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性暴力和劳动剥削的社会,大学生要如何抗争?

一位意大利左翼女权活动家青年时代的思与行。

导语:1970年代的意大利,一位工人主义、女权主义行动者是如何炼成的?在风暴中的意大利,这位年轻的女性是如何思考、学习,如何处理家庭与同志的关系,如何从懵懂变得坚定,最终学会斗争的?

编者按 

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权运动与“工人主义”、“自主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在“无偿再生产劳动”和性暴力两个议题中实现了短暂的联合。当时,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受“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影响,开始与当时主流的女权运动发生分歧,发起了“家务有偿化”等运动。

本文的作者Leopoldina Fortunati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人物。她自学生时代就参与到了当时的学生、女权、工人主题的社会运动当中,后面著有《再生产的秘密》,影响了之后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

“工人主义”(operaismo)指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圈子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一套社会调查先行、分析社会变迁,最终促进class斗争的组织策略。在某些方面,这一运动可谓1936年西班牙工农revolution之后最成功的自下而上反资本主义revolution经验。

工人主义的一个主要创新在于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重新理解,即“阶级组成”(composizione di classe)。这种阶级理论(及其背后的工人运动)把阶级斗争的战场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他们认为,无产者在家的无偿劳动和在外的有偿劳动都为资本生产了剩余价值,因而这两种劳动都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形式。所以她们提出“家务有偿化”等运动,试图通过这一运动,把无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家庭领域的斗争和在家庭之外打工的工人联合起来,一齐反对资本。

在当今这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愈演愈烈,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压迫日益严重的时代里,在行动者面临灭顶之灾但仍然艰难前行的时刻,我们借Leopoldina Fortunati这篇行动者成长自述,一方面重新思考当下女权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这位在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活动家、学者身上,吸收来自历史上的同行者的力量。

在大学,走进工人

我第一次接触到“工人主义”时,只有19岁。当时,我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生运动中的一名草根抗争者。那时我还很年轻,常常只是安静地学习。我还记得在很多次会议上,我都有发言的欲望,但那时的我很害羞、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最后还是会保持沉默。当时领导学生movement的大多数都是学生,但是因为曾经在党派或者政治组织里待过,所以他们都已经学会了怎么参与政治。可是我不同,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腔信念,我相信:为了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胜利,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世界。

1972年6月,作者站在“工人力量党”(Potere Operaio)的涂鸦面前。

在此之前,我只有一次参与政治运动的经历:在14岁时,我参加了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的游行。那时我在帕多瓦的初高中联合学校Tito Livio上学,这个学校很少会有学生去参加游行。游行时,我们的校长来了,他看见了我。他揪起我的耳朵,想把我拎起来,还边拽边说:“回来。”我挣脱了他,告诉他他不能这样对待我。后来,参与这次游行的学生都受到了惩罚,仅仅因为参与了这次游行,大家的学业便受到了阻碍。

另一段为我日后参与政治打下基础的经历是在16岁时,我宣布自己成为一名无神论者。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Dolo——一个位于帕多瓦和威尼斯中间的小城镇,我的家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当时,我发现教堂并没有对随处可见的贫穷与不公施予足够的援手。我反对教会层级制度的立场让我的父母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容忍了我的选择。

最后到了18岁、念大学的时候,我决定离开家。虽然我的父母有足够的能力供我念书,但是我决定自己养活自己。我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且不希望享有任何社会特权。我做过很多工作:图书馆里的商店服务员、艺术品交易的代表、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一回,我的父母很伤心:在他们看来,他们唯一的女儿(我有三个兄弟)是最叛逆的,想要过一种他们觉得只会带来困厄的生活。

我来到帕多瓦大学时,学生运动正在人文学科内展开(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全球xue潮)。这是一次盛大的运动,我们希望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从大学内部的变革开始。我无法克制自己,唯有抱着一腔热情加入了运动。然而,作为学生,我们的抗争在一开始是孤立的,我们没有和当时正在为自己抗争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为了弥合这种割裂,我加入了通勤者和百货公司工人的抗争。通勤者们希望他们的公司能把通勤时间计入工作时间,而不是把通勤当作是员工的个人问题。而且他们抗争的地方还在于,通勤者的火车是全国火车系统里最差的:不仅脏,而且永远在晚点。火车的运营一点也不尊重乘客。比如,火车晚点时,从没有人会告诉乘客晚点的原因是什么、车什么时候会来。而百货公司的工人们则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例如,缩短工时)。参与这些抗争令我更进一步地理解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也让我思考如何去理解他们的角色。

