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引发民族情绪:故宫淘宝可以,日本颜体酱油碟不行?

做异族人的奴隶到底还是不如我们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颜真卿《祭侄文稿》展览海报

图片来源: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

导语:

2019年1月16日,藏于台北故宫的《祭侄文稿》开始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的展览中展出,遂引发热议。无论是“艺术无国界”,或是“艺术家有祖国”的论述,在现实的逻辑中都充满着矛盾,让我们难以理解艺术文物的历史价值。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该注视这些“历史丰碑”的底端——那些牺牲者。在胜利者的歌吹鼓奏中没有他们的位置,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推翻这些虚伪的神迹。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得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得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半夏小集》

在主要战场的数次转移之后,围绕着《祭侄文稿》从台北故宫送至日本参展的论争可以算是暂告一段落。在动员阶段,论争的双方主要针对“送展流程是否清晰,日方对文物保护是否到位”等事实层面的问题展开讨论,而随着《祭侄文稿》在东京博物馆落地,展览现场以事实回应了此前风传“没有保护,随便拍照”的指责,这一阶段于是分出胜负。随后,双方各自开辟了第二战场,“支持送展方”抓住文保问题继续扩大战果,指责反对送展方“编造谣言”,并以随《祭侄文稿》参展其他书法作品的文物价值,表示“大陆各大博物馆,并无这样一个展览策划,没有能力聚集起来包括二十多件颜真卿这样的阵容,没有以众星拱月的姿态请求祭侄稿进来”。而反对送展方则抓住日方将祭文中的字摘出,做成酱油碟和包装盒之类的文创产品,表示“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有着超然于艺术之外的精神气质,是最能代表传统中华文化气节风骨的瑰宝”,指责历史虚无主义者刻意强调文物所谓的“纯粹价值”,而忽视其背后的历史厚度。

《祭侄文稿》主题点心

图片来源:bilibili

不难发现,论战进行到这里双方就开始各说各话了,一方强调以此次展览规格之高大,展品之鲜见大谈文物交流之必要;另一方则以颜氏家族满门忠烈与《祭侄文稿》的写作背景为依据,操纵某种反抗侵略的民族情绪。借用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式,或许就是“艺术没有国界”和“但艺术家是有祖国的”。

商业?艺术?政治?历史?:《祭侄文稿》的诸多向度

不应忽略,文物珍品的流失是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十分重要的一笔损失。由“圆明园十二铜兽首”等文物的下落不明构成的一种屈辱叙事更是爱国主义教育和近代史中的重要部分。因而国家主义者渲染颜常山怒骂安禄山的形象,以此暗示中日间的“国仇”,为反对送展造势,恰恰不是如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扯莫名其妙的情绪”。相反,这种情绪向上承接了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记忆,向下也相应对接了日益兴起的国家主义呼声,远比“就文物论文物”来得有市场。

相形之下,支持送展者的“群众基础”就要小得多了。且不说数篇推文中普遍流露出的“有本事自己去东京看啊”的优越感,强调“书法艺术”这种姿态就事先筛选出了一批有着文物审美或博物馆经验的读者,以至于很多支持者甚至要以“中华文化在日影响力式微”、“送展有利于提升软实力”之类的说辞来体现自己“曲线救国”的良苦用心,但从效果来看,这种方式显然是很难竞争过国家主义者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的。

可是如果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更慎重的考察的话,或许会尝出一点外强中干的味道。面对外国对本国文物的商业开发,国家主义者们当然可以义正言辞地喊出“玷污文物”的口号,但是对于本国资本的商业开发,他们的立场就要模糊得多。在一些场合,比如王者荣耀把荆轲做成女性角色时,他们或许还能勉强保持某种立场的一贯,维护历史人物的所谓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在面对矿泉水瓶上摆出千奇百怪造型的满清二十四帝,又或者《国家宝藏》中肆意编造的那些文物小故事,他们转而又表示“大家乐呵乐呵就得了”。所以把国宝做成酱油碟,这件事如果是本国资本来做,其实说大可大,说小可小,收放之间,很大程度要看论者笔意。但这种开发恰恰是出自日本博物馆之手,加之颜真卿赴日展出就一直飘荡的火药味,使之成为引爆争论的炸药桶。

