河河泥湿滑,G204高速路的基桩灌注的底基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杀鱼现场。往前,沪嘉高速与G204的空隙间,陈国华站在自家围起来的生活场景里,看我们正研究一块石桩。他走出来,取下盖着的蛇皮袋,介绍“界桩”。极小一块的油菜花田里,雏鸡闹哄哄陷在里面,人来了,领头的带着它们绕过菜畦。

高架空间也船户的零工经济和生活现场。陈国华从收留各个品种的流浪狗讲起——已送人的黑背犬、混种的柴犬、两只泰迪犬,散养的鸡鸭碰到4月份“防禽流感”滞销,入夜9点多河道不跑船后,夜下渔网,清晨收网。去年钢价跌幅影响到了废旧物资出售价,每公斤缩水近8倍,仅高出其收购价每公斤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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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丹

在城市中,常见的场景不外乎是办公空间、工厂、住宅,此时我们站在他的私人财产——船的身边,河道就在近处。舱顶的太阳能光伏板相当醒目。近距离的陆上农户被征用为绿化带或工厂,四面不来电。“一咬牙买了5块板子”,上万元,接上电瓶,船屋可使用电视、单门冰箱等电器,“就是空调拉不动。”

高速路施工所产生的巨大冗余空间和坑淖,早年有发生过桥洞明火,沪嘉高速管理处曾建议陈国华能协助看管,保持安全以及维护清扫。一年多次的高速公路养护工也将此视作补给场所。“绿化工人有时偷懒烧树叶,脑筋不好使的人在河边桥底下点火。那床被子,看到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在那儿睡觉”,他说。

尽管在城市景观体系中,“亲水河岸”、“滨河漫步体系”、“江景别墅”是充满想象的词眼,但河道作为远低于道路界面,其处于自然环境本底变化之中,相对隐蔽,也疏离于日常情境,是都市认知体系的界面下移。当我们最终原路返回来到100米开外的上海西北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宽马路、集卡运输车、寂寥的新城道路,竟给我们强烈的空间刺激。

亦步亦趋向陆而生

上岸,指一种行为动态。对于船户而言,内涵更为丰富。

依据相关报导,船屋在上海河道体迁徙存在起码有10多年。如2002年,闵行新泾港、闸北彭越浦等河道也面临此问题。上海测绘院制作并公开显示的“上海天地图”影像中,可见2006年与2016年,中槎河、新槎河道存在上述情况,后者在1994年地图上也有船舶停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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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浦十村中槎浦河面情况2006(左)与2016(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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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新槎浦河道1994、2006、2016年河面情况

通过对普陀、宝山、嘉定三区交界水域的船户了解得知,此地船户曾栖泊于桃浦十村旁新槎河段,当时约60多艘船屋。2012年,普陀水上管理部门对船户劝离,当时政策宽松,船户被告知可选择自行离开该区,回乡或将船“扒了”上岸。最终一半船只四处分流,各寻湾塘。

当时陈国华选择离开。大部分的船屋卸除马达挂浆,自重达20-30吨,乘着水涨时,由3、4个人在岸上牵绳缆将船屋拖动1公里多带离区境。目前该艘船屋位于嘉定区水面,目前搁浅,无法移动。

未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船民,多以保安、门卫、清洁工职业、回收废旧物资为主,如精力有富余,身兼几工。同时较多参与非正规经济,如流动摊贩卖煎饼果子,或开“突突车”在桃浦新村地铁站载客,但摩拜、OfO等单车推行后,收入缩水。

他们的子代选择更多,以工厂务工,做生意为主。

“我跟我爸说,我最值钱的时间都在上海,14岁初中没毕业就来了,20年。老家没朋友了,过年回去找人玩都没有。”陈国华之子,陈建立做汽配行业,幼年父母出外做运输,他随祖父母至启动、崇明岛一带捕鱼,身上还有一种无关于教育背景的敏捷,也许得自海面讨生活的历练,心性颇开朗。

走访的另一处船屋聚集点位于外环内侧宝山与普陀交接的绿化区域,与新槎浦相依。普陀区绿化市容局将该区域列入2017年新增3处绿道设计项目,名为“外环绿道”。目前,该绿带公众知悉度相对较低,入口隐蔽,不易发现。两条红色宣传横条拴在香樟树上,在野花间喊着口号“综合整治区域环境,造福桃浦城镇居民”。

船户称,约半个月前,“五违”整治通知下发,新杨村联防队用红色喷漆在船屋上编号。现场所见最大编号为52条,极其个别的某条大船拴着一、两艘小船。有联防队表示为5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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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丹

