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云》:权钱色与秩序重建中的阴影 | 土逗放映室

改革开放后的女性为何回归了父权制?

编按:《风雨云》讲述了“一个无良资本家崛起过程中所需要干的事”,一个并不很罕见的题材,但当娄烨把姜紫成放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景中时,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个故事重新回看那段摸索着改革与开放的国家所遭遇的诸多复杂现象与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应该把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看作一个各种场域交汇处的文本,而参与这一交汇的各方力量,上从国家权力、下到社会,以及其中所新崛起的资本家和那些从旧日历史中走过来的广大下层民众,以及他们在这一时代与社会转折处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不幸……《风雨云》像一面镜子般折射出曾经我们所见的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或背后所存在的漫长阴影。而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那个时代,却又蔓延至今。

权-钱-色:新三位一体

在《浮城谜事》中,娄烨便通过一个警察牵扯出电影人物的诸多复杂关系,《风雨云》中亦然,警官杨家栋卷入了这一被众人合力掩盖的场域。他的处境危机四伏,不仅因为姜紫成和林慧等人的 “特权”,还有来自他直属领导的干预。在未删减版中,杨家栋误入姜紫成的饭桌,而同桌吃饭的就有杨家栋的上司孙队。孙队数落杨家栋:“你查姜紫成怎么也不事先报备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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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大略地梳理下这里所存在的几方不同的力量场域,首先是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而发家致富,成为房地产大亨的姜紫成;再者便是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孙队,以及原本属于但却始终游离后者场域的杨家栋(他的这一边缘性,既因为其年龄,也因为他对自己作为警察的父亲曾经所遭遇的一场车祸的怀疑)。

《风雨云》中,孙队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始终未完全登台。但娄烨安排了另一个主要角色来象征这一场域,即作为城建委主任的唐奕杰。虽然,关于他的故事大都围绕着其与妻子和姜紫成之间的纠葛,但他的这一身份其实在电影中却十分重要,并且也正是他的这一身份的存在才建构出了导演在电影中所希望展现的问题与冲突。

1978年,改开开始,引进外资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地政府积极地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权力肆意,武断甚至是独断地进行顶层式的经济发展设计,反映在房地产中便是“大笔一挥”地划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着台湾来历的姜紫成和连阿云才能进入大陆,并且很快发展壮大。在大陆版中被删减的一段是唐奕杰、姜紫成等众人在洗浴中心喝香槟庆祝,姜、唐两人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便折射着那个特殊阶段中官商之间的某种关系的形式。

电影中有一幕值得注意,即在豪华包厢里,连阿云哄骗唐奕杰签署一份地产文件,财、权、色的纠缠关系被一览无遗。对于连阿云和唐奕杰来说,他们都清楚对方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权力、金钱与色相交缠成一张密实的网,把电影中的每个人都笼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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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存在于80年代改革开放“元年”的三原色,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便是其后发展的重要基础。《风雨云》中,诸多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是这些豪华ktv、酒吧、餐厅或洗浴中心,从而使其成为80年代改革开放中城市发展以及经济蓬勃中的一个典型空间。阎连科的小说中也是如此,比如其代表作《受活》以及其后的《炸裂志》。

色情、性爱是娄烨电影中的一个标志,总是带着某种十分典型的特征,即虚无与痛苦。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和克里玛那些讲述他们那个特定时期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小说里,即故事中的男男女女意识到某种空荡荡的虚无,而希望通过性与爱来抵抗,但最终他们发现这些最为亲密的性爱不仅仅未能拯救他们,反而成了走向更大无意义的一扇门。在《风雨云》的一开始,打野战的年轻男女于性爱中突然发现一具爬满蛆虫的死尸,惊慌逃离。这一片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娄烨电影中的性爱场景,即某种空洞和阴暗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从传统政治掌握一切的场域进行分化的过程,在这其中,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开始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控,而获得自身有限的自主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才能成为可能。但这一分离本身又并非彻底的,当我们提及改革开放时的经济场域时,这一点便表现得十分鲜明。即一方面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市场经济渐渐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它依旧受控于政治权力。而在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下,便一度出现了政治权力为资本的迅速积累和再生产保驾护航的行为——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社会结构和观念遭到冲击,伴随着破坏而开始建构的便是一个掺杂着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新的社会体制。

