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or个人利益?孙杨的口水战在这个国家成了内战

来自克罗地亚的例子

编按:关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争论,每到国际大赛时就特别显著。此时是孙杨,一个多月前是克罗地亚。然而,和孙杨的个人代言品牌与体总代言品牌发生的冲突不同,这次拿到世界杯亚军的克罗地亚,面对利益冲突,远不止一个代言这么简单,有更加深邃的民族和阶层矛盾。前不久网上流出的克罗地亚国家队主教练抨击政府的公开信,虽然被认证是虚假的,却以此揭开了克罗地亚背后的迷雾。

前些日子网上传开了据说是出自克罗地亚足球国家队主教的抨击克政府的公开信,但很快又被证实是一封冒名信。但相比于公开信作者的追溯,我们似乎更应该关注公开信所提到的内容是否属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下这个每天比我们早六个小时看到日出的国家究竟是怎么样的?本文并不能将克罗地亚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梳理得一清二楚,只希望多少能协助读者构建一个开放性的基本的分析框架。

克罗地亚人属于斯拉夫族。克罗地亚王国曾加入罗马教皇在整个欧洲建立起的教皇附属国。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王国与匈牙利王国合并为“奥匈帝国”,克罗地亚被强行划归匈牙利管理,“一战”后,根据《圣日耳曼条约》,奥匈帝国解体,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即“南斯拉夫王国”)建立。纳粹灭亡了南斯拉夫王国,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被扶植起来,但于“二战”后被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取而代之。后者加入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进行了1965年经济改革。但结果却是失业率的迅速增加,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增长,以及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经济改革也加速了国内社会政治的分化。

“官僚中的技术专家和经理阶层,由于与私营部门愈加共生共长,于是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动摇了工人自治制内的工人权利和权力,他们多方设法将这些权利和权力缩小为一个年终纯利分配的简单问题,在技术效率和竞争这原始的迫切需要的借口下,尽力维持经理部的全部权力。另一方面,工人则愈来愈多起来反抗对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水平的打击,反对这批暴发户的特权及滥用‘社会主义市场’。” 1991年,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共和国独立出来,又通过10余年的自由主义改革,终在2013年获准加入欧盟。总言之,克罗地亚的历史主要是一部被侵略与艰苦反抗的历史,一部游离在独立和依附之间的历史。

当前的克罗地亚面临着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巴尔干地区)和难民涌入等突出问题。

阶层矛盾

1991年独立后,克罗地亚逐步按照“三驾马车”的要求大力推动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大力推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政策,同时大力优化国内投资环境,以吸引欧洲大资本的进入。例如:在2009年8月1日和2010年2月15日,克罗地亚私有化基金会先后两次发布六大国有造船厂私有化的国际招标公告。根据第二轮私有化招标的《公告》,克罗地亚政府拟以1库纳(约合0.19美元)的价格分别出售里耶卡五三造船厂83.32%的股份、特罗吉尔造船厂95.24%的股份、克拉列瓦茨造船厂99.54%的股份和斯普利特造船厂99.78%的股份;以起价1816万库纳出售斯普利特特种船造船厂100%的股份;以起价3亿9749万库纳出售普拉乌利亚尼克造船厂59.25%的股份。2016年5月12日,克罗地亚政府决定出售康查尔公司(Koncar)、欧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和阳光海瓦尔公司(Suncani Hvar)和克罗地亚保险公司(Croatia osiguranje)等 4家公司的国有股份。其中,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当中的国有股份出售拟通过巴黎资本市场完成,其余3家公司的国有股份则拟通过萨格勒布(克首都)证交所出售。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荷兰、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卢森堡、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士和斯洛文尼亚——所输出的资本大量涌入克罗地亚。这几个国家对克罗地亚投资总额占其吸引外资总额的82.54%。外资主要集中在克罗地亚的金融与不动产领域。作为对克罗地亚资产阶级之乖巧臣服的奖励,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获准加入欧盟,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继续得到欧盟成员国的资金支持。在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谈判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疑欧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的争论。国内有研究克罗地亚社会转型的学者认为:从更广泛地意义上说,许多克罗地亚人都讨厌欧盟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据该学者所援引的克罗地亚媒体报道称:“总体而言,许多克罗地亚人不愿意放弃过去遗留下来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和社会权益,但这恰恰又是欧盟想要改变的。”据国际人权观察员Lora Vidović的调查报告称:将近1/5的克罗地亚人口面临贫困化的威胁。克罗地亚在欧洲“三驾马车”的指导下,加速抛弃其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给克罗地亚的“成员国改革建议”的内容基本为:一、强化财政框架;二、采取措施阻止过早退休;三、减少公共部门的条块分割;四、改进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读者对这几条指令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2013年,克罗地亚还在为进入欧盟欢呼(图:新华网)

