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背心运动”同行:一道来自巴黎左翼的集结令

新的受压迫阶层正在加入斗争!

导语:“黄背心运动”席卷法国,震撼世界。香榭舍利大街遭遇暴动之后的一周,已有许多分析指出这场运动背后法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此外,这场运动的构成及参与者的政治立场,成为讨论的热点。在左翼、右翼、女权主义者、反种族歧视人士以及大量平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地的左翼行动者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意义,又是如何透视其背后的法国社会的呢?

本文是处在这场运动中心的左翼组织——“激进调查平台”(Plateforme d’Enquêtes Militantes)的一篇分析/动员文章。“激进调查平台”是一个位于巴黎的激进研究组织,它立足于工人、学生、失业人群等岌岌可危的阶层,重点关注社会运动动员、资本主义剥削新态等方面,并致力于在激进实践领域提供理论和政治话语的生产。在他们看来,尽管这场运动“鱼龙混杂”,许多诉求看起来也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左翼应该对运动做出细致的阶级分析,正视那些诉求的真正内涵,不应该罔顾社会斗争的基础而在这场运动中置身事外,也不应该与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脱离。 

“战场”这个词很好地描绘了过去几周席卷整个法国的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所涉及的政治议题(即税收和购买力问题)与我们的经典解释框架是决裂的。有一点是明确的:“黄背心”运动要求我们搁置我们以往对待政治的习惯——抱着那种懂得如何在陌生与未知的环境中前进的审慎——而参与进来。首先,我们必须避免“要么盲目跟进,要么充满敌意”这样绝对二分法,要做到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减损我们的政治信念。

在经历了11月17日、24日,连续两个周六的动员之后,斗争运动延续了2016至2018年的一系列做法,同时,也实现了明显的飞跃。尽管“黄背心”抗争者们所采用的行动模式——阻塞交通、和警察对峙——对我们而言都很熟悉,但在过去三周的运动中出现的几个元素却引起了我们的格外关注。

首先是这场运动所呈现出的社会构成。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动背后,是中产阶层向下流动以及整个社会各阶层正在经历的无产阶级化。毫无疑问,我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阶层,包括公务员、服务业工人、工业领域的工人以及学生(译者注:他们常常是社会运动的主力)。但这一次,一大批不一样的,但同样努力维持生计的社会阶层,似乎也走到了运动的前沿,其中包括中小企业的员工、商店店主、技术工人,以及大量从事独立、临时工作的不稳定劳动者。

这其中,社会多元主体的联合已经超越了对马克龙以及中间派的政治主张的反对(左还是右都不重要了),而动力源自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中,普遍体验到的无助感。对于一些人来说,无助感来自于无法抵挡的阶层下滑,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来自于辛苦的工作。

无助感还笼罩着那些眼看着自己社会权利坍塌、或是那些从未真正享有这些权利的人;那些未来突然变得比自己预料的更加晦暗无比的人,以及那些伴随着无望与丧气而成长起来的人。这场以低工资问题以及经济保障缺失为背景的抗议,最终也反哺了反政治的革新主义(dégagisme)。“黄背心”抗议者的队伍中也包含了许多女性,这显然是因为她们经历着上述第一种情况带来的双重的暴力:一方面,她们不得不用一己之力支撑正在降级的生活,另一方面却看到每况愈下的现实被忽略、隐藏起来。看着自己、家人、朋友和邻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一方面将人们推到了所谓“大众利益”代表(注:意指马卡龙及其同党)的对立面,还使得他们“明目张胆”地承认自己的这一立场。(因此)即便“黄背心”抗争者中有许多新的政治参与者,但他们已经在开始用一种直截了当的反抗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场运动的社会构成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场运动的区位特征、代际特点和政治构造。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动员的中心并非大城市中心或低收入社区,而是分布在城市周边地区、近郊区和弥散的城市边缘地区。这些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的半农村、半城市区域形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中介空间。尽管这里的房价比哪里都便宜,但这些地方最缺乏的显然就是公共交通设施。在这里,人们购买、使用汽车,并非是一种追求更舒适生活的选择,而纯粹是出于他们的生活必需:为了每天早晨能去工作、送孩子上学、去上课,为了晚上回家睡觉,你被迫将自己锁在车里,每天驾驶数十公里,还常常被堵在路上。

