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慈善捐款是真的慷慨善良,还是在装模做样?

越来越多富有的CEO承诺捐出部分财富,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常常他们公司一手造成的。有人将这称为“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然而这是否只是企业的装模作样?

图片来源:Times Higher Education

摘要:越来越多富有的CEO承诺捐出部分财富,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常常他们公司一手造成的。有人将这称为“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然而这是否只是企业的装模作样?

2017年2月,脸书的创始人和CEO马克·扎克伯格因其慈善活动登上了头条。这位科技富豪和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创办的“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拨出超过三百万美元,以帮助解决硅谷地区的住房危机。该“倡议”的政策与推广主席大卫·普劳菲(David Plouffe)说,这项拨款是要“支持那些为帮助家庭渡过目前危机而工作的人,同时支持研究以找到长期解决方案——这个两步战略将引导我们的很多政策和倡议向前发展。”

这只是扎克伯格慈善帝国的一小部分。“倡议”向一些慈善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项目意在解决社会问题,特别关注由科学、医药研究与教育驱动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开始于2015年12月,当时扎克伯格和陈给他们的新生儿Max写了一封信,并将其公开发表。信中承诺,在他们的一生中捐出99%的脸书股份(当时价值为450亿美元),用于“提高人类潜能与促进平等”的“使命”。

对住房问题的介入当然更直戳痛处,因为这就是在脸书的门洛帕克(Menlo Park)总部门口发生的问题。在2012到2017年的五年中,这个地区房价的中值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2百万美元。

更一般地说,旧金山是一个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城市,以拥有美国最贵的房价而闻名。“陈·扎克伯格”的介入显然意在消弭地租和房价引起的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它们已经飞涨到连拿六位数薪资的科技工作者都难以应付的地步。对于那些收入更微薄的人,且不说养家,连自己糊口都几近不可能了。

讽刺的是,这一地区科技工业的繁荣——脸书一直走在前沿——是这场危机的主要成因。正如社区住房组织理事会(Council of Community Housing Organizations)的彼得·柯亨(Peter Cohen)解释说:“这大量的房地产资金根本不是在为了增长的人口提供住房,而是将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从事投机行为。”

扎克伯格表面的慷慨似乎是一个微小的贡献,用于解决由于他所在的行业的繁荣而造成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住房补贴(只相当于门洛帕克平均房价的1.5倍)试图给脸书及其他湾区企业一手助长的问题贴一块橡皮膏。看起来,扎克伯格以慷慨之名,将新自由主义科技资本主义的一小部分战利品用以试图解决由社会经济体系造成的财富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这一体系让他们在一开始就能获得到那些战利品。

我们很容易将扎克伯格想成是某种CEO英雄——一个曾经平凡的小孩,他的天赋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并且他决定用财富造福他人。他投射出不沾染自我利益的利他主义形象。但仅仅从表面就会发现,扎克伯格的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好心肠的利他主义。尽管很多人为扎克伯格的慷慨而喝彩,但从一开始,这种表面的慈善之本性就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扎克伯格2015年信的措辞很容易被解读为他打算向慈善业捐赠450亿。当时,调查记者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报道说,“陈·扎克伯格倡议”不是非盈利的慈善基金会,而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法律地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税收上。作为一个公司,“倡议”能做的远不止慈善活动:它的法律地位使它有权力投资其他公司,以及做政治捐款。实际上,这个公司没有限制扎克伯格决定如何用自己的钱;他是不折不扣的老板。此外,据艾辛格描述,扎克伯格的大胆举措在脸书的公关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即便看起来他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移到另一个口袋”,同时“很可能永远不会为此交税”。

“陈·扎克伯格倡议”的创立——它决不是一个慈善组织——意味着扎克伯格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公司的投资,同时获得可观的商业、税收与政治利益。以上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扎克伯格的动机不包含他自身的慷慨,或对人类幸福与平等的某种真诚的愿望。

然而这表明的是,在赠予问题上,CEO采取的方法使得慷慨、寻求对赠予物的掌控权,以及期望获得回报这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不相容。这种对慷慨的重新定义——它不再被认为与掌控及自我利益不相容——是“CEO社会”的一个标志:在这种社会中,与企业领导相关的价值被应用到人类的一切领域。

