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左翼如何反思台湾殖民地伤痕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北京逝世,离开了熙攘又孤寂的人间。在他身后的世界,两岸认知与情感的障碍依然没有消除,一次次舆论大战似乎将双方越推越远。对大陆民众而言,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台湾对日本的情结。但这个情结之所以延续至今,不仅是殖民意识形态的后果。陈映真对台籍日本兵的访问和书写工作,一方面从深刻的情感进入,呈现了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对“殖民地伤痕”的治疗和反思,凸显了左翼视野的重要性,对我们今天处理两岸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本文原为英文,原文名为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被出卖的“皇军”),由陈映真在1995年夏威夷一个纪念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发表。译者授权土逗公社节选刊登,以此纪念陈先生。

陈映真,1980年代中期,辅仁大学,thoxt摄。图片来源:Flickr

1937中日战争爆发,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惟恐台湾人中仍有抵抗性的中国认同,会促成其寄望中国的胜利,因而对“台湾臣民”的言行极其警觉。为了压制台湾人的祖国意识,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所谓的皇民化教育,这是一种旨在“培育帝国臣民”的强制性教育制度,它的推行,是为了将被殖民的臣民同化于日本帝国。

换言之,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剥夺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尊严、文化、语言、信仰、习惯,通过培育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使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的臣服合理化,从而培养“日本帝国的忠诚臣民”。而台湾和中国的历史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都被排除在课程之外,以阻断学生认同原本为一体的中国人或台湾人的历史主体性。这种持续的“去中国”教育的效应,在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的很长时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从中日战争这一历史脉络看,皇民化制度的目的十分明显:日本意在调动台湾的人力与物资资源,驱使台湾人陷入一场悲剧性的战争——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相煎。本文涉及到十一个台湾人的经历:他们在日据时期被征召入伍,同中国作战,身处被殖民者的主体性矛盾之中。这些士兵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态度之所以各有不同,原因很多,而与他们最终是否回返台湾尤有关系。这里没有单个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生动说明台湾后殖民历史的复杂性和反讽性:那就是,紧随着“光复”而来的,是国民党长达四十年的戒严,而这竟是在举世欢庆战争结束、法西斯主义据称已经“终结”之后。

为了充分理解这些个人化的故事的意义,首先要明了日本对台湾人的征兵政策,以及台湾在整个中日战争中的位置。1937年7月,台湾人组成的军队开始被送上战场。最初,他们是作为被征募的军夫,从事翻译、物资运输、农业劳动以及其它非战斗职位的工作。台湾人可以志愿参军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直到1942年才实施。很明显,这一迟延源于日本人的疑虑:台湾人在与中国作战时会不会忠于日本帝国?不过,制度一俟确立,连台湾原住民族也被征募编成“高砂义勇队”,送上南太平洋战场。1943年7月,“帝国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实行,1945年,征兵体系最终完成。

从1937到1945年,超过207,000的台湾人被送入日军服役: 将近126,000人作为军夫,80,000人作为军人。这其中,有61,000人被送往菲律宾和南太平洋的其它地区,33,000人被送往中国大陆。阵亡及失踪者达50,000人。近2,000人伤残,战后有21人作为战犯被处死,147人被判2到3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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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本兵。图片来自丁仔登山部落格。

现在,这些幸存的前日本兵和军夫被称为“台湾人原日本兵”(TEJSS)。他们是台湾殖民史、中国内战以及冷战体系的错综复杂的结果,多年来,日本政府拒绝给予任何战争赔偿,直到最近他们才得到一笔非常微薄的赔偿金。一部份在战后回到大陆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因这段经历,在中国大陆历经坎坷,尤其在1957年之后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中。而无论是蒋介石政府还是李登辉政府,都忽视了那些在战争中侥幸生还,返回台湾的数以万计的士兵们的需要:为讨好日本唯恐不及的台湾政府,可不想为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战后索赔惹恼日本。

