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逗纪念萨米尔·阿明: 他教底层年轻人探索更好的活法

致敬萨米尔·阿明(1931.9.3-2018.8.12)

摘要:纪念萨米尔·阿明(1931.9.3-2018.8.12)

编按:“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衰老期,统治这个系统的逻辑已经不再能够保证一半人类的基本生存。资本主义已经变得野蛮,直接呼吁种族灭绝。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用其他更合理的发展逻辑来取代它。”

萨米尔·阿明用这些话指出了人类面前的选择。探索另一种“放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制度”的社会体系,一直是阿明智识工作的核心。于1931年9月3日出身于埃及,阿明看到这个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侵略 ,并目睹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后果给埃及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了贫困和痛苦。他从这个社会的斗争中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见解。

阿米尔·阿明被认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在21世纪,他继续解释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作为生活在全球南方,或者说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阿明通过分析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的发展”,开始了他的智识探索。他把这种发展模式归咎于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世界经济,以一种等级化的、不平等的、剥削的方式起作用,其中,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以全球南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化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

萨米尔·阿明于8月12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6岁。对于今天那些质疑社会不平等,想要改变现状,探索一种更好的活法的年轻人来说,阿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灵感源泉。为纪念阿明对世界的贡献,土逗向读者推送约翰·福斯特在阿明80岁生日时的致辞。福斯特用两个方面——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并总结了阿明的思想贡献。

世界范围的价值规律

用阿明自己的话来说,阿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析”,和“巴伦、斯威奇、马格多夫(以及追随他们的《每月评论》团队)从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啮合的。”这些结论包括:

(1)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倾向,带来了剩余吸收的问题;

(2) 在晚期资本主义下,停滞是常态,经济高速增长是例外;

(3) 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的增长否定了自由竞争;

(4) 通过生产来对抗停滞,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5) 1945年到1975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二战所创造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一历史条件不可能长久;

(6)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现的,作为一种新的、更有力的对抗停滞的模式,以金融化为中心的这一策略,“与系统的求生要求密不可分”。

阿明通过加入以下六个命题,拓展了这种对经济发展的理解:

(1)  垄断资本主义有两个历史阶段:1971年之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1971年之后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

(2)  垄断资本对两次长危机——1873-1945年的危机和1971年到至今的危机——的适应,是通过全球规模的集中化和中心化、金融化、和“深度全球化”来完成的;

(3)  在世界层面上形成了“两个积累模型”:一个是全球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积累,另一个则是全球边缘的脱节的、以外部为导向的积累;

(4)  资本主义从列宁描绘的、帝国主义间冲突的阶段,经过冷战期间的美国霸权阶段,向二十世纪末的、美国领导的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过渡;

(5)  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分裂,是资本主义系统最典型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在一系列第三世界革命中;

(6) “价值规律也变成了全球化的价值的规律。”

世界范围的价值理论,是阿明在经济学领域的重大贡献,它总结了那个区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租的系统。今天,资本的集中化和中心化,表现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增长上。随着大公司越来越全球化和金融化,资本(和技术一起)也越来越有流动性。不过,民族国家之分依然不受触动,政府仍然把“自己国家的”公司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的利益至上,同时也在限制劳工的流动。

萨米尔·阿明《世界价值的规律》 图片来源:Monthly Review

结果产生了一个不平等交换的系统,其中不同国家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比他们生产力之间的差异更大。这就创造出一个“帝国主义租”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利于位于中心的跨国公司。所有这些,都指向对边缘地区劳工的超级剥削,这些劳工得到的工资,要比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少得多——而如今边缘地区存在的,大规模的全球(劳工)后备军,也使这个情况得以可能。劳工在中心与边缘的报酬不同,这种情况与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有关,这是当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北方对劳工的低剥削率,和南方对劳工的高剥削率,构成了阻碍国际工人阶级统一的主要障碍。

历史唯物主义和对“世界规模的隔离”的批判

根据阿明,世界范围的价值的系统意味着,存在一个帝国主义的世界系统,它既包括全球北方,也包括全球南方,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所强化,为三巨头所支持。不过,阶级、民族、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境况,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大的领域,这些东西,不可能化约为价值规律,甚至也不能化约为全球化形式的价值规律。而且,历史唯物主义也关注对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价值规律,并不与这二者直接相关。

的确,把帝国主义完全简化为那种被认为是狭隘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尝试,注定要犯致命的错误。“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本身”,阿明评论道,已经

“被禁止,被判断为‘不科学的’了。但用像“全球资本”或“跨国资本”那样的更加‘客观的’术语来替代它,也是曲解了它。就好像世界纯粹为经济规律所塑造,世界只是资本再生产技术要求的表达;就好像国家和政治、外交和军队在舞台上消失了!帝国主义恰恰是资本再生产的要求和规律的混合,是潜在于这些要求和规律之下的社会的、民族国家的、和国际的联盟;以及,这些联盟使用的政治策略。”

