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政治没有延续民权运动的努力

普世自由主义和认同政治,有何异同?

马丁·路德·金  图片来源:uuworld

导语:认同政治尤其关注群体认同,并通过支持被建构成弱势的群体成为整体,来实现对该群体的政治赋权。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它在理论上拒绝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包括马克思主义。本文作者站在普世自由主义的视角对认同政治进行了批判,土逗欢迎读者朋友们各抒己见。

民权运动、第二波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者尊严等运动,无论从广义的哲学和还是狭义的当代政治的意义上来说,都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事业。我们中有些人在其中某种或同时在两种意义上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却经常被告知必须反对上述的自由主义壮举。当他们批评认同政治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这种奇怪的批判背后的逻辑是:这些民权运动必然是某种形式的认同政治,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支持特定的身份认同群体。不,这绝非对“认同政治”的自由主义批判的题中之义。通过关注缺乏人权、自由和机会的认同群体而提倡人权、自由和机会,这完全符合普世自由主义,并且也是后者的内在要求。然而,这种符合普世自由主义的提倡,却不是认同政治。

这绝非语义上的斤斤计较。区分普世自由主义和认同政治,并认识到它们的异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普世自由主义和认同政治都能够看到和反对不平等,并力图矫正它,但它们是带着不同的社会观、用不同的方式来为之的——这些差别意义重大。普世的自由主义关注个体性和共享的人性,力图实现一种人人能平等地获得权利、自由和机会的社会。认同政治则尤其关注群体认同,并通过支持这个群体成为铁板一块的、边缘化了的、区别于另一特权实体的整体,来实现对该群体的政治赋权。

普世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既不是像在美国那样,指政治光谱上靠左的某一块,也不像在澳大利亚那样,指政治光谱上靠右的一块。相反,自由主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哲学和伦理立场,它关注个体性、自由权和机会平等。事实上,在坚定的左翼、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和许多无归属的泛中派等政治立场中,都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因此,普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原则,它从启蒙思想和世俗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并衍生出了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第二波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尊严运动,明显就是在这些普世人权价值的基础上运作的。它们提倡重视人的价值,而无论其种族身份、性别、性向、性征或其他认同标签。直接诉诸放诸四海皆可适用的普世人权,要求有色人种、女性、和性少数不再受歧视、不再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它们坚持,在一个认真履行对其公民承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和机会。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他们会被人用人品而非肤色来判断”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个体性和共享的人性精神。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在力图争取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同工同酬、用自己的名字抵押、透支和贷款、为自己的债务负责等权利的时候,也做到了这点。同性恋者尊严运动要求,男同性恋者也有和异性恋者一样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过性生活的权利,男同、女同及双性恋者的关系也应该和异性恋者一样被社会认可和重视。如其名称所示,同性恋者尊严运动在过去和现在都不仅是关于法律上的平等,更是要求承认性少数也是人——他们并非不正常或道德败坏,而是完全正常、健康、和道德的、有一切人类应有之尊严的个体,这种尊严源于他们自身的特性。民权运动的这种社会要素,与反种族主义者、女权活动家的诉求是一致的,都要求社会承认有色人种和女性也是完整的人和个体,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白人男性。

这些运动取得了成功,但不是因为少数活动家的努力,哪怕是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激励人心的活动家。它们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蕴含着一种普世的自由主义精神:自由民主制自豪地用这种精神来定义自己,但这种精神却没有泽被它的全体公民。民权运动明确要求国家(及其机构)信守对这种精神的承诺——这种精神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来就一直在稳定地成长(尽管也有退步的时候),在启蒙运动期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哲学家那里得到明确的表达,并在美国宪法中得到凸显而成为核心,并在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崩溃和种族隔离终结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但这不是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是一种截然不同于普世自由主义的路径,而且就其社会正义形式而言,它源于学院左翼的一次智识转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来自不同学科的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于是提出了一种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审视社会。在这个时代,西方社会通过将男同性恋去罪化、将基于种族和性的歧视(无论是在工作机会还是工作报酬上)非法化等方式,在解决法律的不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个时期也见证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包括使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的那些发明。而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这些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决定,是时候放弃进步的神话,和对科学有效性的信念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而它将以民权运动的美名为代价,来倡导自己那套打破社会霸权力量、并由此解决其带来的问题的方式。(如想了解这里的相关性,可以读一读《法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毁灭西方的:解释后现代主义及其影响》和《不,后现代主义还没死(以及其他的误解)》。)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植根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念,它认为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人以话语,即谈论事物的方式,所制造出来的。按照这个理论,知识是被建构出来的,它服务于权力并因而维持不平等。在此路径下,所有的主流元叙事——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宏大的、支配性的解释——都必须被消解,科学和理性也不例外。因此,所有人都可以企及的客观知识这一概念也遭到了否定,因为知识和主观性以及个人的视域是不可能分开的。结果,社会上的知识就成了白种直男拥有的知识,而不是那样的研究者所获得的知识,就都被排除在这个范畴之外。

