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妈妈,也是有故事的女同学

“长女”,一家七口的免费劳力

一瓶牛栏山、几块父亲卤制的牛肉,这是母亲最为惬意的“下午茶”。在田间和灶前长大,“能吃能喝”大约是她从小劳心又劳力的副产品。

母亲出生那年,家里给她起名叫“美”,那时毛主席语录刚刚开始印在课本上。上学后,小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雨中小路泥泞,满地的牛粪与泥土“水乳交融”,她也会光着脚,忍着浑身的鸡皮疙瘩,跑去上学。多才多艺的她作为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就这样跑遍周边乡村演出。

吃了一个五分钱的大红薯,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小美考上了乡里的中学。可入学不久,外婆就到学校,带她“卷铺盖回家”。倒不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我的外公是乡镇干部,家里有汽车,粮食年产数千斤。可就是作为“长女”,她被认为要肩负一家7口的劳力需求。

小美对“辍学”早有预料,并试图自救。每天下学先下地,捡一书包的黄豆回家,生怕外婆说出那句话。这一切终究徒劳无功。

外公工作繁忙,外婆急需得力助手。小姨脾气倔强,笨手笨脚,挨打无数;两个舅舅被送往外地读书,尽管并无所成。胆大心细、吃苦耐劳的小美成了支撑家庭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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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不过锄头高的小美彻底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割麦的季节,我的小姨跟伙伴们嬉戏,两个舅舅在地头乘凉,外婆要回家做饭。这个瞬间,小美就成了麦田里孤独的守望者。一个少女的花样年华勾勒成了黄土地上佝偻的身影。

外公永远有宴请不完的宾客,每年的粮食到年头全部吃光。母亲便要日复一日地“摆摊子、收摊子”,掌勺无数。在一旁看惯了推杯换盏,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来不吃剩饭。

十几岁起,小美就跟着她父亲学会了喝酒,因为这是解乏的唯一方法。她父亲如今年近70,中饭、晚饭2两白酒依旧,这大约也是小美的现状与未来。

小美的青春在燥热的厨房里,在暴晒的天地间。虽然任劳任怨,但始终对没能上学耿耿于怀。多年之后,外婆说对不起母亲,后悔没有把母亲送去上学。听到这句话,母亲脸上并无波澜,只一句“后悔有什么用”。

父亲与母亲通过相亲结识,两个村子隔了一条河。父亲虽是村子里的大门大户,但家里也只是有地没钱的“穷地主”。他作为家里的老二,曾被送给未能生养的叔叔。

结果他的叔叔老来得子,最终父亲变成了有人生、无人养,连生日都无人知晓的野小孩。他从来没上过学,自小就跟石油工人混在一起,早早有了一身社会气。大约就是这样的痞气吸引了母亲。

24岁出嫁时,她步行走到了父亲一个人挖地基盖出的三间平房。等待母亲的,不是新生活,而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和饥饿。两个舅舅曾背着粮食到我家接济,母亲甚至捡过石油工人扔掉的白菜叶下锅。

更令人绝望的是歧视与无视。婆婆们不肯借5块钱给母亲,不肯帮忙带一会儿我,让母亲能有空做口饭吃。这对贫贱夫妻仿佛并不属于那个家庭的一员,连借钱养只羊都最后被盗。无数人曾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副天要绝人的架势。

为了生计,母亲尝试过所能做的一切,但从未离家。她一直陪在我和姐姐身边,看我们长大成材。母亲推着架子车走去周围乡村卖过水果,半夜背过近百斤的石油,卖过雪糕,开过小店。

从我记事起,母亲的身影只会在饭点出现,其余时间我和姐姐就被锁在家里,晚上已经入眠,她还没有回家。

临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去往武汉打工半年,那也是他仅有的打工经历。那半年,家里的几亩田地完全交给母亲一人,麦子收割的季节,母亲叫来了娘家所有人,收割、装车、道场打麦,最后运输回家。

回家之后,母亲总要做顿饭款待大家,我蹲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一屋子的人坐着吃饭,母亲额前的几缕乱发在空气中勾勒出了一丝壮阔。