马克·扎克伯格决不是当代第一位承诺并倡议为自认的公益事业进行大规模财富捐赠的CEO。在CEO社会中,发明一种渠道来赠出他们的财富,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肯定是种荣耀。这种现象在“(财富)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中被制度化了,这是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于2010年发起的一场慈善运动。这场运动针对世界各地的富豪,鼓励他们赠出自己的大部分财富。誓言中没有详述捐款的用途,甚或它们是现在捐赠还是死后遗嘱捐赠;它只是一种笼统的承诺,即将私人财富用于表面的公共利益。它也没有法律约束力,而是一份道德承诺。

有一长串的人和家庭作出这一誓言。马克·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在其中,同样还有其他174人,包括家喻户晓的理查德与琼·布兰森、迈克尔·布隆伯格、巴伦·希尔顿以及大卫·洛克菲勒。看起来很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单纯地只想赠出他们的财富来做善事。这就是人类地理学家伊安·海(Iain Hay)与萨曼达·穆勒(Samantha Muller)所怀疑的“慈善的黄金时代”:自1990年代末以来,超级富豪向慈善业捐赠的遗产攀升到了数千亿美元。海与穆勒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些新慈善家给慈善事业带来了一种“企业性格”(entrepreneurial disposition),然而他们表明这种现象已经“将注意力与资源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失败表现中转移开去”,而且也可能替代由政府撤回的公共支出。

实质上,我们正在见证的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从民主机构转移到了富人手中,由领导阶层管理。在CEO社会中,社会责任的行使不再需要考虑企业是否应该为自身商业利益之外的事负责。相反,它关心的是慈善如何能被用来加强政治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会使得如此少量的人得以积累骇人的财富。扎克伯格解决湾区住房危机的投资是这一更宽泛的趋势的一例。

依赖富豪商人的慈善来支撑公共项目,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解决了(传统上关注给予的)慈善和(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明显矛盾。历史学家米克尔·梭卢(Mikkel Thorup)解释道,慈善资本主义建立在这一主张上,即“资本主义机制不仅在创造经济上而且在人类进步上,都优于其他一切(尤其是国家),并且市场及市场参与者是(或应当成为)良好社会的首要创造者。”

慈善的黄金时代不仅是关于个体赠予者增加的利益。更宽泛地说,慈善有助于使资本主义合法化,并且将它愈发深远地延伸到社会、文化与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

慈善资本主义远不止是一种假装出来的简单的慷慨行为,而是涉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灌输,这些价值在富豪CEO们身上人格化了。CEO对待慈善就如同对待商业风投。慈善赠予被转译为一种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采用市场的解决方案,以效率、量化的成本和收益为特征。

慈善资本主义从商业企业吸取了管理话语与实践,并将其运用于慈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重点是企业精神、基于市场的方法和绩效。整个过程由超级富豪资助,由有商业经验的人管理。结果是,在实践层面上,CEO们以类似于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从事慈善业。

另一方面,慈善基金会近年来有所变化。正如明尼苏达大学法学教授加里·珍金斯(Garry Jenkins)一篇论文所说,“在与受赠慈善机构的互动上”,它们正变得“愈加指令性、控制性、关注绩效和商业导向,以试图表明基金会的工作是‘战略性’和‘可靠’的”。

“慈善”远远不是它声称的那样,只是换一种不同而更好的做事方式——用珍金斯的话说,一种“通过商业思维和市场手段拯救世界”的CEO方式。相反,慈善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于商业利益接管了慈善,以致对他人的慷慨被挪用到CEO社会模式及其企业机构的无处不在的支配当中。

现代CEO正在政治与媒体舞台的前沿。尽管这常常使CEO们成为被吹捧的名人,但也使他们可能被定为经济不平等的替罪羊。CEO们承担越来越多的公众角色,这与企业的关注点转向了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相关。企业现在必须(至少在口头上)平衡利润与社会结果。“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反映了这一点,它主张企业在在报告中以社会、经济和环境并重。

这种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对CEO们来说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尽管企业也许愿意为了保全公共声誉而牺牲一些短期利益,但CEO们可能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们被人评判的指标是季度报告和为股东的财政利益服务的好坏。于是,虽然社会责任战略或许能赢得公众荣誉,在董事会议室里,尤其是审查预算的时候,事情往往是另一个样子。

对CEO们来说,由于他们薪酬的一大部分由企业的股份和期权组成,因此这里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动机来让他们避免以社会正义之名对他们的运作作出根本性的改变。接受公平贸易政策和关闭血汗工厂也许对世界有好处,但对企业即时性的财务成功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对选票和收买公众有价值的东西,对企业未必有具体价值,对高管个人也未必有利。