为了帝国和天皇

本案共采访了十一位台湾人原日本兵:五位现居台湾各地,六位现居中国大陆的天津市。以下是我收集整理于不同时期的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的口述,他们谈到了参军的时间和缘由。他们应征的理由,一方面见证了皇民化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们之效忠日本和天皇,实有经济、家庭以及地区性方面的考虑。这也说明,日本人的教育机器无论如何有效,在生产忠诚的殖民地臣民方面,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十一位受访者中,有五位说他们并不想参军,完全是被强征的。现年70岁的王清槐 战时本是一个农民,他解释说:“那时候不可能拒绝征召。”有些人,比如现年72岁的谢勇,其时作为“志愿军夫”入伍,实际上,“志愿”只是名义上的。谢勇说,“那时我在一个职业中学读书,日本教官说国家和天皇需要我们。”短期训练之后,谢勇和他的一些同学成了日军的飞机机械师。

受访者林兴琳,现年71岁,战争爆发时住在日本的福冈,在那里被征募入伍。他回忆道,“他们很快发现我不是日本人。一个台湾人是没有资格当日本皇军的。”结果是他被派到福冈附近的海军基地做一个军夫。“我那时很年轻,不能被接纳做皇军让我感到很丢人。”林笑了,“但我父亲很高兴,因为做军夫的伤亡可能性比做军人低。”

受访者中有两位谈及做军夫的动机,认为报酬的吸引力远比军队的爱国口号来得强烈。现年75岁的陈根发,战时本是一个卡车司机。他解释说,“他们承诺给去马尼拉的人每个月120日圆。这是我在台北做卡车司机的月收入的两倍。”黄永生,现年84岁,他描述参军的经历,认为在战争末期,收入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诱因,因为其时台湾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战争结束前几年,日本人想让我在日本占领的那些南太平洋岛屿之间开运输船。他们说会给我很好的报酬。那时我是一个要养家糊口的渔民。一个穷得什么都不懂的渔民。我不管什么国家和天皇。我说好吧,一个月后,他们就把我送到菲律宾了。”

别的受访者中,有确实将参军主要归因于对日本的爱国情感的。王清槐被征召为军夫入伍时年方18,他决心要特别勤奋地工作,希望到二十岁时能成为皇军的正式一员。“像那个时候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是那种被日本精神煽动的人。”他笑着承认,又说,“不过我怀疑,那个时候谁不是那样。”现年71岁的周义村,当年在总督府警察署的化学实验室工作,现在是一名刻印章师傅,“那个时候,一个台湾年轻人能到总督府的部门工作,是很不平常的,”他微笑着说,“那职位是一种荣誉。你觉得比其它台湾人离‘成为一个日本人’近了一步。你的脑子里充满了国家、大东亚新秩序、帝国之类的东西——你知道,毕竟那时我太年轻了。”

刘成庄,71岁,1944年在日本高中一毕业即被征募为军夫入伍。1995年我在天津采访他时,他大胆承认,他曾觉得自己被“大和精神”完全占据,入军中服役时,每天响彻上空的爱国歌曲感动着他。1953年,他没有返回台湾,而是从日本来到中国大陆寻求新的生涯。在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1958年的反右运动,他曾被打为“叛徒”、“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刘成庄说,“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承认我说日语更自在。我常想,如果42年前我没有离开日本的横须贺来天津,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刘成庄现在是天津郊区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顾问。关于这份工作,他说,“我教给日本老板怎样对中国工人严格要求、少付工资。”

战争经历

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战争经历有重要的共同点,最明显的是,他们都经历了战争的结束:美军的闪电登陆和进攻、日军防线的总崩溃、全面撤退到渺无人烟的山区,最后是1945年8月15日的投降。另一个共同点是服役期的短暂,这归因于志愿兵制度直到1942年4月才在台湾实施。海军志愿兵制度开始于1943年7月,但要到1945年才开始招募殖民地的台湾人。

