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离开的他们,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疤痕上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城市和它的建设者之间的距离。

导语:城中村改造了、地铁通车了,我们也搬走了

城中村,最后的避难所

自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然而,离开土地和原生家庭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仅处于非常脆弱的位置,更不被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接纳。

目前人口净流入一线城市的住房保障政策,很大程度上和国家人口调控目标结合,成为各大城市吸引“人才”的手段。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大量进城农民工虽然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但在这样的治理逻辑里是不受欢迎的。

以深圳市为例,其计划于“十三五”期间,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4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不少于30万套。而实际上,申请人才住房的“重点企业”资格认定严格,须通过企业的税收贡献、营业收入、人才规模等指标综合评分排序申请。部分区域甚至设有上年度纳税额下限,人才也必须符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才认定的条件 。

为了降低城市的治理成本,管理者不仅把农民工排斥在成市住房保障政策之外,还将农民工住房的主要责任推给了企业。现有住房保障政策倾向将“用工单位”视为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强调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负责建设、筹措房源,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

工厂提供的农民工宿舍

图片来源:新浪

然而,对私人资本而言,最大化经济效益是才最主要的任务,一旦有利可图则失去营运的动力,更无法提供农民工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令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工厂集体宿舍”大多条件恶劣,楼层内配备卫生间,不能在房间内开火做饭,也缺乏公共空间。

虽然由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可以暂时解决居住问题,但企业通过将工作空间和住宿空间高度压缩在一起,将其对农民工的控制由工作现场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剥夺了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可能性。此外,用人单位免费或底价提供住宿,也为其压低薪酬、延长工作事件提供了理由。

并且,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从事服务业的外来人员比例不断提高,其务工的地理位置不再仅集中于工业园,有零散化的趋势。同时,随着企业用工规模缩减,能为农民工提供规模化集体宿舍的用工单位越来越少。自2011年至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比例由49.9%下降至13.4%。

在现阶段住房保障政策对农民工群体的纳入程度极低,而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住房的保障性作用也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外租住房屋。而近些年,城市商品房的房价和房租急速飙涨,平均工资又较低,且增长缓慢,农民工群体根本无力负担正规的商品房。

在此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住进产权不清、居住权益不被保障的城中村里。村中的住房形态以非正规住房为主,多为农民宅基地自建房、在原农村集体建设地建起的集资房。与“城中村”的住房条件接近的还包括城市旧城改造区域、违章建筑群等。这些地方虽然往往基础设施落后,内部建设混乱,但区位优势明显、租金价格相对低廉,所以成为了很多外来打工者的落脚之地。

城中村逼仄的巷子

图片来源:市政厅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广州市共有 304 个“城中村”,村域面积共 716 平方公里,容纳约500 万外来人口。2017 年,租房人口占城市人口的 80%,在租房的 1600 万人中,其中 1100 万住在“城中村”。

总体而言,当前农民的城市生存空间正在大幅度地限缩。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未能纳入农民工群体,以企业宿舍为代表的部分正规住房也正在快速消失。在政策缺失、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城中村承担了农民工保障性住房的角色,它是他们在城市中最后的避风港。

城中村,野蛮生长

然而,尽管城中村很大程度上能够暂时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迫切的住房需要。但城中村在容纳大量外来劳动者,为他们提供基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隐藏着重重的隐患和问题。

根据广州消防部门统计,2009 年至 2014 年,“城中村”发生火灾 4132起,约占全市火灾起数的 57.44%,死亡 61 人,约占全市火灾死亡人数的70%。

一位住在“城中村”的电工表示:“村民当初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用电的问题,夏天同时好几部空调一起开,超载虽然能用,但是电线温度会比正常高很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起火。这个需要房东把电线重新铺线,但他们只想着赚钱,怎么会愿意花钱做这个事?”另外一位在电子厂工作的工人提及自己所居住的“城中村”曾经发生的严重消防事故,造成几十个工友伤亡。

