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上海,竟然有迷人的博物馆奇妙夜

那些标本老师傅,曾可以包揽整所高校的生物课

编按:上海自然博物馆全新开馆,而这个博物馆背后的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却在现代化的狂欢中被逐渐淡忘。那些由法国的教士和英国的绅士们所谱写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历史精神,已经被中国的科学家们所继承;然而,上自博延安路旧馆所承载的历史,却仅仅成了部分上海人的私人记忆。

是的,“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悼中国夭逝的布尔乔亚,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在思念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的亡灵”。

上海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上自博”)新馆自2015年4月正式开放;三年来,观众如潮,好评连连。在与新馆开放同步开始运行的新版官网“历史溯源”一栏中,上自博这样叙述自己的历史: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神父韩伯禄创立的徐家汇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1933年更名为震旦博物院),以及1874年由英国人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隶属于大英博物馆皇家学会,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博物院)。1956年,在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基础上,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成立。2001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撤销建制,归并入上海科技馆。”[1]

而与这种馆史叙事不同的是,我们还能够在各旅游、问答及百科网站,找到的这样一种馆史描述:该馆筹建于1956年… 1960年动物学分馆在延安东路260号建成;1984年植物学分馆在龙吴路1102号建成;1986年天文学分馆列入上海市“七五”计划…”

如今因延安东路高架而无法重现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建筑全貌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参与1956年上自博创业的陈赛英回忆她接受任务时的情形,则直接透露出了两种馆史更深层次的理念对立:

“首先找我谈话的是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沈之瑜处长, 他对我说:’我们要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院…解放前上海没有自然博物馆,过去曾有过两个外国人创办的馆…这两个馆是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掠夺的机构,解放前夕他们匆匆忙忙运走了几箱标本。在他们的陈列中…放上西藏人的头盖骨, 展室里还陈列着小脚女人的鞋子来羞辱我国的落后。1950 年, 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这两个馆…我们一定要建立一座属于人民的上海自然博物馆。”[2]

同一个博物馆,为何会有两种历史?这两种历史,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关联?

历史一种:传统的发明

其实,前一个非常清晰又更加“源远流长”的表述的成形是相当晚的。2007年4月,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分馆确定建设新馆时,时任上海科技馆馆长的潘正、副馆长梁兆正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上发表《继承与发展——上海自然博物馆建馆理念的思考》一文,提出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成立的徐家汇博物院,和1874年由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建立的亚洲文会博物馆“几度辗转、重建、更迭,1956整合成为新成立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然博物馆之一。”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把上自博馆史回溯至徐家汇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院的文献。

而前面提到的第二种馆史之描述,反而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其基本上与1990年1月由时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的动物学家与科普作家华惠伦在《科学》上发表的《世界著名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一文中的描述出入不大,因此很可能即来源于该文,或与该文同样来源于某种笔者未曾见到的上自博的宣传材料。

因此,上自博伴随着搬迁计划提出的对自身历史的上溯,在根本上并不是根据新材料而做出了对历史事实的修正,而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变化影响下,历史叙事的改变罢了。不过,这里仍然值得对从震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馆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历史历程本身稍赘数语:首先,这两座博物馆在解放前都并非是单一的自然博物馆,而是陈列和研究他们能在中国得到的一切;其次,两座博物馆均已于1950年被上海市军管会接收,原有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离去,在50年到56年间,两馆没有运走的藏品,历史文物已经被移交给1952年成立的上海博物馆,而震旦博物院的大部分生物标本也已被中国科学院接收;1956年开始进行上自博筹建工作时,人员完全是重新调集的。这种情况,使得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历史上溯,与天津自然博物馆对法国人所创办的北疆博物院的继承宣称相比,显得有些苍白。天自博系直接以当时由私立津沽大学代管的北疆博物馆为基础创建,接收了几乎全部藏品,并留用了一些人员。即使是在上自博工作的学者,也在表述中尊敬了这两者的微妙区别:前者是“解放后,这两个博物院遗留在中国的藏品…成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基础”,后者则径直说北疆博物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3]

当然,和上自博到底创办于何时比起来,更有趣的还是他怎样和为何要这样表述自己的历史。比较两种上自博的历史叙事,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不止在于是否上溯到1956年之前。1956年时,上自博的创办计划包括动物馆、植物馆、天文馆、地质馆、人类馆等五大分馆(后又加上古生物学成六大分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直到搬迁也未曾完成这个体系。和“搬迁”重建比起来,为了1956年的梦想艰难地努力的整个过程都显得只是一个插曲。因此,各个分馆的创建当然也就没必要再提。在延安东路260号做过的那个梦,好像在2015年搬迁之前的很早很早,可又说不上是什么时候,就已经飘远了。2015年开始的是另一个全新的梦想。

