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怎么过?萨帕塔女性向全世界呼吁女权运动

是时候打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世界了,一个我们值得拥有的世界

集会现场

导语:存活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去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墨西哥萨帕塔领地的女性集会向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本篇文章为首届萨帕塔主义者“关于斗争中女性的政治、艺术、体育与文化”的国际集会上的要点记录。

2018年3月8日~10日,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领地举行了首届”关于斗争中女性的政治、艺术、体育与文化”的国际集会。这场规模空前、超乎预期的大会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女性成员召开,虽然极少见诸主流媒体报道,却可称得上是处于美洲大陆女性斗争自组织的中心。来自50多个国家、包括跨性别女性在内的5000至8000名女性来到了萨帕塔自治政府位于莫雷利亚的中心,与2000名萨帕塔组织的女性共同参与了为期三天的活动。这是首次只允许女性入场的萨帕塔主义集会,在第三天集会正式闭幕之前,凡是随行的男子(和超过12岁的男孩)都需要在停车场上扎营。

这次集会庆祝了三·八国际妇女节。而与此同时,在墨西哥,对女性的暴力正在伴随着“毒品战争”(War on Drugs)的扩张而加剧。自2006年开始至今,这场“毒品战争”的受害者不断增加:到2015年为止根据官方记录(其数目很有可能是严重低估的),已经有20万人被杀、超过3万人失踪, 165万墨西哥人因此流离失所;2017年则成为了毒品战争开始以来最暴力血腥的一年。在被定性为“女性杀害”(即仅仅因为女性性别身份而对其展开杀害的暴力和谋杀)的枪杀案发生数量上,墨西哥进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前十,在有些州的发生频次达到了全球平均数目的15倍。如同墨西哥其他暴力犯罪,杀害女性犯罪的豁免率超过95%,而且很多针对女性的犯罪被当成家庭矛盾或女性自己的过错而被豁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萨帕塔组织的女性提议本次国际集会的第一个共识应当是“继续活着、继续斗争”。

“这里只对女性开放”

图片来源:globaljusticenow

组织这样一场集会所要付出的投入是非常庞杂的:要为会场住房、厕所、洗浴、食物和数以千计女性前往山区乡村的交通提供基础设施;安保由数百名不带武器但是非常有组织的萨帕塔女民兵担当;萨帕塔医疗队、医生和待命救护车被组织起来;来访的女性代表提供的数百个研讨小组和活动中每一个都有不懈的、热心的萨帕塔女性代表的身影;还有一个全部由几十个女性构成的萨帕塔媒体团队“Tercios Compas”,负责运行一个跨越多个舞台和几十个同步进行中的活动的复杂技术平台。除了这些,萨帕塔运动的女性还为女性的斗争提供了富有历史和分析深度的理论框架,即便在场的很多非萨帕塔的女性代表未必同意其理论。但萨帕塔主义者对她们组织这次集会的目的很明确:这不是一次笼统的面向全体女性的集会,而是一次面向斗争中的女性的集会。如同她们在开幕时所说:“我们召开集会不是为了让有钱的女性来指挥我们”。在整个活动中萨帕塔女性所教给我们的众多深刻的事物难以一笔带过,但作为Kilombo集体的代表团,我们想要总结我们在这次集会中学到的一些我们认为对世界女性斗争有帮助的东西。

女性的自由:个性表达,还是集体自组织

集会上,女人们的说话声、音乐、篮球和足球比赛的声音在莫雷利亚周围的山间回荡;置身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参与者群体中,参与横跨萨帕塔领地的众多活动有一种实在的兴奋。在这样的多样性之中,我们代表团立刻发现非萨帕塔主义参会者提议发起、带头的许多研讨组把“斗争”理解为挑战被施加在自我表达和个体女性身体之上的限制。这些小组一方面包含了一系列使用动作、声音和艺术来治愈、尊敬或表达个人的自我,另一方面关注了(小组主持者所想象的)女性身体的现实,包括了生育权利和经验以及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虽然这些主题中的不少必定在任何女性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我们担心这一类的展示的数量之多会在整体上忽视了那些作为反应结构性社会转型问题的斗争的存在。也就是说,自我表达似乎忽视了集体自我组织的问题,“生理现实”掩盖了政治策略。请注意我们不认为这些是互不相容的,相反,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在众多参会者的展示中的个性表达和女性身体似乎完全脱离了集体自组织和结构性变化的问题。