很多企业已经通过高调的慈善事业来解决这一矛盾。随着企业向外宣传低赋税的公益慈善贡献,劳动力剥削或企业不当行为被掩盖了起来。相比于改变企业的基本运行,这种贡献的代价可能相对较小。同样地,对CEO来说,向慈善机构捐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让公众看到自己在做好事,而不必背叛自己要不惜一切社会代价去盈利的承诺。慈善活动让CEO们被认为是博爱的,而非经济上激进的或政治上民主的。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更直接的经济考量。慈善可能对资本积累完全有好处:企业慈善活动已经被证明对证券市场分析师的观感有积极效应。在个人层面,CEO们可以利用个人慈善活动来从其他不那么愉快的活动中抽身;作为执行者,他们可以通过高调的慈善战略所获得的资本收益中获利。

人们批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CSR)的概念,认为它给企业极其剥削且损害社会的行为加上了一层道德外壳。但是在当下,社会责任则被看成是CEO的个人品格,这就使企业得以一如既往地不负责任地运行。CEO们对慈善资本主义高度公开的参与,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声誉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是企业本身市场营销的一部分,因为领导人的善行表明企业的总体美德。

讽刺的是,至少是在公众意识中,慈善资本主义还赋予了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道德权力。鼓吹CEO个人的慷慨会赋予企业一种隐性权利,使它们能残酷地行动而不去考虑带来的社会影响。这反映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张力:一个CEO越是道德,他们的企业在理论上就可以越不道德。

宣称投身社会责任和慈善的CEO们表现出的虚伪,也暴露出CEO社会中盛行的更深层的威权道德。慈善资本主义普遍被认为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社会正义要素,没有它这个市场就是不道德的。企业慈善顶多是1%的人为他们参与创造了如此经济剥削夺和不平等的世界而自愿交的税。然而这种“给予”文化也有助于支撑和传播一种明显的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和创造出这一形式的CEO们的专制风格如出一辙。

全球慈善与赋权的市场化有着超出经济的影响。它也留下了麻烦丛生的政治遗产,民主在行政权力的祭坛上被牺牲了。政治上,自由市场被认定为自由民主的基本要求。然而,最近的分析揭示了市场化与威权主义进程间的深层联系。这一联系特别体现在,这些往往不受欢迎的市场变革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贯彻。在这种意义上,强力的独裁者被转化为有潜力的正面人物,面对“非理性”的反对而引导国家走上正确的市场路径的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慈善则成了CEO们资助这些“好的”威权主义者的渠道。

慈善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也标志着商业越来越多地侵占公共产品与服务。这种侵蚀不止于个体富豪的活动;它也正成为大企业以CSR为名的活动的一部分。那些大型跨国企业尤其如此,它们凭借其全球网络、财富和势力而获得了重要政治影响力。这种关系被称为“政治CSR”。商业伦理学教授安德烈斯·谢勒和圭多·帕拉佐提出,对于大企业,“CSR在企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过程中越来越明显,范围往往遍及是全球”。这种政治CSR倡议让组织与政府、市民团体和国际机构携手合作,于是国家与企业作用的原本区分日益模糊。

跨国公司一直在涉足类似政府的活动,诸如设立标准规范,而且它们如今正日益参与到其他传统上属于政府领域的活动,诸如提供公共健康、教育、保护人权,解决社会问题,如艾滋和营养不良,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和平与社会稳定等。

如今,大型组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聚集显赫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以及监管这些行为的方式——有着深远的社会后果。2000年,权力的天平倾斜了。当时美国政策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将企业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做了对比,得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51%是企业,49%是国家经济体。最大的企业是通用汽车、沃尔玛和福特,其中每一个经济体量都大于波兰、挪威和南非。作为这些企业的领导者,CEO们现在都是准政客了。想想世界经济论坛不断增强的势力就知道了,它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年度论坛都将企业CEO和高级政客聚在一起,共商“改善世界”这一表面上的目标,如今这项悠久的惯例标志着CEO们的全球势力。

CSR的发展不是企业要自己主动做好事的结果,而是对来自NGO、压力集团和工会的CSR行动的回应。它通常是为了回应政府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不力。备受瞩目的工业事故和丑闻也迫使组织加强自我监管。

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一家化工厂爆炸,导致约2.5万人死亡。波士顿大学管理学教授詹姆斯·波斯特(James Post)解释道,这场灾难之后,“全球化学工业意识到,如果工业安全标准没有公信力,他们几乎不可能保住执照。化学生产商协会(CMA)通过了一套行为守则,包括产品管理、信息公开和社区参与的新标准。”