阿明指出,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指出文化的发展是单一线性的,来否认全球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分裂:它把现代性描述为“天然的”资本主义冲动的展开,并把欧洲——这些特征的典例——变成了那唯一一种普世的文化。与之相反,阿明提出了一种文明的历史,其中“西方”意外获得的优势,乃是出自于封建主义,这种封建主义使资本主义最早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这个优势因此而创造出一个全球性的分裂,这一分裂源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从西方向外的侵略性扩张。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巩固了这个“全球规模的隔离”系统,这一系统把北方富裕国家和南方国家隔开。与现代化理论指出相反,边缘国家并没有苦于原始的欠发达,而经典的依附理论表明,它们是经历了“欠发达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中,边缘国家的社会构造,被强行改造并放到了依附的位置上(在这方面,日本是一大例外)。尽管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已经越来越整合到全球制造业中去,但是,其他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却被贬入为“第四世界”或永恒的贫乏状态。而且,即使那些看起来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所谓的“新兴经济体”),从许多方面来看,依然严重依附于核心资本,并从属于三巨头国家和国际的垄断。中国,因为其体量和毛主义革命的遗产,对阿明来说,在二十一世纪初,构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一趋势的潜在的例外。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半外围-外围结构 图片来源:hofstra.edu

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阶级结构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主要有以下六个阶级:

(1) 中心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它把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集中到自己手中;

(2) 中心的无产阶级,它直到最近都还享受着或多或少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工资增长;

(3) 边缘的依附资产阶级,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买办;

(4) 边缘的无产阶级,他们遭受着超级剥削——因为其生产力与其得到的工资的脱节;

(5) 边缘的农民,他们受到了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剥削;

(6) 非资本主义模式(如传统的寡头)的剥削阶级。这就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斗争和联盟。

帝国主义和超级剥削的双重影响意味着,边缘的政治系统被扭曲为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整个摇摇欲坠的结构,则得到了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军事干涉的支持。为保持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帝国主义列强经常推广提倡古老的、向后看的社会关系,就像在政治伊斯兰那里那样(在阿明看来,它主要就是由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关系、或挑战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南方引入民主,在阿明看来,不过是“欺诈”而已(考虑到北方所谓的成功的民主国家的财阀统治的里子,此举可以说是双重的欺诈)。

根据阿明,全球南方要从全球北方那里获得解放的要求,在冷战期间的不结盟运动的万隆会议(1955)那里,得到了象征化的表达。但事实证明,仅仅通过国家方面的政治举措来打破帝国主义的束缚,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作为另一股世界势力的苏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留给南方国家的腾挪空间,甚至更加有限了。

1960-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从左到右依次为印度的尼赫鲁、加纳的恩克鲁玛、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南斯拉夫的铁托

对南方国家来说,希望主要在于真正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于创造追求替代性发展线路的社会构造;在于在相当的程度上,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脱钩;在于全球南方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发展和壮大。对世界社会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被人们加以众望的、北方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反抗:随着世界系统的瓦解,这个前景也变得更加可能了。不过,在二十世纪,革命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是边缘的被压迫阶级——就像我们在一系列的革命(墨西哥、俄国、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等等)中看到的那样,也就像切·格瓦拉对“许多个越南”的呼吁所象征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它们依然是革命的主要推动者。

对阿明来说,显然,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人民来说也一样,当下,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新美好时代的引人注目的反抗,是由以下这些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构成的:亚洲(比如尼泊尔)、拉美(比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和非洲与中东(比如埃及、突尼斯、也门、和巴林)发生的那些反抗。

全球寡头-金融资本阶段的资本主义对世界来说代表着彻底的灾难,这在阿明的分析中是一清二楚的,并且在我看来,这也是阿明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资本主义”,他写道,

“是自己财富的基础——人和自然(当然它们都变成了商品)——的摧毁者……它以三十年战争和革命(1914-1945)为代价克服了它的第一次长危机(始于1873年)。它的第二次长危机(始于1971年),随着2008年金融崩溃,而进入了它[自己]展开的第二个、必然是混乱的阶段,这次危机带来了恐怖和破坏,因此威胁到了整个人类。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种过时的社会系统了。”

他宣称,如果我们最终走出这个“长隧道”,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将走进社会主义——一个以通过给“地球上的所有人提供一种更好的”,符合生态要求的,“对社会发展的控制”的社会,来超越“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等发展的遗产”。

原文链接:

Samir Amin at 80: An Introduction and Tribute

作者:约翰·福斯特

编辑:xd

翻译:王立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