现场工作坊和讨论

图片来源:globaljusticenow

我们认为过度专注于个人表达的风险在于个人表达可以轻易停留于宣泄式的、短暂的释放,从而忽视了建设资本主义的替代选项所需的漫长、艰苦的过程,别忘了,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对于促成甚至制造这些发泄的形式相当熟练。在此我们只需想到那些自我关爱产业、瑜伽、“新纪元”灵性概念的走红,以及其它对专注身体和心灵的东方冥想习俗的挪用,就会发现,这些活动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只会帮助我们身心恢复过来以便继续第二天的工作。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激励我们斗争和追求解放的做法被轻易吸收了,结果增加的是我们的生产效率,使得我们更热情、灵活地参与到对自己的剥削中来。这跟在一些运动中,某些抗议的形式使集体能量得到释放,因而在抗议后第二天除了对于这种反叛的新的审美视角被开发出来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是一样的道理。

其次,我们认为专注对身体的自我认知和爱护内在的风险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对身体必要的了解和保护跟对我们的身体施加控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切断,并因此而掩盖了有关“身体”的斗争对于建立任何解放性的政治纲领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要记得,为了其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是强制的,在不同时刻可以是义务生育、强制节育、为生产劳动力而强制生育、为工作而延迟生育,或者笼统的性物化。但在此背景下夺回我们的身体,并不在于获得对我们个人身体的控制——事实上,这种特定的理解使得一些地方的一些女性在对她们的身体和生育选择权上获得了实质性的控制的同时,其它女性的身体却正在被贫穷、警察压迫、过劳所摧残,同时在暴力和生活的极度贫乏面前无能为力。这当中,就包括了那些作为雇佣劳动力谋生而不得不放弃对自己生育和家庭生活控制的人们。

因此,我们固然不打算抹杀上述提到的关注身体表达的形式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有必要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和价值观念带来的整体社会的碎片化,如果不构建一个意图为自身自由而奋斗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个人身体的救赎也会看不到希望。没有这个集体组织的持久过程,我们会继续被局限于个人,局限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地带之内;因此,我们应该将斗争转移到一个共同的地带上,并由此创造有着远超当前体系对个体能提供的丰富期望和需求的新个体。

萨帕塔主义者的自由:从服从到自我治理

来自萨帕塔主义领地5个区域的女性代表,在各自的演讲、歌曲、戏剧表演和艺术品中所强调的正是上述这种通过集体自组织创造出的新个体。她们先将她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历的三种压迫理论化:贫困、原住民、女性,并给出了一个基于原住民所经历的殖民统治、奴隶制、暴力、强奸、强制劳动、强制婚姻、军队骚扰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压迫的多代际历史叙述。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她们把重心放在一点上,这一点由负责代表全体萨帕塔女性在开幕式演讲的“叛军”艾丽卡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作为萨帕塔女性为自由而奋斗的斗争是我们自己的。男性和体制不会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相反,父权式的资本主义的职责是让我们屈从。如果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必须自己征服我们的自由,以女性的名义。” 在此,萨帕塔主义者并不是在说父权文化仅仅值得女性关心,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相反,她们强调的是她们坚信除了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让我们走向解放。基于这一点,她们接下来展示了自己作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成员和作为女性成员的斗争:组织起来并在领地上建立一系列自治的机构,使得她们对自身生活能有集体性的控制。在此我们想要通过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女性斗争的历史,来回顾那个集体的、政治化地形的诞生。

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马丁尼兹

1993年,在萨帕塔主义起义前夕,《女性革命法》在EZLN的首个出版物《墨西哥闹钟》(El Despertador Mexicano)上公布,当时它已经被萨帕塔军上下及其所有社区集会一致通过。该法概述了女性参与斗争、掌握权力职位、选择伴侣与控制自身生育健康、获取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在革命法的基础上,与男性平等拥有权利和责任的要求。这一法律对于女性在萨帕塔领地上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利和角色的设计,反映了女性为了促成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创造、教育并最终决定做出如此激进的转变而做的大量组织工作。

在仅仅10年后的2003年,EZLN宣布设立五个新的据点以作为新成立的Juntas de Buen Gobierno(良政议会)的政治基地。良政议会是为了给萨帕塔主义社区和自治市提供第三个区域级别的自我治理的机构。当时,尽管这些自治实体还没达到完全女性参与,但显然EZLN已经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内部革命——它建设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我管理的平民机构对叛军部队和所有萨帕塔领土行使权力,因此它不是局限于特定性别框架下的所谓女性战胜男性,而是使得社会自组织和集体自我治理的价值被放置于颇具雄性气质的以武力、军事等级为主宰的价值观之上的重要进步的军事化等级支配。

10年后的2013年,EZLN举办了颇有传奇色彩的萨帕塔主义小学堂,来自全世界的7000多名学生参加了EZLN社区自己开办的课程:“萨帕塔主义者的自由”。EZLN的4本课本中的一本——《女性参与自治政府》——作为该课程的重要读物出版,课本通过萨帕塔女性自己的叙述记录了她们在三级自治体制、自治教育和医疗系统当中如何进行积极而广泛的自组织,记录他们如何通过建立女性合作社实现经济独立,如何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为了实现女性的新角色而作出的转变,以及他们怎样借助这些社区机构的转型与发展使得良好的健康、读写能力、政治经验和组织领导力成为了女性日常生活的标准。

