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程序员回家当全职妈妈,挤不出奶都会愧疚

再优秀,也不自由。

导语:女程序员李彤曾在职场叱咤风云,码代码、谈项目、拼加班,哪一点都不输于男同事。如今,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回了家,优秀如她,当个全职妈妈也是风生水起,对孩子教养有方,家人朋友纷纷点头。当越来越多职场女性“自愿”选择回家,她们过得真的好吗?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产精英女性将全职妈妈这个选项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与以往不同,这届全职妈妈在“回家前”大多有着不错的工作和相对可观的收入。

在“回家后”,这些全职妈妈也延续着她们干练的职场风采:她们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以及一种必须事事亲力亲为的使命感,她们陪着孩子上各种兴趣班和早教课,艺术熏陶从小抓起;她们善于观察和反思,渴望营造平等和睦的亲子关系。

看起来,离开职场,全力担任母职,不再是女性被迫的结果,反而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据某全职妈妈社区网站的调查,50%以上的女性表示,“回家”是“自主选择的”,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家庭”。据说,对于孩子,她们的收获远多过付出。

过去走出家庭的女性而今为何又再次回到家庭?如今,这些全职妈妈们过得好吗?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家庭”

李彤是喜欢做全职妈妈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每天早上9点,她会准时打开早教机,陪着女儿朵朵一起听英语“磨耳朵”。朵朵两岁,已经能用英语熟练说出猴子、猩猩等各种动物的名称,最喜欢唱的歌是“ABC”。

早教机没有屏幕,只能播放声音,功能类似蓝牙音箱——李彤正是看中这一点,“小孩子不应该接触太多电子屏幕,伤眼睛,而且动画片会扼杀想象力。”李彤赏罚分明,只有在睡前,朵朵才可以被“奖励”看两集“小猪佩奇”,如果白天表现不好,这两集动画片则会被取消。

午饭是奶奶做的,李彤负责把菜挖到一个小碟里,训练朵朵自己吃。餐前必须洗手,李彤在洗手台前摆好小凳子,说“来,比一比妈妈和朵朵谁洗得快”,“我最快”,朵朵飞快地站上去,把手洗干净。朵朵从前不爱洗手,这是李彤多次尝试后找到的窍门。

图片来源:大河健康网

今天,朵朵多次想要独霸一整盘菜,被拒绝后就开始哭闹。面对哭得气喘吁吁的孩子,李彤熟练地克制住脾气,把她抱在怀里,“你是不是很难过?来,哭出来就好了。”这是李彤在早教班学到的方法,“朵朵正处在‘Terrible Two’,自我意识萌发,总是无理取闹,面对孩子的小情绪,家长尤其要冷静。”

李彤常听到朋友夸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充满智慧、游刃有余。

李彤有时会庆幸当初辞了职,才能像现在这样参与朵朵的成长。听英语、不看电视、饭前洗手、控制情绪,在她看来,这些都是需要每天朝夕相处才能教会孩子的,而一个朝九晚五的妈妈很难做到这些。

一年前,李彤辞去了月入两万的国企程序员的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她辞职后,月入三万多、同为程序员的丈夫小陈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作为从小城市流入上海的80后沪漂,除去月均近两万的房屋贷款,每月家庭可支配收入大约一万出头。李彤也考虑过重回职场,减缓家庭的经济压力,可现在是朵朵成长中最重要的时期,她不想错过。

在上海,像李彤这样的全职妈妈越来越多。上海某公办小学的郇老师对此感受尤为真切,今年自己学生家长中全职妈妈的比例比2012年的上升了一倍。在全面二胎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数字还可能继续上升,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职场妈妈生存状况报告》显示,21.7%的职场女性有做全职妈妈的未来规划。

很多全职妈妈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孩子几个月时,李彤的婆婆就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包揽了洗尿布、打扫卫生、拖地等多数家务;看一个孩子,对一辈子辛劳惯了的婆婆来说,自是不再话下。

可把孩子交给奶奶,李彤是不放心的。奶奶不会英语,没法陪孩子上早教班;奶奶溺爱孩子、不讲原则,不利于给宝宝养成好习惯……李彤说,“有些事情,必须要妈妈来做”。

而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李彤表示,供给吃穿只是最基本的,“做一个好妈妈”还需要知识、关爱和陪伴,最好再懂点心理学。而这些,意味着她们要在孩子身上注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此,工作可以搁置。

