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辅导员为何要用一百种方法恐吓学生?

精英化的教育之下,辅导员是驯化学生的鞭子。

导语:“现在的辅导员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鸡肋的存在,除了评优评先、给学生开假条、开年级大会,或者是遇到了检查这种事情要和学生交涉,他平时和学生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

——新生小树

恐吓+利诱成了辅导员的管理法宝?

小树吃惊地发现,只一上午课的工夫,她放在宿舍柜子里的的卷发棒竟然被没收了。

根据学校宿舍的规定,不仅卷发棒、连吹风机都是违规电器,不能在宿舍使用,原因是怕引起火灾。小树刚入学就迎来了不定期的宿舍安全卫生检查,而她的卷发棒刚好放在打开的柜子里,就轻易的被宿管发现并收走。

小树去找辅导员理论。没想到辅导员说:“我还没批评你呢,你自己反倒来了!”接着,一连串套话冲口而出:“你知道要是这种事记录在你的档案里,啊,你以后出去工作、考研、留学,啊,都会成为一个污点,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要你,啊,但起码这个不好看,有多大的影响我说不准。”

震慑完了小同学,辅导员总结陈词道:“卷发棒不可能还给你,不处分你你就谢天谢地吧,以后记住不要在宿舍用卷发棒了。”

最常见的违规电器一览

作为一个刚上大一的萌新,入学才一个月就遇到这样的下马威,还以如此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小树觉得憋屈。在上了一堂法治导论课之后,老师讲到的个人财产法和辅导员这种处理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更让她觉得不是滋味。按理说,卷发棒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但辅导员说没收就没收了,真是讽刺!

然而法治课的老师却劝她不要和辅导员太较真,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闹掰了以后相处也尴尬。再者,辅导员掌握了学生评优评先的命门,如果执意“钻牛角尖”,那奖学金、优秀干部可能都要失之交臂。

有人可能会说,辅导员的做法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嘛。但是小树透露,这只是表象。宿舍楼的防火工作似乎只专注给学生设限,硬件设施却做得很糟糕,灭火器年久不能使用,电梯也十分老旧,好久没有检修过了。然而学校其实并不缺钱,最近承办大活动,为了面上有光,还花了大手笔盖了一栋新的宿舍楼,但就是不给旧宿舍楼翻修。在小树看来,到底是学生安全意识太差,还是学校不愿花精力去关心学生,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

更让小树感到抵触的是,为什么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辅导员并不是通过沟通去解决学生的问题,而非要用上“威逼利诱”的手段来让学生乖乖听话呢?

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辅导员在学生眼中为什么常常变成不讨人喜欢的存在?是辅导员向来如此,还是今天的社会造就了他们的尴尬?

辅导员制度从哪里走来?

“学校辅导员”这个职务的诞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37年,起源于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政治和思想上,是“为了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度军事技术,模范的铁的纪律,艰苦奋斗、英勇牺牲、顽强制胜的作风”而开创的制度,在实践方面,则具体负责指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学生的学习、工作、健康、生活等方面。也就是说,辅导员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政治性的任务。

中国红军大学学员在延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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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党内还是群众中仍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封建买办的思想残余,在学校的场域,也仍然需要辅导员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进行引导。1952年,在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辅导员多数从在校学生中产生,作为“又红又专”——既有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又有较强的专业能力——的“社会精英”,被要求半脱产、“双肩挑”,既承担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兼顾自己的学习。

然而这一管理思路却反映出学校教育越来越趋向精英化。辅导员被要求由受过良好教育,且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学生担当,这其实还是让精英阶层垄断了对“红”“专”的解释权。

当时在农村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子弟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他们多数无缘进入既有的教育系统。如果坚持这种教育路线,将会加大阶层的分化,并导致最终又回到一小撮精英统治大多数人的结果。这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当家作主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也证明,即便在彼时,多数大学毕业生为了更好的个人发展,会留在城市工作,很少有人会回到家乡去建设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于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针对教育精英化问题所展开的改革就陆续推行。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就曾号召部分城镇青年到乡村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同时,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这项运动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毛泽东“五一六通知”中就指出,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首先关心的是学生的德育,就是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还是为贵族老爷服务?对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早就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57页)

从一个县城窥见60年代教育改革的方向

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发展的同时,对既有教育机构的改革也同步开展。山东即墨县就是教育革命试验成功的典型例子。虽然现在很多官方记载辅导员制度从1966—1976年经历了极大的破坏,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很多中学和高校,出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学校管理模式和新的“辅导员”形象。