破坏与重建:新秩序的诞生

在《风雨云》开始的城中村居民抗议资金置业强制拆迁的场景中,娄烨通过长镜头的运用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社会矛盾。在镜头从整个城市上空俯拍而渐渐靠近城中村时,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高楼大厦满地,完全就像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典型面貌。而这一改变的起点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中一个经典场景便是旧城市的新改造。对于城市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便会牵涉到生活在其中的诸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其所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域和空间之中也便暗示了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和权力等级的位置。如法国著名城市学家列斐伏尔的研究所指出的,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一系列不同权力角逐与斗争的产物,因此对于城市的改造和新建也就必然涉及这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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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城中村居民抗议的是姜紫成的紫金置业的强势拆迁,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即是典型的资本家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但随着唐奕杰这个城建委主任的到来,而给这一二元对立中增添了第三者角色,即政府。但当我们发现居民对于唐奕杰苦口婆心的劝说和承诺完全无动于衷,且十分抵制时,这里所体现的便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方政府与其所吸引的外资企业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取向:地方政府希望外资企业投资和拉动当地经济,而惠于民,但在企业对于如何拉动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遵守的逻辑因为是资本主义式的,也就必然会直接威胁到普遍的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于是阶级摩擦再次出现。而问题也就在这里,就如戴锦华教授在其研究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专著《隐形书写》中所指出的,随着“WG”结束以及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对其的反思和批判,而渐渐形成了“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新的观念建构中,知识分子也就丢弃了与各种打压他们的政治运动十分密切的“阶级”理论(这与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向同样有关,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经济),而导致他们忽略了在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中,所出现的新的阶级问题,尤其是新阶级的诞生与贫富差距的增大。

在《风雨云》中,曾经一无所有的姜紫成、林慧和唐奕杰最终都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第一批下海者,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电影主要讲述的并非阶级或贫富差距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电影开始时城中村民众抗议强拆这一片段来引入对于姜、林、唐三者在“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唐奕杰死于这一场景之中便是杨家栋调查姜、林的引线,而造成这一场景的不又正是姜紫成、唐奕杰这些贪官吗?因此,这一城中村片段其实既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也是整个故事的“结局”。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七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多年各种政治运动的一次转向和破坏,也正是在这一破坏之下,各种次级场域刚刚脱离而脚跟未稳,因此一度出现了野蛮生长的局面。而对于娄烨和贾樟柯这些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第六代导演而言,对这个时期必然有着更为直接的体验。在贾樟柯2018年的电影《江湖儿女》中,对于那个时期的“江湖”展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当时各种力量的崛起,生猛且杂乱。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破坏”必经的一个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在其中被缓慢地建构。

就如上文我们所指出的,在诸多分化的次级场域中,政府官员依旧占据着传统的权力,而新兴的外资企业或是国内下海商人也渐渐通过金钱而获得了自己新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并且由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方向,其中或有冲突,但或许彼此成全还是主流。而在这两个上层场域之下,则是众多传统中工作于国家工厂、单位和企业中的员工,但伴随着国有资产在改革开放中新一轮地重新分配和计划,而导致下岗潮的出现。

在王小帅《地久天长》中,大半辈子都在工厂中工作的蓝领工人们如今在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口号下,被动员下岗,自谋生路。但就如电影中所展现的,这些下岗工人大都很难真正重新开始,而那些出现在电视广告与各种传媒中的再转型成功的例子也不过凤毛麟角。正是在这里,新的阶级也随之建构。在《地久天长》中,原本都是蓝领工人的沈英明通过下海,通过房地产业而进入新兴的商人阶层,但耀军丽云却依旧还是工人。在这里多说一句,就如戴锦华教授所指出的,在八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女工成为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并且她们也成为新秩序建构中被重新牺牲和规训的人。在《地久天长》中,曾经是工厂副主任的海燕如今成了家庭主妇,无所事事,打麻将消磨生活;而丽云则因为是劳动楷模,被要求主动下岗,以起积极表率作用。

