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清真” | 一颗土逗

我们不能遗忘,什么是中国革命对各民族人民的承诺,什么才是“新中国”的初心。

导语:革命时代和前三十年对“清真”的尊重并不是被迫的“绥靖”,也不是静态的身份政治,而是社会主义实现普遍解放的一种必要途径和正面经验。

问题并不在于“清真”和“民族团结”本身,不在于一种习惯究竟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在于使“清真”成为一个问题的社会条件,在于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民族团结”。

我不吃猪肉,不仅因为我不愿离开我的回回族,而且因为我愿意尽力做汉回关系的调剂人……我们汉回民众和汉回同志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共同革命、共同解放的道路。

——1926年5月,马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答疑

同回族同胞在一起吃饭,应不吃猪肉,不喝酒,我们同包尔汉、赛福鼎在一起吃饭就是这样。

——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谈话要点》

中央音乐学院原来没有回民食堂,但是,外地来的师生当中有回民。他们就从外边请来回族炊事员,做起了回民饭菜。

——1966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串联

自2017年以来,“清真泛化”逐渐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热议的话题。而“强迫回民养猪”也随之作为人们对于WG乃至前三十年在“清真”问题上的最大印象,出现在这种讨论当中。如果说,在以前,这种叙事是用少数民族真实的创伤记忆服务于改开共识的话,那么在今天,它却获得了另一种“颠覆性”的解读——对于部分使用“左”话语的汉民族主义者而言,反“清真”正是WG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功绩”,“回民养猪”乃是值得发扬的正面经验,他们在这一意义上怀念敢于“对绿强硬”的毛时代……然而,被人忽视的是,广泛存在于各个单位的清真食堂,正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被逐步建立起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方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极“左”年代里,尊重回民饮食风俗也依然享有“民族团结”的政治正确地位。“清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多样性存在,实际上并没有进入主流舆论的视野。

因而,笔者希望通过文献资料,包括报刊资料、公开出版书籍和少数档案史料,来梳理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与“清真”的交集,从而厘正流行叙事的舛误。在当前,重要的是启发历史当事者认识多重面相的社会主义经验,以及如何在重述过去中找到新的起点。

前十七年:“清真”如何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1、建国初期关于“清真”的制度和政策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清真”,还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革命史上对少数民族“清真”饮食习惯的尊重。早在1926年,回族共产主义者马骏对此就有了成熟的思考:

“我们汉回民众和汉回同志们相互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相信和相互亲敬,以便达到共同革命和共同解放的道路”。

后来,毛泽东在农民讲习所为回民学员设单独伙食、抗战时在延安建立回民食堂、共产党员胡鉴在盛世才治下的新疆为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开设清真食堂……中共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清真”问题的丰富经验。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已经形成了对“清真”的固定认识和政策:第一,尊重回族群众的饮食风俗;第二,在军队中为回民战士单设伙食;第三,把一部分回民党员的“不吃猪肉”视作允许保留的民族特性,而非应当改变的落后表现;第四,强调和实践这种尊重,不是为了静态的“绥靖”、“让步”,而是为了建立新的民族关系,为了动员少数民族参加各民族共同的阶级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都规定了各民族有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的自由,他人不得干涉。这为“清真”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和政策基础。在五十年代,党和政府对“清真”的政策内容是:在回民较多的单位设立回民食堂,未能设立回民食堂的单位,向保持传统饮食风俗的回族工作人员发放伙食补贴;保护、改造传统的回民屠宰业和饮食业,并增开国营清真饭店。这些措施在促进“民族团结”目标的同时,也是希望把回族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食堂是一个解放后新兴的饮食空间,代表着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中国计划经济下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首先出现的是单位食堂,后来又出现了一部分城市合作食堂和人民公社食堂。食堂中的“回民食堂”、“回民灶”是新中国尊重回民风俗最典型的体现。

1952年9月,政务院在发布的加强全国回族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无论机关、部队学校、生产部门,对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均应予以尊重,不得嘲笑、讽刺,在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颐,使能达一般人员的生活水平,在回民较多的单位,应建立回民灶”。1955年,商业部发布《关于牛羊肉经营中有关回民风俗习惯的几点注意事项的指示》,要求供应回民的牛羊肉必须由阿訇屠宰或由回民职工处理。1955年,国务院《中央级各机关一九五五年行政经费开支标准》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工作人员,‘因生活习惯不同,不能参加机关伙食,机关内亦不能设立专灶,又不能回家用膳,而必须在外买吃者,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十五个工资分”。

按照这些指示、规定的精神,许多中央机关都建立了清真食堂。有些部门甚至是先有清真食堂,再有汉族食堂。据建国初负责民族干部、人事工作的叶尚志回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新建之时,只设有回族食堂(后来又设了汉族食堂),乌兰夫、刘格平都习惯吃牛羊肉,而叶尚志因“回族清真食堂食品清洁”,也一直在回族食堂就餐。按照今天某些人的看法,可以说民委自成立之初就是“泛化”总机关。

