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要努力住上好房,才能让上层阶级满意

瑞典的过去,我们的今日。

导语:华丽的家居、甜蜜的家庭氛围、严谨的时空划分,这些针对家的精心设计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瑞典新贵的形象:“优雅、顾家、理性”。奥斯卡时代,他们试图用明媚的笑容和理性的呼喊,掩盖其宣扬的“美好生活”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

新一代的年轻城市白领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少不了对美好居住空间的畅想。理想的家,一定要明亮、清洁、宽敞,要有公共的空间,更要有私密的地盘。精心打造自己的居住空间被视为营造小资们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

家居装饰成为了资本新的盈利点。如今,出售家居用品不仅仅是传统家私广场,北欧家居超市——宜家早已大火,而坐落于大商城里的各类“简约风”家居用品专卖店也越来越多,它们被称为平价版的无印良品。这些门店都对准了当下年轻消费者的胃口。就连最近舆论风口上的如家、蛋壳等新兴出租公寓,也纷纷效仿北欧、日式、韩式那样简约而明亮的风格,声称“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即便一些年轻人囊中羞涩,但由于美好的家居装饰实在激发了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也因为他们对城中村式脏乱差的愈加厌恶,新式出租公寓仍然成功地用看上去很美的装修制造着巨大的提价空间。

当下流行的对居住空间的想象并不单纯,它在本质上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崇拜。而家居又是如何让人联想到那种简约克制又舒适美好的生活方式的?百余年前的北欧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家是避风港

稀少的家具倚墙而立。一个房间同时被当作餐厅、工作间、娱乐场所和卧室。这是瑞典一个典型的家的模样——当然,是在19世纪前。

1880-1910年,是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在位时期,“奥斯卡时代”被认为是瑞典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节点。有趣的是,瑞典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了瑞典人家居结构的急剧变化,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四墙之内被创造出来:宽大的沙发和雕椅在屋内随处可见,门帘和窗帘都用厚重的丝绸和天鹅绒织就,墙上挂满了画作和装饰。仅剩不多的空地也被摆满绿植、古董和纪念品。所有物件的装饰都缀满了流苏和缎带。

繁复、奢侈的装修风格,取代了原本简单、朴素的家具装潢方式。装饰风格纷繁多变,但浪漫、感性、梦幻始终是流行的装修主题。前所未有地,人们醉心于精心设计自己的家园,在一个又一个的房间里布置出令人惊叹的造景和氛围。

这种“精心”当然离不开物质和社会基础。在19世纪,瑞典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技术革新让大批量生产新式繁复家居和装饰品成为可能。瑞典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变:一方面,皇室贵族尚存,而新兴中产阶级(包括工厂主、商人、政府官员等)的财富在新的资本主义中不断累积,让他们有财力对房屋和家居进行更大的投资;另一方面,当时的瑞典农业经济逐渐从公社农庄转变为更高效的私人农业,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许多来自农村的无产者进入城市,成了贡献城市发展、为中产阶级修筑房屋的低廉劳动力。

即便如此,新兴中产却面临着身份焦虑。膨胀的财富没有带给新兴中产声望和地位,他们在历史进程当中失去了自身坐标和前进方向。他们频频窥视旧式贵族的豪华庄园,试图复现贵族们的生活完成地位上的跃迁,而新教和北方乡村道德观推崇节俭克制,又制约着他们试图奢靡和华丽的“恶习”。

房屋成了他们在文化信仰和阶级地位当中摇摆的镇定剂:对内,家是TA们逃离外部世界的庇荫所,是TA们的温暖天堂和隐秘的亲密空间;而对外,家是TA们炫耀财富、展示个人社会地位的工具——身处当时城乡、阶级流动十分迅速的瑞典,这自然是相当重要。费尽心思打造一个“华丽的家”,成为新兴中产确立自己阶级身份的必要工程。

用“家”重塑阶级身份的另一面,是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中产阶级对于底层阶级的驯化。

1884年,《共产党宣言》在瑞典翻译出版。瑞典工人阶级扩大,工人运动兴起,没过几年,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成立。富裕阶层和新兴中产感到了威胁,迫切要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压制工人运动。“家”的概念被利用来对付躁动的工人阶级:上层社会认为,如果工人阶级能被驯化,如果TA们向上流动的躁动和野心能够被导向内部——家庭和家人,那么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当时的一位传教士从宗教的角度描绘了家庭之于个人和民族的重要性:

所有的好想法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拯救我们的家庭,保卫我们的民族。

……

这将指引我们前行,保护我们远离邪恶,避开危险。这将是每个家庭的新年愿望,让我们携起手来,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圆圈,它象征着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力量。

