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房租毁掉的生活,如何重拾?

让没房子的,住到房东们的家里去。

​导语:家,本该是为人们挡风遮雨的安乐窝,但如今,住房问题反倒让我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房价居高不下,买房是不可能买房的,且房租水涨船高,租房也越来越不易。求一处安身之所成了奢侈,让在城市中谋生的人不得“欢颜”。放眼世界,中国并非唯一面临住房危机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住房紧缺、无力支付高价房租的情况正在让许多人陷入生活危机。面对全球性的住房危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住房紧缺带来的生活秩序危机 

北京西红门,上海许浦村,深圳白石洲……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方:它们是大城市的“补丁”,由大片简陋的房屋组成。房客们蜗居在逼仄简陋的空间里,在楼与楼之间狭窄的“一线天”与来往的电瓶车跻身而过。同屋的“邻居”可能来不及多聊两句就不知所踪,黑中介、恶房东的坑骗和驱逐防不胜防。这是漂泊和孤独常萦绕不散的地方。

图片来源:Cargo Collective

情况看起来正在好转。近年来,一批标准化租房开始流行起,吸引了不少年轻的租客。坑蒙拐骗少了,代价是更高昂的房租。然而,“甲醛让你租到死”的惨剧一连串地曝光,租客的希望再次破灭——连一个安全舒适的窝都寻不到,大城市果然容不下肉身吗?

而在香港,难以负荷的居住成本正迫使千禧一代年轻人寻找偏门的容身之地:据当地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2016年香港约有12000人住在工业建筑中。不过,根据香港法律,将工业建筑作为住宅用途是非法的。香港政府去年甚至提议将该行为入刑。毕竟,工业建筑面临着污染、缺水、断电、失火的危机——去年八月,新界一座工业大厦发生火灾,造成在此非法居住的三人死亡。由于政府加强检查,工业建筑的住户估计已经减少,而不变的,是香港居高不下的居住成本:2017年,香港的房价收入比超过19,远超国际合理数值6。

无独有偶。1870年代,德国从普法战争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刺激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大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工业人口猛增。GDP提升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然而供小市民居住的住宅却出现了短缺:工人挤在狭窄肮脏的“恶劣街区”里,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在工人街区肆虐。那些体面洁净的住宅区,因其高昂的租金,只容资产阶级出入。

至今,住房贫困仍然困扰着发达国家。在今天的美国,随着城市房租的不断攀升,在街上过夜的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数据显示,美国58%的低收入家庭在缴纳房租后,收入仅剩500美元不到。

图片来源:hk.on.cc

在英国,由于高房租、低薪资和对在职人员福利的削减,共计3800万在职人员处于贫困之中,占在职总人数的1/8;113万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间的“婴儿潮一代”选择向私人租房,为了支付房租,其中17%的人不得不削减食物和供暖开支,约10%的人不得不通过贷款、使用透支卡或者信用卡来支付租金,超过10%的人向他们的家人朋友寻求经济援助。

高涨的居住成本正在挑战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生命保障。如上文所述,全世界的无房者都可能面临居住孤独、驱逐坑骗、安全问题、流离失所、老无所依的侵害。有房与否,已然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在大城市里无孔不入的住房生活危机呢?

住房危机从何而来 

1872年,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的住房问题指出,“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也就是说,由于农民进城,住房的供不应求造成了住房的短缺。

但房价上涨的锅,不该由工人阶级来背。恩格斯指出,身为资本家的房主成了住房市场上最有权力的人。为了在竞争中不断扩大再生产,拥有更多的流转资金,他们几乎天然地要不断地从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但吊诡的是,在工人成群涌入城市致使住房资源十分紧缺之际,“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拥有土地的资本家来说,小市民的消费能力和收入太低,赶不上GDP增长幅度,当越来越稀缺的土地不断涨租,原先供小市民居住的房屋就相当于在贬值。所以最精明的办法就是拆掉那些旧住宅,将之改建成更有商业利益的房子,开发商与拥有土地的私有者便可双双得利。一方面,旧房屋的拆除导致“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突然短缺;而随着住房商品化、货币化,拥有住房资源的大资本囤货居奇,人为地制造了住房的短缺与房价的上涨。最终,工人阶级以及社会的中产被迫成为住房市场中的被动一方。