除此以外,你不得不花费数千欧元购买和保养汽车。而当你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用微薄的工资撑到月底时,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上涨的油价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这项举措还被当作是支持生态转型的必经之路时——这给这项举措蒙上了一层绚烂艳俗的伪善之光。人们已经重申过多次:油价上涨不仅不能有效保护生态,而且还是对社会的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运动恰恰表明了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化。统治阶级本身似乎已经放弃了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个人消费层面的道德禁令的想法,以赋予其政治决心:一方面,通过让中产和大众阶层们为模糊的、定义不清晰的“生态转型”买单,另一方面,用他们(统治者)的诉求来摧毁运动的合法性。但是这个生态问题政治化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战场,在这里,反资本主义斗争能够并且必须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语境下,抗争者们拒绝接受这场国家的谎言,就是拒绝承担“为生态危机买单”的角色,由此,讨论更明确地划定谁应该负责/谁不应该负责的那条之线,才成为可能。毫无疑问的是,抗争者们的环保意识已经得到增强,但正是在这一政治主体化的加速时期,这样的论述才站得住脚。

有时候,有人刻意将,“这场运动始发于减税诉求”拿出来说事,是为了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它和经典反资本主义抗争内在动力是不同的、无关的。这种观点预设了征税的社会条件和国家的问题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但作为一种根本上的不平等现象,税收问题是我们需要抨击剥削制度的重要因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若是从这个角度去指责“黄背心”抗争者们,说他们的抗争起源于私人领域的诉求,无疑是短视的。

让我们把目光从短期的时间轴上挪开,尝试进入更大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似乎又一次经历了2008年危机之后曾表现出来的社会动态,尽管有些延迟。所有事情都是相似的,就像劳工改革以及其配套的一轮轮动员,这类“不纯粹的”、“混乱的”、“模糊的”、“矛盾的”,甚至是“糟透了的”政治现象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于南欧、东欧发生了。严密的技术官僚系统出现后,他们用一套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方式——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姿态——推行“血泪”改革。这导致,在传统政党和工会框架之外,一种失控的大众反应自发地爆发了。然而,这些在政治上难以预料和定义的运动,既不像2011年的广场暴动,也不属于“后1968”多样化运动的谱系。

2012-2013年意大利的Forconi运动,有着和“黄背心”运动相似的特征。在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迪的“技术官僚政府”被清理过后,一个由不同政治和社会组成的,横跨多个区域(意大利西北部的山麓区、西西里岛等)的人群不约而同地开始行动,要求降低税收。在诡异地糅杂着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行为的一系列社会诉求中,Forconi抗争者们就像“黄背心”抗争者们一样,阻塞交通要塞、上街示威,并且表现得比传统左翼更具有冲突性。然而,这种类比要就此打住。因为如今看来,作为意大利五星运动联盟的前身之一,它发生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简单来说,2018年的法国并不是2013年的意大利。五年前,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极右翼还没有在多个国家掌权,而当时,仅仅只是经济危机持续的第五年。其次,当时的意大利没有摆脱行动激烈,但却由于失去动员力而失败的循环,而传统左翼,就像自发运动一样,并没有像在法国运动中那样表现出动员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注意到“黄背心运动”中的跨国响应——这和2016年春天的那场运动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和“黄背心运动”的抗议者正在处理的是一些更麻烦的东西。的确,自马克龙掌权以来,他表现出了他的“极端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安格拉·默克尔在欧盟统治集团中实行的“秩序自由主义”(译者注:Ordoliberalism,德国式社会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需要保证自由市场生产出了其在理论上的最大生产值)治理的替代方案。而就在2019年欧洲大选前夕,这些抗议所代表的庞大且跨阶级的异见大众,正令那些保守派感到忧虑。更何况现下极右翼已经在东欧国家以及意大利掌权,而逐渐抬头的保守势力和党派已经日益成为中欧和北欧国家的严重威胁。

话虽如此,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尽管这场博弈正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下运行着,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仍是开放的。让我们回到事实。

11月17日(周六)的次日,尽管政府弱化第一轮“黄背心”运动的影响,但法国内政部长Christophe Castaner仍然被迫提供了一份类似于战争公报一样的资产负债表。整个法国一片动荡:从勃朗峰隧道到圣纳泽尔的港口,从西北部的炼油厂、物流仓库、两千个环形交叉路口的服务站或商业中心全部封锁。这场运还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人受伤,以及两人死亡。