曾任阿富汗中国使馆代办的马行汉,对外交部的回民食堂也有着温情的回忆:“大学毕业后,我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第二天到亚洲司报到,将简单的铺盖和几件换洗衣服搬到顶银胡同的集体宿合。那是一间能住四五个人的平房,还算明亮,冬天有煤球炉,不用担心晚上挨冻了。部里还为我们几个回民同志开了一个回民食堂,每天有细粮、炒菜,每周还改善一次伙食,加些牛羊肉。”出身桂林回族世家,曾就读于成达师范的马行汉,由此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

在高等院校中也是如此。如北京大学的回民食堂,解放后规模扩大,更名为“东方红回民食堂”;中央民族学院的清真食堂,在1956年周恩来视察时受到了特别关注,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也曾前来参观;此外,1949年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都曾设有回民食堂。大学中的回民食堂在“照顾少数民族饮食习惯”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男女学生提供了交往的空间。如,北京回族干部傅建英被“调干”到天津师范大学学习,在大学回民食堂里“认识了中文系的黑祖惠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终身伴侣”。这对回族情侣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天津民族中学,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中央机构以外,在回民较多的各地方单位和基层组织中,也推广了清真食堂。据1953年北京市不完全的统计,在全市627个单位中,有497个设立了回民灶或聘请了回民炊事员。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河南,在城市、交通要道都设有回民饭馆。人民公社化后,河南全省各个回民聚居的地方共成立了三千零二十个回民食堂,即令在回民特别少的地方,也有所照顾,共有四十余万人在回民食堂吃饭。而在上海,到1957年已设立清真专灶的有76个单位;对不能建立清真专灶的单位,而本人又不能回家就餐的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补助费有77个单位。

除了单位中的清真食堂外,交通服务中还设立过清真餐车。据1957年3月7日《文汇报》报道,为了便利信仰伊斯兰教的铁路旅客,铁道部已决定,在信仰伊斯兰教居民聚居的西北开办清真餐车;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的长途旅客列车的餐车中,将准备清真炊具和餐具,制作信仰伊斯兰教旅客食用的饭菜。在西北地区的各大站上,站台贩卖以供应清真食品为主,在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聚居的饭口站,将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售货员供应清真食品。供应清真食品将有明显的“清真”标志、包装完整;不带包装的食品一定要悬挂“清真牌”,并用汉、维或阿拉伯等文字书写。

中国的回回民族具有经营牛羊屠宰业和饮食业的传统,屠宰牛羊也是回民自身饮食节庆的一部分。1950年12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通检的通知》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一方面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上保护“清真”特色小吃,另一方面还新设国营的清真饭店。1956年,北京牛街的回民饮食业完成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国营的“牛街清真食堂”;离牛街最近的南来顺成为清真小吃的集中地。在上海,除了老字号“洪长兴”之外,1955年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清真宰牲厂,1956年在福州路开设了汇集上海清真风味精品的国营清真食堂。在广州,1956年广州清真食堂开业,时任广州市市长孙乐宜、越秀区副区长马景廉负责剪彩。

在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发生的不仅仅是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还是一个城市回族纳入“工人阶级”的过程。1949年后,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牛街2200多户居民中有3100多人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500余人的小商贩被安排到区属餐饮、副食行业工作。从1951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举办“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促进回民的就业、转业,许多学员被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厂、人民针织总厂、供销合作总社、饮食公司、食品公司、第一食品厂等等,从小商贩变成了产业工人。如后来的总结所说:“改变了回族长期从事小商小贩的所谓‘两把刀、八根绳’的职业结构,增加了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成份”。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倡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中共也注意反对少数民族中的狭隘主义和教权主义。如1952年,宁夏省委在对永宁县民族政策检查的批复中,就对回民说明民族平等不等于特别的优待。农业集体化后,在回汉农业合作社里倡导汉民尊重回族风俗的同时,也要求回族尊重汉族社员的养猪、吃猪。1956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马坚文章《在回汉农业合作社里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猪的几个问题》,在分卖猪钱、猪皮制品、猪粪肥田三个问题上澄清了对猪肉禁忌一些过于狭隘的理解。1958年,李维汉在讲话中把“清真自来水管、清真煤炭”指为“不必要的民族形式和落后现象”,批评不应把回族孤立起来。同时,李维汉又特别指出:“当然必要的形式是必须尊重的,例如清真食堂之类。请同志们注意,不要连清真食堂也取消了,那就不好。”即,即便在主要批评少数民族狭隘主义的场合下,清真食堂仍然维持着正面的政治形象。

2、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宣传和泛政治化语境中的“清真”

在“前十七年”的报刊和公开出版的书籍中,“清真”相关事物也有着高密度的“存在感”,这正是它作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享有政治正确地位的一个证明。“清真”与当时泛政治化的革命话语,有着多样性的互动关系。

