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三角恋、多伴侣…前苏联曾经如此性开放,但俄罗斯呢?

在苏联,我们有很多性生活。

苏联爱情电影《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漫步在莫斯科》

摘要:在苏联,我们曾经有很多性生活。

“在苏联,我们没有性生活,我们坚决反对它。”1986年,一位女酒店经理在苏联国家电视台如是说。演播厅观众大笑。这句话很快流行起来,它暴露了苏联的性生活现实远不如官方话语那般纯洁。

尽管俄罗斯对性的保守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却掩盖了历史上一个更有趣却被忽视的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头十年,共产党中地位较高的女性主张恋爱自由的政策,希望打碎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等“资产阶级”制度。

但是这一性解放革命的好景不长。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约瑟夫·斯大林上台执政时,他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核心家庭——而不是性自由——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什么才能解释这种政治转变?政府最初的性解放立场究竟是代表着一条未被接受的政治路线,还是说,这只是俄罗斯更广泛的性压抑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插曲?

让我们看看西方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女权主义者已经为许多拥有财产权的西方女性争取到了选举权(在英国,21岁以上没有财产的女性直到1928年才能投票)。但在苏联,妇女的权利更为广泛。除普选权之外,她们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堕胎合法化开全世界先河,而且对工厂工人免费。儿童——无论亲生还是私生——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地位。婚姻不再受教会管辖,离婚程序被简化,婚外性行为得到宽容,同性恋也不再是犯罪。

布尔什维克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主义妇女杂志“Rabotnitsa”,首版于妇女节发表

 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种激进的种子从何而来?到19世纪末,俄罗斯的贵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女权运动齐头并进,各种组织——如1895年成立的俄罗斯妇女互助慈善协会(Russian Women’s Mutual Philanthropic Society)——为妇女在工作场所的平等和改善孤儿院条件而斗争,并为贫穷的职业母亲建立托儿所和食堂。“勤奋之家”(The House of Diligence)帮助受过教育的妇女找到了家庭教师的工作,“青年女性帮助协会”(Society to Assist Young Girls)试图“保护女孩,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姑娘们,使她们免于因生活贫苦而去选择卖身“[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1904年至1910年,俄罗斯的工产业工人增加了14.1万人,其中80%以上是女性。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彻底平等的承诺之上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社会也应该实现性别平等。卡尔·马克思认为,劳动妇女在工厂和家庭中受到双重压迫。“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卡尔马克思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不无讽刺地写道[2]。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社会主义组织中,对妇女地位的关心通常被认为只是资产阶级的消遣。社会主义正统观念认为,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解放劳动妇女。

直到1912年,布尔什维克开始将妇女问题视为政治议程的一大关键。那时,他们开始积极让劳动妇女参加示威游行,并在《真理报》上专门开辟了一个女性问题的版面,并在1914年创办了一份女性杂志“Rabotnitsa”。

科伦泰的性自由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是那一代最重要的女性积极分子之一,她是第一位社会福利政治委员,也是克里姆林宫政府中最杰出的女性。科伦泰是倡导性自由的代表人物。 1872年,她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她已能讲七种语言,周围的人希望她去接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即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伴侣。她不顾父母拒绝让她上大学的想法,考了一个教师证书。 她要赚取足够多的钱来补贴她的丈夫弗拉基米尔——一个收入不高的工程师。他们结婚几年后便分居了。 “我仍然爱我的丈夫,但是作为家庭主妇和妻子的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则是‘牢笼’,”她在1926年《一位性解放后的女共产主义的自传》中解释道,“我的同情心和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俄国革命工人阶级。”

尽管还结着婚,科伦泰已经在1896年开始给劳动妇女上课,并帮助安装过滤器以清洁工厂的空气污染。但看到工人们日日夜夜都过着肮脏的生活后,她意识到慈善只是杯水车薪。与更为贵族的女权主义运动划清界限后,柯伦泰开始认为必须从更根本的层面改变经济关系。换句话说,妇女的不平等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

柯伦泰(左),第一位社会福利政治委员。这是她于1918年与无家可归者的合影 

图片来源:Sputnik Images

为了寻找答案,科伦泰离开丈夫和四岁的孩子,去苏黎世学习经济学,然后回到苏联。 她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个职业女性法律俱乐部,组织游行,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书籍,并在欧洲和美国举办题目为“新女性”和“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的关于劳动生活、性观念和母亲身份的讲座。