在三间平房里,我从未察觉到家里的贫穷。我始终觉得家中境况与周围无异,日常零食丰富,过年杀猪宰羊;丰收季节,全村人都一起面朝黄土,一起喝啤酒,共用小蹦子。

在我小学时候的一个夏天,父母外出,为了防止我和姐姐太热无人照拂,家里的老冰箱塞了满满的冰棍。后来我知道,父母拼尽了全力让我们衣食无忧,让我们学习之外,心无旁骛。

我初一时,家里开建新房。母亲告诉我,盖房时,家里存款仅有五万,但就在盖房期间,父亲攒了十几年的人品突然爆发,成为了家乡中石油分公司基建的小包工头。

那一年母亲不仅一人招呼盖房进程,每天还要做上两大桶饭,背到工地,同时用上了自己最为珍视的小学知识,晚上为父亲的工程记账。此后的数年,母亲都是白天做基建工人,晚上记账。她记性好,记账认真,每年的所有账目分毫不差。

“人闲长指甲,心闲长头发”。但岁月终归不留情面,母亲那双小手,虽然仍无褶皱,但毕竟12岁开始与锅碗瓢盆摩擦,月子里化冰水洗尿布,拿过镰刀、锄头,揪过茶叶、菊花,摸过石油、水泥。几根手指已变形,一碰冷水就疼痛异常;双腿也因持续地站立、行走、奔跑,静脉曲张,多年难愈,不能常走。“终归也是残废了”。

我们的村子不大,本来地就不多,靠着石油分公司的占地补偿,村里人倒也都还凑合。可这期间,地里的粮食却越来越不值钱,早年务工回家的村民带回了令人惊愕的财富,村里的一部分田地被种上了树,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到近两年,村子里除了父母依旧坚守,基本已经空了。

过年时,健谈的母亲也变得不愿出门。大家已常年不见,见面之后,都是客套,言辞之间,尽是相互攀比。母亲时常纠结,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曾经大家一样贫穷,但吃饭时,端着碗聚在村口,说说笑笑;现在大家都富裕了,但总有差距,于是似乎要拼个你死我活。

总被送来送去,感觉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阿兰是我的母亲。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是在六岁那年被送走的。那天像往常一样,她和邻家几个玩伴一起上山打猪草。当她背着一筐比她还要重的猪草,在暮霭中回到家时,姑姑已经坐在家中,桌上摆着一个布包袱。

当时我的外祖母对她说:“阿兰,从今天起你就到姑妈家去住吧。”

姑妈的婆家在河对岸,夫妻俩结婚十多年了,一直没能生下孩子。父母嘴上虽然嘴上说着姑妈家离镇上近,可以方便上学。但作为长女的阿兰心里明白,家里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刚出生的弟弟妹妹。

她一直都怪自己,谁让自己家里穷。她怪自己不够努力,干得活儿不够多。回想起来,阿兰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幸运了,在几个哥哥的陪伴下,渡过了几年承欢膝下的童年时光。毕竟,在她熟悉的这片村落,把女儿送给没有子女的亲戚是很常见的事。而同村的莲妹,不到两岁就被父母送给了隔壁镇上一家当媳妇,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那天,我的外祖母破天荒地炒了一碗白菜。几个舅舅们在一旁看着,一个人都没动。要搁在平时,一碗白菜,三个小孩动几筷子连汁都没有了。阿兰至今记得那满满一海碗的白米饭。“从小就没一次吃过那么多饭”,事隔几十年,面对我那已经颤颤巍巍的祖父母,阿兰喝了些酒,在家宴上笑道。

趁亲戚们开启了新的话题,阿兰低下头,擦了擦眼角的泪,仿佛又想到了那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阿兰在姑妈家上起了小学。与自己目不识丁的父母比起来,姑父是村干部,膝下无儿无女,对自己也还算照顾。平日里除了在姑母家做农活,到了农忙时节,阿兰还得回家帮忙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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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那年,姑妈生病去世了。姑父没过几个月,又娶了一个老婆,对阿兰的态度愈发冷淡了。小学五年级那年,姑父的弟弟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这一次,因为姑父觉得家里孩子“太多”,阿兰又被送了回来。

