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能改变命运的屏幕,有总比没有好?

方向不对,就是浪费。

导语:对于那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有人认为批评者太苛刻了,“虽然没有治本,却治了很多标,不也是很好的吗?”我们奉劝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要因为一点甜头就点赞。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根源认识清楚,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南辕北辙。

近日,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各大媒体平台刷屏,文章描述了,位于云南偏僻一隅的禄劝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借助四川名校成都七中与东方闻道公司合作的实时课堂直播,成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的故事。在足以让人潸然泪下的字里行间,课堂直播这款“新科技”瞬间变得“可歌可泣”,被当成了教育落后地区学生跃入名校龙门的金钥匙,许多人说“科技让他们真的看到了希望”。

也有人质疑:“毕竟是网络直播,连弹幕都没有,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直播课无法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根本问题”等等。

但质疑声很快就被怼了回去,中青报评论员曹林带起节奏,认为直播班不仅不会加剧校内学生的不平等,还会形成良性的示范效应,比如《屏幕》一文中其他班同学的“偷录”就可以证明,但前提是“不上进的本来就扶不起来,而有上进心的,会受到直播的感染和激励”。而他整体的中心意思就是“有总比没有好。”

那么,我们真的用“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态度评价直播课就足够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直播课程与重点班制度

“教育扶贫”嫁接技术神话,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表面上应试成绩的“奇迹”,实际建立在:高校扩招、政策帮扶、高校专项计划、优秀生源回流,以及十多年被迫做“小白鼠”的青年学生的痛与泪之上。人们被故事感动,好像这场技术的应用使消弭资源分配不公成为可能,但在精英化游戏规则的挑拣下,被选中的永远是少部分人,他们更有希望考“清北”,他们能给母校带来声望,能带来“良性循环”:学校得到更多财政投入,教师获得丰硕的奖金、更多优秀初中生报考,周边的房价租金上涨,甚至复刻另一个“毛坦厂神话”。

然而,话说回来,这些学生成绩的进步,究竟有几成应该归功于这已经诞生了16年的直播课堂呢?恐怕这项所谓的“新科技”只是另一个巨大工程——重点班制度——中的一小部分。

网校运作模式 

图片来源:东方闻道网校官网

在文章所提到的禄劝县,县政府和教育局对教育极为重视,将投资教育视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最佳手段,文章中,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而在全国,恐怕没有几个贫困县能把如此大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教育事业上,相比像基建这样立竿见影的投资,投资教育的回报周期极长,而且风险也更大。禄劝县如此不遗余力地投资,无疑为文章中学校高考成绩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

同时,禄劝一中的生源质量也在提升,文章中提到,心向昆明重点学校的优秀学生,开始主动申请转回禄劝中学。但是,吸引他们从生活以及各项资源都更占优势的大城市转回贫困的禄劝县的,真的仅仅是因为直播班的存在吗?这样的表象背后,暗藏着玄机。2013,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区县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简称国家专项计划,当年定向增加一万个本科名额定向给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而这个专项计划的名额也在逐年增加,若想符合条件,必须最终在自己户籍所在的贫困县完成高中学业。

笔者在读高中时,也曾亲眼见过约20位户籍在同一贫困县的同学,在高三上学期刚开始的某一天,悄声无息地收拾好了行装坐上小巴被送去另一所学校,只为了能够享受更好的高考政策。这样的借读行为,已经成为了这些贫困县学生的“常规操作”。他们的存在无疑能让他们家乡县中红彤彤的高考光荣榜更加耀眼——尽管他们可能从初中起就已经离开这片土地去追求更优质的教育了。在同样采用“新科技”课堂直播的广西平果中学,县里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会想尽各种办法把好学生留在县里,比如通过签协议限制优秀的初中生外流,又比如对中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展开重重阻挠,让他们难以拿着各种文件去大城市的重点高中报名。最终,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在层层约束下留在了县里,为升学率作着贡献。优质生源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回流,同样也是像禄劝一中这样的县中取得更好成绩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文章中,远端学生取得的成绩被夸大,东方闻道公司的大股东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远端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仔细一想,这个数字其实难言光鲜。

成都七中校门口

图片来源:网络

收费不低的直播班也只是远端学校中一小部分学生得以享用的资源。归根结底,直播班还是一套教育竞争体制下的一套彻彻底底精英化的设计。它只是让绝少数精英学生能够在贫困县中学里享用城市精英、资本、校方和教育部门为他们打造的精美课堂。对于直播班外的学生,资源分配的鸿沟,依然横亘在他们面前。无论直播班效果如何,即使直播班只让一小部分学生受益,直播班仍为学校带来了噱头。集中式的精英培养,也为学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光鲜数据、名声以及更优质的生源。