尽管最初的后现代主义者漫无目的,他们的观念对使用者来说也并不很友好,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第二波“理论家”大力改造了后现代的观念,让它们变得在政治上可实践——并且他们一直牺牲民权运动的美名来这么做。后殖民理论家、支持交错理论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批判的种族理论家和酷儿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概念,却又拒绝了它激进的反实在论。他们认为,以身份认同为标准划分的群体实际存在,实质上是被建构的,一些特定身份的群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另外一些群体则没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什么也没法讨论。也就是说,对这些应用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客观性也许仍旧不可能,但基于客观性的认同和压迫,却是客观真实的。

他们认为,这些权力的动力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在话语的层面上出现的。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强调女性、少数族群与性少数群体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不同的,是生活经验的产物。于是,认同政治诞生了,他们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民权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哪怕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伦理。

这种概念转变的一个明显例子,可见于一篇关于交错性的基础论文《锚定边缘:交错性,认同政治,与针对有色女性的暴力》中。其作者金伯雷·克伦肖写道:交错性是“一个连接当代政治与后现代理论的临时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克伦肖对她所谓的“主流自由主义”(也即我们所说的“普世自由主义”)的路径提出了异议,她认为主流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移除认同范畴的社会意义,来消除女性、有色人种及性少数获得社会物品的障碍。[我们可以在社会的意义上把“移除社会意义”理解为这样一种立场,即不应该基于人的身份认同而对其有所预期或限制。它旨在克服诸如“医生应该是男性,而护士该是女性。律师应该是白人,而园丁应该是墨西哥人”这样的预期。这样做不是要消除认同,而是要消除与之相关的预期(即使人们由于对性或文化因素兴趣的变化而持续做出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不是由白人的、父权的预期强加给他们的,比如,印度裔的人在西方医学界所占的比例就明显很高。)]克伦肖对主流自由主义的描述很正确:它一直致力于打破那些强化了人们的种族和性别角色假设的藩篱。她也认识到,主流自由主义正是她所支持的认同政治的对立面:

对非裔美国人、其他有色人种和男女同性恋等人来说……基于认同的政治一直是力量、共同体和智识发展的一个来源。不过,接受认同政治与主流的社会正义概念之间是有张力的。种族、性别和其他认同范畴,在主流自由主义话语中经常被说成是偏见或支配的残余——即被认为是社会权力排除、或边缘化那些异己者的消极工具。按照这种理解,我们的解放目标,应该是消除这些范畴所具有的一切社会意义。然而,在特定的女权主义和种族解放运动分支中,又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界定差异的社会权力,不必然是支配的权力;相反,它也可以是社会赋权和重建的来源。

克伦肖明确拒斥普世性——至少在她写作的政治语境中,而支持交错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和批判的种族理论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她写道:

我们都能看出“我是黑人”和“我是一个碰巧是黑人的人”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区别。“我是黑人”接受了社会强加的认同,并赋予了它主体性之锚的力量。“我是黑人”不仅表达了一种抵抗,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积极话语,与诸如黑人民族主义者的“黑是美丽的”那样的颂扬说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另一种表述,“我是一个碰巧是黑人的人”则通过竭力达到某种普世性(即,“我首先是一个人”),和消除那些被强加的范畴(“黑人”),把它们界定为偶然的、间接的、非决定性的因素,来实现自我认同。

在这种框架内,性别和种族成为政治行动主义的场所,而不是在社会上毫无关联。

认同政治的问题

认同政治进路的问题在于——

认识论上:它依赖于高度可疑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结果产生了对情境有严重偏见的解读。

心理上:它对认同的专注是分化性的,削弱了群体之间的同情,并有悖于公正和互惠的核心道德观。

社会上:因为未能坚持非歧视原则,它有打破甚至消除以种族、性别或性取人的社会禁忌的危险。

认同政治对社会的看法严重依赖于社会建构主义,这种观点从在话语和生活经验中维持下来的权力等级的角度看问题,认为社会是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知识的权威形式——这种知识能得到群体外所有人的认同,认同政治就是以这种方式以自身为基础,自给自足与合法化自己。因为它始于这一假设,即一切有特权和边缘身份的人之间的互动,都伴随着权力的不平衡;它还假设,这种不平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诠释特权者的语言,以及当把边缘人的观点奉为权威。它倾向于高度意识形态驱动的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