又过了5年,即《女性革命法》颁布25年后,EZLN领地五个区的女性协调组织了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女性”的国际集会,其展示的不仅是EZLN独特的号召力,还有这个运动中多样的社会基础和军事等级中萨帕塔女性的强大分析和组织能力。她们解释道,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予或夺走这些能力,“没有神、没有男人、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救星、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女领导或女老板”能夺走它。

图片来源:solidarity

就效果而言,萨帕塔女性从殖民和家长制的蓄奴实践中翻身,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实施了《女性革命法》并进入了集体自治权力的最高位置。从该历史来看,萨帕塔主义女性的斗争(包括萨帕塔领地内的禁毒和禁酒)在保护女性免受肉体虐待、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暴力方面做出了虽不均衡但很突出的进步。萨帕塔运动的女性代表也明确表示,这些进步不是通过个人表达和防护的渠道实现的,而是通过斗争来改变自身具体的物质条件实现的,比如土地的使用、食物生产、健康、教育和解决冲突;这个转变与社区和集体意识对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深刻理解是相辅相成的,后者造就了独特而不断演变的实践办法。因此,每一个萨帕塔主义女性的尊严和力量反映的都是全体萨帕塔主义女性的集体组织对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下至私密、上至全球的方方面面建构结构性的暴力、不平等和羞辱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的斗争。

父权主义是仅仅关乎女性的问题吗?

一方面萨帕塔女性强调女性的自由应当由女性集体夺取,她们也在各自的展示中重复强调,她们的斗争不是对男性的斗争,而是对体制的斗争。“叛军”艾丽卡再次代表跨代的萨帕塔女性集体发言:“你要知道剥削我、抢劫我、侮辱我、殴打我、藐视我和谋杀我的不总是男性。过去往往是女性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现在依旧如此。” 在这种意义上,虽然萨帕塔女性在她们的反抗的每一层面都批判并反击性别主义和父权式的做法,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其他女性主义观点的局限,即后者对斗争的想象局限于移除男性并取代男人位置的权力之争。换言之,萨帕塔女性没有把推翻对自己的压迫和现有支配关系中的上位混为一谈。

集会现场的足球比赛

图片来源:Heather Gies

我们认为在萨帕塔主义的框架里,父权主义不是被定义为女性的问题或者男性的问题,甚至首先不是性别问题,而是一种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系统性支配和不平等,它不仅许可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同时也支持男性对其它男性的支配和女性对其它女性的支配。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萨帕塔女性理解女性斗争的方式与库尔德自由运动中的女性斗争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些框架内,我们发现如果把现存系统的问题看成女性的问题,我们只不过是边缘化了那些把女性边缘化的问题。父权文化教导男性,要求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与他们实施、体验支配的能力挂钩;这一事实必定伤害女性,但也削弱了男性和社会整体,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腐蚀了一个人建立非支配性关系的外在能力和与其他人一起思考和组织的内在能力,以至于我们所说的集体自组织的政治对于很多男性(但不仅是男性)来说更像是自我毁灭,而不是一个能迫使所有人停止扮演资本主义下支配或被支配角色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急需一种能摧毁这些角色的政治,而不是要重组这些角色。在此我们认为萨帕塔女性的斗争能够同时表达他们在父权式资本主义下承受的三种压迫——作为穷人、原住民和女性,并同时认识到从这样的压迫中解脱的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女性。

哪一个“身体”(body)?

在大会的尾声,萨帕塔女性给出了三个提议。首先,她们提议作为女性,我们要继续活着,继续斗争;这一点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赞同。然后,她们提议,由于不是所有在场女性都同意女性的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斗争,每个女性应回到各自的集体去研究、分析、讨论并判断资本主义体系是否对女性的压迫有责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更庄重的掌声。最后,萨帕塔女性提议明年举办下一届女性集会(热烈掌声),并且集会应当不仅在萨帕塔的领地而且要在在场女性代表的各个地方举办。这第三个提议不仅是建议让活动增倍,而且是紧密联系到第二个提议的:我们需要组织化的集体实体来讨论、判断我们屈服的原因和形式,以此制定斗争的路线和策略。萨帕塔女性向我们展示了她们自己做这些事的过程,对她们而言这还包括了读写能力的问题,因为她们需要学习西班牙语以参与一个跨越多语言的集体斗争。她们向其它人提议的是,我们或许还要克服一种更大的“社会文盲”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共同思考、分析、讨论和决策。