此外,受访者还提到了一个更深层的共同经验:被征召为军夫的,极少被派往阵地前线。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日本军部对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总政策。曾是两个小队的大厨师的王清槐说:“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并不信任台湾人。我们军夫被放在第二或第三防线上,作职员、农业专家、工程师、机械师、建筑工人、司机、护士、医生,等等。”因此,他们多数服役期短暂、缺少实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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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军看护。图片来自民报。

但或许更有意义的共同记忆是:民族歧视以及日军对中国士兵、平民所实施的暴行。与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有关日本人与台湾士兵真实友情的、少数的个别记忆。在此,要谈到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故事:台湾人原日本兵想要离开日军加入中国抗战的故事。

研究中日战争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强调一个史实,而这一史实在欧洲中心的二战档案中,始终被大量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录所覆盖,那就是: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残酷性,接近于种族灭绝的程度。这一史实,在本文的访谈中得到活生生的证明。

黄永生驾驶运输船被派往海南岛运输军需品时,曾目击一个日本军曹的恐怖暴力行为。停留海南期间,军曹要黄永生陪他“去找个姑娘乐乐”,黄永生回忆道,“我以为他要去找军中的慰安妇,”但事实是“中士在街上找上了一个女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她,就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就在大街上……”黄永生停下来,吸了一口烟,“然后,猜猜怎样?中士用刺刀插入女孩的下身……我跟你讲,那中士是个魔鬼。”

卡车司机陈根发从其它司机那里听过类似的故事。在采访中,他回忆起在一个菲律宾小村庄里发生的暴行,这牵涉到一项日本兵的文件遗失的案子,“村里所有的男人都被日本宪兵集中起来,拷问,然后杀死。”陈根发还记得一个美国战俘被刑求致死,以及一个屠杀中国农民的事件:“一个从广州湾派到我们岛上的台湾空军军夫告诉我,在那儿(广州),七个日本宪兵杀了四个毗邻村庄的四百多个农民,藉以报复7名日本兵被中国抗日农民杀害。”陈根发感叹:“战争中,最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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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从一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叙述可以看到,他们在民族歧视的问题上有着共识。大多受访者证实:日本兵对他们的台湾同袍存有相当严重的歧视。陆清林,1945年5月参加日本海军,如此描述他所遭遇的歧视:“当他们发现我是台湾人时,就把我降级到海军航空队做军夫。”他很快被派往伪满洲国,一到齐齐哈尔,就被分派到总务办公室做一名职员,而不是到实验室做更适合他的化学师。“没有哪个台湾人能在实验室工作,”他说,“后来,铃木少校这样告诉我。”

与此同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觉得歧视明显得难以忍受。陈春庆笑着说道:“只有在面对敌人的子弹时,你和日本人是平等的。而且,这是战争,他们需要你的绝对忠诚。”陈根发讲了一个他在马尼拉的轶事:“我当时在马尼拉采购军需,一个日本兵看见我,对我大叫‘清国奴!’(对中国人的侮蔑性称呼)”陈根发描述着他如何站起来对着那日本兵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两个日本宪兵出现了,我告诉他们,我在马尼拉准备为国家和天皇战死,而这个狗娘养的却叫我清国奴。宪兵当着我的面揍了那日本士兵一顿。”

这里甚至还有日本人和台湾人交往的极少数个别例子,陆清林被派到伪满洲国的齐齐哈尔时,年仅18岁,在那儿的关东军总务办公室,他遇到了铃木少校。少校待他如养子,关照、保护他不被日军的苛刻军纪伤害,还送给他当时只配发给高级日本军官的罐头食品。当陆清林被转移到哈尔滨时,铃木少校在他的行李中塞满了衣服和食品,到火车站为他送行。陆清林刚到哈尔滨战争就结束了,他和另一支队伍一起,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第二年有一天,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我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是铃木少校。”这个重逢令他喜出望外。这一次,陆清林倾其所有,要将口袋里红军供给的口粮、糖果和钱给铃木少校,“铃木少校取了一些糖果和口粮,但钱是一文也不肯要,‘你是我的孩子,’他说,‘钱是父亲给孩子的,不能倒过来。’铃木少校就是这么说的。”在1946年的寒冷秋天、在西伯利亚的旷野中,他们从此分别,再不曾相见。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军人在中国战场上度过的岁月,却使陈春庆从皇民化教育的欺骗中彻底觉醒。他对日本的爱国主义情感破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试图离弃日军,去加入那些开始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士兵。1943年,20岁的陈春庆怀抱打败“英美鬼畜”、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奋斗的愿望,自愿参军。“那时我太年轻了,”陈春庆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一个从台湾北部的偏僻小村庄来的贫穷农民。”一个月的集训后,陈春庆被送往中国大陆。