回村后,她总是害怕自己再一次被送走。周围的亲戚都有儿有女了,再被送走可能就要去很远的地方。为了让自己“更有用”,她很刻苦地学习,因为谁都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自打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是整个村最会读书的孩子。全村的男女老少早早在祠堂占好位置等着放电视,她却从来不去。她习惯在油灯下读自己能找到的一切,刚过十岁就成了家里唯一的深度近视。

后来,阿兰到了镇上读上初中。每周末回家,我的外祖母会给她准备一小罐自制的腐乳,那是她一个星期的“菜”。多年后结婚生子,阿兰每天都要吃很多菜,很吃米饭和腐乳。她说要把小时候少吃的菜补回来。

阿兰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升学的时候让全家犯了难。“你妈当时考上了普通高中,没钱读只能读中专”,外祖母擦了擦眼泪对我说。

到了中专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家里没关系,成绩优异的阿兰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厂医院。几个成绩中等的室友反倒是进了市级大医院,毕业后步入了不同的人生。

厂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阿兰第一次有了宿舍,拿到了工资,还相亲找了个对象。这次,她终于不会再被送走了。婚后,厂里让她从单身宿舍搬到子母间。夫妻二人买了两把竹椅,那是他俩为新婚添置的唯一家具。

在那个下海和下岗一样流行的年月里,阿兰的厂改制了,厂医院快半年没有发工资。那年我小学二年级,她带我去书店买教辅资料。各个科目的习题和读本加起来要一百块。当时一个月工资三百块的她左挑右捡,留下了五十块。回家的一路上,她都在不停地责怪自己:“妈妈没用,书都买不起。”

后来企业卖给了私人老板,可厂医院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没有地方接手,厂里想把医院转给私人承包。阿兰就这样要被再一次送走了。但有谁会看得上一个边远厂区的小医院呢?在之后几年里,这家小医院只能自负盈亏。她也经常干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工资。

母亲的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被送来送去,就像一个多余的人。

一个夏天的夜晚,她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叫来了周边所有的亲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歇斯底里。“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错了”,她对着一屋子的男人咆哮着。

没有人回应。几个亲戚在一旁拉扯着她,让她顾及面子和孩子,想开点。人前开朗倔强的她,那刻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别无选择。

其实她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但却永远都在责怪自己。

她一天搬运几千斤胶料,养大了我

我妈叫荔英,是个“铁姑娘”,1958年生的。那一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好多男人做不到的事她都能信手拈来。小时候,我捧着饭碗,看着电饭锅被掀开,我妈一双赤手迅速伸进去,端出不锈钢制的汤盆,疾走放到饭桌上。

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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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向我解释道,自己做了二十年的硫化工,早就练就了一身耐热的本领,这些只是小儿科而已。

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硫化”该怎么写,甚至不太了解我妈。

她18岁就开始进橡胶厂做硫化工,每天工作服、工作帽和手套全副武装,耐着四五十度的室温作业。为了保证机器温度,工业落地电扇只能远远远地吹着,根本挡不住机台上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

“消暑茶”是这屋女人唯一的防暑工具。一天下来汗流浃背,连内衣裤都是湿的。

我妈说她的车间很大,还没走到一半的位置,就已经看不清站在前门的人。车间里最显眼的莫过于各式机器和模具,排列规整,笨重刚硬。人站在前面渺小而脆弱。

一不留神,有的同事蹭到机器的喉管,咝一声,皮肤红了,肉也熟了。“这种小伤疤太常见啦,家常便饭,就当是机器亲你咯,还有……被机器砸伤手指的,没戴工作帽被风扇攥扯住头发的”,我妈顿了顿,“这些就不讲了,总之很多很多,都是皮肉受苦”。关于过去的话题刚刚开启,我妈就生怕自己说太多,赶忙转移话题,不情愿再回想细究。