时间往前倒推30年。

李彤的妈妈曾是一名生育了两个孩子的高中教师,在李彤妈妈看来,辞职、回家照顾孩子是不可设想的事。“谁不是边上班边把孩子拉扯大的?”白天在学校上完课,改完作业,赶完工作汇报,6点前下班,晚上偶尔还要一边写教案一遍看孩子,但是,“一个女人,起码要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李彤妈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时代变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近年,尽管中国女性受教育比例不断上升,但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却从2000年的68.2%下滑至2017年的58.9%,这意味着有更多女性最终回到了家庭。

观念也在变。对于李彤来说,与其说做全职妈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更倾向将此视为她实践育儿观念所做的自由选择。这代中产女性正在回归家庭的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她们不再要求自己“兼顾事业和家庭”,回到家里全职照料孩子成了与工作平行的一个选项。

然而,她们真的更自由了吗?

“我只有她”

“去年春天就不干了,没想到回家一歇歇大发了。”回忆起一年前的选择,李彤说得轻描淡写。某种意义上,做全职妈妈并不是一个干脆利落的决定,而是李彤一系列遭遇后的顺水推舟。

在怀孕之前,她是个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女性,身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IT行业,硬是靠业务能力杀出了一条血路,工作繁忙期,忙到凌晨是家常便饭。李彤觉得在工作上,自己和身边的男同事没什么区别。

女程序员。图片来源:华服小当家

怀孕是个转折点。李彤不能再加班了,怀孕九个月,上司的脸越拉越长,“他没理由阻止我下班回家,但决不会给我好脸色。”李彤感到了隐形的歧视。

不止如此,歧视有时甚至是有形的。同事们涨工资、发奖金,都没有李彤的份,因为她即将成为一个母亲。李彤说,“我不能多干活,公司能利用我的价值就少了,他觉得还不如去外边再找个人。”李彤当时选择默默忍受,甚至会因为比别人干得活少而心怀愧疚。

李彤的经历也是许多女性的共同遭遇。智联招聘和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的研究显示,22%的中国女性表示就业过程中性别歧视严重,且集中在25-34岁之间——这既是职场黄金期,也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

朵朵四个月,李彤决定回去上班。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更加严重、露骨的歧视:李彤之前负责的工作都被分掉了,而今接到手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不被重视的工作;部门开会,轮流发言,她是被直接跳过的那一个,同事见面打招呼,脸上都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她再也不用加班了。

在端传媒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大陆劳工NGO工作者赵进表示,雇主辞退孕期、产期或哺乳期女员工的法律风险很大,所以面对她们,许多用人单位的态度是“对你不好,逼你辞职”,其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岗位调换、晋升阻碍、削减报酬、言行,甚至干脆让女员工签订几年不得生育的合约。

引爆点出现在李彤复工的第八个月。李彤的劳动合同到期了,按常理,公司应该续约,可人事部却迟迟没有动静。“我的上司,要是想留我他完全可以说的。”但他没有。

李彤辞职了。

彼时,接二连三爆出的社会新闻又一次冲击着她。“考大学递条子你知道吗?什么厅长的儿子、部长的儿子,递个条子就能上XX大学。”李彤的声音透出绝望, “你含辛茹苦十几年,不如别人递个条子;我兢兢业业工作了五年,待遇还不如我刚入职的男同事。”她冷笑几声,“努力再多,人家一步就跨过去了。”

“现在我只剩下朵朵了,我唯一的奔头就是把她养好。” 

“她也只有我” 

李彤在工作中倍感压抑,而回到家里,在呀呀学语的孩子面前,她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相互需要。“朵朵现在只有我们,上幼儿园之前,只有爸爸妈妈能给她好的陪伴和教育,三岁之后,她才会有更大的世界……”李彤很快下定决心,这两年不找工作了,一心顾家。

李彤如今的想法,却和自己童年的经验有极大的出入。1980 年代,许多企事业单位会开办托儿所,以解决职工育儿的困难。李彤的童年就是在单位创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家庭并不是幼儿唯一的生活场所,母亲的抚育职责也并非完全不可替代、无人帮衬。