沉默、淳朴、在贫困中挣扎的大陆农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个贫困、偏远的小村庄。陈春庆惊讶地发现,中国大陆人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和台湾如此相像。“为什么共荣圈的理想要通过抢劫、掠夺和杀害这些农民来实现?”陈春庆问自己。没有答案的疑虑日渐扩大,陈春庆无法停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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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1944年初,陈春庆的疑虑更深了,其时他被转派到浙江金华,在一个关押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奴隶劳工的集中营做看守。他亲眼看到,苛酷的劳作、饥饿、刑罚、暴力,以及杀害,是集中营每天上演的日常事件。同年5月,陈春庆和其它二十名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被火车和卡车辗转运送到浙江的北部防线。一路上,他们看到野地里、街道上、路旁、河中,到处是尸体。“虽然是一个士兵,我也被亲眼看到的情景震惊了:中国已经被战争破坏成什么样子了,”陈春庆说,“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废墟墙上据说由台湾人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写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在采访中,陈春庆强调,即使现在,他仍清晰记得当时他的心如何狂跳不止,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台湾人已经正在大陆组织起来,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反抗日本侵略者。从那时起,陈春庆开始积极寻找台湾抗日义勇队,但遗憾的是,他的努力落空了。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受访者提到,战争的终结极大冲击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不过,冲击的表现形式因境况差异而不同。比如,由于军队驻地偏远,有的台湾人原日本兵甚至数月后才知道战争已结束;得知日本战败,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陈清霖就是如此。

1944年秋天,陈清霖因病重被送回台湾。同年12月,他在病愈后再次被征做军夫,到菲律宾的一个偏僻小岛上驻防。美军同时占领了这个小岛,在陈清霖到达的第三天,发动了一场“超乎想象的猛烈”的攻击。陈清霖和其它的零散日本兵撤退到岛上的山地,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四个月。陈清霖解释说:“因为在森林深处,直到1946年9月我们才知道日本战败了。”当被问及得知战败是否感到高兴时,他回答:“并不是的。”1946年12月,他和几百名日本兵离开山地,被美军押送到战俘营。关于美国人管理的战俘营,他说:“食物很难吃,又没多少。劳动难以忍受,我们每天干十个小时的活……比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建的集中营好不了多少。”1946年底,陈清霖被遣送回台湾。

对战争的结束、日本的投降以及中国收复台湾,别的台湾人原日本兵一样有矛盾的情感。许多人目击了日本兵和高级军官对战败消息的极端反应。1945年8月15日,陆清林听到战败的消息时,正躺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的野战医院里。他回忆说:“日本人打开粮仓,拼命大吃大喝,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刘成庆得知消息时正驻扎在日本的横须贺。他的长官告诉他,美国人在日本丢了“一个超级大的炸弹”,为了让日本人民度过劫难,“善良仁慈的天皇”决定结束战争。他回忆道:“我来到横须贺的大街上,看到日本人跪在道路两旁,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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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一些受访的台湾人原日本兵谈到,他们无法想象脱离日本统治、回归中国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既然自己曾站在日本这边与中国作战。傅大生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时,驻扎在伪满洲国的长春(吉林省)。“8月15日那天晚上,几个军官剖腹自杀了,”傅大生说,“转天早上,一个少将在脑袋上开了一枪。”傅大生也听到一些故事,有的下级士兵为过去受到的虐待趁机报复他们的长官。有的日本兵告诉傅大生:他们认为战败的是日本,与像傅大生这样的台湾人无关。“但是我整个傻掉了。”傅大生回忆,“我完全想不出,摆在我和台湾面前的将是什么。”