然而,尽管大部分的“城中村”受访者均意识到“城中村”并不安全,但因为负担不起更昂贵的房租,唯有继续租住。

图片来源:市政厅

住在城中村,不仅要时刻面临生命威胁,在遭遇租住纠纷时,城中村居民的利益也难以保障。由于城中村特殊的属地和产权性质,使得《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法规并不适用于“城中村”中的大部分非正规住房。租赁双方往往只能诉诸于《合同法》等。然而,大多数租住于“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农民工在租房时没有正规的合同作为担保,因而也难以维护租客权益。

更麻烦的是,在深圳和广州,“稳定居住”是居民享有就近入学公共福利的重要依据,然而我们却发现,对于大量居住于“城中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尽管具备城市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但要办理凭证仍然异常困难。根据深圳市《关于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核验住房证明材料的通知》,租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家庭虽然可以办理“房屋租赁信息”以申请学位,但在稳定居住的项目积分却为零分,仍然变相排除了低收入非本地户籍人群就近入读公办学校的可能性。

地铁开通了,城中村也住不起了

可是,即便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城中村的租房价格却一直在上涨。

随着过去五年越来越发达的轨道交通建设,许多原本在市中心上班的小白领因为负担不起市中心的租金,搬往城市轨道沿线地区的”城中村”租住,”城中村”的房东见到商机,便大幅垄断上涨房租。同时,随着 2015 年后深圳和广州的长租公寓市场蓬勃发展,有条件的村民或房东见到商机,纷纷开始翻新自己的出租屋、配备电器、家具,再挂上“酒店式公寓”的招牌锁定小白领出租,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阿强,2015年的时候在靠近清湖地铁站的富联新村租了一个15平米的单间,起初房租是400元,阿强觉得房间虽然小,但是考虑到这个价钱自己能够比较容易负担,能在深圳安安稳稳地落脚就已经不错了。想不到的是,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每三个月的时间房租就上涨50元。房东跟阿强解释涨租的理由:“这里近地铁,市里面上班的人都到这里来住,这边的话消费又低,每天坐地铁不会迟到,你要不住的话提前两天跟我讲,你就可以走了。”

一年多之后,阿强由于无法负担持续上涨的租金,只能收拾铺盖走了,离开了这间居住了一年多的出租屋。他搬到了离地铁站更远,位于岗头村农民房七楼的小单间。然而到了2018年初,这里的租金也以30%的比例上涨到了650元。反观阿强的工资,仅随着深圳市最低工资调涨而略微上涨了4%,远远追不上 40%、30%的房租涨幅。阿强无奈地表示,“我们的工资又不涨,不涨工资老涨房租。越搬越远,再涨下去,我们穷得都要往东莞去住了”。

一位农民工口中“挺好的房子”,

下午5点便已一片昏暗 

图片来源:新浪

随着地铁的开通,深圳马鞍山和广州凌塘村的多位村民将农民房改造为公寓,再以翻倍的价格出租。2016 年,马鞍山地铁站开通,多位村民对农民房外墙进行粉刷、内部打隔断装修,添置家具,以酒店式公寓的形式出租。

从事保安行业的小刘曾在深圳马鞍山的农民房住了七八年,两房一厅的租屋处近八十平米,空间宽敞,多年来本地村民向他收的房租一直是 500 元,没有调涨过。但到了2016 年,房东收回房子进行装修,他和老婆为了节省开支,唯有以 300 元的租金,搬到另一栋农民房七楼的 20 平米的小单间租住。而目前,小刘曾经住过七八年的农民房已经改叫“利威公寓”了,仅一个一房一厅的单间租金都高达 1200 元。

小刘告诉我们说:“农民房都在涨价,现在靠近外面,光线比较好的房子全部都装修租出去,一个单间就要七八百,搞得里面光线差的一房一厅都要 800 块。”小刘打心底里对地铁反感:“地铁开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上班,也很少进市里,要去哪里自己有电瓶车,还嫌地铁贵。而且地铁开了房租就马上贵了。”

城中村的房价虽然随着交通线的建设,水涨船高,但租金仍然很有竞争力。不过,这样的城中村可能在以后越来越难以寻找了,因为国家拆迁城中村的脚步也近了。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在 2020 年完成全国棚户区改造计划,就此提出两阶段的三年“棚改”计划,在2015-2017年,完成计划目标 1800 万套;2018 年 5 月国务院联合住建部,确定实施2018-2020 年三年棚改“攻坚计划”,预计三年内改造各类棚户区 1500 万套。

