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反同:这些年台湾同志都经历了什么

一群看似婚姻稳定、符合道德的主流夫妻,背后有着无数违背道德的蝇营狗苟,而一些迫于社会压力未出柜的同性恋者,却反而在真正践行着更纯粹的亲密关系。

台湾导演黄慧贞拍摄了自己的拉拉母亲

 图片来源:《日常对话》剧照

导语:11月24日台湾关于婚姻平权的公投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平权道路上,台湾的LGBT群体已经跋涉40余年……

1958-1985:那是个连“Gay”这词都不是很明白的年代,出柜就可能意味着被逐出家园、校园,被当成异类针对。

1986年祁家威发表《对社会大众及同性恋者的恳切声明及呼吁》,成了全台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同年8月,立法院拒绝其请愿。

1990年代民主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的进展,间接促使不少同性恋组织成立。98年,几位同性恋者成立“同志咨询热线”,提供专线供同性恋者咨询并协助解决困难。

2000年,玫瑰少年叶永鋕因其女性气质惨遭校园霸凌,引起社会关注。03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同性恋者大游行,1000余人参加。04年通过法条:“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特质或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别之待遇”。06年,时任立法委员萧美琴提出了《同性婚姻法》草案进入立法院。

2012年,男同性恋者陈敬学与高治玮结婚登记被拒,行政诉讼无果。同年10月,“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将费时两年起草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送进立法院,并有所进展。

2016年12月10日,「婚姻平权大平台」与吕欣洁在世界人权日发起大型活动,有25万人参加。

2017年5月24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作出解释:现行《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被判定违反宪法,并表示两年内立法机关应做出符合宪法精神的修订法案,若无,两年后《民法》自动生效。

11月24日,台湾迎来公投,而其中一项重要的议题便是对婚姻平权与“同志”教育展开决议。最终,提案走向被否决的道路。

性少数群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婚姻、教育是否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障?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大家虽然往往所知有限,但仍愿意根据自己了解的只言片语来推测、想象和谈论。

有人会说,他们的关系很乱,经常“换伴侣”;也有人会说,他们的关系因为没有婚姻的牵绊,反而获得了纯粹的开放关系;有人说,他们同样面临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但也有人说,许多性少数其实都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并用这样的身份同样证明自己与主流别无二致……

同志咨询热线里的新闻墙 图片来源:好奇心研究所

错综复杂的评价背后,同性恋者的亲密关系伦理和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有怎样的关系?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彦宁教授,用她历时二十余年的田野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战后台湾老T(即tomboy,指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与之相对应,“女性化的同性恋者”被称为婆)们的生命历程中的亲密关系实践。我们将借由她写作的“老T搬家”四篇系列论文,探索台湾老T的生活世界。[1]

老T的亲密关系及其伦理实践

不可计量的亲密关系

锅子和Yumi作为情侣和朋友相处了40年。2002年,已经相处了30年的两人分手。当时,Yumi选择了跟一个比她年轻30岁的男友义肢推销员结婚,希望借此可以让自己因车祸而失去双腿的儿子不至于在她离开后无人照顾。

分手使得锅子很痛苦,但她从未责怪过Yumi。Yumi在2004年与男友分手后,两人虽然没有复合,但也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锅子继续为Yumi和她的儿子提供经济上的帮助。08年时,Yumi也因为担心锅子不能准时用餐,常常花上一个小时搭乘捷运去锅子所在的镇上买好便当,前往她家中共同进餐。

Yumi年轻时是个陪酒小姐,也是所在酒店的头牌,不少外国商人都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甚至愿意娶她回去做阔太太。然而,Yumi却选择了跟所爱的锅子在一起,辞去了陪酒小姐的工作。据说,Yumi在当时就用自己的人脉和积蓄帮助锅子创业,而锅子也在后三十年负担了Yumi和她残疾的儿子的生活费用。

当年老T们会去订购西装的“汤姆西服”

图片来源:豆瓣 

圈子里的情感和经济逻辑,并不如主流社会那样,如市场中交易一般的理性计量的等价交换,而更接近互惠和礼物交换——给予者未求回报,受者常不觉受到“资助”。或即使有所感,也常以逾期感谢的方式被感知(或回报),且这个金钱流转的方式不仅再度确认了朋友和爱人的关系,也将这层关系越位到圈子中的其他人身上。