笔者摄于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与“新的古老历史叙述”相对应的,是在新馆内部对上自博历史的物质呈现:在新馆B2M层展示上海本地自然史的“上海故事”展区的走廊上,陈列着继承自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亚洲象骨骼标本,并高悬着当年“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LIBRARY & MUSEUN”的牌匾。匾的两个下角是各有竖排的四个汉字:“大英钦准”、“亚洲文会”。新的上自博馆史叙事,以“上海故事”外传的身份得到陈列。而在整座新馆的展览空间里,对馆史的陈列也只有这一处。这块“大英钦准”的“亚洲文会”牌匾,成为了新馆里被“钦准”来承载整个上自博历史的符号。

由于全新的设计的陈列体系,人们甚至很难想起许多标本和化石也曾在延安路旧馆中陈列和使用。而更能让人想起延安路旧馆的,却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区陈展区外(同样位于B2M)的咖啡厅。在这里,采用与旧馆风格类似的木质展柜陈列着大量小型动物的标本。标本上还带着用二简字写成的标签。亚洲文会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在博物馆的主要业务空间内的出场,表征着它们在上自博如今馆史中的主干地位。而上自博在延安东路的整整五十八年,则只能在博物馆的附属休闲空间中,作为(德波意义上的)景观出场。也许,它们只能在带着孩子来参观的本地家长们在这里坐下消费时,唤起他们一点童年参观旧馆的经历的回忆。

回忆:错位的怀旧

是的,不难想象,伴随着上自博的搬迁兴起的,除了参观新馆的浪潮,也会有更小众一些的怀念旧馆的声音——尤其是在土生土长的上海市民中间。在以上海用户为主、以某种对老上海的怀旧(以及某些不同程度倾向负面的、针对外地人的微妙情绪)著称的宽带山论坛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比较典型的声音:

“小时候几乎每年父母都会带我去参观,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前年趁老博物馆还没有搬迁之前带女儿也去了一次,昨天又带她去了新馆。和旧馆比设施更现代化人性化,但却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感觉和意境了”、“再次鄙视新馆,简直成了游乐场”

还有更文学化的表达:

“三十年的时间,窗外的上海早已面目全非,而在这里,仅仅是为斑驳的墙壁新增添了几片脱落的油漆。那些橱窗里的模型上落满了灰尘,手绘的背景板渐渐褪色。”更精炼的情绪则是:“在上海几十年没大变化的少数地方之一,在那个空间里变化的只有我们。”

即使不是上海人,只要参观过老馆,也不免会为这样的描写动容。在变动的城市里,这样一处不变的景观,对于不曾离开本地却眼看一切面目全非的人们来说,会让他们投射出怎样丰富的情感啊!不过,宽带山上的怀旧者们并不愿满足于“怀念过去”的感性,他们还需要运用理性来证明这样的过去是更好的。于是,上引言论的作者之一又说到:

“其实,上海自然博物馆,包括老上博(中汇大楼)是国内最接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气质风格的博物馆场地。 好好整修一下,是完全可以胜任现代化布展的。”

为了证明旧馆的优越,他使用了典型的“老上海”方式,即以“资本主义文明的古典形式”(例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尺度,来测量事物。而这样一种古典形式,在中国,又只有上海才看起来一度接近过。然而,这样的说法其实却存在着错位。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的建筑的确具备了典型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但这座建于1923年的建筑在当时是华商纱布交易所大楼。它在1956年被选为自然博物馆的候选馆址,是因为“结构坚实、楼面整齐、面积较大”(出自创馆工作人员回忆)。因而当时和以后,建筑形式与博物馆的功能间难免不断碰撞。除了建筑外形(而不是内部结构)的“气质风格”,这座旧馆实在很难去与大都会博物馆等西方老牌自然史博物馆相比附。

