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抢劫”中国农民工的编织袋

农民工的编织袋编织不了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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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黄山

【编者按】时尚单品和农民工出行必备的编织袋之间,隔了无数个“中国梦”。

编织袋一度是农民工中极富标志性的行李文化。极富反讽意义的是,当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2007年发布其新品手袋时,人们发现其外观酷似中国的廉价编织袋,以致网友将其戏称为“中国春运专用编织袋”[1]。在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中,这种极为草根、几乎只在旅行途中可见的物品竟然与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发生了“撞衫”,或者说被后者运用到其产品设计中,其结果就是努力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白领拒绝购买这一新品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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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为什么不轻车简行?

民工们一般先将行李打包在编织袋里,用肩扛着而不是像其他乘客群体一样拉着轮式行李箱。编织袋又称蛇皮袋,是一种白底蓝红相间的大塑料袋,结实、廉价,出门时里面盛纳各种必备衣物、日用品,返乡时则为亲人带回衣服、礼品或其他在农村稀有的物品。有人曾经围绕“看看河南农民工返乡行囊里都装了啥”拍过一组写实性图片,其中一位农民工的行囊里林林总总约4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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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塑料拖鞋1双;旧被旧褥各1床;黑帆布背包1个;用过的涂料桶4只;橡胶手套、棉纱手套各1双;旧塑料水瓶2只;搪瓷大碗、搪瓷茶缸、旧不锈钢饭勺、水杯各1个;苹果2只;茶叶蛋7个;食盐12袋;伤湿止疼膏等药品若干;螺口灯座1个;木棍1根(挑行李用)。”

这些物品很难纳入行李箱中,因其品种杂多,民工的行李显得格外庞大、笨重——在车票价格之外,行李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工乘坐动车和高铁,根据《最新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乘坐动车组列车乘客只能携带长宽高总和不超过130厘米,重量不超过20千克的行李——因此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一般将编织袋扛在肩上,身体前倾,步伐快捷。这种身体—编织袋的组合(body/woven bag assemblage)、这种为了扛行李而身体前倾的姿态很长时间内成为将民工与其他乘客群体区分开来的身份标志。

无论是从物质意义上,还是从其符号意义上,“行李都是作为障碍物甚至累赘出现的,需要乘客对其加以关注,并且付出决心去搬运。”[2]携带行李的负荷和看顾行李的责任感毫无疑问要消耗乘客的精力,因此,行李太多无疑会使其旅行经历“疲惫不堪,心情紧张而充满压力”[3],西方学者在观察其本国乘客的旅行经验时同样发现了这一点。关于农民工与编织袋之间的关系,有下面两首诗歌可供佐证。第一首来自万建平的《蛇皮袋》。

我背着一只洗得雪白的蛇皮袋

从乡村来到城里打工

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装满了春天的祝福和整个乡村的梦想

在异地他乡

累了,它就是我的凳子

困了,它就是我的枕头

病了,它就是我的慰藉

我背着一只不再雪白的蛇皮袋

跋涉在打工路上

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又不断添加进了苦辣酸甜雪雨风霜

在漂泊流浪的日子里

苦难 是我充饥的方便面

委屈 是我解渴的自来水

屈辱 是我麻痹灵魂的二锅头

过年了 我背着一只归心似箭的蛇皮袋

挤上了返乡的火车

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除了幸福 再也装不下一丝忧伤

想到回家时 一家人期盼已久的欢喜

就要从这只蛇皮袋中抖落而出

我对着车窗外的城市一挥手

千般恩怨从指间滑落[4]

在这首诗里,沉重的蛇皮袋被拟人化成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意象。它是一个特殊的伴侣、一个亲密的朋友,在主人整个的漂泊过程中,它与主人相互倚靠、相互陪伴。它是主人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陪伴其左右。在最初,它是“雪白的”,象征着年轻的主人对自己要奔赴城市打拼充满春天般的希望。然后,它历经风霜雪雨而逐渐磨损褪色,因为主人遭遇多次意外与挫折,美丽的梦想被迫面向苦涩的现实,编织袋的功能也从第一阶段的凳子、枕头、慰藉变成方便面、自来水、二锅头。这些能够帮助充饥或麻木精神的物质或许意味着,在城市施加的拒绝、侮辱面前,主人承受痛苦的精力和意志不再那么昂扬,同时也体现出主人为坚持梦想而不得不忍受粗糙简单的食物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到了第三个阶段,它和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回乡跟家人团聚,此时编织袋的物理颜色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城市里漂泊所经受的压抑、疲倦及其他各种消极情绪一下子全都让位于即将面对家人的狂喜。城市令他忧伤、疲惫,满心都是伤痕,而逐渐映入眼帘的家乡则让他昔日的幸福感回归。在这三个阶段中,编织袋不仅是一个盛纳打工者基本日用品的容器,它还盛纳了敏感的主人所有积极与消极、乐观与悲观的情感。它在每个阶段都是“鼓鼓囊囊的”,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承载客体,但始终给主人以安慰,与主人不离不弃。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主人对亲人和家乡怀有强烈依恋与思念之情的象征。这种依恋与思念历久弥厚,正与主人因在城市遭遇委屈和屈辱而从年轻飞扬走向压抑沉重相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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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诗作来自敕勒川的《一滴汗珠的苍茫(组诗)》,发表于在中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诗刊》(2008)杂志,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打工文学作品成为主流文学作品关注的重要问题。相比起万建平的《蛇皮袋》,这首诗作只描绘了蛇皮袋与主人踏上火车的场景。