相互照顾的家庭伦理

阿屏曾经在美国呆过不少时间。在那里,她与她的美国女友Patricia共居了10年。一同居住的还有Patricia与先前的丈夫所生的2个孩子。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当然,这个家庭看起来很符合异性恋回应家庭应该有的经济功能和相互照顾的情感功能,但仔细推敲,这场结合是非常不合算的,阿屏和Patricia的付出也匪夷所思。

阿屏与Patricia相识的时候,Patricia已经确诊了子宫颈癌,随后10年化疗不断。而这10年期间,阿屏一直努力照顾着他的伴侣,无论是身体、情感还是事业。Patricia有两个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从事房地产销售的行业,阿屏为了支持他们的事业,主动出钱买房。

Patricia出生于嬉皮世代,经营着一家第三世界独立音乐的发行公司。阿屏当然知道,搞这样的小公司自然是赔钱的,但她愿意支持自己的伴侣做下去,甚至卖房为Patricia补充亏空。而Patricia的前夫,正是因为她事业上的欠债赔钱而选择了离开。阿屏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她是自己的老婆,自己当然需要照顾她。

照顾和理解当然是相互的。阿屏曾经把自己老年痴呆的母亲从台湾接来美国赡养。即使语言不同,Patricia也努力与老人交流,希望她开心。

对于这段“婚姻”,阿屏的二姐很是不解。在她看来,Patricia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是阿屏生活的累赘。阿屏帮着做赔本的买卖就算了,竟然还要去支持Patricia跟前夫生的小孩的工作。最不能理解的是,Patricia死后,阿屏竟然还继续卖房为她还债。

当然,阿屏的二姐的家庭生活也不算是主流定义的幸福,但却反讽性地展示了家庭的本质。阿屏二姐的丈夫在外经商,早有其他稳定伴侣多年。虽然夫妻身份名存实亡,但阿屏的二姐当然不会放弃这层纸面关系。每个月的汇款,商人太太的贵宾身份是维持“贵妇”生活的必要之物。

对阿屏的二姐来讲,相互照顾的功能嘛,至少现在是不重要的。毕竟钱和身份在这个社会可不完全是身外之物。

新时代小T的生命体验和伦理实践

劳动的钱,感情的债

一天的忙碌结束,生活才真正开始。一下班,少德开始了精心的梳妆打扮。她用发胶将头发向后定型,穿上昨晚熨烫的平整的衬衫。离开厂房,少德立马跨上了自己的机车,引擎轰鸣,机车一路飞驰,通往目的地。

与前面提到的那些老T相比,出生于70年代的少德应该算是小T了。当她们求学就业之时,正是台湾政治解严、以解除外汇管制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取得主导位置的时代。跨国资本和商品日趋快速的流通带动了经济结构的重整,并逐渐向服务业转向——这一转向也同时产生了劳动市场内部的两级分化,少德这个世代不提供文化资本的年轻人,便提供了该产业急需的低技术劳动力。

可以说,少德真正的生活是从离开工厂开始的。她自己将自己的一天分为“happy前期”“happy准备期”和“happy hour”。只有在happy hour,才真正是“我少德的英姿”展示的时刻。无趣且繁重的工厂劳动,期间不断被正常社会凝视的劳动过程,都是happy hour的铺垫。而happy hour之时的情欲体验,让被剥削的体验变得甘愿和可以忍受。

泰国拉拉吧

“我少德的英姿”如此飒爽,在酒吧自然不少得女孩青睐的青睐。1993年的圣诞夜,少德的朋友Andy的“老婆”小乖带来了她的初中同学“花枝”。当晚,花枝对少德一见钟情,在少德醉酒后百般照顾,夜深后搀扶她回住处休息并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此后两人交往了三个多月。

1994年5月初,也就是少德和花枝分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花枝突然委请三位KTV少爷上门催讨“感情的债”。他们出示多份账单,要求酒债共达十几万元。虽然,交往期间,花枝多次邀请少德和他的朋友们到她工作的KTV俱乐部唱歌饮酒,但大家点酒很节制,酒钱根本不会如此之多。