在长约1公里船屋堤岸上,船户一概表示“如果有选择,谁会要在船上居住。”

船户上岸生活成本高,在2002年7月30日《新民晚报》第4版“居家船”报道有所反映。这些船总是“依傍在城郊结合部,这里可以打工、可以上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既要坚决清除无证违章的‘毛毛船’,同时也要视不同情况给予出路。”

“闵行区浦江镇鲁汇地区,镇政府造了一批简易二层楼,专供外来人员租住。松江区洞泾镇也采取类似办法,由于一月租金只有200元左右,外来人员租得起”。

船屋租户70岁的李发茂昨天在6公里外的南翔“白鹤憩园”公墓边找到一间“宽2米、长4米”的老房,月租200元。“昨天整了一天屋顶,累死了。旁边都是一排排老坟。”“你敢住啊老爷子。我不敢”,陈建立说。老头抽烟,不响。

沿河堤部分散落着原新杨村老坟。清明刚过,贡品坟头,纸幡锦带飘扬。船户就站在那里聊起未来一周即将面临的选择。

“有人说其他地方上岸提供过渡房”。“这个好!”船户应和。“我们不要搬迁费,船我自己砸,你提供我们过渡一下,现在上海的租房太贵了。”“我们前头(船户)有一个老妈妈,90多岁,还是老共产党员,怎么办哦。”

但新杨联防队认为船户对“搬迁费”抱持渴望。“他们永远没有底”。

在41号船屋的堤岸边,我们恰好碰到93岁老人的家属。一个月前,老人在船上突发轻微中风,救护车不可达,船户也未启用通常情况下医疗救护手段,自行将老人送到了地段医院,“挂了一个月水,天天躺着,现在手能拿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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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袁菁

“我们这两天打听房子,问了好几户人家一听家里有90岁老人全都说‘不借不借’。”

船户并非孤立地生活在这个河道中。附近村民协助他们弥合了河陆界面的缝隙,船户向村庄户缴纳每月20元的水费以及一定额度的电费可接入水管、电线。有上海本地船户向政府申请到廉租房,完成“上岸”,将船屋转租外来人员收取极低的“房费”。

在这个当口,一艘船准备离开。五、六个联防队簇立堤岸。一名20来岁的男青年,从岸上拖了电源,用电弧切割器将船尾支棱出的金属结构物切除,便于通过桥梁最低处。“自己开走最好了,就是怕他们打游击,避避风头”,一名联防队员说道。

陈建立后来说“走为上策”的船户很聪明,似包含两种意思——“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都是精华”,“确实有打游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船是自己的财产,他们也是真舍不得船,才走了。”

上陆与城市化之路

4月15日是普陀新槎浦的船屋清拆截止日。

新杨工业园区联防队员认为“五违不好做”,因身份尴尬。“我们没有执法权”,同时还需要水上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完成。此次船户停靠的河堤及其上岸活动区的土地性质隶属新杨村,他们前来协助处理船户问题,目前仅限“发告知书。”

双方都渴望客观呈现问题。因船户需要出外打工,联防队在上午7-8点,晚间11点左右来此落实相关工作。他们表示,船户给这片绿化地带来痕迹,如擅自接入电线易引起火患,废旧物资影响绿化,日常生活污水影响水体,个别沉船堵塞航道等都造成了城市管理问题。

这几天以卡车集中作业清理林带垃圾。4月8日当天,一辆卡车和相关人员正在作业。“他们苦吧,是苦的,但应该让外地政府管理。”

陈建立也希望客观地评价船屋。他看到报纸上“清理船屋”就会出现“犯罪和三无人员”的字眼,“我感觉这个说法不客观。”李发茂向陈建立递烟,讲话慢条斯理,先是隐晦得提起眼前半沉船的“渔户走掉了”,“政府、公安,来了好多次。”但他杀还是自杀?没人知道。

“最近联防队也黑着来,又是拍身份证,又是拍照片、又是(拍)船(照片)。”

陈立刻接嘴,“给他拍嘛,我们不偷不抢。这是管理人口,比如有没有在逃犯,有没有犯罪分子。很正常的。他们要交到上面去。”李老头回收废旧物资甚至要到凌晨1、2点钟才能回船。另有船户反映,联防队调查“几口人、几间房、几只鸡鸭狗”。

我们向新杨工业园区的联防队员征询搬迁费标准,对方并未明确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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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丹

宝山、普陀、嘉定三个不同区域的船户间流传搬迁费用,最低3000元,最高超3万元。

另一方面,船户大多对本次“五违”整治的力度心知肚明。4月7日,同属中槎浦河,一片向东折的断头水域“大塘”,10条船屋悉数扒尽,8日当天午间,爪机作业接近尾声。该水域隶属宝山区,位处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园光路尽头。据悉各船户搬离款项不统一。