图片来源:newyorkerstateofmind.com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房子成了宏观经济调整的好选项。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税收不足,只能靠卖地来解决财政问题,地产商入局土地使用,开启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1998到2003年,我国的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为了克服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家决定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在政策鼓励与信贷支持等新分配政策的带动下,中国房地产业逐渐转向市场化。紧接着,国内掀起“炒房”热潮,房价一路飙升。此后,抑制房价的政策才逐步出台。

但在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货币政策和针对房地产业的抑制性政策开始全面放松,房地产市场去管制化再次成为消化经济危机的手段。大量资本再次涌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价继续上扬。

中下层市民忧心于高房价、高租金,以为“人口过剩”就是造成房源紧张的根源,一组数据足以打破幻象——2008年,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空置率接近20%[1];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高达22.4%,其中上海18.5%、北京19.5%[2]——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房屋空置率仅为3%。

是的,住房的稀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正因为房产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中下层才不得不争抢所剩不多的住房资源。

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将全世界的土地风卷残云般吞噬,连渣都不想留下,但总有人不会心甘情愿为人鱼肉。在世界各国,种种关于住房的新实验已经开始。

从“共居社区”到“占屋运动”:人人都可建立自己的家园

当住房危机将人们的生活空间切割成孤独、狭窄的碎片,“共居共劳”概念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流行起来,它希望促进邻里之间包括居住空间在內的资源共享,来共同打造更好的生活。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面对单身社会的到来,瑞典就出现了为单身女性提供的新式住宅建筑,建筑内部为她们提供诸如烹饪、照顾孩子、和清扫等服务。1989年,“一起拥抱人生旅程”建筑正式在斯德哥尔摩落成,旨在为40岁以上、没有子女的人们提供一个社区,社区里拥有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间,包括厨房、图书室、电脑房、兴趣小组活动室等,居民们有义务定期协助做饭和打扫卫生。

这类社区的出现意味着更高效率的空间利用、更亲密的社交,以及共同劳动的非商业社区管理。但显然,这种社区希望解决的是中产阶级的独居问题,候选名单大排长龙,有些甚至被商业收编,变得价格昂贵,于是居住只不过是又一次地被“特权化”,那些真正住不起房子的人被排除在外。 

随着共居模式实践多起来,资本却将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行收编。

图源:“YOU+国际青年社区”官网

想要真正解决住房问题,不能让住房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应该将目光往下移,去解决真正的“无处可居”者的困难。

提供公共住房资源,政府责无旁贷,一些民众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面对“无动于衷”、监管不力的政府,他们开始采取行动。

在台湾,一群人正在试图做出改变:2014年,台北有超过100个民间团体聚集起来抗议居住不正义,要求官方正视居住人权,并“扩大租屋市场/制定租赁专法”。另外,这些民间团体中的“崔妈妈基金会”专门协助市民租房,不但提供租房信息和政策说明,主导与配合社区营造工作,更着重于提供弱势者居住扶助项目,如陪伴看房、提供搬家补贴等等。

1989年,台湾“无住屋联盟”发起“无壳蜗牛运动”,号召上万人夜宿街头,抵抗官方在住房福利政策上的软弱。图片来源:CMoney 

让政府出手控制疯狂的住房市场,台湾人民还需要不断努力,但德国已抢先尝到了甜头:在2010年之前德国房价曾经“十年不涨”。一方面,德国为房价制定“基准价”,如果房价或房租定得过高,以此牟取暴利的地产商和房东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德国房市的稳定得益于在德国历史悠久、占每年新建住宅总数的30%以上的合作社共同建房。

坐落于波恩的埃美利斯公寓社区便属于合作社住房,于2005年正式登记注册。其面积为3500平方米,拥有3座橘黄色的楼房和一个大花园。社区有自己的章程,有一个组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决策由成员共同开会决定。其中的60多位房客有公司白领、工人、退休老人、学生等。

建房前,每个成员必须交纳一次性类似于首付的会员费,价格为每平方米400欧元,建造款不足的部分则由政府提供低息甚至免息贷款。建成后,每户房客再按月支付房租(类似于月供),每平方米为8.2欧元。如中途要退出、搬迁,合作社将向个人退还至此为止的全部房款(会费加全部租金),再将该房转让给新加入的会员。这个公寓区的楼房之间由钢结构的空中走廊相连,方便邻居间串门。因合作社住房价格便宜,社区氛围和谐,吸引了许多人加入。

这样民主化的建房模式让人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就集体掌握了住房的所有权,既能充分民主地策划住房的空间布局,又能够保证住房成本的合理,同时又能够保证住房资源不被闲置。