某个政府委员会在1901年时也强调,国家应该贷款给工人,供其购买梦想中的房子,这十分重要:“毫无疑问,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有助于加强工人对TA们的社会乃至国家的感情。”

而处在糟糕生存状态的工人们根本无法理解新兴中产的“甜言蜜语”。1909年,不满于雇主降低劳动条件的工人们,在社民党组织下,三十万人离开工厂,举行声势浩大的bagong潮。最终gongyun失败,但这场bagong给新兴中产的“美好生活”造成巨大的阴影。于是中产阶级更加卖力地搭建“理想家庭”的文化,理想型家庭生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例如家庭和教育改革计划、福利机构、为了工薪阶层的妇女更好地经营家庭而开展的各类活动。当时的广告、流行印刷品、廉价小说,甚至动物学的插图,都充斥着幸福家庭的微笑,希望劝说工人们退回家庭,离开街道。

那么“理想家庭”中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女人的酒窝里藏着幸福家庭

一位优雅美丽、温柔细腻的女主人是瑞典新贵们的幸福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芬妮与亚历山大》电影截图| 伯格曼

在奥斯卡时代,女性气质和家庭感、私密、感性等词汇紧密相连,男性气质则涵盖了理性、高效等属于生产领域的词汇。那些“真正的生产工作”并不属于女性,而“家”是感情、温暖、安全感、和谐感和舒适感所在的地方,它成为了女性展现自己的场域。女性“热爱家园”的形象在中产阶级中流传开来。在1902年,一名顶尖的瑞典建筑师曾这样定义一个“爱家之人”:

一个真正热爱家庭的人就像是家中的太阳。当她微笑着坐在属于她的角落里,或是在家中走动时,她就是在散播温暖。她几乎一直都在家里,给大家制造舒适的感觉。这样一个人是不可战胜的……

在男性中产阶级的想象中,家是女性自由创造属于自己的梦幻世界的地方:她们在家中奏响的钢琴声和展露的明媚笑容构造了中产阶级的“甜蜜家园”。她们整日在房子里纺织、绘画、弹钢琴、设计和装扮房子,通过布置古董、壁炉台来展现她们的女性特质。她们在家里做着白日梦,等待着她们的男人从外面的大千世界中归来。

对繁琐家务的浪漫化,是为了让女性安心为男性营造甜蜜温馨的家园。由于在经济上的付出,男性在结束一日的劳累工作后,便有权利回到家中享受女性营造出的温馨与甜蜜。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中也可卸下身上的男性气质,展露出人格中的“女性成分”。

《芬妮与在亚历山大》电影截图 | 伯格曼

每天傍晚,奥斯卡时代的孩子们都能见证父亲的“角色转换”:脱下深色的厚外套,换上柔软的天鹅绒;把脚从锃亮的皮鞋中释放出来,放入松软的拖鞋中。由此,一个自律的、理性的男性变成了家中更易亲近的、孩子气的父亲。在家的甜蜜里,男性可以展露他们在公共场合不被允许展现的感情。但尽管如此,在打造美好华丽的家这项阶级任务上,女性始终是那个主要的承担者。

这样的文化各个阶层流行起来,让女性和家庭在未来的时间里捆绑得越来越紧。强调“男性在外面工作,女性在家里工作”的家务劳动“工作化”在后来被提上议程,并反映到了家居空间的设计上:1935年,一个关注“厨房标准化”的委员会在其的报告中写道:一个井然有序的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为操持家事的人准备一个实用的、卫生的工作区域。委员会建议大家应该在家中设置一个属于女性的“办公室”,让家庭妇女们在里面存放菜谱和账单,并在里面规划家居和家庭预算。女性回家,似乎变得更加科学而“政治正确”了。

效率是生活的全部

对奥斯卡时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瑞典中产家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开始变得重要,“卧室”的兴起便是一项重要的标志。

在19世纪早期,瑞典人尚没有“卧室”的概念,农民早已习惯和他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村民们不仅不像城里人一般对陌生人心怀戒备,而且每当农场里有新访客时,村民们总是点起半截蜡烛,在角落的睡床旁,和访客们兴致勃勃地聊些奇闻异事。

但到了奥斯卡时代,在房屋里安排更多的私密空间,开始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为了重申中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中产阶级开始抱怨农民缺乏隐私保护意识。随着对已婚夫妻隐私和亲密的日益强调,中产阶级曾经睡觉的地方演变成了卧室。在奥斯卡中产阶级家庭的房间里,卧室通常离住宅的大门口最远,是家里最私密的地方,仅仅对丈夫和妻子开放。