“王者荣耀”中的荆轲

但有趣的是,有一类特定的文化挪用可以免于这种剑拔弩张的反对姿态。例如日本漫画《黑塔利亚》中对中国的拟人角色王耀在国内人气高涨,甚至和那兔一起成为哔哩哔哩星海区的常客。在国内同人的二次创作之下,原作中性格萌萌,喜欢熊猫的王耀成为了歌曲《为龙》中“生而为龙的狷狂”和“至死不渝的回答”。

这种对拟人化形象的开发同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呈现出某种类似。在这一过程中,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守护女神频繁出现于各国的艺术作品,例如英国的布列塔妮娅,法国的玛丽安娜,还有德国的日耳曼妮娅。所以不难看出“制造王耀和颜杲卿“背后的某种政治需求。对比日方把《祭侄文稿》做成文创小产品的方式,这种贩卖商业价值和政治价值复方兴奋剂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更加”物尽其用“的资本主义。

从常山到勃兰登堡:历史诠释的政治意图

要是我们追问历史主义信徒的移情是寄与谁的,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认识那种悲哀的本质。问题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与胜利者。……这些财富的存在不仅归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和他们的天才,也归功于他们同时代人的无名的劳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

——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

当然,我一直是无意持某种“中性客观”的姿态写作的。在简单交代了论战双方各自的炮塔数量和武器口径之后,总是应该追问,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姑且把国家主义者们这种把历史文物重新放回其历史场景——不论它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中的做法称为“重新打开文物”,并姑且认为这种做法从方法上讲是更正确的或至少是更高明的话,那我们就要问这种相对高明的“打开《祭侄文稿》”的方式是为谁服务的。要知道,中国人对历史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在“如实客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司马家篡魏建晋,在“忠”字上站不住脚,所以“性至孝”在《晋书》里俯拾皆是,反对派嵇康要杠它一杠,就要写《管蔡论》,讲周公非圣,暗地里是在骂司马昭不是个东西。

而很明显,这种《正气歌》式的历史诠释正是为那些鼓吹帝国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国家主义者们服务的。固然,大唐王朝有“逆贼闲衅”,“颜常山舌”是“天地正气”,可安史之乱又不是他颜杲卿一个人的,也不是他颜家或者李家一家人的。颜氏固然是“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但杜甫笔下那些“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的新妇,“永痛长病母, 五年委沟溪”的征夫,“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的老妪,也同样在乱离里挣扎侥幸着,而这些人当然连名字也不会留下。

在这些人看来,安禄山固然是大坏蛋,但是唐明皇也未必就有个人样,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叛军抢掠,或死于官军征粮。什么忠什么烈,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骗人把戏。

但保守主义者们一定要把安禄山当成反派,又不好明目张胆宣扬忠君保皇的封建思想,就只能搬出民族大义,把安史之乱渲染成汉民族反抗异民族侵略的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可这么一吹,就跟之前的牛皮对不上了。毕竟自古以来,大唐就是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口中“最具包容性”的王朝,但是安史之乱一旦爆发,唐明皇亲自册封的河东节度使就不顶用了,我是汉族,你是突厥,他是粟特,立马分得清清楚楚。

这种精神分裂广泛爆发在所有跟夷夏之辩有关的历史场景中,一旦放弃阶级叙事转而抓民族叙事,逻辑立马碎成一地一地的,拿鞋胶都粘不起来。

更有趣的是,在这场国宝之争中,一种早已过气的腔调又开始沉渣泛起。

即大谈文革期间对文物和古迹的破坏和海外博物馆对中国文物保存之周全,表示“中国文物在海外反而更安全”。至少五年前的“键政圈”就完成了对这种腔调的反驳,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便单论破坏,比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旅游和房地产开发,“破四旧”只能屈居其下。

文革中的“破四旧”

图片来源:网易军事

但与其停顿在这种改开前后互相比烂的无意义狗斗中,我却想再引用一段本雅明的文字。这是他回忆起自己在柏林度过的童年生涯,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在柏林的童年。对于二十世纪初的童年本雅明来说,作为德国人的那个“我们”正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大杀八方,而作为“犹太人”的那个“我们”在德意志的日子正过得越来越窘迫。

这段文字是他对柏林城中胜利纪念柱的回忆。在柏林城的市中心伫立着的胜利纪念柱有着三圈大炮装饰的柱身,代表着德意志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三次胜利,而顶端的胜利女神则纪念着德意志的统一和第二帝国的建立。但对于本雅明而言:

