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屠杀到数位时代:为两个世纪把脉的思想者鲍曼

鲍曼一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最悲观和最乐观的时刻,他为我们讲出如今至为沉重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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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日前离世,享年91岁。

鲍曼一生横跨两个世纪,辗转在波兰、苏联、纳粹德国、以色列与英伦三岛之间,见证了从大屠杀到柏林墙倒下,从科索沃战争到特朗普(川普)上台的漫长历史。他的思想,亦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处境的持续观察。

从波兰到英国

1925年出生在一个波兰犹太家庭的鲍曼,曾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

鲍曼的少年时代历经贫穷与反犹太主义的滋扰。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鲍曼一家逃去苏联,其后他加入了流亡的波兰军队,跟随苏军一路攻入柏林。

似乎是在战争中被共产主义理念所吸引,鲍曼在铁幕以东的战后波兰加入工人党,任职军事情报部门。他的妻子曾经回忆说,这时候的鲍曼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保证每个具体的人类存在之间的完全平等”。尽管知道苏共内部的丑恶,他仍然对未来抱有期待。

这种期待延续到1953年,那一年,鲍曼因一次反犹清洗而被军队解职。随后他进入学院,在华沙大学担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讲师。他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和党的路线渐行渐远。

1956年,赫鲁晓夫(赫鲁雪夫)以秘密报告清算史太林(史达林)时代。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呈现回暖之势,而略微自由的环境也带来了社会的骚动,如同年发生在波兰波兹南抗议-镇压。这一时期的鲍曼,多论著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也逐渐转向文化分析。直到形势急转直下:1968年3月,他和其他几位教授一起,在波兰国内的反犹运动中失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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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s Praxis

中文译名:《作为实践的文化》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1973年

鲍曼先是短暂流亡以色列,之后移居英国,在利兹(Leeds)住下。他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尽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离乡,鲍曼仍然更关注社会主义与解放之类的宏大论题。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为实践的文化》,点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责任。60年代末的社会学界仍然盛行“解释事实”,而鲍曼却说,不能将社会文化当成静态的、可以观察的东西,不论是作为概念或是结构,都没有办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转而强调要从实践(praxis)来理解文化:文化对我们是矛盾且爱恨交织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缚,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类行动的潜力。鲍曼一生常年保持高产的研究、写作与公共发声,正是这一判断之下的亲力而为。

反思大屠杀

尽管出生在犹太家庭,但直到1980年代,鲍曼才开始认真介入思考半个世纪之前的大屠杀。1989年,他出版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其着重点是:现代社会如何让大屠杀成为可能?

在很多人看来,大屠杀常常被理解为欧洲反犹主义,或某种人类原始秉性的延续。但鲍曼问:杀死上千万人,需要日夜不停动手,需要永远保持愤怒和憎恨,但为什么人们不会厌倦?为什么大屠杀已经不需要借助公开的暴力?

他的回答是:“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纳粹德国的工业技术与官僚组织,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管理的描述,足以克服懒惰与“动物性的同情”。而在现代社会中,暴力被收归集中化、中立化,科学家团体足以设计屠杀机器,潜心研究优生学作为种族清除的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又可以远离政治,不需要为研究结果承担政治责任。

在鲍曼笔下,大屠杀不止是邪恶的人所酿成的恶果,而且是追求美好秩序的“园丁式”管理的失控:“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这是大屠杀的最恐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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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中文译名:《现代性与大屠杀》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最早出版时间:1989年

鲍曼早年信仰的共产主义对其影响深刻。70年代他陆续撰写一系列著作,讨论乌托邦与阶级斗争。而这些理想带来的种种后果,也促使他转向批判。在那曾经历的时代中,人们普遍相信理性能设计出更美好的社会。而到了《现代性与大屠杀》面世的80年代末,鲍曼和时代一致写下了问号。

1990年,柏林围墙轰然倒下,人们欢呼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走到了它的“终结”。然而鲍曼的思考,却没有因此变得乐观。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70年代紧接着60年代末民权运动与左翼风暴的尾巴,但鲍曼已经开始注意到世界正在变化。个体似乎变得越来越自由,鲍曼却越来越看不到其中有任何“解放”的动力。人们沉浸于消费、娱乐,距离社会主义式的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结合越来越远。人们像是《奥德赛》中被变成猪的队友,完全不想被奥德修斯唤醒,不想继续踏上危险的旅途。

鲍曼对“后现代性”和“流动性”的观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1998年他出版《工作、消费与新穷人》,2000年出版《流动的现代性》。直到他最后几年的著作,讨论的依旧是这些问题。

在鲍曼看来,从前的现代资本主义,与大工业、重资产配置紧密相关,福特制的管理模式,让工人和资本长期结合,像是一段稳定的婚姻,又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大船,由船长牢牢掌握航向。

