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现代的爱与性:自由与安全感如何兼得?

通过把人们包裹进信息网络之中,流动的现代性营造出了归属感与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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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描绘了 “无根且焦虑的人”。这些人是战后英国的学术天才,出身工人阶级,受教育而出人头地,但也因此永远离开了生养他的那个阶层,不得不背负忧伤和孤单前行。

无根且焦虑的人很难找到家的方向。他太过紧张和扭捏,难以泰然自若地混迹于中产阶级的晚宴,和同阶级的人打成一片的想法更是被他抛在脑后。“他们(工人阶级,译者注)能立马察觉他态度的暧昧,”霍加特写道,“即他既不属于自己人,也不属于某个他们习惯于表演尊卑关系的阶级。”他注定是那个古怪的、被孤立的个体。

如果有件事能减轻这种身份的怪异感,那就是对他们嗤之以鼻的工人阶级本身在不断瓦解。工人阶级被霍加特称之为 “棉花糖世界”的娱乐环境所诱惑,好莱坞电影、低俗杂志以及日渐普及的电视,硬是把工人阶级从文化安全感里拽了出来,拽到了一个他们根本不知是哪儿的地方。他们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大,对上层社会的恭敬现在也无人顾及了。霍加特在他的家乡利兹目睹了伴随他成长的社区酒吧集体歌唱以及其它工人阶级文化的消亡后,写下了他对文化丧失的悲痛和对前方出路的担忧。

现在,每个人都是无根且焦虑的。至少,鲍曼在《流动的爱》这部引人入胜的经典中是这么认为的。诚然,这部作品中没有明确的阶级分析,因为鲍曼认为传统社会的所有纽带都正在松动。这些理应稳固的纽带——家庭、阶级、宗教、婚姻甚至是爱情(下文还会具体分析爱情这个难题),不再像从前那样可靠或美好了。在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出版近半个世纪后,西约克郡诞生了另一套关于无根社会中焦虑与眩晕的社会学论述,鲍曼利兹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的身份在此时显得很是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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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流动的爱》的基调并不是或不总是那么悲观。相反,鲍曼的作品是对他所称的 “流动的现代社会” 的赞美诗。书中的主人公没有亲人,经常需要凭借自己的技巧、智慧以及献身精神来创造一种临时性的纽带——它足够松,不会让人窒息,却又足够紧,能在失去传统慰藉的当下提供主人公所需的安全感。鲍曼欣赏他笔下主人公的独特,后者向上的决心使他从不像霍加特描绘的学人那样聪明却无处安身。

流动性的比喻可谓贯穿于整部作品。亲密关系被比作是未加稀释的浓缩果汁,令新时代无根且焦虑的人感到反胃。人们深深地渴望阻止爱情的凝固(但这恐怕是婚姻原有的本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推崇 “半分离式伴侣” 的嬉皮士,即那些与伴侣分床而眠、拥有开放关系的浪漫先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给本已棘手的爱情问题难上添难, “半分离式伴侣” 作为流动的现代社会极具标志的现象,引发的反对并不比赞同少。

其实, 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在自由与安全感的抉择上摇摆不定。鲍曼的作品告诉我们如何在两者间创造一个舒适的平衡点。鲍曼发现,那些将天平过分向自由倾斜的人,总是对家、爱情与共同体的重建无限渴求。但流动的现代人并不希望回到传统的令人窒息的安全感中。他们追逐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鱼和熊掌两者兼得,获得自由的同时还不能少了安全感。

流动的现代社会的工作不仅无穷无尽,还需要更多的想象力,相比之下西西弗斯都算是轻松的。鲍曼笔下的主人公永远在劳作——对着手机不停地讲话,沉溺于收发短信,在不同的聊天室来回穿梭,或是沉醉于线上约会(鲍曼认为线上约会的诱惑在于可以轻松无负担地抛弃约会对象)。流动的现代的人们永不停歇,用亲密关系的数量交换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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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辛苦的意义又何在?在鲍曼看来,媒介并不重要——我们使用的新工具决定不了我们的身份。信息本身的内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传递这件事。通过把人们包裹进信息网络之中,流动的现代性营造出了归属感与安全感。这样,我们期望自由和安全感的问题兴许不会再来困扰我们。