然而,随着市场化推进,国企效益下降,“企业办社会”的理念被认为是阻碍国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国家企事业单位陆续关闭托儿所、幼儿园。到了今天,全上海托儿所总数只有40所,仅能容纳6000 多名18至36个月的幼儿,而上海每年的新生儿就有25 万左右。

没有的国家福利的庇护,女性“遭了秧”。如社会性别研究学者沈奕斐所说: “社会将公共领域应该提供的服务大部分转嫁到了家庭,而家庭内又转嫁给了女性。”

比如现在,看护孩子就成了李彤最重要的工作。面对每天不定时爆发的孩子,她的神经时刻紧绷。“爸爸下班回家,可以说我累了要休息,那我就必须要顶上去。有什么事我都要站出来,她的动态我也要及时掌握。”每天24小时,李彤没有下班时间。

孩子年幼时的生理性抚育或许还能够委托家中老人,但充满竞争的教育市场绝不会放过李彤。

每个周末,李彤都要带朵朵去早教班,学习音乐、画画,认识新朋友。睡前一个小时,是她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的时间。李彤家的绘本摆满了整整两排书架,都是欧洲和日本的作者编绘的,价值数十元。书的内容大多生动可爱,在一本名为《小乳房》的书里,小女孩把两个皮球捧在胸前,希望拼凑出一对像妈妈那样的乳房,这是李彤专门挑来给朵朵进行性教育的。

图片来源:钱江晚报 

有时,李彤会规划起孩子上幼儿园之后的日子,她知道,自己只会越来越忙。到时候,除了协助孩子完成学校无休无止的家庭作业,她还要发挥人际网络,给孩子寻找最合适的课外补习机构和兴趣班;她要当保姆、当司机、当陪读,只要孩子上课外班就得跟着,去约束她。这些,家里的老人做不到。

学者杨可认为,在教育竞争加剧、教育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家庭里,母亲不仅要照顾子女,还要在教育市场中扮演孩子的“经纪人”,发挥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课外学习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从而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母亲成了联结家庭、学校和市场的一个枢纽。

据研究,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的投入程度越高,孩子的学习表现越好。杨可解释道,如果孩子自觉,学业成绩会不错;但是如果希望孩子有卓越的表现,就还是要有人推他,而这个人往往是妈妈。

当孩子的学业成绩与母亲的表现如此相关时,扮演孩子经纪人已经成为一种强加在妈妈身上的霸权。对于相对有钱有闲、又急于向上流动的中产阶层来说,母亲将主要精力投入孩子教育是 “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她们不得不承受育儿给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而一旦因投入不够导致孩子学业表现不佳,妈妈们又会面临深深的“失职感”。

“我连哺乳期挤不出奶都觉得自己不是好妈妈,你说不好好教育孩子、不在孩子身上花钱、花时间我会不会内疚?”李彤说。

“做个好妈妈” 

在微信签名里,李彤写到:努力做个好妈妈。自从有了朵朵,这就成了她对自己最大的期许。

好妈妈,什么样?

提供物质保障和日常照料是最基本的,在李彤心里,一个好妈妈还要会教育孩子。规划学习日程和升学轨迹是一方面,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陪伴、交流、观察和引导更须花费心力。李彤说,朵朵现在是与父母建立信任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没给她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她以后怎么让她去和别人建立信任?”

在中产阶层精细化育儿的趋势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逐渐超越照顾责任,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智慧养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彤觉得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她拍了拍在身旁玩闹的朵朵,“这个孩子牵扯到我一辈子”。为了做一个理想中的好妈妈,她放弃了工作,从早到晚、从吃饭睡觉到艺术熏陶,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她很少买衣服,几乎没有自己的休闲时间,直到上个星期,她才和丈夫小陈抽空去逛了逛街,看了一场电影,又因为牵挂着家里的孩子,影片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回家了——这是朵朵出生两年以来李彤第一次自己出来逛街。

照顾与教育的任务量巨大,但与李彤在家庭中的密集投入不同,李彤的丈夫小陈在朵朵的教育中常常是缺席的。“每天晚上洗完澡他就负责给朵朵穿衣服,然后陪她看两集小猪佩奇,其他都是我的事。”这是多数中国城市家庭的常态,学者杨可表示,在子女教育上,中国家庭往往呈现出一种父亲经济投入为主、母亲人力投入为主的性别化模式。

图片来源:https://www.redchili21.com 

“你昨天不还发了爸爸陪朵朵做游戏的朋友圈?”