受访者陈根发说,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一个被殖民者,参与战争却使他成了菲律宾和其它东南亚人的敌人。他们的国家多被战火烧得满目疮痍。1945年9月12日,他所在的部队正式向美军投降,他知道日本帝国的“圣战”失败了。陈根发描述投降后的遭遇:“我们台湾军夫被火车送到马尼拉城几里之外的集中营。一路上,几乎在停靠的每一站,都有愤怒的菲律宾人用大石头砸我们的车厢。”陈根发记得,不少台湾人原日本兵受了伤,有几个甚至被砸死了。“美国看守显然并没有认真阻止那些愤怒咆哮的菲律宾人。”陈根发说,“第一次,我看到了菲律宾人燃着怒火的眼睛。我自己,一个台湾人,原来也是日本人战争罪行的一部份。”

战争的结束,也使得曾被日本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压抑的中国认同浮出水面。周义村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日本少尉告知他和几百个战友,美日“临时停战”了,并且说,为了保持战备状态,他们要驻扎到距广州(广东)几英里之远的山区,进行军事训练。周义村说:“少尉这么撒谎,是怕军队受不了战败消息的突然刺激。”周义村还回忆起,最终,他是从美军飞机撒下的传单上得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的真相。“传单上说,台湾将回归中国,朝鲜将从日本统治中独立。昨天,我还在竭诚做‘天皇的赤子’,今天,我却记起了祖父曾经告诉过我的——我是一个中国人。”

回家

战后台湾形势的错综复杂让台湾人原日本兵难以安身:因为曾与同胞敌对作战,他们不能被看成战胜国中国的士兵。然而,他们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日本皇军。他们既无法分享中国胜利的光荣,也无从哀悼日本帝国的战败。下文将为后殖民时期的台湾勾勒一简要历史脉络,当有助于理解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在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尴尬处境。

1945年,根据《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刚刚解放的台湾被归还给中国。然而,内战很快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爆发,且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1949年末,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几天,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美国在其所谓“太平洋岛链”中,将台湾重编为它的冷战战略军事基地之一,试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以此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通过给予蒋介石政府外交承认、保留台湾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以及军事、经济援助的方式,美国赋予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合法性。这种国际外交上的合法性,反过来,为合法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日本对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亦步亦趋,实际上是分离中国和台湾的帮凶。在15年侵华战争和50年台湾殖民结束之后,日本开始支持国民党专制,仇视新中国。

总的来说,台湾后殖民时期的专制,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如同在朝鲜战争之后,日本统治当局联合战时的法西斯主义份子以对抗共产主义一样,国民党残酷镇压了台湾的民族-民主力量,同时,将一些殖民时代曾与日本统治者合作的台湾本土的大地主、士绅、资产阶级吸收到权力阶层。第二,1987年蒋家时代的军事戒严令解除之后,那些殖民地遗老——以李登辉为代表,却通过台湾的“民主化” (这是广为西方观察家赞誉的)登上了权力宝座。

台湾、日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复杂暧昧、变换迅捷,美国默许国民党和日本政府拒绝承担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应负的战争责任。比如,日本甚至在战后不肯运送他们回日本或台湾,还扣留他们应得的军饷。“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的主席,71岁的陈俊清,在采访中这样谈到这一问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所有前线上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和军夫——从中国大陆到南太平洋——都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抛弃了。”陈俊清自己曾被征召做日本海军的军夫,1943年5月被派遣到海南岛(广东)。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战争结束时,招募我们的天皇连一个解散的命令也没给。我们就那么被遗忘在阵地、丛林、岛屿和高山上,不得不自己挣扎求活,而日本军队早就被美国战舰送回家去了。”