回家:蛇皮袋里的温暖

在回家过年的滚滚人流中,最惹眼的

莫过于那些巨大的蛇皮袋,它们

被扛在肩上或高高地顶在头上,仿佛

它们是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不仔细看,你就会忽略

蛇皮袋下面那一张粗糙、疲惫、焦虑

然而兴奋的脸

不用说你也知道,那蛇皮袋里装着什么

只是一路上,他们得摒弃多少辛酸、汗水

甚至泪水,

才能在亲人们面前

保持住这蛇皮袋里的温暖——

千里,万里

一年的风风雨雨又会在他们心里

重过一遍[5]

这首诗描述的只是编织袋与主人在返乡过程中的关系,也就是说只发生于万建平诗作中的第三个阶段。虽然情感色彩仍然相当浓厚,但那种发生在编织袋与主人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安慰消失了。诗人作为观察者(而不是亲历者),突出民工们作为一种无名的集体形象,他们将编织袋扛在肩膀上的这种共同的身体姿态,他们的身体与编织袋牢牢绑定的这种组合形式,而并不想关注民工或编织袋的“这一个”。在这首诗中,编织袋不仅象征着农民工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其旅程中的伴侣,它已经成为农民工“身体的一部分”。

二、为什么农民工不拉滑轮箱?

西方也有学者关注在旅行途中行李与乘客的关系,如利物浦大学学者凯西·伯勒尔(Kathy Burrell)的研究专注于从波兰到英国的移民,她认为移民携带的行李箱有两种功能:旅途伴侣和行李容器(“companions and containers”)[6],既给予乘客安慰,又能盛纳对乘客本人极为重要的物品。万建平的诗歌正是对这两种功能的形象阐释。不过后者包含复杂和痛苦的情感,而且不同的社会空间决定了不同的流动性和物质文化,例如,是编织袋而不是行李箱一度是中国民工身份的代表,尽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正拉着行李箱返乡。万建平、敕勒川的诗歌借编织袋表达了流动的农民工在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中因身份差异所产生的边缘感、受排斥感。凯西·伯勒尔也注意到,在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堆行李的海洋里,大多数乘客能够一眼找到自己的行李箱,对此几乎所有的出行者都会心灵相通;而万建平则将编织袋拟人化,则是更加突出了行李与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突出了行李的个性化。戴维·比瑟尔发现,移动的身体(“the mobile body”)携带着不同的行李,这对其在车站体验到的障碍感或者肌肉反应形成不同的影响,比如因拖运巨大行李,行走路线、耗费时间与其他乘客产生差异,或者因经常乘车带行李而导致反复性应激损伤(Repetitive Strain Injury,简称RSI),它们因此区分了有不同行动能力的乘客[7]中国的打工诗歌则重点对情感浓墨重彩,比如编织袋下那一张“粗糙、疲惫、焦虑然而兴奋的脸”,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安置行李的现实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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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ne2013年用编织袋花纹为元素设计的高级时装

事实上,民工乘客们不但要安置自己的身体,还要为其庞大的编织袋寻找空间。他们需要从检票口快速跑到所属车厢(这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软卧乘客从贵宾候车室走到软卧车厢的距离),尽快抢占行李架上的剩余空间,同时为自己寻觅可立足之处,比如下一站才可能有乘客的某个空闲座位,走廊,洗手池边,卫生间旁,车厢连接处,甚至行李架上——每一处空间都能被乘客发现并占据。整个过程需要体力、速度、敏捷度和坚强的意志,还需要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个人空间的策略,以应对笨重的行李和过度拥挤的车厢。在一些民工高度聚集的火车站,因为车厢内已经极度拥挤,无法再从车厢门口正常进入,爬火车竟一度成为民工的一项生存必备技能[8]

中国农民对苦难和拥挤的超强忍耐、逆来顺受在乘坐硬座火车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下面这首《春运》(西风野渡)将拥挤在车上的农民工呈现为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至此,铁路与工厂在规训其主体、生产其主体方面,获得了完全的一致性。

长长铁道线上

缀着无数

蓬头垢面的小站

小站后面

藏着无数

灯影晃动的故乡

火车呜呜吐出一批

又吃进一批

很快就开走了

只留下广场,和广场上

一堆又一堆

隔夜的肉体

如果你现在才来到这首诗中

一定分不清

他们中的哪些

是火车吐出来的

哪些又是

故乡吐出来的[9]

拥挤的火车站广场上,人群被还原为一堆又一堆的肉体。而罗斯金则早就沮丧地把旅行者表述为“活动的包裹”,因为人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与动物相区别的那种特殊性和优越性在火车上全都被消解了。但是客观来看,罗斯金抱怨的英式小型隔离包厢显然比中国的硬座长车厢优越太多,定员为118的车厢内有时候连过道、卫生间、洗手池都站满了人,这是罗斯金绝然不会想象到的。当人的肉体相互挤压,各种气味只能在近乎密封的空间内循环流动,这样的旅途就压抑了人性,也蕴藏了很多危机。

三:不仅是行李箱,如何安置身体?

