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基因编辑技术,为人民币服务

如果把裁剪基因的剪刀交给了资本,那我们又如何期待科学为人民服务呢?

导语:2018年11月28日,“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制造者贺建奎现身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现场,尽管遭到了批判、谴责、质疑,他仍然坚称他为他的研究成果骄傲。同时,他透露,还有另外一名受试者已经怀孕。在这次巨大的科学伦理争议事件背后,是什么让这位“疯狂的科学家”无畏地踏入“禁区”?

2018年11月26日,是新一周的开始,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一天会有一个来自生物科学界的新闻惊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

中午时分,一则有关“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新闻开始在网上传开,几乎瞬间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面对“世界首例”和“HIV天生免疫”的字样,人们一面震惊,一面犹疑要不要鼓掌。

图片来源:《西部世界》剧照

果然,就在当天晚些时候,舆论风向急转直下。来自学术界的科学家以及涉事机构纷纷与此事划清界限——深圳卫计委、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强烈批评。随后,中国卫健委、人民日报也关注到了这个话题,予以谴责。

事件的主角,这次基因编辑项目的领头人贺建奎,也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11月28日中午1点,已经身处舆论风口浪尖的贺建奎,仍然按照计划出席了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会上面对媒体关于基因编辑的必要性和伦理问题的反复追问,以及要对受试夫妇和孩子负有何种责任,贺建奎神情有些许的紧张,他的回答避重就轻,只是强调针对HIV的基因编辑操作,是一种疫苗的替代方式,可以造福广大患者。对于受试者,贺建奎表示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试验有充分的了解,并自愿参与,试验团队也会为他们制定一个长期的健康医疗计划。

贺建奎在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发言

图片来源:直播截图

贺建奎创造的这个“世界首例”究竟是不是壮举?他是优秀的科学家吗?他又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试验呢?

实际上,贺建奎由于基因编辑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但他的行为绝不仅仅关乎科学界的争论,贺建奎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商人。

贺建奎的一盘商业“大棋”

贺建奎出身湖南新化农村,早年通过自己的刻苦奋斗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专业。后留学美国莱斯大学,拿到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前半生的经历几乎就是一场逆袭之旅,据说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学业成就,源于他对科学的热爱,他曾立志要做中国的“爱因斯坦”。

然而博士毕业后的贺建奎却改变了自己的画风,“我要做科学家,也要做企业家。新时代的教授,要从事科学研究,同时也要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为社会创造价值。”贺建奎曾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如是说。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之后的一系列做法都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具市场布局思维的人。

贺建奎之所以对科研的市场价值如此敏感,恐怕跟他在美国读书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但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11月25日,贺建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他原本一心求学,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认为清贫是一个学者无法回避的命运。可他却慢慢惊讶地发现,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在美国拥有“四院院士”的头衔,同时还是世界上首个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Helicos的发明人、一位拥有12家公司的企业家。

贺建奎的导师斯蒂芬·奎克

图片来源:新浪

于是,在完成了博士学业后,他回国进入了南方科技大学,试图复制导师的成就。

2012年,28岁的贺建奎进入南科大工作后不久,便创办了瀚海基因,继续开展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的研发工作,并聘请其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作为瀚海基因的首席科学顾问。

短短4年间,公司迅速发展。瀚海基因被视为基因测序行业的黑马,2017年7月,因为带头研发出国产第三代基因测序仪Genocare上市,贺建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当时,面对各种荣誉,他显得很谦虚:“我只是庞大科研工作群体中很普通的一员,做着我喜欢且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幸运的是,我搞出一点‘名堂’来了。”

凭借于此项技术,瀚海基因引来了资本方的注目。除了舆论上的赞美,瀚海基因也获得了大量资本的青睐。根据瀚海基因官网信息,截至目前,公司合计获得过五轮融资。其中,2018年4月刚刚完成了2.18亿元的A轮融资,同晟投资领投,希夷资产等五家机构参与跟投。

如今包括瀚海基因在内,贺建奎共在8家基因相关公司参股或任高管,担任6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真正饱尝了科研商业化的甜头。

在这次基因编辑婴儿出生之前,可以说贺建奎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了。但商业的逻辑永远是不断扩大市场,资本的逻辑永远是不断赚取更多的资本。在基因测序领域获得成功的贺建奎敏锐地发现了基因编辑对人体的医用价值,而这片肥沃的土壤由于被归为“禁地”,至今仍是空白。

在“禁地”面前,贺建奎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贺建奎在一份递交给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申请书里,他称这项研究“将是超越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将为无数的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

11月24日,其所在的团队,用“贺建奎实验室”在YouTube和优酷完成了账号注册。次日,配合媒体的报道,早已录制好的五条视频随后在网络传开。在视频中,贺建奎带着难掩的微笑说道:“这对被称为露露和娜娜的女婴在几周前就已出生,像其他婴儿一样健康”。或许在他的商业计划中,这片从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即将为他带来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

图片来源:贺建奎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截图

在功利化的时代采摘科学技术的“恶果”

贺建奎所持的唯市场是瞻的科研态度实际上并不是偶然,仅就基因研究领域来说,现有基因研究的预设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经济利益与功利导向,而对“非功利的、非有利可图的热情特别缺乏。”主要表现在:

其一,技术至上理念。其核心是科技万能论,这是因为,基因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人类驾驭和利用自然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些曾被视为不可施加影响的过程、无法克服的障碍,现在都可通过基因技术加以干预甚至支配了。随着这种能力不断增强和扩张,容易在基因研究领域出现“凡是科技上能够做到的,都应百无禁忌去运用”的倾向,而科学技术的有限性却遭到遮蔽。

其二、市场对经济效益的推崇,也常常导致经济利益凌驾于人的利益、社会利益之上,侵犯人的尊严和人的权益。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和经济利润的刺激,性别检测技术、代孕技术以及干细胞治疗技术发展较为混乱,也正是经济利益至上的表现。

基因研究领域所表现出的这种倾向,也是整个社会过度市场化、功利化的反映,科学技术的力量被广泛地运用于商业活动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隐隐地开始转变为一股异化的力量。

科学商业化的“恶果”或许已经出现。在28日的峰会现场,贺建奎平静地回答提问人,在他的7对被试者中,除了已经生出露露和娜娜的那对夫妇,还有一位可能已经怀孕。话音刚落,场内再次出现了骚动。

面对提问者对实验伦理性的质疑,贺建奎一再重复他那个“美好”的目的,即帮助那些携带HIV的绝望的父母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并为攻克艾滋病难题做出新的贡献。

但已经有足够多的专家通过公开谴责、联名抗议等方式表达了对这一说法的不认同:编辑CCR5不仅作为预防疾病的手段是没有必要、收益甚小的,还会将出生的孩子暴露在基因编辑带来的风险中。

我国的伦理监管因何失效?

实际上,国际上早已出现过民众对非道德的生物实验的抵抗,在许多国家乃至国际上也都已经形成了伦理监督政策和业界共识,但这些显然没有成为贺建奎的阻力。

翟晓梅是国内的一名生命伦理学专家,曾任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这些年,她一直在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建设工作。在本次基因编辑峰会上,她原本准备介绍中国在生命伦理方面的发展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但贺建奎的实验令这位一直为中国生命伦理的声誉而奔走的女士大受打击。

是的,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生物实验伦理监管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在事件发酵伊始,贺建奎的伦理审批书就被曝光出来,其批准机构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而后,深圳市卫计委调查发现,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法律要求向相关部门登记备案。

28日中午的峰会现场,贺建奎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三年前我在不同会议场合问临床和伦理专家,也许可以尝试从事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于是我就做了这样试验。”其中,对伦理审查只字未提。就这样,这位“野心满满”的科学家绕过了一切伦理监督。

翟晓梅坦称,尽管中国的伦理监督在体系上已经建立完全了,但是一些本地的医疗机构根本无法胜任伦理监督的工作。

翟晓梅接受采访

图片来源:新京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建立了各类伦理委员会,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实践只是披了一件伦理审查的外衣,在形式上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技术伦理司2005年颁布的文件设立机构、制订章程、任命工作人员、颁布标准操作规程等,在实践中却无力执行。

学者张美春在一篇名为《基因伦理与基因政策》的论文里探讨了国内伦理委员会存在的问题。首先,伦理委员会里,“领导当主任”的现象严重,2007年,一项全国性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情况调研表明,在所调查的199个伦理委员会中,59%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医院院长或书记,29%是其他院级或科室领导,仅有12%没有行政职务——委员会主任的官僚化影响了伦理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独立性。

另外,委员会还存在成员能力不达标,内部管理混乱,权责不清,以及缺乏本土化的标准程序建设、缺乏伦理结果救济机制以及跟踪审查环节的缺失等问题,都使得伦理审查的过程变成了走过场。

翟晓梅说,如果有一个理想的伦理监督委员会,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诚然,伦理监管的缺位是贺建奎得以钻空子做出疯狂实验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却是国内生物科技产业化大潮的一个结果。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峰会上,贺建奎提到,据他了解,英国和美国存在“类似的实验”。我们无法确认他说的“类似的实验”是否也正在制造被基因编辑的婴儿,也不敢揣测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疯狂的“科学家圈子”,但巨大的基因编辑市场却让人担心——惊人的商业利益是否会让科学家们利令智昏:

据医疗健康市场调查机构Kalorama Information估计,就在贺建奎正在进行基因编辑胚胎实验的2016年,基因编辑工具、试剂、服务、模型和其它相关供应市场规模达6.08亿美元。拜耳、诺华、辉瑞、Regeneron制药等等资本巨头都已经通过投资或是与小型公司合作的方式入局。

最后,我们要问:如果我们一方面将生物科技完全交予市场,把剪裁基因的剪刀交给了那些“利欲熏心”的科学家;另一方面任由伦理的审查被激进的科学创新甩到身后,而普通的民众在生命伦理的讨论中丧失参与的资格,那么我们又如何期待“科学创新为人民服务”呢?

参考文献:

1、21世纪商业评论,《起底贺建奎,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缔造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41879

2、每日人物,《基因编辑婴儿创造者贺建奎:效仿美国导师商业之路,学者不应清贫》

https://3g.163.com/all/article/E1LFJTDL05148UNS.html

3、新浪科技,《争议贺建奎:南科大系的资本运作图谱》

https://tech.sina.com.cn/d/2018-11-27/doc-ihmutuec4153436.shtml

4、野马财经,《“科学狂人”贺建奎:基因=金?》

https://m.pedaily.cn/news/438237

5、张春美,《基因伦理与基因政策》, 科学与社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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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衿  林深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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