1908年,为避免逮捕,科伦泰逃离俄罗斯,之后结识在瑞士流亡的列宁。在革命期间沙皇退位,科伦泰回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或工人理事会)委员,并最终担任人民社会福利委员。 1919年,工作两年后,柯伦泰帮助建立了苏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妇女部,旨在改善妇女生活和教育情况。

在科伦泰看来,性革命主要是从精神上解放妇女,使其不受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的束缚和奴役。她认为,如果女性能够决定何时生孩子,而且国家确保她们的教育,她们就能学习、工作和参与公共事务。她希望这些改变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女性”。

科伦泰还强调,爱情在社会的主导地位加重了两性权力失衡。她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现代的女性教育都旨在让爱情封闭她的生活。是时候教女人把爱仅仅作为一个展示真实自我的一个过程和方式,而非生活的基础”。在科伦泰的笔下,“新女性”会知道“生活的美好不仅只有爱情”。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转变似乎正在发生。 1927年,科伦泰的小说《红色恋情》(Red Love, 1923)在美国出版,讲述了一个年轻未婚女性在共产主义下工作和生活的故事。 在英文译本的前言中,科伦泰指出,苏联社会“开始尊重女人,不是因为她‘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她整个人的价值和她为她的阶级、国家和全人类贡献的才智。”

柯伦泰《红色恋情》

除了让女性得到爱情以外的自我认知,科伦泰还想恢复友情,使之成为更平等关系的典范。 《迎接长着翅膀的爱神:给工作青年的信》(1923)是一部关于情感的政治史。她说,在史前时代,人类将爱情想象为亲情的一种形式,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封建世界将骑士的“精神之爱“理想化,将爱与婚姻分开。但最终,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道德下的爱情范式变成了一对夫妻之间的爱,他们“共同努力,以便增加与社会分离的家庭细胞的财富”。相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应该努力本着同志团结的精神,在两性中灌输一种“爱情-同志友谊”关系。这种理想可能更接近希腊罗马模式。

当然,革命后初期,仍然有很多妇女问题。女性失业率居高不下,性暴力依然盛行,一些观察家谴责新出台的性别政策似乎允许亲密伴侣被剥削,随后被抛弃。 1926年,《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家说:“男人换妻的热情,就像他们对40%伏特加的热情那样”。

但许多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过得越来越好。在旅游札记《俄罗斯:革命后的三段旅程》(1928)中,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观察到,他在莫斯科遇到的女性告诉他,她们更关心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婚姻。 22岁的贝拉·格里高利夫娜·奥尔金说:“我最大的快乐不是得到一个男人,而是去工作,不去当一个寄生虫。当然,我也要爱情。我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不能只是卿卿我我浪费时间。“这些观念也从苏联传播到其他地方。在罗马尼亚,反对者拿科伦泰支持婚外性行为这一观点大做文章,以此在两次大战期间反对共产主义。

列宁的三角恋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也支持科伦泰对“资产阶级”爱情观的谴责。他认为放弃“婚姻至上”的观念会加强阶级团结,推动工人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就像党内其他一些资深成员一样,他对上述观点也有所保留。 1915年1月,他给革命领袖伊内萨·阿尔曼徳写了一封信,宣称爱不应被物质和金钱所困,但是把“恋爱自由”理解为“摆脱生育子女的义务”,和”通奸的自由”则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需求“[3]

事实上,阿尔曼徳也是列宁的爱人。她生于法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五岁时她搬到俄罗斯,与祖母和阿姨生活在一起。19岁时,她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纺织工厂主亚历山大·阿尔曼徳。九年后,她结束了婚姻,与前任丈夫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一个小她11岁的学生和革命者)建立了长期的恋爱关系。

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左)、列宁(中)和阿尔曼徳(右)

对阿尔曼徳来说,性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女权主义核心。像科伦泰一样,她积极从事慈善活动。在第一次婚姻中,她为农民子女建立了一所学校,与其他人共同创立并担任莫斯科改善妇女命运协会(Moscow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Lot of Women)的主席,该协会培训贫穷和劳动妇女,并帮助从前的妓女从良。而她们随后想要办一家女性报纸和一家女性主日学校的尝试却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阻挠。

这也许是阿尔曼徳确信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原因。1903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立即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随后她前往布鲁塞尔学习经济学,并穿梭俄罗斯和法国之间为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地下工作。 1911年,她在巴黎遇到列宁,革命后与他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搬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和阿尔曼徳育有一子,而且克鲁普斯卡娅似乎知道他们的这段关系。