这就意味着,花枝将自己在与少德在KTV的相处界定成了自己“出台”,因而出台费当然算在其中。少德和花枝的亲密关系成为可以被金钱量化的事物。

有趣的是,少德的朋友们虽然以“花枝”不是纯粹的圈内人而安慰她,却又在少德向请这些共赴消费的朋友们一同分担费用时,都附和着“情感债务逻辑”,认为这只是少德和花枝自己的事情——她们的债务问题。

少德这一代的“小T”,新的消费模式导致亲密关系已经开始不那么纯粹了。在他们的眼中,金钱作为亲密关系中的交换媒介是理所应当。亲密关系是可计量的了,是可以用金钱来进行核算的了。情感的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债”。

衰老体验与情欲幻象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经常有些严肃,却又半开玩笑地说过:“老了,老了。”

年轻的少德也是。

在被母亲“架着”前往磨具厂打工之前,少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T吧做“少爷”。乍一眼看来,这份工作似乎要比模具厂好很多,因为工作本身就充满着“情欲潜流”。但令人不快的是,所有的服务业工人都需要面对自己“被管理的心”。在T吧,少德的情欲展演成为了劳动过程,其上更附着了等价交换的成分。很大程度上,他无权选择客人,而客人的要求她要尽力满足。客人点了她,也点了贵的酒,少德就需要在工作时间甚至非工作时间奉献自己的情感,否则就会像前文提到的那样,欠下感情的债。

正是由于无法承受沉重的情感劳动的道德和情感负担,少德终于在19岁时辞去这份T吧的工作。暂时失业的她在每日吸食安非他命,感受着强烈的衰老体验。她说:“我感觉我老的很快,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爱的是谁。姐姐你不相信我十九岁就觉得老了吗?十七岁我就开始害怕要老了。”

安非他命 图片来源:搜狐

正是在这样的衰老体验下,少德对赵彦宁所讲的“撞上魔神仔”的故事发生了。

失业后的一天晚上,在服下安非他命后少德突见一位美丽的长发少女来访。美丽的少女一边哭泣,告诉少德她了解她的寂寞、孤独,并愿意来照顾她。觉得自己不被母亲和圈内人理解的少德,遇见一个愿意了解和照顾自己的人,当然深受感动。于是,她开始每晚与这位少女恋爱,地点就在少德家里的房间。

某日,女友告诉他,认识许久,该见见父母了。少德精心打扮,穿上帅气西装赴约。为此,她甚至会停止吸食安非他命:因为自己不能走路都走不稳就去见她的父母,那样是不尊重她的父母——“她照顾你这么多,你当然也要照顾她”。

然而,每次赴约,往往苦等许久,仍不见女友及其父母。反复几次之后,女友一旦出现,就斥责少德“不敢面对现实”。

最后,少德也终于意识到,正是重度吸食安非他命导致自己出现幻觉,让自己品尝到了日常生活中贫乏又难以获取的非凡的情欲体验。但吊诡的是,这种非凡体验是矛盾而悲剧性的:吸食安非他命会引发非凡体验,带来一个愿意了解和照顾自己的虚幻女友,但一旦少德想要与其进入一段“照顾和被照顾”的真实的交互情欲体验,他又不得不为了尊重对方和其家人而放弃快乐之源——安非他命。

这样的“悲剧恋情”背后的生命基调,其实也可以被大多数人共享。情感劳动、资本主导的薪资劳动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下,“三次元”的现世生活乏味无聊,急速催人老化——疲惫和无意义感交织在心头。无预期出现的各种体验美妙非凡,只是并非与前者同行。

若硬要说现在与20年前少德的体验有什么不同,也许就是大众传媒的演化让非凡体验的出现变得不那么困难吧。

是的,你听说过“肥宅快乐网”吗?你知道什么是“纸片人老婆”吗?