推动这一趋势的动力是企业的自利而非慷慨,因为全球的工厂和企业“开始意识到声誉和形象日益增强的重要性”。有些企业在其他重大工业事故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例如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于阿拉斯加泄漏数十万桶油,2010英国石油企业的深水地平线油井在墨西哥湾爆炸。

另一个重要的案例是,2000年10月BBC记录片节目《广角镜》(Panorama)曝光服装公司Gap和Nike涉嫌童工丑闻。纪录片显示,制造Gap和Nike服装的柬埔寨工厂的工作条件恶劣。其中有12岁大的儿童每周工作7天、被迫加班、管理者虐待他们的身心。公众的抗议接踵而至,要求Gap和Nike、及其他类似组织为他们的商业活动的消极社会影响承担更多的责任。

引入CSR是为了消减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不良效应。但久而久之,它成了假装照顾他人利益、实则进一步增强自身利益的手段。当面临企业丑闻时,CSR被视作增进企业声誉、缓解政府管控的威胁的工具。再一次,我们看到企业是如何从事看似负责任的行为,以求增进自身的政治权力,并消弭国家对他们运作的控制权的。

企业为了发展或者维护声誉而采取CSR的行为,使得CSR的伦理受到审查。人们争论说,与其说是用CSR来“做善事”,企业只是用它来使自己“看起来善良”,而不是以任何方式质疑对他们的基本伦理或政治立场。即便是安然公司(Enron),在它著名的诈骗丑闻和2001年最终陨落之前,也以倡导社会责任闻名。

CEO的慷慨被大肆宣扬。的确,在个人层面,很难发现那些向慈善赠出一大笔财富的富人或那些拥护社会责任型项目的企业有什么错。但CSR和慈善资本主义却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将极端财富不平等的社会正当化,而不是这种不平等的任何解药。我们在此需要注意到,尽管慈善资本主义承诺了看似不断增多的赠予,所谓的慈善黄金时代也是不平等加剧的时代。

2017年乐施会(Oxfam)一篇题为《99%人的经济》的报告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报告强调了一个遭受不断升级的不平等的世界的不公正与不可持续性: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得到的收入大于整个底层的50%。何以如此?乐施会的报告坚定地将其归咎于企业和它们经营的全球市场经济。数据是个警钟,世界最大的10家企业的收益超过了最贫穷的180个国家之收益的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改变。报告指出:“当企业愈发为富人而工作时,最需要钱花的人们却享受不到它。为了给上层人士带来高回报,企业被驱使更加用力地压榨他们的工人和生产者,并逃避上交那使得大家、尤其最穷的人受益的税。”

无论超级富豪的慈善还是社会导向的企业项目,都无法阻挡这种趋势,同样地,扎克伯格交出的三百万美元对于旧金山住房危机将收效甚微。反之,少数人手中的大量财富,无论是挣的还是继承的、经商还是犯罪得来的,都继续在以牺牲穷人的代价中增长。

归根结底,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企业,即使是善好意的努力也是在合理化这一套为富人而建的体系。

这种新路径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富人支持慈善事业,而是如社会学家林赛·麦克戈伊(Linsey McGoey)所说,它涉及了“一种有意消除公共和私人利益界限,以将日益集中的私人收入正当化”。

在CEO社会中,类似这种的企业逻辑是至高无上的,它确保了任何被认为慷慨和负社会责任的活动最终都对自身利益有回报。这里可没有真诚的好客、互惠的伦理与自利之间的争论。通过富有的一代人创立的这种不平等补救机制,根据这种CEO逻辑被放在了富人手中,并以最终惠及他们的方式运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严重的资金过剩,因那些从中获益的人的行为而在道德上正当化了。财富再分配被放在富人手中,社会责任被放在为个人利益而剥削社会的那些人手中。

与此同时,不平等在加剧,企业和富人都找到了避免交其他人都要交的税的方法。以慷慨的名义,我们发现了企业统治的新形式,它为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了慈善。在这样的社会中,CEO们不再满足于做生意;他们还必须控制公共产品。最终,尽管《捐赠誓言》网站会挂上越来越多CEO自鸣得意的笑脸,真实情况是,世界的不平等正逐年加剧。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24/the-trouble-with-charitable-billionaires-philanthrocapitalism

作者:Carl Rhodes & Peter Bloom

翻译:沈今语

编辑:xd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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