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

每天都在假装工作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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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你是否有一份暗地里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有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格雷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名叫《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本文为作者的访谈汇编。

什么样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这就是它的狗屁之处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公司律师。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Simon & Schuster

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付给你的报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突然解雇老师、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失踪。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你在这本书的开头区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 jobs),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的,人们经常会把它们弄混。当你说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认为是不好的、吃力的、条件糟糕的、没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事实上,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他们给你的报酬就越少,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 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糟糕,但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扫厕所,厕所确实需要打扫,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好处——即使你赚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并且有丰厚的报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实心里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没用的。

你在书中谈及了不同类型的狗屁工作,它们分别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 “打手型”(goons),“胶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头型”(task-makers),能具体说一下么?

我收集了几百份来自狗屁工作者的证词。我问他们,“你做过的做无意义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老板知道吗?……”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采访,跟进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狗屁工作逐渐分成了五个类别。

首先,“走狗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员,她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打手”们是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例子,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和我说,“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我还收到了一个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邮件,他说他95%的工作是让名人在镜头前变得更美:美白他们的牙齿,让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完美,让他们的身材更苗条,同时,让观众对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打手”,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在心理层面攻击人们,让人们感觉不好。

“胶布”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有一个从事咨询的人和我说:

“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另外,在学术界,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们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有很多不是狗屁的工作,即那些真正有用和必要的工作,如今都被机器取代了。另外,有些有用工作远比狗屁工作苦难和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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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替我们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机器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本世纪末我们将实现每周工作15小时的目标。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地,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机器取代一些有用工作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每周假装工作40小时。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我们被教导说自由市场是很有效率的,它可以去除低效的、不必要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有那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

从经验上来看,自由市场的兴起确实造成了狗屁工作的繁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就是说,任何旨在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都将创造出更多的文书工作、法规条例,即更多的官僚主义。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之一,是在1991-2002年间,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公务员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

为什么会这样?

当你试图将事物市场化时,你必须对它们进行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占其他人的便宜,所以你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我很好奇你决定去相信人们对自己满意程度的主观报告,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在做狗屁工作的指标。如果一个公司律师说:“哦,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意又很有意义。”这到底是人们潜意识的幻觉呢?还是说,在一份狗屁工作中可以得到满足感?

满足感和意义是两回事。根据我的发现,大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很快乐。这有很多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家人,喜欢自己的同事。当然,这种衡量方法确实可能出差错。我并不认为人们都能准确地评断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衡量方法真的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能就是数据被少报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无用的工作有用,更少地会去认为自己实际有用的工作无用。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说,80%的银行职员都可以被机器取代或者被淘汰。但他也表示,这其中只有20%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或许这就是希望的来源。人们并不是完全被蒙蔽,有一些人还是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分辨力。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不劳而获,但他们心里却很悲惨,他们宁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敏锐,更加有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以如此自私利己的眼光看待人类呢?

这是我们社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是精英们维持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基于公共原则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被告知那是一个乌托邦,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承认了人们本性丑陋的现实。

你对那些发现自己在做狗屁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作为创造其他有用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更有力量。但这很难,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我书里面有一个人做药物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如果你能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太好了。其他的建议是,不要去怨恨那些有“真正”工作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试图惩罚他们。

本文作者大卫·格雷伯

你在书中也谈到了,随着狗屁工作的兴起,一些非狗屁工作也在兴起,你管它们叫关怀或照料工作(caring or care-giving jobs)。你能描述一下它们么?

我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工作观念,好像都和生产有关。如今社会上典型的意识型态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搞生产。这种观念让女性所做的工作——维护、关怀和照料——变得看不见了。

社会上产生的很多价值,有将近一半的价值,都是由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人生产出来的。那些照顾家庭、做志愿工作或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得不到回报的。如今有很多贡献社会的方式,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被忽视了,因为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工作”。

你在书中提到了我们需要“关怀阶层”反抗,而你认为占领运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上有一个名为“我们是99%”的主页,是为了那些太忙于工作没时间去持续地参与占领运动的人而建的。建这个主页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谈论生活的近况,说一说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运动,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我是99%”(I am the 99%)结尾。这个主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进来。

当我在浏览他们的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帖的人几乎都做着关怀类的工作。即使不在关怀领域工作的人,发言的主题也很相似。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听着,我想要一份至少是不去伤害任何人的工作,真的,我真的想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我想去关心其他人,我想去帮助社会。”

人们在主页上的发帖 图片来源: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但是当你真的最终从事这些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的工作去照顾他人时,他们会给你很少的报酬,让你负债累累,你甚至都无法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家庭。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根本的不公正推动了占领运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太多这样的狗屁工作,却给这些从事关怀工作的人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怀阶层”(caring class)的反抗,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创造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改变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份工作有价值,否则,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些狗屁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为这一政治事业而努力。

本文综合编译自: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nearly-half-of-you-reading-this-have-bullshit-jobs

https://www.vox.com/2018/5/8/17308744/bullshit-jobs-book-david-graeber-occupy-wall-street-karl-marx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6/bullshit-jobs-david-graeber-work-service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under-review/the-bullshit-job-boom

作者:David Graeber

翻译:LiVE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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