在世界住房运动中,更为彻底的,是房屋占领运动。他们不依赖政府,不为资本和市场服务,而是用劳动亲手建立自己的社区,无数土地和房屋的使用价值因此被真正利用起来。

墨西哥民众独立左翼组织Los Panchos的人们就以这样的方式集体建造了几千栋房屋。1984年,人们企图依靠政党在伊斯塔帕拉帕里郊区废弃土地上为500个家庭提供住房,但墨西哥政府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能力满足人们的需求,该尝试以失败告终。以回收土地为明确目标,Los Panchos于1988年成立。

Los Panchos的许多家庭在没有任何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为了土地而战。他们开始占领伊斯塔帕拉帕里临近的另一片土地,用双手获得所需的材料来建设家园:人们用简陋的、稀有的可利用资源建造房屋;和土地所有者谈判,希望所有者可以以一个能够支付的起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坚定感动了地主,交易得以成功。

社区的建立还不止这些。在战争中,他们互相培训急救和其他的基本医疗技能;为了应对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暴政,Los Panchos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协调社区志愿巡逻以防警察进入,试图保卫自己建立的家园。这样的社区在墨西哥得到延展,越来越多人在墨西哥不同地方的占据社区生存。

在Los Panchos劳作的人们

在另一个半球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也是占屋运动的大本营。在这里,因住房资源稀缺,而租赁网站上的房源不少是非法的,很多刚来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人选择占屋,或被迫占屋,以节省高昂的房租,从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自治社区Binnerpret就是其中一个。

人们占屋前会各施所能进行前期调研:有每天在社区骑自行车转悠的,也有侵入数据库盗取城市房屋所有权资料的——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搞清楚一个被废弃的空间为什么被废弃、被废多久、主人状况如何等,以降低被警方查封的可能性。

占屋之前,他们会找律师以了解在占屋过程中的居住权利,并在和警察起冲突时能帮助处理法律事务。在有经验的占屋组织里,通常有人熟知如何和警方打交道。

在占屋的一开始,一切总是“百废待兴”:被占的空间通常没有热水、暖气和电。所以占屋者要用瓦斯炉做饭、用蜡烛取暖、铺设暖通管道等。不过,在Binnerpret社区,人们学会了资源共享:大家把捡来的、买来的、剩下的材料放在“免费商店”里,供需要装修的人家免费使用。

社区建成后,Binnerpret逐渐变得活力四射:人们每天在院子里开会,并和市政府和周围社区居民保持联系,把社区资源共享给更多的人。社区里曾有育儿所和小电影院,供大家定期举行社区聚会。早期居住在Binnerpret社区的社会活动家们还会举办活动。社区內的政治集会、儿童剧场、地下乐队排练室,几乎都免费对公众开放。

负责社区运营的Meyndert说,占屋运动是维持社区活力的奥秘。因为如果走正常程序,经营者需要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计划经营、雇人施工建造和估算费用。而占屋运动不同,人们先是占领了地盘,在每天深入了解社区的基础上想出新点子,加以实验,并与周围环境互动。即便在荷兰2010年立法禁止占屋以后,人们的行动也没有因此停下。

恩格斯曾给出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 只要合理使用, 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 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

2004年,全球共有10亿人进行占屋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占屋运动比例上升。占屋运动是对住房私有权提出质疑,也是对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的抗争。

和占屋行动们一样,在千百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了人类的第一个家园。自实现定居以来,从洞穴至树屋,从木石结构到钢筋水泥,人类从未停止叩问“如何能更好居住”的问题。而到了现代,在居住被拱手让与资本调度以后,在国家与大资本家合谋以后,房屋资源却被少数人垄断,造成了全球性的住房危机,无数人的居住权被牺牲。

但人们也从未真正停止过抗争。那些鲜活的“占屋”经历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行动起来争取自己的居住权,不必拱手他人。因为房屋的出现和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人们提供住所,而不是为了交换和升值。

注释

[1] 数据来源于2009年4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商品房空置研究》

[2] 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公布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2、环球时报:《德国房价低的奥秘——住宅合作社》

3、澎湃新闻:《住房创新|台湾共居实验:重新建立对家的想象》

4、土逗公社:《对抗高房价:墨西哥人的住房运动》

5、龐一鳴:《為什麼要住在一起?── 共居的社會意義(下)》

6、澎湃新闻:《阿姆斯特丹的自治社区:从占屋到公共生活》

本文及封面图首发于一颗土逗,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作者:苏胡思 林深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