报刊和公开出版物中“清真”最常见的一种出场方式,就是配合“民族团结”的政治,突出少数民族对“尊重清真”的正面回应。如1953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记述了回族选民李寿彭参加新中国选举时一段“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四十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回族,在外面吃饭,别人请吃猪肉,“只好说我是个胎里素”,而在新中国却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回族,保存自己的饮食习惯。1955年3月6日《新民晚报》报道了上海设立牛羊肉批发所后,回民职工麻子和、杨宝荣感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照顾:“过去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非但得不到尊重,还要受到歧视。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要求,当时反动派政府才在表面上敷衍一下,宰牛宰羊,仍要受到故意刁难,和今天的情形简直不能比了。”

“民族团结”宣传并不是光突出“政府—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也会传扬基层回汉民众之间的自主“团结”。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归绥市回族妇女佟玉珍和汉族妇女张守莲重新在一口井里打水的故事。他们两家之前因为用水习惯起了矛盾。归绥回民自治区成立后,佟玉珍开始反思自己行为,主动向张守莲示好。于是,双方开始互相尊重风俗,互相贺喜、帮忙,共同参加政治学习。最终,佟张二人成为重新在一口井里打水的融洽邻里,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典型。

人民日报插图 佟玉珍和张守莲又在一口井上打水吃了

和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民族团结”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回族。1963年12月11日《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新疆客人在上海国营清真食堂就餐后的感言:“我们这次到上海象在家里一样,谢谢你们热心的接待。想不到上海也有这么大的清真食堂,祖国真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庭。”1965年10月16日《文汇报》在《各地高校积极为新疆培养各族建设人才》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些学校学习的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关怀和照顾。各校都专门成立了清真食堂,还供给他们在民族生活中习惯使用的物品。有的学校专为他们订了本民族文字的报纸;逢年过节,还专门为他们举办文艺晚会。这些学生,都深感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因而更加奋发学习。”

社会主义宣传中“清真”常常搭配的第二大主题,就是“为人民服务”,突出服务业对少数民族顾客的热情款待。1956年12月15日《文汇报》以“小菜送上门”为题报道徐汇区嘉善路菜场食品合作组的服务:“菜场附近住有几十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这个合作组就辟了一个清真柜台。除牛羊肉外,还备有别处不易买到的牛、羊内脏下脚。供应的鸡鸭,都是特地请教堂里‘阿訇’亲手宰杀的。甚至连住在日晖港、龙华一带的回族居民也赶来选购。这个合作组也送货上门,主妇们只要隔天写好定单,次日早晨就能收到预定的小菜,目前已和154户建立了送货关系。”再如成都裕华旅馆,因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到了青海回族顾客写诗称赞,也作为“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先进案例选入了《1959年商业红旗》和《新型旅店的经验》当中(两书均出版于1960年)。北京的隆福寺清真小吃店,在六十年代也被誉为“商业战线上的先进标兵”。

1962年1月9日《人民日报》插图: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的百货门市部

1955年11月29日《新民晚报》还以“周到的服务”为题目报道了中国食品公司门市部的“清真柜”:“中国食品公司‘清真柜’内的货物,都是为回族人民特制的,并严格地和其他食品分开,连营业员也是回族人。据服务员谈,设立以来没几天,货销得很快,尤其是以前不到公司买熟食零吃的回族人民,现在一进公司就朝‘清真柜’跑去了。”这篇文章还把“清真柜”的与苏联作家尼·伏尔科夫的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中的食品公司相联系,即“清真柜”被诠释为学习他国先进社会主义经验的一部分。文章结尾明确点出了“为人民服务”与“民族团结”的结合:“它包含的意义不只是周到的服务,而还包含着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即使是生活习惯上的细节,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们也周密地想到了。”

“为人民服务”宣传会从提供服务的营业员、服务员的角度出发。1963年12月11日的《新民晚报》就报道了上海国营清真食堂服务员李贵英热心接待上海郊县农村姑娘和新疆少数民族客人的事迹。文中记录了李贵英的自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服务态度这样主动、热情和耐心?你想,在旧社会,一个摆大饼摊的回族小姑娘,她受尽了种种凌辱和压迫,到今天,能在上海第一家,国营清真食堂里当上受人们尊重的服务员,这难道不就是很好的答案吗!”

宣传话语中结合“清真”的另一主题,就是“少数民族工人”,即彰显出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回族。首先,这种宣传会指出,不尊重回族的风俗,正是旧社会阻挡回族进入工厂工作的一个困难,而新中国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解放前,在上海的回族兄弟有这么一句话:为了吃饭要找工作,找到了工作没有饭吃。那时,谁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不少工厂里有了清真伙食团”、“我是一个回民,但解放前从来不敢向人家讲我是回民,因为回民到处受人歧观和侮辱。现在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同样都得到了平等地位……厂里领导上特地开办了一个回民食堂,我们回民深深地感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这些话当然是按照官方“忆苦思甜”、“新旧对比”的模式说出来的,但从中也可看出,建立清真食堂正是在平等基础上扩大回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

