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吗?

焦虑是自由的女仆。依照自由选择理论,一切只能怪你自己,于是你会变得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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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生命只有一次”(YOLO)是 “害怕错过焦虑症”(FOMO)的解药。在“上帝已死”的年代,人们以此二者作为人生信条。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是自由和理性的个体——工业革命到来后的某个时刻,上帝的长袍被卷进了珍妮纺纱机,在运转的齿轮之间支离破碎——我们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命只有一次,因为没人相信有天堂,所以我们必须保证自己不错过任何事。“生命只有一次”和“害怕错过”始终相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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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是you only live once(你只会活一次)的首字母缩略字。同“活在当下”意思类似,鼓励人们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享受人生,加拿大饶舌歌手德雷克的歌曲The Motto使其普及于网络。FOMO是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网络上的最新消息/朋友圈里的八卦等)的首字母缩略词,智能手机让很多人全天候都挂在网上,更新微博,看朋友圈的动态,以免错过。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以上并非事实。我们喜欢对于不可名状之情的历史解释,上文根据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定义某种感受,便是一个好例子。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焦虑是一种现代人才会有的情绪,因为世俗社会的人,很大程度上必须对他们的选择承担全部的责任。就像奥斯汀笔下的女主角们因为胸衣太紧很是闹心,十八世纪法国下层阶级的人民是被恶劣的天气所激怒,而我们的焦虑则是由于太过自由。

焦虑:是概念?还是感受?

这位利兹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文学的教授——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出版了一本饱含忧虑,但极具研究价值的新书:《焦虑:一段文学和文化史》(Worrying: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Bloomsbury 2015)。他尝试不把“焦虑”作为一个概念,而将我们自述出现这种感受的故事记录下来;他将焦虑置于近代以及更深远的文化历史中,并思考作家和艺术家们视焦虑为一种体验时多样的应对方式。“那些关于理性的诞生、关于理性取代信仰成为人类生活指导的文化迷思,是所有元叙述里最关键也最无聊的部分(编辑注释:“元叙述”通常被叫做“大叙事”,指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和统一性。)。但本书也会带我们进入更陌生且更难以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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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作为文学批评家、英语教授,尝试探索worry的含义,包括其从哪里来,以及如何一直伴随着我们。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要明确故事的发生地是在英国。美国人依然信仰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不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互联网时代的临床焦虑症会成为奥戈尔曼的研究主题。美国公众对焦虑的理解更为广泛,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焦虑症已经作为一类疾病被大范围诊断并进行药物治疗。诚然,拒绝将“焦虑”归类为一种疾病,使奥戈尔曼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徘徊于不同的历史模型之间:他的研究不完全属于医学人文学或者心理历史学,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我在做什么?焦虑是否属于“心理健康”的范畴?在当今社会,焦虑与我们对“心理健康”或“心理不健康”的最新且更充分的阐释有何关联?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我生畏。

斯科特•斯托塞尔(Scott Stossel)倒是很少受到此类问题的影响。他在2014年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焦虑时代》(My Age of Anxiety),回忆了自己与一种明确定义的精神疾病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奥戈尔曼只是在谈论一种感受,并且很显然,这种感受对他来说是正常的,他所谓的“焦虑”,既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他所创造的,而是他只能根据内心定义的感受:

常见的比如当你担心钱包放哪儿了,冰箱里的牛奶是不是喝完了,或者早上寄出的信上有没有贴邮票,人们会感受到心跳或者一阵刺痛,这些感受很微小,也很短暂。它们只是感受者一天中的小插曲,来得快去得快。然而,尽管这看起来像是任何人平常日子里都会有的感受,但其会以更阴暗、更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感受者……即使是最小的麻烦也会令感受者受伤。

对于像他(奥戈尔曼)这样的英国学者,从长远来看,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启蒙运动文化世俗化产生的结果,而并非一种精神疾病,其由外向内进入我们的心智。“随着人类明确了选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之后,保持理性成为通往最优选择的必经之路”,他在谈论后启蒙思想时写到,“从信仰到理性的神话般的转变让失眠者的焦虑逐渐减退。”(他也将焦虑称作是一副“苍白的图纸”,“一只蝙蝠”和“一块满是荨麻和破葡萄酒瓶的高低不平的土地”)。

“焦虑”的历史

奥戈尔曼确实在书中提到:“焦虑的历史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并无不同。”他认为焦虑初现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开始出现在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中。”奥戈尔曼引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1年的小说《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加以证明:小说的主人公迪克•赫尔达尔(Dick Heldar)说:“我只是有点焦虑。”这种模糊的,源自周围环境的焦虑根本不存在于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姆雷特未曾感受过焦虑——奥戈尔曼的意思是“worry”一词本身没有被用于表达类似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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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 that Failed是Rudyard Kipling创作的小说,于1890年发表,小说中的场景主要设置在伦敦,但一些重要的情节则发生于苏丹或印度,它讲述了一位叫做Dick Heldar的故事,他是一位失明的画家。之后该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图片来源:网络