政策提到的棚户区主要包括“城中村”、城市老旧危房和违章建筑群等。这些区域正是进城农民密集居住的地方,相关的拆迁和改造计划正影响着上千万进城农民工的生活与工作。

群租,另一个怪圈

由于棚户区的拆迁和改造造成廉价住房供应量急剧缩减,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被迫搬离原住所,在私人租赁市场中寻找可负担的替代品。人均居住面积极小、生活空间高度压缩的“群租房”成为外来人口无奈之下的选择。

在外来人口聚集就业的片区,私人中介和房东见到商机,将一个租屋单位打隔断改造为多个小单位,或是摆放上下铺,以床位的形式出租,从中牟利,这便是最典型的群租房。

这种居住形式尽可能地提高了公寓的空间利用率,使城区高额的房费可以分摊到更多的住户身上,几乎成了继城中村之后外来人扎根在城区的唯一可能。

但是,多数大城市群租房的房源主要以投资性商品房为主。“二房东”群体的运作,使得居住在狭小群租房的外来打工者,仍承担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除了外来人口自行在群租房市场中寻租,在产业结构改变背景下,服务行业用人单位为了稳定劳动力、在私人租赁市场租房,再安排床位房作为员工宿舍的情况增加,在餐饮、保安、零售、快递等行业都十分普遍。用人单位为了尽可能地压缩租房成本,使得员工人均居住面积过于狭小,居住条件十分恶劣。

很多大城市看到了群租房的问题和安全隐患,于是从几年前开始便对群租房进行整治,限制群租房乱打隔断,力图保障住户的居住环境和居住面积。

然而,这一政策却也带来了对外来人口的进一步压力,这些房源在租赁企业的统⼀改造和管理下“规范化”和“规模化”,但昂贵的租金对农民工具有排除性,令租房市场的租金急剧上涨,并带动周围社区的仕绅化,加剧了低收入外来打工者的居住困难。针对“群租房”房源的部分合法化政策仅令规模化的品牌公寓经营者得利,农民工群体由于无法支付高昂的租金,仍居住于条件恶劣的非法“群租房”内,面临迫迁风险。

“整治”,反而是回避问题

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缺失有其制度性根源,最关键的因素是城市政府的治理成本问题。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由本地财政支撑并独立运转的现实,城市政府优先保障户籍居民的住房需求及其他公共福利。保障非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成本较高,经过成本计算,城市政府在该问题上一般采取消极态度。

所以,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基本被抛给了市场来解决,在市场的引导下,外来人口自然地流向了作为房价“洼地”的城中村。但市场的盲目性却带来了安全隐患和合同纠纷等问题,影响到了城市的平稳发展。于是决策者出现开始对这些非正规居住进行整治和清理。

无论是对于城中村的拆迁,还是对群租房的整治,最后的结果都是将居住高端化,而这一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压力,实际上也就变相地排斥了底层劳动力。

城中村展示给人们的似乎是脏乱差,是城市的疮疤;它藏污纳垢,却也正因为低到尘埃里的卑微,包容了异乡漂泊的无名者得以生存下来。城中村问题重重,似乎讲起它的故事,总有伤心往事和难言之隐。

但城中村的问题不是城中村自身的痼疾,而是管理的缺位。无论是安全上的隐患、法律的真空还是政策上的不承认,都是由于这块“飞地”似乎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去年切除时,浙江村的一家服装店正在甩卖

图片来源:新浪

而即使城市管理者试图解决城中村“问题”,也并非从城中村居住者的角度出发,让他们在大致保持原有居住成本的基础上住得更舒适、更安全。而是要么通过拆迁等手段清理之,要么将居住条件“高端化”,通过市场的机制,压缩外来劳动者的选择空间。

现如今,外来人口向城市迈进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他们逗留时间不断增长;人口的构成也不断复杂化、多层次化;同时受到包括教育、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制度因素、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越来越要求根据社会融合过程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实施综合的引导对策。

城市的建设,必然既需要吸收广大的劳动,也需要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居住问题作为外来劳动者最重要的再生产问题之一,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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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衿、山谷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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