于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应有待遇”的一部分,工厂企业中的清真食堂得到了承认和发展,被视为工厂建设的正面功绩。195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焦作机械厂改善职工生活福利 ”时,提到了机械厂新建的回民食堂:“厂里新建了一所回民食堂,回民职工已经不需要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家里,或到街上吃饭了”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在赞扬鞍钢领导能深入群众、解决问题时,事例之一就是“有的厂矿并且建立了营养食堂和回族食堂,这些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发表于1959年的《陕棉一厂的新生》一文写道:“解放以后,党一直把职工的生活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1951年还成立了清真食堂。后来叉陆续举办了营养食堂和业余疗养食堂”。1963年出版的《上海毛纺织工业》,也把建有清真食堂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后职工生活福利提高的一个方面加以叙述。

“清真”叙事还有带国际性的一面,即国际友人在国内的清真食堂参观或就餐。195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尼赫鲁访华时写道:“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苏克勤、费孝通等陪同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供信仰佛教学生用的经堂、供信仰伊斯兰教学生用的清真食堂、小型剧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尼赫鲁总理在参观了这个包括四十七个民族、一千二百多个学生的学院以后表示,这里洋溢着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的气氛,使他获得很深刻的印象”。同年11月27日,《文汇报》在记述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疗养院(北京西山八大处附近)开幕的文章中提到:“对病人的饮食有中餐、西餐和清真三灶”。1959年,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访华时也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清真食堂,见诸9月9日的《人民日报》。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友人”实际上是不同质的”:既包括一般性的“反帝”、“友好”国家的客人,也有明确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进步势力”,不过二者都体现了“清真因素”在涉外宣传中的意义。

而最与流行叙事相悖、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清真”表述与政治运动的结合。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常常是前三十年伤痕叙事中最强调的一点,往往典型压迫叙事的“主场”。然而,征诸当时的公开材料,我们反而发现许多“尊重少数民族”和“政治运动”这两种政治正确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例子。

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整风中接受群众正确意见,天津高等学校改进教学改善福利》一文,而在整风带来的“改善福利”当中就包括南开大学改进回民食堂的卫生条件。7月24日,《人民日报》又以“中央国家机关三十多个单位,一面反击右派,一面改进工作 ”为题报道了“在生活福利方面,各部都作了改进。化工部为了照顾回民的生活习惯,成立了回民食堂;还取消了对高级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的生活待遇。”9月27日,《人民日报》又报道第一机械部在边整边改时“有些单位还建立了回民食堂或食桌。”

1957年12月7日《解放日报》:“上海电缆厂最近专门为回族职工设立了一个清真食堂。这是该厂整风运动中的一项改进措施,回族职工对此非常满意。”

1957年10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东海舰队的整风则更加详实,也更能凸显当时践行整改精神增建回族食堂的“真诚性”:“在大放大鸣以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广大官兵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组织了专门小组,在领导干部亲自掌握下逐条地进行了研究,而后订出具体措施。……过去回族士兵都分散在各个单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陶勇海军中将亲自研究后,决定将全舰队所有回族士兵都集中在一个单位里,准备专门设立回族士兵餐席等,并根据回民的风俗习惯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许多文字都发表于整风运动走向“划右派”之后,即反右并没有干扰局部案例中“大鸣大放”对民族工作的改进。

在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官方同样注意宣传、展示对回民“清真”习惯的尊重。如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第4期刊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记苇子庄回汉联合社一场地头上的大辩论》,宣传集体经济能更好地解决回汉间因“黑牲口”(猪)引起的纠纷。1959年出版的《人民公社怎样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一书专门强调:“在有少数民族的人民公社里,举办公共食堂,更要注意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回、汉共居的地方,应当为回族建立单独的食堂”。196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宁夏石嘴山的星火大队:“汉民食堂都养了猪,回民食堂都养了羊”。在1966年发表的回忆焦裕禄的文章《他引导俺们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中,也记载焦裕禄鼓励回族社员说:“你们是回族队,应该多喂羊,不过要多喂些集体的羊才中。”

3、牛羊肉供应与票证:“清真”的经济保障

上文对前十七年宣传文献的分析,已经足以证明当时清真食堂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是,我们都明白,意识形态上的“允许”乃至“赞扬”,并不等于给现实中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保持饮食习惯的物质基础。诚如后来李松茂《从不吃猪肉说到风俗习惯》一文所言:“没有充足的牛羊肉供应,只尊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这种尊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或半空话”。因此,还需要考察当时保障“清真”的社会经济措施。

“票证”或许是最能代表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的事物。自五十年代起,国家对粮、油、肉、布等物资实行凭票供应,而在票证制度中也体现了国家照顾具有“清真”习惯的少数民族的意图:即汉族城市居民发放猪肉票,而对回族和其他信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发放牛羊肉票。关于这些政策,诸多文献和地方志资料都有所记述[1]。

4、“毛主席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政治支持

当谈论革命中国的“清真”问题时,必须梳理革命领袖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和表达。这既是因为,毛个人的意志会对施政产生直接影响;更是因为以指示、讲话等形式出现的领导人话语本身就是行动,而绝非无所指的空洞符号,来自高层的“施为句”往往能在民族政策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机制被当代民族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概括为“以言行事”。