具体来说,“worry”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感到焦虑或困扰”是1860年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该动词仅表示有点担心,比如狮子担心她的猎物。然而,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赫尔达尔则经常焦虑,由客体变为主体。奥戈尔曼认为在20世纪早期,焦虑“是一种熟悉而且尴尬的体验”。这种从语义到文学主旨到感受体验的追溯是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一种情感背后复杂的内心感受。

当然,如此详尽的线索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可怕的诱惑。解释力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眼见的所有事物都有意义。但当奥戈尔曼把他的观点带进二十世纪,其对从自我帮助、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学现代主义和选择理论四个方面的分析,确实令人信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或许是因为欧洲人死伤无数,自我帮助类书籍(self-help books,指用于帮助读者解决个人问题的图书,例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等,译者注)出版量大增,这变成一个迪克•赫尔德斯(Dick Heldars)的世界。“焦虑开始出现在书架上,”奥戈尔曼写到,“讽刺的是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如果阅读自我帮助类书籍能消除焦虑,一代欧洲人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

以威廉•萨德勒(William S. Sadler)1914年出版的《焦虑和紧张或自控学》(Worry and Nervousness or The Science of Self-Mastery)为例,这是一本早期并不起眼的自我帮助类读物。书中作者将“慢性恐惧”——如焦虑——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心理状态,其特点是,一旦固定在某个想法上便无法转移注意力——通常为某种持续的恐惧”。书间的前后矛盾,对解决焦虑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比起提供实用性的解决策略,萨德勒似乎认为,如果人们能了解自己为什么感到焦虑,就可能得到缓解。

这类言论的投射是,对焦虑和怀疑的神秘仪式感充斥于二十世纪的创作——T.S.艾略特(T.S.Elio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著作都以大的篇幅构建了焦虑的人物形象,并且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奥戈尔曼的现代主义思想与他关于自由和选择的原理论联系密切:焦虑是自由的女仆,崇尚自由的文学因此将焦虑作为关注点。

“焦虑”与自由

在《焦虑:一段文学和文化史》的结尾部分有相当大的跳跃,奥戈尔曼将目光转向了威廉•格拉瑟(William Glasser)1998年的著作《选择理论:新个人自由心理学》(Choice Theory: 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并提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话语如何可能变成一种语言伪术。在书中,格拉瑟 “尽可能地将自由市场与个人身份联系起来”。该书作为自我帮助类作品与威廉•萨德勒所著类似,但被奥戈尔曼称为是关于“自由选择的话语、有关‘自由’的论述和人类幸福源泉之间关联的最前沿的著作。”通过将选择理论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焦虑简单并置,奥戈尔曼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思维理论强有力的批判。格拉瑟坚信人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基因带来的影响,“一切都在于我们的行动”——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极端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可怕的有欺骗性的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依照自由选择理论,这一切只能怪你自己,你会变得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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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论(Choice Theory)是威廉•葛拉瑟医生在他著作《选择理论》中论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环节,我们的行为被五种基因导向的需要所驱动:生存、爱与依附、权力、自由、乐趣。图片来演:网络

所以,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可能让我们焦虑,而“个人自由”的新意识形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选择的概念,这种概念否定了人类痛苦的本质。精神病患者不会自寻烦恼。他们的信念,正如奥戈曼所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先进性顽强的政治预设”。这一观点可以回溯到历史上黑格尔派的精神,即推动我们向启蒙、理性和文明(当然指白种人的文明)迈进。

顺着焦虑的根源我们可以深入认识脚下的土地,再回望天空。现代社会的建立——是伴随着“人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且遵循怎样的规则的转变”;伴随着“西方世界向世俗的转变”;伴随着“信念的转变和重新定位”以及“我们的信仰及我们认为其能够产生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这个概念的出世,依赖于个人从宗教预言中彻底解放,步入约翰穆勒(J. S. Mill)崇尚的理性新世界,自由的政治观念进入到我们的头脑中。概念本身是一种社会原则,却构建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自由让我们焦虑,并且延伸到文化领域,其对艺术的影响,同对人的内心和思想的影响一样多。

奥戈尔曼就这样加入了人文主义学者中,将他们的学科与情感、感官体验和疾病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培养对人类内心世界研究兴趣的路径,同时启发人们对体验的解读的方法:幸福可以被研究;声音可以被思考;感受可以是数据。

《焦虑:一段文学和文化史》一书也符合将神话和修辞分解成不同模块的传统,这有点像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神话与现实》(Myth and Reality)或刘易斯的《词汇研究》(Studies in Words)。我们关注这些作品,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与文化有关的往事,以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自己。

我认为,奥戈尔曼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指出了我们自述故事中的政治性。通过展现现代主义文化和新自由主义政治背后相似的情感驱动力,本书展示了它们的创造者们——多数是白人作家——与理性思想家们一样经受着情感的折磨。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对“理性”、“自由”和文学技艺定义背后的情感驱动,我们就可以更准确、更公平地判断我们所处的文化时期:也许最终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神。

原文链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2366/worrying-modernist-invention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Josephine Livingstone

翻译:张瑶

校对、编辑:屐松松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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