当然,精致的直播班不是免费的午餐,政府部门或是学校每年需要为承载着全县希望,堆积着全县教育资源的直播班,支付7万元,这笔钱最终流向的并不是为直播班提供教育资源的成都七中,而是东方闻道公司股东的腰包。

数据显示,自2010年禄退一中开设直播班以来,禄退一中的一本率,从5.3%涨到了接近12%,但整个禄退县的一本率仍停留在5%左右,禄退一中依靠直播班打响了名头,吸引了更多的县里的优秀学生,政府也因为这愈发漂亮的一本率脸上沾光,但广大普通学生的成绩几乎没有改变。这八年里,直播班只是一场专供精英的资本游戏,有少数人因此得利,盆装钵满或是洋洋得意,但真正的大多数依然沉沦。这样的所谓“希望”,意义究竟有几何?他真的治了很多标吗?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精英与资本的自嗨而已。

两条平行线之间,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把直播课堂这项技术描述为消除教育不平等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但那些县城学校直播班的孩子想要获得教育公平,只靠在学校获得和好学校同等的知识就足够了吗?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前提:不平等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知识课堂。

我们暂且避开课堂直播技术,将“成都七中”和“禄劝中学”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再拉开一点。

俊麟在广州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高中读书。“读国际学校是我个人的选择,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一般高中的应试教育不适合我。我爸妈很尊重我的选择。”最近,他说服父母允许他报考英国K学院的哲学系,而不是他父母希望的金融专业。

广州某国际中学的外教课

图片来源:网络

他对于哲学社科的兴趣来自于他的高中的社团。在那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经常组织讨论西方社科经典的读书会,谈天说地。学校的课外活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学生的视野。除了丰富的社团活动,学校还会动用资源,邀请大陆、港台甚至国外的知名媒体人、学者到学校来做讲座。此外,俊麟还参加了学校的国际辩论队,辩论队的教练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师,打辩论全用英文。

俊麟所在的国际学校每个月学费2万,而这并不是俊麟父母在他身上花的唯一“一大笔钱”。“我父母的理念是,只要是对我发展有益的钱,都是该花的钱。”俊霖是个二次元少年,他会花不少课余时间画漫画,他从欧洲革命的历史中选材,设计跌宕起伏的剧情,绘画笔触相当成熟——这得益于他父母多年来给他安排的课外美术培训。

另一条平行线。

小芸家在湖南岳阳农村,明年六月,小芸就要高考了。每周六晚上回到农村的家,周日下午就要回到县里的学校。小芸的爸爸在长沙开公交车,妈妈在长沙当售货员,周末回到家,写一会儿作业,小芸就帮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生火、切菜、做顿饭,和年幼的弟弟玩一玩——这么多年,小芸不在学校里的时间都是这么过的——没有补习班,也没有爸爸妈妈。

小芸从小到大,每年过年都会听到来自长辈的祝福:“学习进步,考上大学!”因此,她对大学十分向往,又觉得遥不可及——她的大表哥没考上大学当了兵,她的二表姐复读了3年才终于考上了医护大专,她的三表哥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五表哥去了一个民办三本学模具,只有她四表姐考上了北京的本科——她是这辈里唯一一个在长沙城里长大的。而小芸自己,科科都在及格线上下。

小芸的成绩是从初中开始滑落的。因为乡镇撤点并校,离家近的中学没了,小芸到县里的中学去读书,开始住校。青春期的她没有了管束,天天和全班同学一起在课堂上玩手机、打哈哈,对上课吹牛皮的老师起哄,嬉戏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注意。“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习,作业写完了,就和同学玩。”

直到上了这所二流高中里,她才明白了大人说的“考大学”的真正含义。重压忽如其来,玩乐的时间像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跟不上”的感觉时刻萦绕,小芸开始和身边埋头苦干的学生一样,把时间都投入学习,试图离那个看起来很美的大学梦再近一点。

剥离掉了“直播”这个因素,“名校学生”与“乡镇学生”这两条平行线,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相遇”。他们的选择空间天差地别——当优质学校的学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的大学与专业时,许多县乡高中生唯一的选择却是在高考大潮中随波逐流;他们的思维方式差距巨大——当县乡的孩子还迷恋着“考上大学”的神话并以高分为荣时,那些处在教育资源中心的孩子或许已经可以对“应试教育”评头论足,用知识课堂里学不到的“素质和情商”暗中较劲(这可能才是一个人进入精英社会的通行证)。

我们可以想见,直播班的孩子好不容易用直播这条“井绳”爬到地面,却极有可能看到被直播班的孩子根本就站在山上——城乡孩子之间迥异的能力与视野、出路与成就,其实是被过去无数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成长细节所决定的。

那么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到底需要做到什么程度?