1949年前毛泽东对回族饮食习惯的态度,已见前述。在这之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立场和表述仍然是连贯一致的。1949年政协会议面见刘格平时“我们允许我们的回族党员不吃猪肉”的表态和嘱咐;1951年托胡乔木、季羡林转告马坚《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文章“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民族之间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1953年3月看到中南调查组报告后的《批判大汉族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 ”;1953年7月《关于民族工作的谈话要点》中的“同回族同胞在一起吃饭,应不吃猪肉,不喝酒,我们同包尔汉、赛福鼎在一起吃饭就是这样”;1955年的“首先反对大汉族主义”;庐山会议的“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李锐记录作:“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1959年10月养猪指示中“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一直到1973年民族政策再教育的指示,都是这样。从这些一贯的言论倾向可以看出,毛所追求的绝不是民族同化,而是一个可以容纳民族差异的社会主义。毛的这些论述,有些直接在当时就推动了民族政策大检查或民族政策教育,有些则成为少数民族捍卫自己的风俗时的依据。

毛泽东的看法不能单独看做中国“内部”经验的延续,实际上还具有国际考量。1956年,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同年3月31日他在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把“非法迁移某些民族”列为斯大林的七条主要错误之一。1963年他在对新疆反修的指示中指出:“在反修斗争中,应该有少数民族的部队和民兵参加斗争”、“需要在汉族劳动人民中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教育汉族劳动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动员汉族劳动人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结合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相比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观点又有了新发展,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作为民族团结问题的一部分,而民族团结问题又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部分。在毛的理想中,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团结搞好,正是区别于斯大林错误和后来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优越之处,也是能吸引国际上“第三世界”目光的一个亮点。

以上并不是要塑造一个“好皇帝”、“好中央”的神话,不是为了讴歌来自国家最高层的“恩赐”(如毛泽东本人在谈到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时所说:这不是恩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要补充的,是少数民族发出自己声音的故事。如五十年代初上海的回族工友在座谈会上表达自己的食堂诉求;如马坚在1956年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清真食品加印“清真”字样的提案;如宁夏回民“毛主席总没有这个政策,你把猪打到人家院内叫团结呢”的表达。与之相伴的,是政权没有直接出面下自发产生的民族团结:土改完成后的回汉互相帮助耕田、共同庆祝“圣纪节”;宁夏民族参观团中回族代表自觉改善与蒙古族代表的关系等等。

与政权的直接威力相比,这些例子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或孱弱的。然而,它们代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观念上的变革:民众自发自觉地认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应当并且可以追求的,并通过革命带来的渠道和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像云南哈尼族:“我们哈尼族既艰苦又正义又勤劳,为什么忘掉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吗”的呼声一样,这些带有“稚气”的语言,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接受:中国不仅仅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新中国,更是各族人民自己的新中国。

WENGE十年:“继续革命”年代里的“清真”

无需讳言的是,在WG时期,“清真”的确遭到了严重冲击。一些清真老字号和清真食堂被当成“四旧”的一部分遭到破坏;宗教场所被关闭、宗教人士被攻击也必然殃及清真食品的供应;宁夏再度兴起强迫回民养猪的风潮。然而,这些事实不代表可以用流行叙事取代全部的历史。我们必须追问:在宗教受到冲击的同时,是否对衍生自宗教的民族习惯的照顾也被取消了?从时间上讲,是整个WG时期都如此偏颇,还是这仅仅是WG内某一时期的做法?从空间上看,这是部分地区的极端现象还是全国普遍的情况?以及,在政治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和各个派别之间是否具有一致的压迫性立场,“以言行事”的纠偏机制是否还在发挥作用?

在WG运动最激烈的66—68年,在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我们发现回民饭店和食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会以正面姿态出现在狂飙急进的运动中。1966年11月21日,正当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时期,《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音乐学院接待“串联”师生的情况,其中提到为接待回族师生增添了“回民灶”:“中央音乐学院原来没有回民食堂,但是,外地来的师生当中有回民。他们就从外边请来回族炊事员,做起了回民饭菜。”即红卫兵运动反而促进了“清真泛化”!1968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北京东内回民小吃店一职工讲述自己“节约闹革命”的文章,“继续革命”和“回民小吃”并没有构成互斥。

印有最高指示的北京南长街回民食堂饭费报销凭证

196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回族知青的饮食习惯也被视为积极正面、值得表彰的经验。1973年出版的《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一书中,收录有记述丰润前营大队知青工作的文章,其中写道:“对回族青年,还特地为他们单独做饭菜”。在知青插队地点的分配上,有时也会考虑民族习惯问题。如郑州市向阳区北下街的46名回族知青,就被分配到禹县回族聚居的褚河公社巴庄大队,以方便尊重生活习惯。