相比于海燕和丽云,《风雨云》中的林慧则是少有的下海成功者,然而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姜紫成的帮助,并且之后也一直有其扶持。而无论是林慧还是连阿云,在电影中,她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姜紫成这个男性的附庸者,虽然她们都曾对此进行反抗和发挥自主性,但连阿云始终被姜紫成利用去说服对其有非分之想的唐奕杰,最终也因为遭其抛弃而被杀。而林慧则处于姜紫成和唐奕杰这两个男性之间,一方面成为其来往交易的筹码——如姜、唐两人通过林慧联手;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对抗的受害者——如唐奕杰对林慧的家暴背后所折射的是其对姜紫成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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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秩序的破坏与新秩序的建构中——对于女性而言——其实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首先在革命年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获得的权利伴随着八九十年代各阶层男性——尤其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和权力阶层的男性——的重新联合,而遭到削减;另一方面,伴随着从革命年代一切向“男性气质”看齐的男女平权意识形态遭到批评,而出现对于“女性气质”的呼唤,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又开始面临着来自资本的规训。众多——尤其是底层女性——从工作中被要求下岗,再次回归家庭,成为新建构的父权制中的一部分;或者由乡村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成为沿海地区工厂中的女工或娱乐城中的工作人员。在《风雨云》中,连阿云表面上被当做紫金置业的高层领导之一,但她却依旧被姜紫成要求以美色来引诱唐奕杰,而其曾经坐台女的身份也始终被反复提及。而作为电影中年轻一代的唐小诺,她则彻底在这一破坏与新建的夹缝中迷失,一方面享受着父母所带给她的安逸和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却完全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自我意识,而好似一具游走在香港街头和夜店里的空心人。虽然她一度渴望通过与杨家栋的关系来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但最终由于其受困于父母辈的纠缠,以及其恶行,而始终难以离开那些阴影。

唐小诺是那个特定时期的新产物,但却也似乎暗示着其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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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子的命运

娄烨的电影中似乎总是缺少阳光,即使在白天也是一如既往的阴沉与昏暗,再加上漫无边际的雨与潮湿,而建构出了一个阴影中的世界。对于《风雨云》这个故事而言,这样的气氛却是十分合适,因为它确实是阳光背后的那道阴影。相比于娄烨早期的作品,《风雨云》似乎在希望展现一个时代的截面,通过他所擅长的人物之间的纠缠与秘密。因此,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把两个面向贴合在了一起:首先是这些人物所存在的这个时期,在破坏之中产生的机会和各种暧昧与灰色地带的出现,为像姜紫成、唐奕杰和林慧这些人创造了机会;另一个面向便是生存在这个时期的个体所遭遇的危机——这是娄烨电影中一个特色——尤其在一个模棱两可、即好又坏的时代中,作为力量有限的个体所能够成为的可能以及在其中的颠簸折腾。这两个面向是彼此交互且互相影响的,而在娄烨的这部电影中,他也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其的理解。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如果能对这个题目作进一步的过度解释,在我看来,它正好暗示了电影的整部基调以及创作者对于故事中所发生的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一个看法,即在风、雨、云这三种看似不同的自然现象之间的彼此掺杂、纠缠和转变,从权钱色到破坏与新建,都是如此。而对于作为“局外人”与个体的杨家栋而言,他便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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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把上面所谈及的另外两位第六代导演的新作品(贾樟柯《英雄儿女》与王小帅《地久天长》)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相似点,即“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伸舒手臂主宰着它们的命运”。

而对于这一无能为力的境遇,三位导演则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了十分不同的解锁方式:《英雄儿女》中,往事不可追,自我却在;《地久天长》中,在新秩序里和解;在《风雨云》中,旧罪影长。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或许也象征了对于依旧生活在这一建构于八九十年代的新秩序中的当代个体而言,该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突破“镜城”(戴锦华语)的围困与束缚,而寻得一条解放之路,如果我们还未被沮丧击溃或为虚无所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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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木

编辑:SOY 机器

美编: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