而到了20世纪末,鲍曼看到的是更加流动化、更灵活多变的资本,这样的资本更少依赖于重投入的制造业,人们更加灵活工作,空间和时间的区隔被打破。全球化带来了空间与时间的压缩。价值的基准从数量变成速度、自由的意义从权利变成流动性、劳动的样板从工厂工人变成派遣工。个体似乎从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解放出来了,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这种快速变化的现代性,鲍曼称之为“轻资本主义”(light capitalism),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婚姻”,只剩下“同居”,世界更像一架不见了机长的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却找不到任何落地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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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Modernity

中文译名:《流动的现代性》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2000年

不同于七八十年代利奥塔等人基于“语言游戏”、打破社会框架的“后现代”,鲍曼的一系列后现代反思著作,无不围绕民族国家的未来,个体自由与安全议题。所谓后现代性,在他那里时常充当现代性中被压抑的一面,即混乱与忧虑。70年代末开始的后现代思潮,回应的是同时代的抗争风潮,而鲍曼则把后现代导向了“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直接面对后冷战时代的生存境况。

后现代执着于差异性及局部性,而鲍曼似乎更不满后现代主义变成了全球化中自由移动的精英话语。于是他更进一步去阐释后现代社会秩序与结构,重构“新穷人”问题。“新穷人”不穷,只是随时因为不稳定的“轻资本”而被抛弃,随时在小康和失业之间徘徊。他们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商品面前,有如自助餐台前的食客一样拥有无休无止的选择自由,然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在消费之后一无所有:他们缺少稳定的共同体,缺少人与人之间超出家庭之外的承诺与联结。而当他们需要价值、稳定与安全感的渴望时,又很难不转向虚幻的部落主义,或是“嘉年华式的共同体”,即大家平时过着各自隔离的生活,出于某些所谓共同兴趣而聚集起来,表演完便回到各自日常生活中。

这种“社会”,鲍曼称之为一个“大篷车停车场”,人们驾车到来,停停就走。

数位监控与政治后果

晚年的鲍曼,比许多更年轻思想家更关注数位时代。2010年,鲍曼提出“流动的监控(liquid surveillence)”概念。他认为,狱卒从中心了望塔中偷偷监视犯人的“全景敞视监狱”模式,已经在今天的社会中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是科技进步之下更灵活的权力,让监控者可以流动起来。街道上密布摄像头、网站默认储存浏览纪录,都保证监控可以全天候线上线下不间断地实现。又比如,在我们的在线搜索、娱乐与消费行为之中,我们的资料已被传递、共享,最终足以统合成为完整的数字档案。

鲍曼认为,数位时代带来了比监控更麻烦的问题:权力与政治在技术之下分离。

传统的政治依然拘囿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跨国资本及其政治力量,却通过技术蔓延到各个场域,制造出更多不确定性,但同时,普通人对技术和官僚的信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消解。权力随着资本和数位网络流动起来,传统政治却对约束它们无能为力。这也是欧美诸国“部落主义”重新崛起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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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Surveillance

中文译名:《液态监控》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大卫·里昂(David Lyon)

出版时间:2012年

在鲍曼看来,监控社会强调自动运行,人们已经和其行为后果相分离:码农们敲出代码,代码运行在无数网站,程序和节点上。具体的人不再需要承担代码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任何社会政治后果。算法被认为是中立的,本身不会优待或歧视任何群体。掩盖代码背后的政治性责任,监控社会就可以一直运行无阻。

而当这种“算法中立”遇到“机器学习”的新世代,又会发生什么?

逆行的历史天使

在鲍曼眼中,今天流动现代性中的个体,无法再用团结(solidarity)来衡量,也不复大工业时代或苏式共产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掌控力。鲍曼是悲观者,尽管他仍然建议我们回到城邦式的共同体现实政治,但也悲观地认为这种努力很可能会带来空洞的身份政治——我们需要安全感,需要对未来的控制,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掌握,但我们只能徒劳地避开陌生人,回避“我们做什么”的问题,只问“他们是谁”。

这也是晚年的鲍曼一直对数字媒体的政治影响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几年前,大家还在为美国和西班牙的占领运动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就对这类互联网社运是否持续性,是否能促成现实社会改变表示怀疑。鲍曼看到:人们积蓄了足够的愤怒去破坏一种体系,却想不到重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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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topia

中文译名:《怀旧乌托邦》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2017年

本雅明曾经描述过“历史的天使”,在人类“进步”卷起的狂风中,天使努力保存历史的残片,以避免遗忘。而如今,人们似乎不再遗忘过去,反而恐惧未来。在去世之前的一次访谈中,鲍曼谈到当代人群中弥漫着“怀念旧时光”的想像:几百年来我们一直相信世界会不断进步,未来意味着好,过去意味着恶。但如今,在可能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面前,我们的心态,似乎更像希腊人面对“黄金时代”倒向“黑铁时代”的悲观。

在过去,乌托邦朝向“美好的未来”,但今天,乌托邦指向“美好的过去”。鲍曼的最后一本论著《怀旧乌托邦》将在本月出版,他经历了整个20世纪最悲观和最乐观的时刻,为我们讲出如今至为沉重的预言。

本文为联合撰稿,原载于开端文化,由作者授权转载。

作者:任其然、夕岸、黎班、阿黛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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