前十七年屡见不鲜的“清真”话语与“民族团结”、“为人民服务”母题的结合,在WG时期也依然延续。1971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报道北京国庆之夜的服务商店,其中讲到西单工农兵食堂不仅备有一般的饭菜,还有为回民等少数民族准备的饭菜:“在这节日之夜,兄弟民族的同志们欢聚一堂,象征着我们祖国大家庭里的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紧密团结,携手前进!”1972年1月古尔邦节到来时,中央民族学院的食堂为维、回、哈、东乡、撒拉等少数民族准备了节日饭菜。1973年2月6日《人民日报》记北京朝内菜市场职工:“他们为回族居民考虑得也很周到,在节日前便挨家挨户地送去了牛羊肉。”1973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宣传了列车员张文的事迹:一次他发现两名回民妇女,为了不给餐车添麻烦,每顿饭都是吃饼干。张文于是请餐车厨师为她们做了鸡蛋热汤面。乘客感激说:“你送来的不光是三碗热汤面,还送来了汉族兄弟姐妹对我们的一片心意。真是上车如到家,事事都方便!”1975年出版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记录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回民食堂老师傅专门为一名患肾炎的学员烧菜的事迹。

1975年6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刊登了一篇文章《份内、份外》,赞扬了一项服务回族同胞的举措:南京路上张贴了一幅标明上海所有回民饭店地点的分布图。文章写道:“不要小看这张分布图。大家知道,回族兄弟的习惯是忌吃猪肉的。在上海这样一个街道纵横交错、路名五花八门的大城市,别说路过上海的回族同胞要找到一家自己民族风味的饭馆很不容易,就是‘老上海’恐怕也很难说全哩”,作者随后鼓励“革命职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狭隘眼界”,积极去做类似画回民饭店分布图这样的份外之事。这篇文章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回民饭店、“为人民服务”和WG 话语三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在文艺作品当中,浩然的《艳阳天》(此书完成于WG前但WG中仍然广为流通)曾多次提到柳镇的回民食堂,这个回民食堂是村民聚会和讨论的重要场所。1973年的宁夏小说《鸭子问题》写道:“社员们学习了毛主席关手发展畜牧业家禽业的指示,大伙儿觉得咱是回民队又在郊区,放羊离滩太选,发展潜力不大,多么想集体养些家禽啊。”这是对汉民队养猪、回民队养羊或家禽的反映。1975年出版的《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收录有一篇小说《回汉联防队》,描写了抗战时期对回民“不吃黑肉(猪肉)”的尊重。在赞扬海城地震救援工作的辽宁相声“幸福饺”中,也有表现回民不吃猪肉饺子、吃沈阳回民饭店牛肉饺子的片段。

WG时的技术类出版物,也会零散提到清真食堂或回族食堂。1973年出版的《建筑设计资料集2》中第148页收录的商业布点图,标出了天津某商场的清真食堂;第448页的“专用食堂实例”列出了某高层公寓食堂的清真厨房和清真餐厅;第449页的“营业食堂实例”标出了北京三里屯餐馆的清真餐厅。1976年9月出版的《节约煤炭经验选辑》,则在第100页介绍了曙光回民食堂的“正餐节煤小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也拍摄到了苏州的回民面店。这部纪录片后来受到中国方面的批判,但却无意中为WG时期苏州回民饮食的存在提供了一条证据。

少数民族饮食和民族团结话语,还可以搭配WG后期的批林运动:1973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黄浦区回民饭店“以批林整风为纲,热情为兄弟民族做好饭菜”的事迹。文中批判了林彪“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罪行,在褒扬职工时尤其强调了对“听不懂汉语看不懂菜单”、“不习惯酱油做菜”的西北少数民族的尊重。1974年出版的《批判反动“生意经”》一书,则以北京石景山的北辛安回民食堂为例:“解放前是资本家开的饭馆。资本家用各种手段盘剥劳动人民。解放以后,这个饭馆成了社会主义的食堂,职工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首钢的高炉旁、工地上,增添了多种服务项目方便工农兵,使服务工作越做越好,并且为社会主义积累了资金。”

应当指出,在使用这些WG政治话语、参与这些政治运动时,少数民族并非是纯然的传声筒或应声虫。他们也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上海普清回族饮食店,因为服务不好,“回族顾客也意见很多,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要求认真改变,“大字报”成为回族顾客表达诉求的方式。再如上海1975年5月上海某工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写给市民族工作组的一份请示:

市民族工作组负责同志:我厂职工铁某某同志是回族,其丈夫是汉族,已有两个孩子。今因副食品供应(如牛肉等)满足不了家庭的生活安排,向户籍警提出更改孩子的民族结论为回族,没有得到同意。现了解厂内其他回族同志的情况,如果男方是回族的孩子均可报为回族,为此,铁某某同志提出这是否为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如今,铁某某同志提出要求把孩子改为姓铁,并要求更改民族为回族。由于过去我们没有遇到这些工作,不了解政策上有什么规定,应如何处理为妥,特此询问,望复函为盼。

食品供应上对少民的“优待”、在户籍上对汉族的“虚无化”、抛弃从父姓的“孔孟之道”……这封信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与今日流行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但对我们来说,这封信更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WG时期少数民族不是只有附和者和受害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会主动用泛政治化保卫自己的日常生活。

