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自杀、抑郁……这也是高考,却没人看见

状元人人称道,因高考而死却无人问津。什么病?

编按:谈及高考故事,所有的媒体都会关注状元、985、211,但是每年能考生这些重点高校的,不过是百分之几的考生,那些绝大多数的、上不了重点甚至上不了大学的考生,被舆论习惯性地忽略了,仿佛他们从未出现。纵使每年都有不少这样的学生为此走上绝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也不会被人重视……然而,能上重点的,绝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最终落榜甚至自杀的,是怀着改变命运梦想的底层。这样真的公平吗?

每年高考时节,全社会都注视着高三学生,媒体们也不断渲染“警察为考生开路”“妈妈为孩子‘旗开得胜’穿旗袍送考”“工作人员为父母送水”之类细节,一时间呈现出一幅含情脉脉的场景。可是,作为中国年轻人玩命厮杀的竞技场,高考实际上毫无温情可言。

6月7日,即将开始高考的一个河北男生跳楼自杀。早晨七点多,男孩的母亲外出给他买早餐,回来时,他已经从阳台跳下。据报道,这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

接下来的一月,各地都会忙着给高考胜利者庆祝,关于高考状元的神话将层出不穷。而这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新闻,很快就会消失在信息流之中。

可是,新闻背后的东西,还会象幽灵一样四处游荡,挥之不去。

学生的自杀事件,早已是学生之间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在高中阶段。

由于新闻封锁,或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对于这类事件,人们都假装不曾发生。因此,学生自杀的事情几乎没有得到严肃统计,更没有过集体反思。但类似事件从没有真正消失过,尤其是在高考前后。

在一个阶层固化的年代,人们把上升的希望寄托于高考,因而对这个残酷的制度期许了太多善良愿望。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以惊醒众人,本文也想还原高考的残酷原貌,打碎虚伪的温情。看清真相是残酷的,但未必没有用。至少,真相,可以避免有些人轻易付出生命。

网传某教师群的消息

2017年6月,几乎所有媒体,都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高考成功的老前辈们,纷纷现身说法,追忆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澎湃新闻还采访了一系列上海的成功人士,“他们中有仁心仁术的医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教授……”

媒体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改变命运”本身,另一面恰恰是社会等级制度的魅影重现。人们感谢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非是因为高考本身,而是因为在考试结束后的四十年里,社会展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分化。刚好,借助高考,成功者站在了社会等级的前列。

如果媒体去采访那场高考的失败者,特别是在高考以后,下岗分流、进城务工,下海经商的失败者们,他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会告诉我们,高考并没有那么大的魔法,魔法产生于严苛的社会等级。他们的失败并非由于40年前的那场考试,而是由于这40年里的社会变动。

实际上,40年前那场高考的录取率只有5.8%,578万人中录取了27.3万。谁的故事更有普遍性,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历史并非如此,如果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出现剧烈的分化,40年前的这场高考,就不会留下那么刻骨铭心的烙印。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在今天当作笑话来讲的句子,却是四十年前那个相对公平社会的写照,至少是当时人们要建设的社会的写照。在那种背景下,高考最多是改变了人生道路,而不至于有“改变命运”之说。

高考成为公平的招牌,恰恰是以社会不公平为背景的。换句话说,只有社会越不公平,人们才越觉得高考公平。

社会差距越大,人们越臣服于高考的公平魔法。

但,这种魔法逐渐失效了。

一个人狂热怀念过去,大多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回忆40年前高考的所谓“公平”,不正是由于现在的高考已经不公了吗?

一个孩子在高考中获胜,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持续投入。但是农村孩子,农民工的孩子,城市工人的孩子,他们所得到的教育投入,和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完全没有可比性。

2013年一考生查完成绩后写下绝笔信自杀身亡  图片来源:新华网

高考需要精密的计划、准备,严格的时间安排,计划和准备越早越好。中产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规律性补课,而农村孩子直到高中才开始学习制定学习计划。凭一张考卷决定胜负的高考制度,对于社会底层没有什么公平性可言。这是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的考试制度。

可是,中产阶级也感到,高考的魔法逐渐失效了。

高考制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学习层面,大学的中心舞台属于竞赛生、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每年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博雅计划、领军计划,几乎没有农村孩子什么事,进入这些招生渠道的学生,也大多来自大城市,至少是中产的上层。

而大学招生体制越是朝着申请制转变,大学越是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也就越被赶出这块竞技场。

傅高义考察了恢复高考的历史,他在书里写道:

“……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

“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

“他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

一句话,高考和社会公平没有太多关系,以前没有,以后更没有。人们之所以长期将其视为公平的象征,只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如果考生能明白了这一点,其实没有必要为高考的成败倾注那么多感情。

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考上北大而得意、自傲、自我吹嘘,或者一个人因为高考落榜而丧失自信、绝望乃至自杀,都只是他少不更事的表现。他缺乏社会和历史的知识,错以为自己应该承担本该归属于社会的责任。

但是,很少有考生明白这一点。去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对媒体说,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条件很好的,农村孩子得到的资源太少,人们无不称赞他的机智。但实际上,对于整天学习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学习社会历史的文科生而言,这本该是对当下社会的正常判断。

图片来源:秒拍

在学生高考崇拜的背后,运作着一套扭曲的高考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对学生自杀事件,要负主要责任。

大部分人其实很清楚,社会正在“重新阶级化”。

尽管高中生或许还未曾听说“阶级”一词,但他们对高考的理解,却根植于这一社会背景。

肩负着培养年青一代责任的学校,本可以塑造新人,引导孩子们建立起对社会的全面认识,在批判中理解,在理解中批判。通过理解世界,以期孩子们完善人格,确立自我认同,树立宏大理想,谋求改造世界。这一任务非常急迫。

但是,高考的价值观完全与之相反。社会?自我?思想?批判?不存在的。考上了,你就是强者,考不上,你就是loser。这种对人本身极度不尊重的价值观,往往会在某一时刻直接摧毁失败者的自我意志。我有一个朋友,两次高考失败,第二次失败后,他在家里拒不出门,他跟我说,当时的感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可怕程度可以想象。

面对社会的压力,高考的价值观完全是犬儒的和个人奋斗式的。“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这种典型标语中,高考的成功被置换成对权力的膜拜和对名人的臣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根子,正在千千万万的高考考场上潜滋暗长。

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在高考中也演绎得淋漓尽致。“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在高考的机制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对手和敌人,进入考场,就必须打败他们。仿佛一切都是次要的,个人品德、自我认同、心理健康、远大理想、批判思维,都必须臣服在分数脚下。

高考所教给孩子们的价值观,就是不批判,不多想,默默地做题,默默地忍受,默默地等待,说是奴隶道德也不为过。

很多学生试图反抗这种价值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一些不那么主流的学校,有些学生会非常鄙视学习好的人。他们会不断论证,很多学习好的人都做不了大事。还有的人,会主动辍学,逃离高考。自杀也是极端的反抗形式。

可是这些反抗最后往往归于失败。正如前文所说,高考制度的背景,是社会等级的魅影重现。真正逼迫学生的,并非高考制度,而是使得高考的扭曲价值观得以正常运行的社会变化。

我非常同情那些在高中时代匆匆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河北男孩的新闻很快就会淹没在信息流里,所有试图用自杀来反抗高考体制的孩子们(每个学校大多都有那么几个可怜的孩子),都将残酷地消失在历史中,惊不起一丝波澜。

讨论高考,我们习惯性陷入两种逻辑谬误。

2017年6月的媒体渲染高考回忆,避开五百多万落榜生,用百分之五的成功者去为他们代言。这叫幸存者偏差。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北大学生,他环顾四周,不禁感慨,北大挺好考的,我的同学不都在北大上学吗?你会认为他很傻。但澎湃新闻刊发恢复高考40年系列报道时,很多人却觉得挺感动的。

另一种是非此即彼。当我开始质疑高考机制,马上有人说,你质疑了又能怎么样?废除高考是不可能废除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废除的。废除了高考,社会最后的上升渠道也没有了。如果在这种逻辑谬误下思考,就没有任何严肃讨论的可能了。

展现高考的残酷一面,不仅是要展现高考自身。

在肃穆的考场里,社会等级的意识形态正在四处游走,在年轻人内心建立起它的统治。这是一场自诩公平的考试,却正在打碎教科书上所有关于公平的教导。这场考试,正在公开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高考背后的运转机制,才是所有高考生,都要面对和着手解决的问题。

理性地认清这个问题,那些在高考中试图自杀的人,就会明白高考根本不值得任何人为之死去。

不管是高考所谓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有没有高考,考没考上大学,都没办法获得历史意义上的(也是真实意义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澎湃新闻:上海作家赵丽宏忆40年前高考:圆了童年“上大学”的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1565

[2] 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8年,第56-77页。

[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49-650页。

[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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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成帅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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