荔英在珠三角某市西郊那片村落长大、工作。父母都是藤厂的职工,家里人多,日子过得并不宽松。

快到八岁时,荔英才去上学。学校老师找上门说“人人都要上学,你不能不读”。她就只好背着患有严重哮喘的弟弟去上学,坐在教室最靠后门的角落。弟弟一哭就哄,哭大声了就到外面的沙地,哭停了再回课室学习,做完一大堆家务才能做作业。

那时的小荔英每天还要上山打柴,用镰刀割草,或者到河涌里摸蚬,“冬天只有零下几度,赤寒,手脚都要麻掉了”。

等到高中入学报名的时候,荔英已经17岁了,超过入学年龄。加上家里穷,自然就没继续读书了。于是她一边等分配工作的通知,一边在家里帮“做工”。

那是文革后期,我外公外婆工作的藤厂招家属工。荔英没学上了,就去当“一元军”。“因为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二毛一天嘛,做一些简单的辅佐工作。”

大半年过去,只有荔英还没等到分配,“当时心里可慌了”。跑去劳动局查,才知道档案落在抽屉底,最后只能分配到离家半小时脚程的橡胶厂。

刚入职那阵,刺鼻的胶味让荔英完全受不了。她每天头痛、掉眼水,为此闷闷不乐了好久。

“都是命啊,运气不够,一开始势头就就输人一截”,我妈叹了一口气,“读书是这样。工作分配也不顺,单位不好……”,她的小眼睛瞅着电视,厚双眼皮耷拉着,细短的睫毛眨着落寞……

“唉,总之说起来就是惨。反正都是做着做着就惯了,环境改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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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硫化工属于高温有毒有害的特殊工种,按国家规定,女职工能45岁便能退休。一度,她都自信可以撑到45岁退休。

但任劳任怨的荔英,在42岁那年没法在收发岗位上撑下去。她的腰持续剧痛,痛得连鞋子都穿不上。管理人员劝她去看医生,这才知道是腰椎间盘突出。她辗转求医好几年,中西药、针灸复位、盲人按摩全都试过了。

作为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人,荔英快40岁的时候,曾有机会劳工输出,“到日本干两三年,赚美金回来,都不知道多过瘾”。但由于当时我爸长期跑外勤,为了照顾年幼的我,她不得不调到全日班的收发料岗位上。

那几年,她戴着又重又热的手套,一天搬运几千斤胶料,养大了我。2003年,二度转岗的荔英终于熬到正式退休。一年后,橡胶厂倒闭。很快,她从小长大的藤厂也倒闭了。荔英和父母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转眼已为陈迹。

而20年前,在收发岗上的荔英,生理期月月提前,一个月提早几天,最后提早了整整十八天。经期长,量多,有时一天换七八片卫生巾,还闷着一股味道。如今回忆往事,她却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自己身体素质不够好”。

如今,时光渐渐填埋两个厂子。西郊那片区,河涌农田变成公路,地产财团强势进驻,逼迁山上祖坟,地铁开通,村民开始抢建住房……我妈和外婆两代铁姑娘的往昔,也随着时过境迁的故土渐渐模糊。

几年前,市里开始禁燃烟花爆竹,可故乡稍远,依然有人趁着“新正头”图个热闹,在夜里偷放烟火。每当劈啪声此起彼伏,想起抱憾早逝的故人,我妈总会有些伤怀。

小月阿姨是我妈的同事。下岗那一年,她到处递材料,请求解决工龄问题。等问题快解决了,她却遽死于内脏衰竭。“她那时忙着顾不上身体,下岗没钱也舍不得看病,太可惜了”,我妈唏嘘道。

我记得就在那年年初,她们几个要好的姐妹还相约在一家的阳台上,一起赏过新春璀璨的烟花汇演。一颗颗火种在空中分崩离析,短暂地照亮夜晚过后,是漫长的沉寂。

后记

“美”、“阿兰”、“荔英”,这是她们的名字。是的,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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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识平 吴碧莲 陈之

编辑:小蛮妖

美编: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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