“那基座回廊里闪烁出辉煌业绩的英雄,与被飓风抽打、被树桩碾得血肉淋漓、被大块冰山冻住、在昏暗的坑道里受罚的那帮人默默地一样声名狼藉。因此这个回廊其实就是地狱,是对碑顶上面光彩夺目之胜利女神周围受到恩宠的那些人的有利反衬。”

女神的桂冠与镀金的炮管之下,阴暗的壁画走廊中飘荡着悲惨的回声。

在这里,让我们耍一个小小的把戏,将胜利纪念柱替代《祭侄文稿》偷换到今天的论战中央,情势就变得明了起来。在纪念柱的一边,一群人陶醉于这件杰作精湛的建筑工艺和古典柱的大气风格,在另一边,另一群人重复着俾斯麦的名字,要追回德意志民族失落的伟大。

德国柏林胜利纪念柱

图片来源:马蜂窝

而设想自己站在本雅明的视角上,二十世纪初的柏林街头,历史就以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扑面而来,萨拉热窝的枪声已经开始倒计时,很快英国的女王、德国的皇帝、俄罗斯的沙皇和土耳其的哈里发即将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童话,把一代青年全部埋葬在泥泞阴冷的战壕中。

在这似曾相识的闪回中,那些已经发生的,教会了我们什么。

有些决定是必须要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社会主义或野蛮,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支持罗莎卢森堡的下场就是成为凡尔登的75万或者索姆河的134万。

而有些选择注定是于事无补的,比如用艺术欣赏的方式拒绝国家主义者的这种情感捆绑。事实证明,小布尔乔亚废物就是废物,在丰沛的民族情感面前,社会民主党人们很快站到了有武德的民族主义者那边,纷纷投票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开战。

被压迫者的解放与胜利柱的倒塌:如何打开《祭侄文稿》

那么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呢,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打开《祭侄文稿》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首先是不能被文物所谓“纯粹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话术蒙蔽视野,根本上说,这二者不过分居同一条延长线的两处,他们的目光都汇集于纪念柱顶端那尊金碧辉煌的神像,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注视纪念柱的底端,那是神坛的牺牲者,是被胜利女神所遗忘,所欺骗,所背叛的所有人,在胜利者的歌吹鼓奏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只有回廊间阴暗潮湿的角落是他们的容身之所。

颜真卿在颜杲卿死后的第二年写下了《祭侄文稿》,然而就在这其间的一年,张巡和许远正在睢阳城内苦苦支撑,这同样是记入史书的一战。彼时安禄山已死,在其子安庆绪的围困下,睢阳储粮很快告罄,新唐书只用了两句话描写这种断粮的绝望:

“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

军马被吃光了就开始吃人,而被吃掉的人知道自己终究是会死的,所以也没有人背叛。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军粮刚开始告急的时候,张巡为了提振士气,杀死了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分食: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

甚至不是简简单单地被吃掉,而是在一个庄严的典礼上,被某种苍凉与使命感所裹挟,在主官的强令和将士的涕泣中,被吃掉。这当然是某种情感充沛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充沛令人惶恐不安。

而更令人绝望的是,就在睢阳城破的前一个月,战况最为残酷和胶着之时。唐肃宗为了早日夺回故都,联合回纥在西线组织了一次反攻,一心只想收复城池的唐王朝开出了“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的条件。

清算在回纥攻入洛阳时降临,大军卷走了府库中的财帛之后,然后在洛阳城内外肆意剽掠三日而止。

上九庙会巡游中的张巡雕像

图片来源:旅新网

在睢阳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与血肉饲喂守城的军人,为了挡住叛军推进的步伐时,同样是李唐王朝的子民,另一大批平民的命运,就这样被皇帝的一句话,被轻飘飘地划到了凶狠的异族那一边。而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洛阳的百姓是怎么度过了回纥剽掠的那三天。

这是忠烈吗,为什么我却始终笑不起来。

所以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也以准法西斯的姿态建立起自己的胜利纪念柱,祭侄文稿和颜氏家族的神坛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在纪念柱顶端伫立着颜常山伟岸的声影。

但我们却无法把目光从百尺之下的基座上移开,那是睢阳城里当作柴炊的人骨,骨头上密布着深深浅浅的牙印,而上面的肉已经被剔进锅里。

正如本雅明所言,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而我们真的应该关心这座丰碑究竟被树立在台北、东京、还是北京吗?

我或许只关心怎么把它推倒,将历史诠释的权利从胜利者手中解放,告慰所有为“星辰大海之梦”而冤死的亡灵。

作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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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酷girl小姚特别冠名

编辑:Desperado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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