尝到甜头的克罗地亚资产阶级政府还希望将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都鼓动入欧盟的统治当中。2018年7月10日,克罗地亚外交和欧洲事务部表示“克罗地亚希望看到所有东南欧国家一同加入欧盟体系,以便让东南欧人民享受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将东南欧国家纳入欧盟体系并不是解决巴尔干半岛民族矛盾、种族主义和经济发展滞后等突出问题的唯一出路。相反,这种“纳入”的过程势必包含了巴尔干地区的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化(以便达到加入欧盟的硬性标准),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国有资产私有化、延迟退休年龄、进一步排挤难民,等等。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巴尔干地区的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两大民族就领导权和民族利益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明争暗斗。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在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莎统治下,对塞尔维亚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后,克、塞两族处于同一个国家当中,但组成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多个共和国都居住有克、塞两民族,并实施对异族人不公平的政策,使得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矛盾丝毫没能淡化。南斯拉夫在60—7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没能解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激发了内部的民族矛盾。“这一社会政治分化过程与各民族间日趋增长的紧张关系结合在一起。‘已发展’民族的政治干部、技术官僚和财政势力多方设法要逐渐减少它们自己的共和国对‘未发展’共和国的经济支持。被增长中的社会不平等所剌激起来的民族主义风浪,开始横扫全国,引起了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亡的观点看来十分严重的紧张关系。

因为支持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被网友“轰炸”(图:明报)

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并担忧“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复活会重新让克罗地亚沦为被操控的地位。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面对着如何瓜分社会主义遗产的“历史性任务”,这一过程搅和着民族矛盾,并使之进一步激化。1990-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期间,克罗地亚对其境内的塞尔维亚族人展开屠杀迫害行动。虽然战争已然结束多年,但是克塞两国的关系至今依然存在不小的矛盾与矛盾。此外,克罗地亚和邻国波黑之间在边界划分和波黑战争的难民遣返问题亦发生过不少冲突。

由此,左翼或可思考三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如何处理民族自决权的问题,特别是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先进民族”被“经济落后民族”“拖后腿”时(似乎可以和当前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类比)?克罗地亚应该如何保护境内少数民族(例如塞尔维亚族)的权益?如何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包括如何应对克罗地亚乃至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政策?

难民问题

克罗地亚就业局在2017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克罗地亚的失业人数下降为19.2381万人,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口超过了50岁,出现了高龄化的趋势。克人口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克罗地亚长期的经济衰退:对欧盟国家2003年-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分析显示,克罗地亚是欧盟内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8年6月5日,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克罗地亚经济增长为2.6%,但小幅下调其克2019和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而IMF则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2018年中期克罗地亚的国内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2%。

同时,据克罗地亚国内媒体Mediascan于2018年7月的报道,克罗地亚私营部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问题,对乌克兰、保加利亚和白俄罗斯等邻近国家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媒体警告称:虽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克罗地亚企业可能需要多达5万名的旅游业、农业和建筑业工人,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国内工资水平明显偏低,这使得克罗地亚对这些国家工人的吸引力十分有限。此外,克罗地亚企业对劳工需求量最大的类型是季节性工人,但国外移民却希望寻求一份有保障的长期性工作。