11月24日周六的第二天,尽管各自的动机对立,秩序维护者和“专门制造混乱的人”在事件的规模上“达成了一致”:政治经济重地香榭丽舍大街在这一天陷入运动的烈火当中,而那些城市游击队员(即黄背心运动抗议者)则在其周围美丽的街区中斗争。(在现场)只有一些窗户的橱窗被打破,但几乎没有消费商品遭抢劫,甚至连警察都没有全副武装(尽管受伤人数众多,且警察大规模地配备了“不致命的”战略装备),但这些都不重要。对双方而言,最重要的是,示威活动遵循着暴动的典型逻辑在不断持续地分解再重组,而没有像(2018年11月中旬)在留尼汪岛一样,运动的势头因为政府被迫动员军队镇压(油价上涨的群众暴动)而推向终结。在来到香榭丽舍大街要求总理辞职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表现出哪怕一点点要把自己和暴力行为(这是主体化的重要元素)划清界限的迹象,但同时,他们所有人又为那些做紧急救火工作的消防员欢呼。我们的分析框架再次经受严格的考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运动动员的第三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在学生和铁路工人斗争的那个春天后,劳工运动已经为(抵抗)马克龙最后一轮的反社会改革做好了准备(尤其是针对其关于养老金和失业问题的部分),行动预计会在2019年的春天进行。类似的声音也出现在了学生群体,因为那些非欧盟国家学生的学费正经历暴涨,同样地,这样的话语也出现在了那些极力寻找稳定工作的人群中。与此同时,马赛这个历史上的中心城市也被两场社会运动极大地撼动:首先是反对拉普兰地区重建的抗议活动,然后是在诺亚莱斯建筑物倒塌致8人死亡事件后的那三次游行。11月24日,女权主义团体走上街头,反对“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这场运动是在#me too运动的旗帜下进行的,强调用种族和阶级视角拷问性别暴力问题。在12月1日星期六,第三轮“黄背心”运动和其他三个早就计划好的示威活动如约进行:一是CGT关于经典的再分配基础问题的示威活动;另一个是ACT UP,他们为世界艾滋病日而游行;另外还有关注社会问题与反种族主义的“罗莎公园共同体”的示威活动。

如果模仿毛的口气来说,就是“天下大乱”,但“形势”是否“大好”我们还不确定(译者注:毛泽东曾有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再生产领域是所有这些斗争的核心:养老金,失业保险,培训,住房,健康等。此外,正是在再生产劳动中,种族和性别领域定义并重构了剥削问题,这一点,和“黄背心”运动中那种显而易见的仇外与性别歧视倾向存在结构上的不相容。然而,社会再生产问题不仅仅对于明确运动中的分歧极为重要,同时,对于认识斗争的前景以及阵地的拓展(这是可能且值得期待的),也非常重要。社会再生产领域是另一个战场,它让我们得以超越“汽油价格,购买力,抗税”这样的分析框架。我们必须在这里实事求是地讲,这一分析框架,并不会在正当下那个有关欧洲政治空间重新国有化的进程中缺席。归根到底,社会再生产的中心地位直接指向现在这场运动政治主体化的必要性,这种政治主体化若非通过运动现场与主题的扩大将难以实现。简而言之,如果没有斗争空间的扩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结,那么在这场运动的中期,将不会出现政治主体化。

总而言之,尽管这场运动的性质充满了矛盾,但如果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提出了难以回避的社会低迷问题,如果社会和经济危机只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愈加强权的维稳,如果这个危险而混乱的集合意味着斗争形式的改变和激进实践的重新配置,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与这些新的运动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阿达玛真相正义委员会”(Comité Vérité et Justice Pour Adama)、“巴黎郊区反法西斯行动”(l’Action Antifasciste Paris Banlieue,一个法国极左组织)一起呼吁,在12月1日星期六13点,在St. Lazaire车站旁边,与黄色背心运动者们走到一起。

本文作者Plateforme d’Enquêtes Militantes 是一个位于巴黎的激进研究组织。该组织立足于工人、学生、失业人群等岌岌可危的阶层,其分析重点既涉及社会运动动员、资本主义剥削新态等,力图在激进实践领域提供理论和政治话语的生产。

原文地址:

http://www.platenqmil.com/blog/2018/11/30/sur-une-ligne-de-crete-notes-sur-le-mouvement-des-gilets-ja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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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lateforme d’Enquêtes Militantes

译者:苏胡思  林深

编辑:子衿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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