当高考制度遇见贫富分化的中国

中青报评论员曹林认为,人们对那些“东方闻道网校”这类所谓的改变社会的行动派缺少包容,另一方面,他又指责那些说“课堂直播不能根治教育城乡不公”的批评者,认为他们空谈、脱离实际,在他看来,“虽然没有治本,却治了很多标,不也是很好的吗?”

我们奉劝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要因为一点甜头就点赞。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根源认识清楚,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南辕北辙。那么我们要改变的“教育不公”,从何而来?

《屏幕》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高考制度的背景下。高考制度与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类似,都具备选拔社会精英的功能。对于寒门子弟来说,通过这项制度的考验,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也就是阶级的向上流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高考制度就被许多人笃信为一项公平而有效的上升渠道。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为了刺激居民的教育消费、缓解国企缩编造成的就业压力,国家取消了高校免学费,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从90年代末到今天,重点学校敞开了校门,民办本专学校遍地开花,中国高校本专科生数量从不足百万增长到600余万,中国高等教育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大众化阶段。短期内,不少农村的学子经由高考得以落脚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高考扩招因而广受欢迎,并被寄予了增加教育机会、促进社会流动的厚望。

但很快,高考的公平性开始遭到质疑。李春玲比较了扩招前高考生(生于1975-1979)和扩招后高考生(生于1980-1985)这两个群体,发现相比扩招前,扩招后父亲的户口对是否升读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大,对升读大学或大专的影响也更大。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晋军指导学生对清华大学生源状况进行抽样调查:2010级清华大学农村生源占总人数17%。而当年的高考全国农村考生比例是62%。他还通过多年的课堂随机调查描绘出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当浩浩荡荡的学子涌向大学之门,横亘在重点大学和考生之间的仍然是一座独木桥,对于农村的孩子尤其如此。

1977年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高考制度,而在城乡差距的扩大。过去的三十年,城市作为资本聚集的核心,抽空了农村的劳动力,得到了繁荣发展,而曾在毛时代得到发展的农村乡镇教育体系全面溃败。如今,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方面被吸入高考的大潮,渴望以此落脚城市,另一方面却面对着乡镇基础教育资源的衰落以及亲子关系的消失。当乡村变得凋敝又无聊,年轻的打工者不再反哺农村,城市成为农村孩子唯一的选择,而高考真正成了他们去往城市的唯一的理想道路——如果不是通往大学,就是进入城市低端行业打工。

在此基础上,教育市场化加剧了高考不平等。经过国内的教育产业市场化,家庭对于教育资源的购买力与文化资本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优秀与否,以名校为目标的教育军备竞赛也从校内转向了校外。这显然对家境殷实的城市学子更有利,更甚,如果有条件、有兴趣,他们甚至可以像俊麟一样,在高考之外做选择。而农村家庭的父母生存已经艰难,谈何额外的教育投资?

因此,如果说课堂直播真的产生了局部的效果,也只是像任何一个试图加强个体竞争力的辅导班一样,用技术手段增加整体的竞争压力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直面中国贫富分化的历史与现实来,才能讨论如何消除教育不平等。

重新想象教育

市场开放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仍然聚集在金字塔顶端,并且愈加无所顾忌地向精英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禄劝中学的直播资源也难不落窠臼。可以说,除了作为尖子生冲击升学率的小灶,禄劝中学购买的直播课并不能为促进教育平等的作出什么贡献,反而是借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对于科技的崇拜,逃避教育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屏蔽了公有资源的作用,美化了一个成功学式的个例,也神化了那块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屏幕。

要打破城乡教育的不公,不能只是在那套现有的、不断生产不公的系统内部做一些技术性的修修补补。怎么办?

首先,教育公平性的保障应当由公共部门主导。公益性、公平性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要保证资源导流服务于教育公平,而非少部分的精英,应当保证资源的配置与方案的设计是普世的、由政府倡导的,而非由天然逐利、青睐精英化教育设计的某些资本集团来主导。

其次,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导流,需要国家全面统合。我们不排斥技术引入,但只有将配套的师资培养起来,将适用于农村学生的教育方案落到实处,把农村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体系重建起来,因地制宜的扶贫、财政以及人才政策均需纳入教育改革的统筹范围,保证城乡参与高考的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均等的教育资源,才有可能缩小高考制度底下城乡生源水平的差异。

另外,将扩大基层人才的出路作为变革的方向。一方面改善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复兴农村教育。当以知识水平为基础的高考变得更加城市中心、去劳动化,我们需要在重提劳动价值的前提下,在高等教育之外大力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助推人才的分流,各尽所长。在目前城乡阶级已经分化的基础之上,在农村教育更需要培养全面的、有力量的、健全的人,不论是在国家投入还是教育理念的重塑方面,农村教育的复兴需要提上日程。

最后,如果不在贫富分化的病根上动刀子,千万个屏幕,或许都只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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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深  圆葱

编辑:子衿  木匠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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