1972年1月上海市饮食公司革委会在《关于要求增加牛羊肉供应的紧急报告》 中说:“对清真单位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即“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在WG时仍然在延续着。197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况》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做是WG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官方立场的表述:“在反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坏人坏事的同时,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各地回民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一直受到尊重,每逢回民的三大宗教节日,各地都给以照顾。回民较多的机关、工厂、学校一般都设有回民食堂以尊重和照顾回民的风俗习惯。”在宗教本身都没有被宣布要被行政消灭的情况下,更何况衍生于宗教的“民族习惯”呢?所以,一方面要承认WG时期发生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要还原这种破坏并没有涵盖全部,并不能代表当时被正式表述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如前文所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既是中国革命史形成的政治正确,也是毛泽东“反修防修”思路中的重要部分,这就为“继续革命”对回民特殊饮食习惯的容纳提供了政治基础。

WG 时期民族工作的一大焦点,就是回民养猪问题。自社教运动时起,宁夏就重新兴起强迫养猪的潮流。1971年7月,宁夏革委会又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在固原回民区推行养猪。然而,被流行叙事所忽视的是,强迫养猪正是在WG中而非WG后被叫停的!1972年1月24日—2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严肃批评了宁夏违反民族政策的错误:“不重视培养回族干部,更不重视培养回族女干部,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硬要回民养猪。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造成了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同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批评某些同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淡薄,有的甚至发生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要求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至此,宁夏的强制回民养猪被叫停,并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清真食堂。

固原工作会议后,1973年1月10日,李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这是一个WG时期中央用“以言行事”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突出例子。之后各地方又纷纷展开了“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运动,开始了对之前政策的纠偏。

固原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和民族政策再教育直接保护和推动了“清真”工作。据1999年版《海原县志》记载,1972年5月,根据国务院转批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报告》精神,在主要商店部门设立少数民族用品专柜,将县副食品加工厂更名为清真副食店加工厂,同时整顿为回族群众服务的食品行业和饮食业,规定凡经营副食品的门市部所进食品都应有“清真”字样。

现存有1973年云南革委会发布的《关于重申重点照顾回族人民生活习惯问题的通知》,也反映了WG后期的状况。该通知在引用了毛的这条“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指示后,重申了保证回族饮食习惯的规定:如单位无回民灶的补贴二元五角(上海的同类补贴是四元),在城镇、交通沿线恢复和新建清真食堂等。这些和我们熟悉的“前十七年”及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是高度类似的。

包括固原工作会议和1973年指示在内的纠偏,往往被后来的历史叙事形容为“纠正极左路线”的危害。不过,民族宗教工作上的“软”和“硬”与政治斗争史的“左”和“右”实际并不完全重合。如刘格平,既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又是一个始终坚持清真饮食习惯的地道回族;既在1960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中被批判,又是WG初期著名的造反干部。再如“极左”的主犯之一谢富治,在五十年代治理云南时却曾施行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前引为“回族饭店分布图”叫好的《学习与批判》,乃是“四人邦”直接控制下的刊物……更不用说毛本人的思考与实践了。当然,这不是要达成另一种对历史的“洗白”和简单“颠倒”,各个政治立场的人都必须严肃地承认历史灾难的存在,并检视灾难是如何真实地发生,而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凭空独断。

余论

回顾整个历程之后,我们可以说,革命时代和前三十年对“清真”的尊重并不是被迫的“绥靖”,也不是静态的身份政治,而是社会主义实现普遍解放的一种必要途径和正面经验。当今天的人们声嘶力竭地讨论一些场合中的清真食堂到底是不是“泛化”的时候,都遗忘了这些食堂最初是怎么来的,都不言自明地无视或扭曲了中国革命的丰厚遗产。

值得补充的是,在前三十年里得到支持和照顾的少数民族风俗并非只有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清真”。如对蒙古族长袍、马鞍的供应;对朝鲜族绸缎、胶鞋的销售;对瑶族、壮族的加发布票;对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调拨方糖;对苗族银制品、背带心、石青布的生产……所以,这不是孤立地对某一民族的“优待”,而是反映了“革命中国”与各个民族人民的交融。少数民族也通过对“革命”的参与和吸收,成长为全新的政治主体。

1975年纪录片《团结战斗的新疆》片段: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得到充足的供应

本文并无意于把“革命”名义下的一切都描绘成一幅玫瑰色的图景。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解放实践中,领袖指示中的“进步”、国家机器要求的“进步”、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自身向往的“进步”既共享着社会主义的愿景,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这种不同“进步”间的撕裂,最终上升为政治运动中的冲突,造成了我们都熟悉的种种悲剧,也破坏了革命自身的基础。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放弃了对进步的追求,恐怕也是在为更大灾难的酝酿创造条件。