以这种观点看待社会的人,他们对互动的解读充满偏见,并且看起来经常缺乏善意。如果一个男性对一个女性解释什么、或为她提供事实性的信息,那他就可能被指责为“强解(mansplain)”,就是说,他是因为相信女人普遍无知所以才这么做的。但大量证据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为交换信息而交谈,而且他们与男女两性交谈也都是为了信息。而男人经常在对他来说,提供所拥有的信息这个举动相当合理的情况下,遭到这样的指责。类似地,如果你称赞一个黑人口才好,你也可能遭到指控,因为你这是在为黑人口才好而感到惊奇,哪怕你只是想表达佩服甚至羡慕。这是因为,从认同政治的视角来看,意图没有效果重要,边缘人的体验才是权威性的。当然,大多数女性不会反对男性为她们提供信息,大多数黑人也乐于接受白人的赞美。但是,这种态度渗透了认同政治,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种态度的反面,是另一种常见的观点:“反向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不存在”,意思是说,有色人种不可能是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者,或女人不可能是歧视男人的性别主义者,即使他/她们明显贬低白人的种族和男性的性别。在认同政治的文化逻辑中,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只可能沿着系统权力的斜坡往下流。有色人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女性对男性的性别主义观念成立的条件是,存在一种有利于有色人种和女性的权力平衡。问题是,它不仅让不同的认同群体相互对立,使沟通变得困难,而且创造出一种道德经济,将社会权力(对偏执的合法指控的豁免权)置于对受害者或受压迫者的看法中。而且,它还削弱了我们跨越身份认同真诚地同情的能力——毕竟,如果我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经验、知识和规则的话,同情就不太可能了。

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制定不同的行为规则,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因为它有悖于最基本的公正与互惠的常识,而这些常识看起来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是普世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确切来说,也恰恰是民权运动斗争目标的反面。认同政治认为,针对白人和男人的偏见是可接受的,而针对有色人种和女人的偏见则不然,它的确致力于一种公正、平等和互惠感,但这种追求是补偿性的。它试图通过稍微“拉平一下分数”来恢复某种平衡——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历史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正义,因为这里针对的群体不同于历史上那些压迫有色人种和女性的人。这种本能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然的,因为“父之罪”有着漫长的历史。我们最好抛弃这种本能,因为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肯定没有它的位置。如果现在大多数人作为个体在致力于理解公正、平等、和互惠的话,那么这种心态可能是异化的和难以理解的。

认同政治最反生产、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人类是部落性的、领土性的生物,对我们来说,认同政治比普世性和个体性要自然得多。我们的历史见证了人们如何问心无愧地支持他们自己的部落、城镇、宗教、民族和种族,如何把自己的置于他人的之上,并如何创造了为这种做法正名的一套修辞。

普世的人权和不以种族、性别或性取人的原则是在现代时期才发展出来的,并带来了民权运动、法律平等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进步。这些原则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很常见和熟悉,因此,我们必须持续地强化、维持它。如果我们允许认同政治披着社会正义的外衣来破坏这种脆弱而不稳定的缓和状态,可能就会破坏几十年来的社会进步,并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症的复辟提供借口。由于平等至上的社会仍是新生事物,我们没有丝毫把握说当面临上述复辟,女性、少数族群和性少数能轻易地重新夺回这些领域。

我们该做什么

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者需要抵抗认同政治的路径。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不以种族、性别或性向取人的原则,那么我们也必须持续地重视它。如果我们想继续民权运动的事业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认同政治并没有在这个方向做出努力,它没有起到作用,甚至还可能在破坏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唤一种更严格的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应依赖我们对受权力系统和特权支配的社会的信念——这种特权是以话语维持的,不应以高度意识形态驱动的确认偏见作为诠释技巧,也不应把以这种方式诠释的生活经验奉为权威。

有人认为,当我们承认所有人能跨越认同群体而共享人性和个体性,并努力确保没有任何认同群体能够阻碍他人获得任何权利、自由和机会的时候,社会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运转——这些人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应该站出来支持这些价值观,并意识到是他们——而不是那些信仰认同政治的人,要来继承民权运动的光辉事业。

当社会的不同部分能够相互同情,承认他们的共性,并基于个体的特征、兴趣和共同目标与他人形成个人的和智识的关系时,社会才能更好地运转。没必要要求最理解你、和你志趣相投的人,在肤色、性征、性别认同或性向方面也必须和你一样。所有种族、性别和性向的人,在智识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多样的。那些一本正经地谈论“女性的经历”或要求别人“聆听有色人种或跨性别人士”的人试图做的,正是要把来自那些群体的人限制到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观中。这种做法让人不能接受,也当然不是自由主义。

普世性并不要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或恐同症不存在,它也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去反对这些问题、为弱势的种族或宗教少数辩护、捍卫女性的生育自由和LGBT的权利。只是说,当做这些事情的需要是以普世人权和公正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将受到比其它形式更多的支持——这些形式包括难以理解的理论、非理性主义、对互动的充满偏见的诠释、残酷的讥讽、要求补偿性正义、和抛弃非歧视(不因认同标签而歧视任何人)原则等。

民权运动、第二波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者尊严就是这样起作用,就是这样启发珍视普世人权和机会平等的社会来支持社会进步的。它们不是某种形式的认同政治,而认同政治也没有继承它们的事业。不要被认同政治说服,以为它曾经有这样做过。

译自Helen Pluckrose and James A. Lindsay, “Identity Politics Does Not Continue the Work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Identity Politics Does Not Continue the Work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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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伦·普拉科罗斯  詹姆斯·A. 林赛

译者:王立秋

校对:颗粒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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