而据克罗地亚国内另一家媒体Total Croatia News报道,2017年有超过47000名民众离开克罗地亚(约有61.4%的移民去往德国),而仅有约15000名民众移居克罗地亚(约有3成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换言之去年克罗地亚人口流失约32000人。数据显示,在2008年,克罗地亚的人口国际流动保持良好平衡,当年移入人口比移出人口多7053名。但在2009年开始,人口净流出的数目就渐渐呈现出赤字趋势:从2009年的净流出1472名,到2015年的17945名以及2016年的22451名。目前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居民约为405万,比2011年减少约23万人。

换言之,即使克罗地亚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仍要面对严峻的用工荒状况和国内人口(从而劳动力)的流失。那么克罗地亚有在难民问题上坚持开放边境的态度,从而吸纳“国际剩余劳动力”来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打算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2016年9月的维也纳难民会议(Vienna refugee conference)上,欧盟多个(准)成员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德国和阿尔巴尼亚达成一项肮脏的边境管控和难民遣返协议,包括封锁所谓的“巴尔干难民通道”以阻止尤其是中东地区的难民进入欧洲。

当地时间2015年9月17日,克罗地亚Tovarnik,抵达当地的难民等待登上火车。 图片来源:CFP

难民大量涌入欧盟国家,的确激发了欧盟社会公共服务支出加剧、种族主义、极右民族主义等问题。欧盟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难民应该为欧洲民族主义情绪、极右排外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埋单,并以此为由要求欧盟成员国政府加强措施管控边境,阻止难民进入,并且要求降低对难民的社会救助待遇。然而,难民问题只是激发欧洲极右排外主义日益猖獗的催化剂,即使说难民的涌入会和国内劳动力抢夺岗位压低工资率、或是难民的涌入引发社会治安恶化,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极右排外主义乃至欧盟国家社会冲突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

我们先看下涌入欧洲的难民的来源地:一、主要是来自北非和中东的战乱地区,包括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等;二、还有部分难民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例如阿尔及利亚和波黑等失业率高企的经济落后国家(失业率可是一个国际问题)。换言之,当前涌入欧洲的难民,是因为其家园被战火毁灭——阿拉伯战争、利比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些战争之所以能够发动,正是拜那些当初以地缘政治稳定为由、以保护石油输出安全为由怂恿中东国家相互开战从而大发战争财,事后又拒绝对战争难民负责任的欧盟及北约国家。

难民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难民涌入会增加接收国的社会公共支出负担,和本国人民“抢饭碗”增加社会失业率,也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失业率或者说相对人口过剩、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使然(参考《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同时,正是因为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留给国内劳动群众的“蛋糕”才会少得可怜。即使没有难民涌入,难道如今这些极右排外主义盛行的欧盟国家不会有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高企、领取社会救济人数增加等情况吗?

因此,克罗地亚的劳动群众或可考虑如下措施应对难民问题:

● 反对帝国主义对中东、北非地区干涉。包括撤走北约在这些地区的军事设施,停止发动代理人战争;

● 开放欧盟国家边境,给予难民人道主义援助;

● 把解决难民问题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总结

如果说在中东地区,面对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流血斗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肆虐和欧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东的左翼提出了消弭教派冲突和地区战争的团结口号。相应地在巴尔干地区,面对日益凸出的国家债务问题(债权人多为欧洲大资本)、民族矛盾冲突以及社会阶级贫富分化等问题,一些左翼运动人士也提出了“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欧洲社会主义联盟”团结愿景。这并不是意味着克罗地亚本身的革命力量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如果不将克罗地亚的无产阶级革命置于巴尔干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而置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发展,那么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将会受到国内外大资本(特别是欧盟及北约)的联合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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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瑟瑟发抖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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