当宽带山的网民们在怀念上自博老馆时,他们到底在怀念什么?显然本不该是他们所未曾见证过的那座华商棉纱交易所大楼的繁荣盛况,不是这座大楼“资本主义都市上海”(他们大多数会拒绝使用“半殖民地都市上海”这样含有意识形态指控的概念)的外观,而是他们所反复参观过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是这座大楼的计划经济时代博物馆(或按这座博物馆1956年的创业者们使用的概念,“人民的博物馆”)的内容。然而,这座博物馆作为怀旧符号,其所指和能指却吊诡地分离了:博物馆坐落在这条填平洋泾浜修建的,从爱多亚路、中正东路而成为今天的延安东路的大路上;而这条路正连接着原法租界的静安寺到原公共租界的外滩。从位置到建筑风格,这座建筑都正可以完美地被嵌入今日上海人对昔日租界上流生活的想象之中;甚而,这种想象,却寄生在小市民们对建筑里的这座博物馆的真实记忆之中,一边扼杀它的宿主,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这种“记忆”本身!张旭东在《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一文中说过:“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悼在中国夭逝的布尔乔亚,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在思念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的亡灵。”这种对王安忆文学的解释得到了作家本人的默认。而整个上海本地主义的怀旧情绪,又何尝不存在着这样的错位呢?只不过大多数沉浸其中者不会像王安忆一样,本来就已意识到这种错位,而又以反讽性的态度面对这种错位而已。

这种错位的怀旧,在新馆的空间里,同样得到了有意识的利用和延续,既巩固了对馆史叙事的转型,也回应了部分本地参观者可能存在的心理需求。在上文提到过的新馆里的咖啡馆,径直被命名为“1868”。与摆放的木质展柜和动物标本相配合的,是拟西洋式的桌椅、墙上布置的油画和与标本错杂陈列的假文物。一方面是保存了带着至少是一部分的旧馆质感,能够调动暂时成为消费者的博物馆参观者们真切童年记忆的物件;另一方面,却重新把这些物件布置在总体性的虚假结构(“1868”)中,并通过对这一虚假结构的重新命名来取消这些物件自身言说的可能性。个人的回忆被包裹进那个遥远而错位的历史符号里;1868年利用1956年自身的力量,在2015年彻底地征服了1956年,而1868年的胜利,又成为了2015年的盛世的布景板,成为了2015年休憩、复原自己的一处驿站。

1868咖啡馆 笔者摄于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历史另一种:被压抑的“创业史”

那么,那一部分被取消的历史和被扭转的记忆,又是些什么呢?

殖民地博物馆往往是通过再现“他者”的手段,向观众论证殖民主义者具备统治殖民地的合法性,对于半殖民地亦然。[4]陈赛英回忆中沈处长所举出的例子,在十九世纪末博物馆学的脉络中,当然可以得到看似价值中立的理解。陈列小脚女人的鞋子,无非是十九世纪式“人类学”博物馆的正常操作,未必有强烈的主观恶意。然而从当代看来,其结构性的偏见却清晰可见。同样的一双鞋子,说它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说它“反应了前现代社会压迫妇女的罪恶”,当然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对于1956年开始筹建上自博的先行者们来说,不仅仅是在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废墟上,他们需要从头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博物馆理论和思想体系;在物质层面上,只有被后来者称为“提供了基础”的一些标本和化石,而缺少更丰富的藏品,缺少场地,缺少技术人员…这里也的确在进行着一场货真价实的创业而不是“接收”了事。对此,袁菁在《展示生之快慰和死之平静,老上海自然博物馆小史》一文中引用胡风的那首著名的歌颂建国的诗歌题目概括说:“时间开始了!”[5]

对于这场艰苦的创业史,本文不拟详述,上引陈赛英和访谈与袁菁的记述已经足够丰富了.只要再强调其中一些挑战我们对计划经济时代一般认知的信息就够了:

“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讲解员每天早晨8点半上班打扫陈列厅,9点开馆,晚上9点闭馆,节假日不休馆。”

原来夜游博物馆不算是个中国博物馆界的新生事物,早在1960年时,我们就曾拥有过社会主义的博物馆奇妙夜。

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大厅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制作,从数量和质量都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标准。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鸟类标本占到全国1200种鸟类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约有1000种。”这些鸟类标本如今静静地站在上自博新馆的咖啡厅里,带着创业者们的手泽,看着这些喝着一杯三十或更贵的咖啡的游客们。

当然,创业也远不仅仅在馆内进行:

“一九七〇年代,我们一群人扛起宣传板一脚一脚走着下到上海郊区。搬运工具最多就是一辆‘黄鱼车’(三轮车)。科普地点选在文化站、破旧庙宇里。到下面一走,反响蛮热烈,一来农民群众也喜欢闹猛,二看他们也关心蛇伤的问题。‘哪种蛇有毒?哪种蛇不毒?’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常常遇到的切身问题”。