当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终于能够离开驻地时,他们要面对新的难题:他们该回中国、日本,还是台湾?大多数人回到了台湾,但战后历史的风云变幻,使得相当多人留在了大陆,至今已四十多年。例如,陆庆林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被送到伪满洲国,战后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内地强制劳动四年,接着,1949年,陆庆林被当作日本兵遣送到日本。“我回到了我被征召入伍的地方,福井,”陆庆林说,“工作非常难找。那个时候,日本人认为从西伯利亚被遣送回来的人都有‘赤色份子’的嫌疑。没人愿意雇佣一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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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图片来自网络。

他还说起1950年他如何给他在台湾的兄弟写信,告知他的艰难处境。“我弟弟到日本来见我。”但是陆庆林的弟弟坚持要他别回家,因为台湾正在进行残酷的“匪谍肃清”。“我弟弟给我讲了1947的‘二月’事件,失望的台湾人揭竿而起,反抗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这个事件在台湾的中国人和大陆来的中国人之间留下了血的伤痕,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弟弟还给他讲了从1949年开始的白色恐怖。陆庆林解释说,“那个时候的台湾,一个‘西伯利亚遣返回来的人’就是‘共产党’的同义词,意味着死亡和毁灭——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因此,当1952年日本经济恶化时,陆庆林决定回中国大陆。“我已经走头无路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正呼吁有知识、有技术的海外华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

回忆起他们最终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津(河北)的过程, 傅大生、陆庆林和刘成庆的故事很相像。当他们到达天津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分配了工作,最后还结了婚。刘成庆谈及后来形势的变化,“在大陆最初的几年,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好,直到1957年,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开始了,然后是1958年的反右。从1957年到1976年,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都是被攻击的目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目标是打倒阶级敌人、修正主义者、走资派、官僚主义还有党内腐败——他们作为日本兵的历史不断地遭到审查和批判,大多数被贴上叛徒和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的标签,说他们潜回大陆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祖国。

1956年,在那场波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动乱中,毛泽东宣布了他那著名的1957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老百姓、知识分子和非共产党员批评、讨论和思考政治问题。然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意见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期待。1957年6月,共产党开始反击,把大部份批评定性为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共产党的反击发展成一场群众性反右倾运动,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人,包括台湾人原日本兵都成了反右大批判的对象。

不过,那些安全回到家乡台湾的人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国民党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漠视和偏见是不足为奇的。“这很好理解,”王清槐说,“就在几年前,我们这些人还属于日本皇军,去侵略国民党的中国。”在1947年的二月事件中,皇民化运动宣扬的仇华论复苏了,情况变得更复杂。有报告指出,有很少数一些战争遣返人员穿着日军的制服、戴着军帽,唱着日本的军歌穿越街巷,痛打碰到的外省人。王晓波,台湾世界新闻与传播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如此解释:“那个时候,这些少数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又变身为皇军,再一次和中国人打仗了。”事件之后,他们遭到了清洗。

1980年代,海峡两岸的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处境开始有所好转。在大陆,转变发生在1979年以后。关于这个时期,傅大生说:“我们的反动标签摘下来了,再没有人有权指着我们骂我们是祖国的叛徒。有些受到严重迫害的人还得到了国家的赔偿。”在台湾, 1988年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的处境也开始得到改善。1993年5月,“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正式成立。在1988年以前,在蒋家王朝炙手可热的威权时代,这样一个台湾人原日本兵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从1990年代初开始,许多在大陆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回到台湾探亲。有些人就此永久留下了,但大多数还是返回了大陆。陆庆林微笑着说,“能够死里逃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终于又看到了家乡,我魂牵梦绕的台湾,真好。”

本文原为英文,陈映真在1995年夏威夷一个纪念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发表,后经T. Fujita, Geoferey M. White 及Lisa Yoneyama编入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n-Pacific War(s)一书,由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于2001年出版。原文名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刊上揭书p182-198。2005年,由李娜翻译成中文、黎湘萍校订,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东亚的战争记忆与文学”研讨会上报告,后发表于《华文文学》2005年第6期。收入薛毅编《陈映真文选》,三联出版社2009。

作者:陈映真

翻译:李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校对:黎湘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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