晚景:新自由主义下的双重底层阶级

达力很讨厌搬家,特别是自己年纪大了以后。

年轻时的达力,虽然很早脱离了家庭,但顺着经济腾飞时期台湾影视业的兴盛,拿到很高的薪水。因而,当时不仅房租是小事,还会经常请朋友们饮食娱乐。到了90年代,台湾的影视业开始萧条,达力不得不频繁转行。2000年,被调往戏院负责“人妖秀”的演出,薪水直接腰斩。最后,伴随着台湾旅游观光业的萧条,她终于彻底失业。没有房产的她,现在只能重新借居弟弟家中。

房子,大多时候都被视为是异性恋爱情和婚姻所期待的永恒关系的实体象征,结婚买房也似乎是全民共识。房屋拥有的逻辑与异性恋亲属与婚姻体系如此紧密地结合,让房地产业往往愿意与银行结盟,共同向新婚夫妇提供优惠利率的购房贷款,纷纷推出以婚姻身份决定房贷利率的方案。同时,整个贷款的信用逻辑也遵守着同医保制度一样的“亲属连保逻辑”,个人的信用度必然为其特定亲属所保障和定义。同样,脱离此家户形式生活的老T们当然成为了低信用人群。在消费社会之中,低信用就意味着公民身份的残缺。

毕安生身患癌症的同性伴侣曾敬超希望在临去世前把财产转给他。但法律不承认其婚姻关系,最后造成悲剧。

2000年春天,培元看病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麻烦,她需要做手术。按照道理,这需要有家属的签字才行。但像培元这样的老T,并没有合法的婚姻伴侣,跟原生家庭也基本上断了联系,自然找不到家属来给她签字。对于医院的要求,培元愤怒地说:“我就说命是我自己的,我给我自己作保不行?”

其实近几年,培元的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必须因此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操劳。因为只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才能让他参与医保,不然他将更无法承担昂贵的医药费。原本,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的保险对象包括被保险人及其眷属。而这里的眷属,对于培元来讲同样并不存在。总之,培元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断地操劳,从而治愈操劳带来的生理痛苦。

超越“异同”之辩——共同体验和希望之镜

从这些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老T们的亲密关系伦理和生活状况其实跟大多数人一样,根植于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简单地用性取向来化约道德状况是不尊重现实的。老T的生活,一方面其实与大多数人经历着同样的欢乐和苦痛。90年代的蓝领小T和婆们,一样默默承受着蓝领劳动者和低端服务业员工的低工资、高强度工作和剥削。他们与“普通”的劳动者一样,靠着娱乐和消费时的快感缓解工作时的机械和无趣。年轻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亲密关系逐步变成可理性计量的经济关系的附庸。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跟少德一样,去到二次元去寻找被压抑而潜藏的情欲。面对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国内经济萧条和产业转移,许多老年、甚至中青年的技术人员和白领们也跟许许多多的老T一样,正被界定为“落后劳动力”并被淘汰。许许多多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劳动者,包括作为“农民工”为城市打拼一辈子的劳动者们,也会发现自己成为了福利制度的弃民。

要说有什么不同,也许是这些T们作为异性恋以及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的“异端”,往往还会受到主流道德的鞭挞。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双重底层阶级。但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看老T们的道德,其实并非那么不堪,反而常常会让我们有些欣羡。他们的关系反而更像是“照顾与被照顾”的纯粹关系,没有谁一定养谁的规范,家庭关系也少了斤斤计较的财产算计。

即使这种关系有公共道德要指责的部分——“贵圈太乱”,但其实这不是更像一种理想的开放关系吗?在这个意义上,老T的生活和亲密关系伦理足以成为我们一半人的镜像:一群看似婚姻稳定、符合道德的主流夫妻,背后有着无数违背道德的蝇营狗苟,而一些迫于社会压力未出柜的同性恋者,却反而在真正践行着更纯粹的亲密关系。

注释:

[1]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迁往宝岛台湾。自此,两岸分治,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特征,成为抑制新生的红色中国的桥头堡。美军驻台和美资入台将一种新的“美军(消费)文化”带入了台湾。可口可乐、摇滚乐、化妆品成为了新的消费热门,新的消费空间开始在岛内蔓延。

非正统性的展演相关的另类社会空间也在这股浪潮中诞生了。Gay Bar就是其中重要一例。这时的Gay bar是不分男女的同性恋者圈内交友舒适安全的场所。许多“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正是在Gay bar中知道了自己被称作T,而自己的伴侣——“女性化的同性恋者”——则被称为婆。

参考文献:

《老T搬家:全球化状态下的酷儿文化公民身份初探》

《往生送死、亲属伦理与同志友谊:老T搬家续探》

《不可计量的亲密关系:老T搬家三探》

《与之共老的酷儿情感伦理实作:老T搬家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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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行

编辑:Tagaryen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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