我发短信,故我在。鲍曼写道, “我们在源源不断的短信与残缺的句子(例如用单词缩写加快信息传递)中找到归属。让我们体会到归属感的是谈话的行为,而非谈话的内容……一旦不说话,你就出局了。沉默就等于被排除在外。”雅克·德里达的那句 “Il n’y a pas dehors du textet”(“一切尽在言语中”,译者注 ),跟鲍曼的观点有共同之处。正是由于害怕沉默和沉默带来的被排除感,我们担心悉心编织的安全网会破裂。

那么爱情呢?这个亘古的难题现在似乎更难了。鲍曼认为,爱情的悲剧性在于人性无法克服的两面性。普鲁斯特深知,当他笔下的马塞尔把心爱的姑娘艾伯丁关在旅馆房间,觉得这么做就能拥有她时,他对她的爱就死去了。鲍曼写道:“将倔强者驯服,让不受控者归顺,把不可知的变成可预测的,给自由的人戴上镣铐,这一切,都在敲着爱的丧钟。爱神终究敌不过人的两面性。占有、权力、融合与幻灭是爱的末日四骑士。”

这就是为什么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爱情让人十分苦恼。我们想让爱情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向我们臣服。我们像上瘾的消费者那样维护自己的权益:爱与性也必须像其他消费品那样满足我们的期待——新鲜、多样、用完就扔。在鲍曼看来,这个时代下的孩子也成为了感情消费的客体。流动的现代人在组建家庭前会考虑的大问题是:对小孩的投资是否值得?是否会承担过多的风险?流动的现代人似乎很难意识到,有这么些最基础的东西,如家庭、爱情与性,并不遵从经济规律。

比如说性。我们无休止地谈论性,并阅读那些教我们如何将性的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性爱指南。鲍曼也不忘引用一位性心理治疗师的话:“今天的人们什么都了解,却都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想让性变得如同购物般开诚布公、容易令人满足。但鲍曼认为性并非如此。我们想要把性简化为一项可掌握的技巧。但“对表现的注重必然会剥夺高潮的乐趣,” 鲍曼告诫说。

鲍曼也如同他所描绘的流动现代人,聪明而富有创造性,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之间不断跳跃:寻找BBC剧中人物与希腊神话中悲剧人物的共性;将周日版报纸内容用解释社会学原理分析;走在购物中心,思索它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身为波兰裔犹太移民,鲍曼有着比大多数本土英国社会学者更广泛的文化体验。他的文笔的优雅程度也是同时期社会学者们难以企及的。他令人叹服的表现不是从什么指南上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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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图片来自网络。

离开对爱的讨论,鲍曼对流动现代人的礼赞便凝固了,而他对我们社会的厌恶变得明显。鲍曼从流动的现代城市里看到了对外来者态度的挣扎:城市既对外来者显示吸引力和包容,又有种种隔离同化的城市设计(如有门禁的社区和对移民的敌意)。在城市里,自由与安全感间的两难更加不幸。鲍曼希望我们这些无根且焦虑的人有更崇高的斗争、更有意义的事业。人类将如何到达康德所说的全面团结?那时的全球化也不只囿于陈旧的消费主义的延伸了吧。流动的现代人深陷经济活动、习惯舍弃,如何让这样的现代人去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鲍曼给出的预测是悲观的。他引用了一则爱尔兰笑话:一个开车的人问路人去都柏林怎么走,“如果我想去都柏林,”路人回答他,“就不会从这里出发了。”

原文载于: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3/apr/19/highereducation.news

作者:Stuart Jeffries

翻译:任静

校对:戴靖沄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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