阿尔曼徳与科伦泰一同合作设立并运营促进妇女利益的委员会。1920年,列宁担心她过度劳累,要求阿尔曼徳在高加索疗养。她刚到那儿不久,就患上霍乱,不到一个月内即去世。列宁悲痛欲绝,命下令将她埋葬在克里姆林宫,与其他的革命烈士合葬。

布里克的多伴侣关系

当阿尔曼徳和科伦泰将性解放主要理解为免于婚姻和家务的束缚时,集作家、社交名流和电影导演于一身的莉莉亚·布里克(Lilya Brik)却拥抱了一种更加激烈而有系统的自由恋爱——多伴侣关系(polyamory)。

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在她1915年7月主持的文学沙龙上相识。当时莉莉亚的丈夫奥西普·布里克(Osip Brik)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穿裤子的云》印象深刻,并马上提出愿意将其出版。接着,莉莉亚·布里克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开始了一段恋情。三年后,马雅可夫斯基搬进了布里克夫妇的公寓,之后他们三人一起住在乡间别墅里。

他们给这一非传统家庭定下的原则之一是,每个成员都必须给予其他成员自由。然而,到了1925年,莉莉亚·布里克给正在旅行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觉得,你已经不再那样爱我了,而且不会因即将发生的分离而多么痛苦。”尽管在接下来几年里他们各自进行了大量旅行,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与他的新情人——女演员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Veronika Polonskaya)发生冲突,随后自杀。在遗书中,马雅可夫斯基写道:“政府同志,我的家人包括莉莉·布里克、我的母亲和姐妹以及维罗妮卡·维多尔多夫娜·波隆斯卡娅。”他把一半的诗歌版权留给了莉莉亚·布里克,另一半留给了他的母亲和姐妹。

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

阿尔曼徳于1920年去世后,科伦泰独自领导妇女委员会。尽管她有影响力,但观念比政府的同僚更激进且颇具争议——尽管这些她对女性和性的看法并不是她被排挤的原因。1921年,她组织了工人反对组织(Workers’ Opposition),抗议党内的专政和工人缺乏代表的现象,但未能获得支持。由于缺乏党纪,她开始受到被驱逐的威胁。1924年,科伦泰被派往芬兰出任驻芬兰大使(这使她成为20世纪第二位女性大使,仅次于亚美尼亚驻日本大使戴安娜·阿布加(Diana Abgar))。

妇女委员会还是以某种形式继续运作了十年,直到1934年斯大林最终将其撤销。他支持妇女参与劳动,但认为它的实现并不需要家庭内或性别平等。事实上,他视此为资产阶级观念。斯大林还将堕胎定为非法,恢复对离婚的严格限制,宣布同性恋是精神病,在全国内鼓励妇女生育。在1949年国际妇女节当天,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将儿童教育描述为“母亲光荣的社会责任”。尽管国家提供免费的托儿和教育,但男性在家中的职责却可以比妻子少很多。在斯大林看来,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并不是他需要关心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又恢复了部分性自由。新一届共产党领袖赫鲁晓夫执行了一项去斯大林化计划,其中包括废除堕胎禁令。但遗憾的是,科伦泰比斯大林早一年去世,所以没能看到这一禁令。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从来没有完全重温这些早期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潜力。官方的纪念活动忽视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坦克驾驶员、女狙击手、女飞行员和护士。战后,妇女被排除在政治行动中心之外,母亲成为她们的主要职业。性虐待常常被忽视。私下里,女性被要求去承担了大部分的儿童保育和家务劳动。即使在今天,科伦泰和阿尔曼徳争取的性自由仍然是苏联历史上被遗忘的一段插曲。

最近,俄罗斯议会的辩论提议,禁止没有孩子的女性上大学,以此鼓励她们生育而非投资自己的事业。2017年1月,议会通过了一项将虐待配偶视为“私人”而非法律问题的法律。看来,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进步主义再次进入俄罗斯政治话语的主流也许还任重道远。

注释:

[1] 原文出自历史学家凯西·波特(Cathy Porter)的传记《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2013);

[2] 出自“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3]《致伊·费·阿尔曼徳》(1915年1月17日),《列宁全集》第四十七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77/12747084.html

原文链接:

https://aeon.co/essays/the-shining-moment-when-russian-revolutionary-women-reinvented-sex

作者:Sally Davies

翻译:七音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标签: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