水上船屋经由多年持续治理,尤其是年轻子代上岸打工正在萎缩。

“老蔡回老家了。老陈回老家了。老张住在小村庄,胖子大韩的大船砸掉了,老两口拱在一辆小铁船上,也快了。孙老大老早就上岸了,孙老二在七村里跟人合租。老王,我还真不知道,好像赔了钱。小刘是个残疾,一条腿,船砸了,赔了钱”,陈建立描述宝山船户情况。

教育,也是船户的向陆之衢。一位40多岁的女船户谈起两对双胞胎子女,3个人都在南京读大学。他的丈夫将空蛋筐搁上助动车,聊几句搬迁费匆忙采购去了,“靠的就是卖煎饼果子啊”。但碰到联防队员的建议,“在这里苦,那你回去建设老家好了。”

工作人员转述网易新闻的底端评论,“他们说这种船上会开几十万的车。”我们核实是否亲眼所见。“今天没停车,平时停着”。我们再次向3位船户核实,对方表示“哪里来的高档车,比轿车大些的厢式面包车运货的,是有的,都是旧的”。

陈建立骑车折回自己的船屋。在真南路红绿灯口停下谈起就读于桃浦某小学的儿子。“最近大考第一,我们兑现诺言给他买了辆自行车。”那个在澡盆里光溜身体的婴儿照,海报般大小,刚在船舱中见过。

“唉,我想问问,到底要不要补课呢,我和老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

儿子8岁,还小,未必知道从祖父到父母持续努力地创造一种峰回路转,为他突破户籍制度带来的限制。“我老婆现在主要陪儿子,做钟点工,晚上在夜校读自考大专,以后考本科,光社保积分太慢了,总是不能放弃的,放弃就彻底没戏了。”

打工,挣钱,教育,最好是购房,一切可能的登陆机会“也许成为一个上海人”。

这种可能的幸运,依然来自经济发展下,宽松的户籍政策改革的伏线。

如果倒溯一甲子,他几乎没得选。1955年,水上区船户曾被大规模地动员回乡或向外地迁移。前述的田蕊论文中提及,当年《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草稿)》(上海市档案馆B168-1-860-1)确定了“人口疏散”的方针政策。“紧缩”政策之下,人口“消肿”,以回乡生产(带船归农)、移民垦荒、收容改造等方式为主,疏散30000人以上,回乡者超过26000人(回原籍江苏省的船民占绝大多数)。但“回流”现象始终断续不绝,文中未提及具体统计数据。

1950-1980的计划经济年代,基于压缩城市粮食销量(汤水清《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1953-195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以及建国初期大城市基于“新人”与“旧人”的筛选,基层社会的清理与重建(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也成为人口疏散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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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庆幸的是,上海有关“苏北人”的刻板记忆已被上海2415万流动人口稀释至淡。

不过,父亲陈国华接近于“生存技艺”即将远去。虽是船户,并非白丁,认知体系接近半农半渔。河情节气,畜养农活,简单泥水电工活都可以做。广播还告诉他《物权法》,“船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是我辛苦多少年的家产,不能说砸就砸呵。”

掌蒿时刻,他重新回到船老大的躯壳里。一块由三合板、泡沫塑料组装的筏,稳当地在水上滑动。船前凫水的鸭群开道,“我从老家黄海边拿野鸭蛋回来,用老母鸡孵出来的。”

掌蒿的人有了静气。“前头有乌龟”。水面咕咚一声,“沉了”。向大塘转弯,“水好深。”蒿子从河底拔起,河面一条鱼“啪”地飞弹起来。“黑鱼”。一只鹭鸶飞过河面,他用土话喊“河鹰”。船屋所在的通路声音嚣扰,午间11点20分,短短6分钟,5架客机飞过。终夜断续车流。“在这里,路灯就能照亮屋里了,乡下晚上好黑”。

50年前,他随父母下乡插队落户盐城滨海,城里老宅基上的泥房塌了,化作共和国的工厂,前几年旧城改造,厂子拆了,变成大楼。一切都变了。这一次,他可能又要重回下放地。那还有3间旧瓦房。

“万一回去,想问政府要块地种种,不知要得到,要不到。”

(陈国华、陈建立、李发茂等均为化名)

*1952.1-1955.4月的水上常住人口逐年变动情况表,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田蕊撰写的《权力、社会与地方利益博弈:以1950年代上海水上区居民的迁移与安置为中心》论文。上海档案馆,B59-1-63。

作者:袁菁 

编辑:小蛮妖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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