在文革期间,博物馆因为“停业闹革命”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创业者们立刻又投入了送科学下乡的工作。与其同时, 博物馆也恢复开放;1972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古动物史与古人类史陈列室开放,据当时的报道:

“这两个陈列室展出了大量的古动物及古人类化石模型及图片; 系统地、通俗易地阐明了古动物的发生、发展和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雄辩地证明了‘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科学论断, 给广大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引文有删节)

一种历史如何用回忆消灭另一种历史

八十年代,上自博旧馆进入了又一个稳定运行的年代,尽管两栖、爬行动物馆陈列一直保持着1975年调整后的样子,但在1986年改进了古生物史陈列 ,1993年改进了古人类史陈列。

而到了九十年代,上自博和中国大多数博物馆一样,进入了捉襟见肘的十年。设备的老化,馆舍的不敷使用,政府拨款的减少,都给予博物馆极大的压力;不过,消费主义大潮下,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博物馆面临的最大问题。为此,上自博通过不断引进临展和不断外出展览的方式艰难求存。而与上自博的艰难形成对比的,是上海市却通过浦东的开放,走进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财源滚滚的上海市政府大手笔的建设项目一个又一个,在科教领域,像上自博这样继承了“苏联模式”的博物馆,似乎不再值得拯救了。一座新的科技馆,列入了规划的日程。

2001年,上海市因领导认为“自然博物馆与科技馆功能重复”,将上自博独立建制取消,归入新建设的上海科技馆。据同样来自宽带山的知情者说:“里面一些制作标本的老师傅,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领导不重视,技术后继无人。”而袁菁则概括说:

“在老自然博物馆员的力争下,延安中路260号维持现状。但近三分之二老馆员退休、待退休——此时馆内拥有高级职称的正副研究员多达60多位,这个数量意味着上海自然博物馆完全可以一手包揽任何一所高校生物系的所有课程,而且绰绰有余。但当时,很多时年不满50岁的科研人员,在上海科技馆企业化管理的模式面前犹豫再三,做了一次或许令他们今日亦有抱憾的选择。研究,几乎集体终止。自然博物馆像那些标本、化石一样骤然安静下来。”

从那时开始,在始建于1956年的、延安路上的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里,时间停止了。和其他那些在九十年代的第一波消费主义浪潮中就已经崩坏的上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事物相比,它由于这样偶然的机缘,又奇特的、僵尸般的继续存活了二十年。用手工写满了楷体的二简字,并由手工绘制的展牌,尽管渐渐失去了油彩,却一直放在那里。展板上继续写着某种野生动物“肉可食,皮可制革”等等对它进行经济利用的方法,但这种动物在野外,却可能早已经濒临灭绝了。2003年的延安高架路东段,把这座老建筑搂在怀里,从此以后,参观者可以从二楼和三楼展厅洞开的窗户(这座展馆一向就是这样依赖自然光照明)里听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博物馆里甚至还在陈列着一件1960年第一次开馆时设计的成像机——它用改变光线的方式展示雷鸟羽毛颜色的季节性变化。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老馆渐渐成为了一个时间的黑洞。

吊诡的是,恰恰是作为“黑洞“,让老馆又拥有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命力。它成为了一具不能说话的木乃伊,一方面供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偶然想起时回来凭吊一下童年,却又被渲染成某种”审丑“圣地。这具木乃伊的面貌,被说成是它生前就有过的样子。一篇有趣的豆瓣日志写道:

“三楼无脊椎动物馆,光线明亮,屋厅的吊扇兀自嘎叽嘎叽旋转。一九七二年布展的展馆,各种原本就是奇形怪状的蛔虫蚂蝗血吸虫、虾蟹龟鳖蛇鱼鲎在福尔马林里浸泡了四十年,褪尽了颜色,苍白臃肿,肥大狰狞。比如那条四十多岁的带鱼,如果在菜市遇见我真不知道我们是谁打算吃了谁。那不是无脊椎动物馆,那分明就是生化危机成果展。四十年前这个展馆是要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可是四十年后这个展馆分明是要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没的。屋外雨声无休无止,妥贴周密地裹紧了整栋老旧的洋楼,裹紧了楼内的毛骨悚然…不过若是更换着眼点,会发现其中趣味,仿佛着着一场七十年代的原景重现。一切都是老旧的,真实的老旧而非作旧,用来展示动物应用成果的药品物品还是七十年代的产物。你本来是要去看动物世界,上映的却是探索发现。”[6]

当然,在采访许多上自博的老人,产生了和这些老人们的某种共情后,袁菁的笔调显然更温情,更怀着敬意:

“上世纪80年代的繁盛荣光,早已踮着脚,从这里退了出去。上海自然博物馆何止鬓尘满面!但不知何故,每思忆之,其闪烁一种绿色、平和的幽微光亮——不仅仅是因为这栋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有着绿色的木质窗棂,或是从一楼人类陈列馆望出去,有一大片沁人的、油绿的水杉,更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所有从低等到高等的生命体内部的挣扎、蜕变,和死亡相连的生之快慰和死之平静…在自然博物馆的晦明的光影中,充满了一种大地感,洞穴般的回归感,动物可以不再因死亡而流泪、冷却,剥制术轻轻伸手,挽住了它们皮毛,填充物撑开了转瞬即逝的姿态,而那些配色雅致的图表、景箱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如何来,怎么活,并肯定所有生命的价值,那些根本的、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这里,老一辈上海自博馆人,无论专家或美工,为上海,为自然世界,精心、尽情地编织了一个最美、最无暇的进化童话。”

这两段文字同样极有文采,而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把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当成某种景观来处理;而旧馆也的确只可能是一处景观。它可以容纳很多参观者私人的回忆,但是,他却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时间开始过,又停止了;不,不是停止,而是被这座建筑吞没了,收回了,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就像它自己的展品——那两句古尸一样,成为了一具被展览的古尸。

对于全新开馆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说,它的历史里必须只有跨越了中间的深渊的两段辉煌;上海作为市场经济下的工商业都市兴起,与全球化的现代科技文化保持着同步且将继续保持同步。法国的教士与英国的绅士们进行的研究,将会由中国的科学家们继承下来;而上自博的延安路旧馆,以及它所代表的计划经济时代里的上海生活,将仅仅被允许作为一种私人记忆流传。人们可以在坐下来喝咖啡时,通过一些景观想起这种生活,也将被允许以之来回顾个体的“童年”。然而,一旦要把这些记忆编织成理性的、有方向的、系统的历史时,一旦要呼唤投射在现实上的历史时,这些故事就不再可以被展示了。主权者先是把市民们经历过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四十年封存进记忆,而不展示为历史;又通过对记忆的错位挪用,把这种记忆回收到上一段历史之中。于是,深渊被填平了,发达的市场经济都市上海,永远屹立在历史和现实中。

尾声:历史的终结?

可是,无论对于上自博还是上海来说,在今天发生的一切,当然都并不只是复归而已。在上自博中,全新推出的由肯尼斯·贝林捐赠的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览,就足以反映出上自博和亚洲文会博物馆之间的时代里,全球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与中国人从被观看者部分成为观看者的位置翻转。在《肯尼斯·贝林的非洲动物展:一种后殖民症候?》[7]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该展览中在动物标本间布置马赛人雕像和茅屋模型这一症候,他指出:“展厅通过将马赛人与标本们放置在一起,配合所谓‘野性’的展厅主题,马赛人成功地变成了他者——野蛮化与原始化交织的他者。”我们该还没有忘记上自博创业者回忆中的,西藏人的头骨和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吧。

被展出的他者:马赛人 笔者摄于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在该文中,作者还揭示了贝林先生的捐赠,与非洲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看似极为“辩证”的关系。而在笔者看来,这处陈列的内涵可能更加丰富:欧美人去猎捕,捐赠给中国人欣赏,而位于不同位阶上的这两个伙伴,正可以一起去欣赏、想象、占有和“保护”非洲的野性。参观者在这里能学到的,又何止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呢?

注释:

[1]上海自然博物馆官网-历史朔源: 

http://www.snhm.org.cn/gywm/lssy.htm

[2] 江冬妮 、沈宁访谈整理,段炼校注,《回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初创——陈赛英女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1期。

[3] 张晓澜, 《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溯源——兼谈对自然博物馆收藏研究功能定位的思考》,《中国博物馆》2013年。

[4] 钱晓珊,《殖民地博物馆与“他者”意象的再现》,《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6年第1辑。

[5] 澎湃思想市场,2015-4-15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1123

[6] “h”的日志,《上海自然博物馆 慎入》:

https://www.douban.com/note/198832176/?type=like&start=200#sep)

[7] 《肯尼斯·贝林的非洲动物展:一种后殖民症候?》,微信公众号“复旦人类学”:https://mp.weixin.qq.com/s/L8hnmSQrucffA4i-mvb_tQ

本文及封面图首发于一颗土逗,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作者:李舵

编辑:Desperado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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