后来,我加入了Ferruccio Gambino在政治科学系举办的《资本论》研讨班。我开始理解在社会运动中会用到的很多概念和分类,但当时我对它们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我在那里学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些基本概念:阶级、资本、工人阶级、劳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剩余价值等等。在研讨班里,这些概念被重新定义以更好地把握自马克思时代以后,社会由于资本变迁而发生的变化。Ferruccio 对社会的解读,和共产党所诠释和提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解读很不同。

后来我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在对过去的理解中,能够找到伟大的政治智慧:“工人力量”(注:“工人力量”,意大利文为Potere Operaio,是一个激进的左翼意大利政治团体,活跃于1968年至1973年。)和他们的论述为所有进行political抗争的行动者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除此之外,工人们还为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创造了空间。而在当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要消除区隔学生、工厂里的工人、其他工人的社会屏障。

提交人于1974年3月在梅斯特雷的费雷托广场举行示威游行。

然而,尽管相较于传统的版本,Ferruccio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十分先进,但这些诠释依旧对女性生存的世界视而不见。“工人力量”的论述在考量新工厂、新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时是十分进步的,但这些论述却鲜有考虑到家务劳动、情感、性、教育、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交际等等。

我不太愿意讨伐“工人力量”的局限。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常常批评他们没有考虑到女性的角色和社会生存环境。但是,我想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吸纳不同的社会活动者、吸引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从工厂里的工人,到公司的职员;从高中生到初高中的老师等等。他们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政治话语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使得马克思主义遗产在20世纪后半叶重现活力,使其能够被用来分析和理解社会。他们教会包括我在内的草根活动者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味服从于它。然而,我在“工人力量”组织的参与是有限的, 因为我开始参与到女权主义抗争的队伍中去了。

工人主义者扛起女权大旗

我在22岁时加入了(意大利的)“女权主义抗争”组织。与此同时,我也长大了,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也战胜了自己不敢在公众面前说话的胆怯。我知道,是时候给我自己的个人选择赋予政治意义了。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改变社会,很多女性参与的个人抗争都需要一个能增强她们力量的宣传媒介,需要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力量就是女性阶级意识的觉醒,这将成为她们用来进行社会抗争的政治组织的引擎。“女权主义抗争”组织把工人的经历带到了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当中。

在经历了这些政治参与以后,我决定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女性的生活状况。鉴于女性主义的经历和政治传统,我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了女权主义抗争的现实需要,我写下了《再生产的秘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Sandro Serafini (来自“工人力量”组织)的支持,他们帮我一章一章地检阅了整本书。

事实上,这本书讨论的是当时整个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政治议题。我们需要分析组织内部、女权主义内部以及更广阔的由学生和政治组织(如“工人力量”和“女权主义抗争”)组成的社会运动(“共同抗争”运动)内部的公共政治争论。我们需要首先向自己,其次是向整个运动澄清和解释:为什么抗争者们需要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以及要在什么意义上走出来。例如,在哪一个定义下,女性可以被视作是工人阶级?哪些女性可以被当作工人阶级?

在更广阔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抗争”所代表的立场永远是少数者的立场。因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性十分警惕任何在男权主义下发展的政治理论。讽刺的是,如果女权主义运动采取了我们关于“家务有偿化”的政治议案,而不是采取列宁主义式的策略——在为妇女争取工资时,仅仅顾及家务劳动以外的工作,这个运动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和有活力。但是想要“家务有偿化”的委员会在不同的提议中找到共识十分困难,因为大多数女性女权主义者都觉得对女性更好的做法是拒绝家务劳动,离开家庭。

那不勒斯的五一节示威。右边为Leopoldina Fortunati

在女权主义运动期间,我们——工人主义者兼女权主义者——没办法令整个女性主义运动相信:必须在工资谈判中涉及“被拒绝的工作”,否则家务劳动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家庭以外的工作中(注:例如“家政工”),而这也是我们所要抗争的。换句话说,女权主义运动从来没有把“用金钱的形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的目标纳入其政治项目中。女权主义者在家务劳动议题上所采用的策略就是鼓励女性拒绝它。但后来,大家明显意识到,这样的策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让家务劳动“消失”。

女权运动具有赋予女性社会层面整体议价能力的巨大优点。然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家务劳动”或家务劳动问题并未从妇女的政治议程中消失。不幸的是,我们尚未对这一战略的失败进行反思。新一代的女性需要从这种政治错误中吸取教训,并理解:不论在其物质和非物质方面,家务劳动都必须被社会公认为生产劳动。

本文原载于Viewpoint Magazine,原文标题为Learning to Struggle: My Story Between Workerism and Feminism。原文网址: 

Learning to Struggle: My Story Between Workerism and Feminism

参考文献:

破土工作室:《“我们在黑格尔的脸上吐痰”—— 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主义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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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opoldina Fortunati

翻译:苏胡思

编辑:林深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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