上个世纪90年代,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第二个高峰期。有一位亲历春运25年、专门跑北京至四川达县线路的乘务员如此回忆,“人一下子就像从地里生出来一样”“回家过年后,出外打工的人要提前一周在车站外面排队等车。这一周,几乎没人离开他所排的位置,吃喝睡都在那一平方米多的地方。有时候为了防止加塞,后面的旅客要抱着前面人的腰,像长龙一样摇晃。火车一到,车站大门打开,武警带队进去。进入车厢,就像码行李一样,把农民工们码起来。座位上挤满了,座位之间的小桌上挤上4个人,厕所里挤11到12个人,严丝合缝。人几乎无法走动,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直扑过来。”[10]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上车,铁路部门使用野蛮的治理策略,将农民工“像码行李一样,把农民工们码起来”。这几乎是对公共交通空间内“被扔在一起”(throwntogetherness)[11]这一术语最为直观、最为暴力的呈现。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个体与其在社会环境中的恰当位置的关系在个体认为有权从他人那里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体以其身体在物质空间中获取的空间”[12],所以在车厢中的实际状况最能说明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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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厢中的肉身是这样处理的:“人太多了,每到巡视车厢时,我就把棉衣脱掉,只穿一件衬衣。然而,就是这样,30多米的车厢也要挤上20多分钟才能过去,而且一身大汗。在车厢里走,几乎踩不到地板,全踩在行李上和人的身上,人多得叫人几乎发疯。”[13]从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可以再现当时的铁路部门对民工车厢的管理方式,先是让武警用类乎军事暴力的手段将民工们毫无人身间隔地塞进车厢,其“码放”技术堪称专业而可畏,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要尽量保证持票者都能上火车;之后,乘务员再逐一检票,或履行巡视义务。然而,检票过程中,被码起来堆放在一起的肉身,反过来对乘务员、对民工自己都构成了巨大的视觉障碍和精神障碍: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那就是自己像货物一样地被随意、粗暴地扔放。火车能够帮助民工们实现跨区域的远距离移动,本是“一种解放性的行为”[14],然而这种“严丝合缝”僭越了正常社交场所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身体距离——虽然这种僭越在车厢内不被认为是对个体的侵犯,因为在超载的硬座车厢内并不区别对待个体,因此也就没有个体——此时,民工为跨地区的移动付出的已经不止是青春、生命,更被剥夺了尊严。而过度拥挤甚至使得铁路的规范监督机制也会暂时失效,因为规范监督机制的执行者也被这些挤压、重叠在一起的肉身震惊了。

民工乘客的惊人数量和他们对火车空间充分而无奈的发掘实际显示出他们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贫瘠;也就是说,车厢内的物质条件是其现实生存条件的延续,因为在城市里,很多民工就是居住在拥挤、脏乱的城中村或者厂房、工棚,过着“集中营”似的生活[15]。因此尽管这些农民工已经是购票的合法乘客,可是却仍然要归入克雷格·马丁所谓的“绝望的乘客”(desperate passengers),因为他们不能享受更好的乘车条件以降低乘车的风险,只能继续服从于“不舒适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iscomfort)[16]

[1] 李小玲:《洋品牌来华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新闻世界》2012年第8期,第154页。

[2] Bissell, D. “Conceptualising differently-mobile passengers: geographies of everyday encumbrance in the railway st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009, Vol. 10(2), 177.

[3] Hine, J. and Mitchell, F. “Better for everyone? Travel experiences and transport exclusion”. Urban Studies. 2001, Vol. 38(2): 323.

[4]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03页。

[5] 敕勒川:《一滴汗珠的苍茫(组诗)》,《诗刊》2008年1月上半月刊,第17页。

[6] Burrell, Kathy. “Materializing the border: spaces of mobility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migration from postsocialist Poland”. Mobilities. 2008, Vol. 3(3): 363.

[7] Bissell, D. “Conceptualising differently-mobile passengers: geographies of everyday encumbrance in the railway st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009, Vol. 10(2), 173-191.

[8] 《湖北打工第一县22年春运渐变》

[9] 西风野渡:《致父亲》4首,《诗江湖》季刊2007年4月号,http://www.wenxue2000.com/yk/yk200704.html.

[10]《亲历春运25年:人多时列车厕所挤十来人》

[11] Massey, D. For Space. London: Sage, 2005.

[12]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1984: 466.

[13] 《三代乘客 春运挤过半世纪》

[14] Lawson, V. “Arguments within geographies of movement: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 of migrants’ sto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Vol. 24 (2), 174. “mobility can be an emancipatory practice” (Cheah, P.1998)

[15]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114页。

[16] Martin, C. “Desperate passage: violent mobil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mfort”.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1, Vol. 19(5): 1046–1052.

作者:张杰

编辑: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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