但阶级差异也会在同一个屋檐下展露无遗:孩子父母的卧室被精心设计,以营造出一种亲密的氛围;而仆人们却不一定拥有自己的房间,TA们可能和孩子们一起睡,或是睡在厨房。

除了卧室以外,人口、过道、门、房间也被设置了无数道界限,将公共空间从私人空间中、将孩子从父母中、将仆人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在这样的房子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学会如何成长成为一名独立的、合格的、理性的“现代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相应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在空间划分明确的居家时空中每日进行的“礼仪”,中产的孩子们早早学会了如何区分人群、活动和功能。

这样的设置,和现代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瑞典18-19世纪的工业发展形成了新的工作组织,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被不断细化,需要一种纪律化的时间观来保证工人服务于工业生产,这也孕生出瑞典新贵对时间观念和区域专门化的执着。在工厂中,为了让生产线上手足无措和懒散怠工的农民努力工作,他们在工厂安装无数的计时工具提醒工人们工作、吃饭和睡觉。在再生产空间,理性、高校和等级化的分割同样成为了一种资产阶级式的美。

《野草莓》电影截图 | 伯格曼

在工厂中,工人们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纪律,但在家里,工人阶级家庭却并没有接受中产式的空间安排。作为社会底层,工人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和住房空间,家户之间的互通有无反而是常态,比如,如果临时缺糖、面粉或者其他生活必需品时,其他家户都会及时提供。兼具经济和社交意义的互助行动成为了工人阶级经济的重要部分。

地方性的团结通过互惠和共享机制得以维持。所以,工人阶级的孩子的成长并不以家庭为中心,正如对以往在农民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来说,“我们”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中的“我们”一样,工人阶级的孩子口中的“我们”,是“公寓里的我们,大街上的我们,街坊四邻中的我们”。

这恰恰是中产最不满意的地方:“乡巴佬”们共享着逼仄、肮脏的居住环境,TA们将腐烂的食物堆积一处,让城市出现无数臭气熏天的角落。

人人要有美好生活

为了说服政府治理这些“肮脏之地”,1933年瑞典新贵们在哥德堡做了一份调查。拥挤的住房条件是因为一些家庭“更倾向于把钱花向别处”,并认为“这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看是不对的。”这种“自甘堕落”的恶劣住房条件,被认为是“由于工人阶层不重视卫生和不良住房习惯导致的”,却拒绝将这一切是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上层社会批评工人阶层在家具布置上鼠目寸光、轻重倒置、对家庭缺乏关爱,TA们也无法理解工人阶层主妇们为何拼死拼活地需要一个安静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哪怕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厨房里睡觉也是值得的——这在TA们看来是一种对空间的浪费,不是“理性、科学”的住房方式。

《都灵之马》电影截图 | 贝拉·塔尔

中产和城市管理者不再寄希望于工人们能自发地改变居住环境,乐观的学者们坚信:科学技术能够打败贫穷和工人们顽固的传统主义,“人人要有美好生活”,先从改变工人家庭生活开始。TA们将成吨的油漆倒向“厌恶之地”,试图擦除工人生活痕迹,将“粗鲁懒散”的瑞典工人重塑成他们满意的“优雅、顾家、理性”的现代瑞典人。

他们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善意”的声音,“像我们一样才能过上美好生活”。但是,这就是美好生活吗?

在百余年前的瑞典——这个如今常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充分、人民最幸福的国家,一场关于“家庭”的变革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掀开帷幕:为了彰显新中产阶级的地位、规训工人阶级,“营造一个甜蜜、温馨的家”开始变得重要。同时,随着技术变革和经济变迁,“理想家园”的主流定义开始发生变化。围绕“家庭理想形态”的辩论,变成了一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

而今天的中国,想象着美好居住空间与中产式生活的年轻人已然隐隐感觉到自己无法摆脱劳动阶层的命运,但却依然相信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制造的美好生活神话,蜷缩在看起来很美的出租屋里,自我欺骗一般地,对一切属于劳动人民的、看起来没那么整洁的边缘与角落,避之唯恐不及。

参考文献:

1. 奥维·洛夫格伦, 乔纳森·弗雷克曼.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 Löfgren O. The sweetness of home: Class, culture and family life in Sweden[J]. Ethnologia Europaea, 1984, 14(1): 44-64.

3. Bror Perjus [著].刘格正[译].瑞典模式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4. 高峰.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A].2002

本文首发于一颗土逗,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作者:苏胡思

编辑:木匠 林深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