该书介绍了即墨县教育改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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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里,曾出现工人、士兵和农民参与管理学校的情景。1968年夏,毛泽东提出在全国的高校和中学推行这一管理方法。即墨县的人民对此的回应是立竿见影的。工人组立即入驻城关中学、即墨第二中学和即墨第一中学。而且农民代表也在所有农村学校都参与了部分管理。

虽然并未有记载称,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是辅导员制度的替代。但是他们在学校中的职能和辅导员非常相似,管理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到老师的教学和生活。然而因为根本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的不同,所以由工农主导的管理风格也截然不同。

刚开始,让工人和农民管理学校的政策受到了较大的阻力。因为即墨第一中学工人组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也只是在工厂赞助的夜校读过书,会写简单的汉字。农民代表的文化程度更低。程度比较好的读完了小学,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

从教育精英的视角来看,让这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和工人领导教育革命简直匪夷所思。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怎么能去领导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呢?然而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和他们对所谓“知识”的垄断。

起初,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并不欢迎这些工人和农民,还会在背后嘲笑他们的粗浅和无知。面对这些嘲笑,他们没有露怯。有一次工人老黄大半夜里跑到火车站找回了一台被前管理员偷走转移到另一所学校的设备时,老师和学生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地,他们在实践经验和判断力方面开始崭露头角,赢得了师生的合作和尊重。

在农业生产方面,工人老张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他播的小麦种子总是分布更均匀,产量更高。而且,工人们还特别乐于助人,帮学校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冬天的时候,由于锅炉不够,即墨县的南河村联合中学没法烧热水,老张就设法为学校买了一个;老黄甚至会说服村民集体为学校提供一些煤炭来给教室供暖。

工人们第一次进入学校时,他们组织学生开了许多菜园,为学生食堂生产新鲜蔬菜。工人组负责人周松波和他的同事们放学后会和学生一起在菜园里工作。他们将排泄物变为有机肥料,用来给蔬菜施肥。一位老师感慨地说:“这些工人是什么样的学校领导啊!居然用粪便弄脏自己的手,还去种菜?”但根据前工人组成员的说法,这样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学生,通过与学生合作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工农队伍不仅为学校带去了积极向上、热爱劳动的风气,还践行了真正关心学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即墨学校的工人和农民经常去学生宿舍,想更深入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他们还会陪老师去家访,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工农“辅导员”们的工作甚至还细致到,帮出糗的同学解围、照顾怀孕的女老师、解决老师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即墨第一中学,工人和农民的做法最终收获了师生们的敬意。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老周在老师中是如此的受欢迎,当四年后他要离开学校时,老师们都希望他回来。最后他又回来了,在即墨第一中学呆了七年。

当然,也仍有些老师从始至终不屑于让工人和农民参与教育革命。他们喜欢揭露工人的无知,炫耀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深刻认识。即墨第一中学的王老师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质疑工人,以取笑他们的无知为乐。

许多精英认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但他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强调要去改造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被改造,需要去学习新事物,就像党的干部也需要被改造一样。

大学之耻,锅不在辅导员

时间拉回到现在,精英教育早已重新占据主流。自80年代以来,对辅导员的要求也重新变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政治工作能力和大学生文化程度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思路。

1978年春,北大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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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最大的弊病在于,其所倡导的并非平等的师生关系,而是把学生作为管理的对象,这一预设就在学校管理者和学生之间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同时也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发展:“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更进一步来讲,精英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必定是为阶级社会所服务。列宁曾评论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说:“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列宁选集》)

因此,从历史的演化中我们看到,辅导员制度并不是“遗世独立”的,而是跟随社会风向而转动。当教育成了资本的附庸,成了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催化剂时,那么辅导员也不可能出淤不染,和学生仰望星空,他们必定也只能像流水线工人一样,勤勤恳恳地完成学校所要求的绩效。

所以,与其说辅导员制度是“大学之耻”,不如说被资本规训了的辅导员制度,才是大学真正的耻辱。教育如果越是精英化,学校管理也就越是市场化。辅导员的职责也就只能沦为监督和规训学生,为社会生产出符合市场预期的劳动力大军。

你和辅导员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欢迎在土逗后台吐槽。

资料来源:

1. 浅谈高等学校辅导员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

https://www.xzbu.com/9/view-6889609.htm

2.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Dongping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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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柳

编辑:子衿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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