自八十年代以来,清真食品工作和回族的猪肉禁忌得到了更为有序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却潜藏着危机:许多事件的结束是以纯粹事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的,只注重在事件结果上的“照顾”,却忽视了从政治上揭示和教育基层大汉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的错误。于是,也正是在稍后,一种对“少数民族优待”的狭隘解读逐渐产生和流行。如汪晖所言:“如果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参与,没有各族人民和每一个公民当家作主的认同感,制度本身就会僵化、保守、成为纯粹由上至下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系统。”

时过境迁,对今天而言,无论是单位、学校的清真食堂,是大街小巷以“兰州拉面”为代表的清真饭店,是商店中销售的清真食品,抑或是新产生的“抵制清真”的消费情绪,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和运行的,都要依据新的经验和理论才能分析与解决。我们之所以追寻历史,是为了说明从很早以前起“清真”就是中国整体问题的一部分,为了提示它曾经具有的政治意义,而不是为了满足怀旧的癖好。问题并不在于“清真”和“民族团结”本身,不在于一种习惯究竟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在于使“清真”成为一个问题的社会条件,在于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民族团结”。我们不能遗忘,什么是中国革命对各民族人民的承诺,什么才是“新中国”的初心。

注释:

[1]这里主要根据地方志和其他资料,简述下北京、上海、武汉、开封、保定、齐齐哈尔、辽阳、兰州、灵武等地对回族居民的牛羊肉供应。

北京:1957年12月1日起,对猪、牛、羊肉实行凭证限量供应。食牛羊肉的少数民族,凭清真购肉证,每户每天限购1元的牛羊肉,回民灶每人每月限购15小两牛羊肉。

上海:1959年,上海发放伊斯兰教购肉证,伊斯兰教居民不分大小人口,根据货源及其他副食品情况每半月公布定量。1963年,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根据牛羊肉货源情况,决定对“清真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牛肉四两,羊肉则敞开供应。

武汉:从1957年10月起,牛肉只对回民实行按人定量供应。居住在武汉市内的回民.含禁猪民族和同汉通婚的汉族一方及其子女,根据本人要求,愿意跟随回民习惯的居民,约2万人左右,由各区设专点供应。1962年,根据湖北省商业厅《关于牛肉按对象划分供应价的通知》“牛肉只对少数民族计划定量供应”精神,武汉市规定“今后牛肉只对少数民族计划定量供应部分,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病员、产妇的定量补助部分,按平价供应”。

开封:1956年,河南省遭受严重水灾,牛、羊肉货源紧缺。食品公司在压缩日常供应量的同时实行议购议销,日宰羊100只安排市场供应,优先照顾回族居民。1958年始,牛、羊供应仅限回民,实行计划定量。60年代初期,食品公司开展了牛羊肉的计划外供应,停止凭票限量。至1975年3月,因货源又趋紧张,牛、羊肉再次凭票供应。

保定:1959至1961年,牛羊肉资源短缺,除年、节只对回民每人供应100克外,其他不作供应。1961年对回民实行凭票供应,每人每月250克。1973年,市场供应好转,回民每月供应增加到0.5公斤。

齐齐哈尔昂昂溪:1962年,全区居民实行肉食品定量供应,发放购买代号券。1963年,全区对肉食品实行特需、保健供应、工资券供应和议价供应办法,牛羊肉凭回民证供应不限数量。

辽阳:1959年,肉、蛋、禽货源出现紧张。同年4月份,在猪肉实行凭票供应的同时,以猪肉同等供应量,对城镇回族居民实行牛羊肉凭票限量供应。1961年,对牛羊肉议价收购或调入,国家给予补贴,以平价凭票供应城镇回族。后因资源不足,一度重点保证军特需供应,对回族居民在年节作少量供应。1963年,因货源改善取消了牛羊肉凭票供应。1969年,市场肉食供求矛盾突出,重新对城镇回族居民实行牛羊肉凭票限量供应。

兰州:1954年,猪、牛、羊肉供应紧张,根据中央规定和甘肃省具体情况,兰州市每万人投放350斤;禁猪民族根据以上标准,以牛羊肉折合供应。1964年12月,由于牧区疫情严重,不能满足销售,对兰州市牛羊肉供应本着照顾少数民族和特需供应、适当安排清真饭店的原则,凡禁猪民族,每人每月平价定量供应1斤。

灵武:1959年,牛羊肉开始凭票供应,正常年景对城镇禁猪民族每人每年供应7公斤至15公斤。

当国家在票证照顾上暂时缺位时,回汉民众之间也会发生互助的票证交换。如一位西安汉族人对计划经济时代回汉自发互助的回忆:“临近的汉民会主动拿自己有限的牛羊肉票与回族手中的大肉票相交换,而回民也会相应的把自己少部分的粮票送给汉民,以此作为对汉族的补偿与感激。”

本文内容主要来自《社会主义与“清真”》(载于微信公众号“哈扎尔学会”)经过作者亲自修改后授权发布,内容相比于前文突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试图在澄清种种历史谬误的同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本文及封面图首发于一颗土逗,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作者:忽思慧

编辑:Desperado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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