“那是我把他仅有的陪伴都发上去了。” 李彤苦笑了两声。

可即便有些许不满,李彤依然对丈夫小陈表示谅解。小陈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还要复习考试,打算通过学习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李彤认可这种付出,“他是在为家庭做贡献,我也没法责备他”。尽管李彤觉得在教育和经济上双亲是应该相互分担的,但她也并不想耗费精力,去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传统。

不过,李彤依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好妈妈。在她的理想中,“好的妈妈也不能完全扑在孩子身上,要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不耽误工作,孩子也成长得很不错。”

但这太难实现了。有工作时,李彤为怀孕没法加班、升职心有不甘;回到家里,她又为无法为家庭做出经济上的贡献感到内疚。毕竟,在家庭分工中,男性经济上的付出更容易得到承认,而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直接投入却往往被忽略。因为内疚,李彤对丈夫的要求降得更低了,“小陈在我做了全职妈妈之后没有任何责备,也没有催我找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是需要感激的。”

工作还是孩子?有时李彤也会陷入自我价值的纠结当中,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她时而欣喜于自己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成长,“朵朵给了我欢乐和成长的过程”;时而又觉得育儿这事缺少成就感,“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本身对我没有什么成长,我情愿去做事业,我会码代码,这至少是我作为独立个体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正当外人纷纷被那些全职妈妈们美丽而自信的笑容融化时,她们却偷偷患上了“抑郁症”。调查发现,全职妈妈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在职妈妈的1.5倍,她们面临着脱离社会(79%)、经济压力(65.4%)、夫妻关系恶化(50.5%)等问题。

社会学学者陈蒙的研究显示,年轻女性普遍理想的做母亲的状态是一种工作与家庭、孩子与自我的友好共存。然而,一边是剥削严重的工作,一边是“嗷嗷待学”的孩子,市场化改革把女性推回家庭,却根本没给她们成为理想妈妈的机会。 

“回家”,还是“被回家”? 

随着市场化渗透到了每一个个体家庭中,这一代女性与孩子的联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

社会主义时期,托儿所、食堂、澡堂是多数国有企业的标配,即便在农村,也有类似的设施。可以说,当时的妇女解放是以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前提的:家务劳动是国家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在微观层面国家一时无法完全兑现这个承诺,但这个制度足以让大量的妇女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在这个时期,即便对女性境遇有极大的改善,但“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传统尚未受到根本上的撼动。

1951年,重庆农忙托儿所。图片来源:短史记

在随后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先后卸下了住房、教育、医疗等责任,改由市场接手,在此过程中,再生产的职能被推给个人和家庭。企业无需承担“人的再生产”这部分成本,从而获得了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家庭变得私人化。绝大多数无力通过市场解决家务劳动和养育职能的家庭,只能通过夫妻间的性别分工内部消化。由于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一直未得到彻底清理,生育、养育照料等工作自然落到了女性肩上。结果是,家务劳动影响了女性的生产效率,她们不得不沦为劣等劳动力,在工作中面临被歧视和被淘汰的命运。

市场改革伴随着家务劳动私人化与企业逐利化,二者不断制造着无人看管的孩子和充满性别歧视的工作岗位,它们构成了“一推一拉”的两股力量,最终共同把女性赶回家庭。

而在文化层面,母职神圣成为主流舆论的“口头禅”。家庭与女性母职紧紧捆绑在一起,并加以自然化和情感化,为女性回家提供了最佳借口,让女性坦然地将职场交还雄性的世界,乖乖戴上母性、阴柔、感性的标签,甘愿为下一代作出无私牺牲的道德枷锁。

然而,上世纪妇女解放的余温尚在,走出家庭、独立自主的劳工女性形象仍然深入人心,这使妈妈们没有放弃“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愿望,而在其担当全职妈妈的经历中,始终呈现出一种被迫的自主,一种竭尽全力的欲求不满。

李彤妈妈的话,在李彤的心里不停地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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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谷 木匠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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