对我们而言,正如萨帕塔主义者们自己指出的,只有通过建造一个集体和一种集体性的分析才能获得自我的感觉和斗争路线的方向。但现有体系提供给我们的只有那种自我感觉的廉价替代品。有很多种在压迫的条件下“解放”自我的形式被卖给我们,无一例外都要经过变成“他者”(“somebody”)的过程,都需要获得承认或者争取感受聚光灯下的一幕。之所以要有这些引诱人的形式,是因为我们的集体意识和记忆中有这么多女性以及其它人被消音、被抹去了。但是,这些形式不仅越来越昙花一现,它们很大程度上也被系统本身所限制、约束。新自由资本主义给伪装成自由的个人认可和自吹自擂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而这在我们的环境中就是一大群存在于社交媒体却没有社区基础的“运动领袖”,以及没有实际后果的“反对派”表演行为,这两者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抓住眼球,但都缺乏认真的、时而也会乏味和单调的、持续进行中而不被轻易认可的集体组织的过程,也缺乏另一个斗争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个人牺牲。我们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共同成为“无名之辈”(“nobody”)的过程,也就是从下至上创造一个基本上隐形的、匿名的社会力量以对剥削、征地、压迫和侮辱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而不是做资本主义结构所准许的象征性的、精选的“他者”(“somebody”)。用EZLN的话来说,“当有权者指代其它人时,他们轻蔑地叫他们‘无名之辈’( ‘nobody’),但这些‘无名之辈’( ‘nobody’)组成了地球的多数人。”

图片来源:Chiapas Support Committee

我们当然要保护并尊重个人的身体——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身体,都以无数种形式被资本主义的荒谬恐怖所侵犯。在这一方面唯一能让我们自由的身体(body)是由那些匿名的、以新的生活方式为目标的集体自组织行动所构成的社会实体(social body)。于是,女性的斗争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现存结构的承认、接纳和包含,而是坚持朝着一个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不再依赖错误的等级制和资本主义腐朽机构的世界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萨帕塔的传奇所言,“相比现有的世界和那些在它之前的世界,在即将被创造的世界里,世界的诞生不会被归功于神,当有人问 ‘谁打造了这个世界?’时,回答将会是 ‘nobody’。”

那一天,白天会成为黑夜

第一天的活动进入了黄昏。我们注意到萨帕塔女性在有组织的队伍中穿梭于活动据点的不同地方,虽然在日落的昏暗中看不清她们的队形。晚上,她们呼吁大家为埃罗伊莎·贝佳·卡斯特罗默哀。她是原住民政府会议在下加利福尼亚州支持团队的成员,在2018年2月14日在该州伴随会议的女发言人玛利亚·耶稣·帕特里西奥·马蒂内斯巡游时一同死于车祸。横跨凉风习习、布满星光的山谷,大家熄了灯并点起了两千只蜡烛。萨帕塔女子们在两小时前围着活动现场的中央广场排列成环形,举着蜡烛。几千名组织起来的萨帕塔女子围绕着她们邀请的几千名客人,以她们的纪律、温柔和顽强表达了斗争中的团结。在集会的结尾,“伙伴”亚历桑德拉代表萨帕塔运动说:

“3月8日,在我们各自参与的尾声,我们每个人点起一团小小的火光。[…] 这小火光是给你们的。带走吧,姐妹、朋友们。

当你感到孤独,

当你感到害怕。

当你感觉斗争非常艰难;当生活本身就已经很艰难。

在你的心中,你的思绪中,你的丹田点起这团火。

但不要只把它留给自己,朋友、姐妹们。

把它带给失踪的女人。

带给被谋杀的女人。

带给被关押的女人。

带给被强奸的女人。

带给被殴打的女人。

带给被袭击的女人。

带给被各种暴力压迫的女人。

带给流动移民的女人。

带给被剥削的女人。

带给死去的女人。

带走,告诉她们中的每一个,她不是孤独的,而你会为她而斗争;你会为与她的痛苦相对应的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你会为了世界上不再有另一个女性遭受她的磨难而斗争。

带走它,把它变成愤怒、勇气和决心。

带走它,让它与其他火光联合起来。

带走它,也许你会意识到父权式资本主义系统下没有正义、真理或自由。

也许然后,我们能再次相遇并点燃这个系统。

也许你会在我们身旁,确保没人扑灭它,直到它被烧成灰烬。

然后,姐妹和朋友们,在那一天,白天会变成黑夜,也许我们能与你们一起说:‘好了,可以了,是时候打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世界了,一个我们值得拥有的世界。’”

原文链接:

What Does it Mean to Live? Notes from the Zapatistas’ First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Politics, Art, Sport, and Culture for Women in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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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ilombo女性代表

编辑:Targaryen

翻译:louis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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