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汶川地震灾村重建的乡建青年,后来怎么样了? | 新新青年图鉴

仰望共产主义理想的天空,脚踏积极融入工农的实地

导语:他们在汶川地震之后深入受灾的农村腹地,灾后重建;他们在全国的农村走访、扎根、建设。

向城市走去,落脚于大城市是现在年轻人对生活想象的主色,而有一批人却在最好的青春年华走向了失落的中华乡土。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农村带来的剥夺,却决心将那农业、农村、农民的碎片拾起、重塑,甚至将自己的生活与生命融入农村社区。

土逗新新青年图鉴的第三期,将展现两位乡建人的“另类人生”。他们从学生时代扎入乡土,一干可能就是一辈子。

陈晶晶:曾重建汶川灾村,至今仍驻守“田间”

在乡村建设的团队中,陈晶晶是个倾听者、劝说者和实行者。他与团队的人一块生活,总是花心思,用力,不太去想自己的利益。这份事业让他,“比较穷”,也“比较开心”。

陈晶晶带了本毛选在村里阅读

2009到2011年期间,陈晶晶参与了汶川当地农村的灾后重建工作,而这次参与并非偶然。生于农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是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学员,他从事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农村扶贫、生态农业、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的工作,曾任职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乡建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机构,曾在福建、海南、四川、广东、河北驻村工作六年。陈晶晶有很多个面孔,但始终绕不过一个“农”字。

这个事比较重要,又很难,得有人来做

08年汶川地震,那时我刚拿到农大研究生考试的准考证,但我还是决定从北京跑到地震受灾的村里,一待就是三年。

民乐村是川西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子。因为交通、行政区划、资源禀赋的原因,水、路条件很差,农民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在汶川地震中,村内93%以上的房屋倒塌,近30人遇难,农业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搞灾后重建的那些年,村里要做规划、盖房子、修路、办合作社,搞农业产业项目,我负责协调和辅助的工作,同时也要代表扶贫基金会把项目往前推,又希望能积累一些乡村建设的工作经验。

我是落在(乡建)这个事情中的。家是农村的,上大学念的又是农大。2004年考过政治哲学方向的研究生,也没考上,正好那几年“三农”问题比较严重,是社会的热点,就想着要去村里,看能不能多了解些农村农民的生活,也好更明白自己。那时候是觉得自己以后估计都要在城里,以后也不一定有长时段的、完整的时间去农村,就想着去村里待一段时间也挺好的。没想到,一干就干到了现在。

在农户家里聊天

我有时候也怀疑我自己是不是适合干这个。我以前的愿望是在学校园林堆个假山,又或者在农大当个园丁,或者在北大当个保安也是挺好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比较重要,又很难,得有人来做。但是事情难,总不能忽悠别人来干,让人家吃苦,所以只好自己先上。最后干上这个就干上了,也没想着要换。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乡建事业的人,我的工作比较杂。刚开始我去一个陌生的村里,和村民们一块吃饭、一块劳动、一块生活,主要任务是组织、扶持村里人成立农民合作社。后来在清华,我主要做新农人、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和支持,想为他们建一个支持网络,让他们生活、工作都能更容易些。现在,我就帮各地在村里工作的人出出主意,写一些农业农村方面的政策评论。

其实做乡建的事情,一路都是困难。比如怎么到一个陌生的村里说你是谁,要做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怎么办一个农民合作社,怎么跟农民说话,怎么跟政府官员、混社会的人打交道,钱从哪来,如何为利益相关方画一个共同的愿景,怎么去应对一个错误的不符合村民利益的命令……

汶川灾后重建的前期工作也是一个磨合和碰撞的过程。比如,我们一心一意要办新型的集体经济时,大部分村民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再加之我们很多坚持的原则与制度并不能符合村内的实际情况,合作社理事会及村干部的工作热情也不是很高。但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也更多地认识到了扶贫基金会的工作目标和要求;我们也在不断的碰壁中组建了合作社这个村庄发展的平台,找到了村内有能力、有热情的工作团队,为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我认为,公益变革事业之难在于,公共的事业却要由私力去救济,并且还以为是好人好事,不能形成组织,不能借众人之力行众人之事,理想空蹈,经济上又不可持续,生活和工作相分离。至于未来,现在大家都说中央提“乡村振兴”战略了之后,我们这一行的应该会比较吃香。但乡村振兴,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是乡村生活的更新,在乡村居住的人,能活出新的生活的样式出来,能有自己的自信。首先我们自己要活好,工作才能做好,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

 跟村干部一起开村民大会

至于怎么处理自己的阶层包袱,其实阶层是自己的一部分,如果自己是包袱,那它们就是包袱。人一般都不能超越自身经验去关怀别人的,爱或者恨大概都有它们自己的因缘。不过人不只是他/她自身,你的有一部分是别人的,别人的生活也是你的。这个在家庭里比较明显,不过扩大到社会来也是这个道理。共产党人能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不局限于自己的情感和利益,或许是因为他/她看到了人类生活。你看到自己和别人的一样,看到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然后还认为自己是要和别人在一起的,或许就不容受“包袱”拖累。

现在,我要认真向90后学习,再过把半年我就不是青年了。我看看是不是要攒点钱、结个婚,或者去趟印度,看能为那里的普通人做点什么。对于身边的人,我只是举例子说我在哪工作,具体在干什么,不敢动员别人加入。但我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为别人工作才能有幸福。对丧青们则要说:说不定这个世界会更好呢!

乡建青年梁少雄:过好生活就是最好的建构

梁少雄今年30岁,2007年开始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2010年至今就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长期驻点于山西永济蒲韩乡村,致力于培养兼具乡村建设理论与实操经验的青年人才。

从大学时期接触支农社团,到现在的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全职,梁少雄忠诚于乡建的事业,扎身于青年教育的工作中,中国的乡土、农村因为时代的潮流而被遗忘、抛弃,他却将爱情、家庭、生活都投入去重建它。

2014年河南高校支农社团交流会

一、乡建青年成长记

我来自普通的农村家庭,2007年刚上大学时,我对大学充满了好奇和各种新鲜感,满脑子里都想着未来怎么挣更多的钱,稳定地立足于城市,让父母远离农村。可当1个多月后,大学生活让我失望。新鲜感过了,身边的同学开始上课迟到,也不占座了,玩手机开始风靡了。当时我每天都抽时间去踢球,才不至于让自己扎进游戏与睡觉的堕落漩涡中而感到空虚无聊。

接触到社团后,我开始发生转变。当时我加入了一个没有成功注册的“地下”支农社团——共产主义建设青年社,平时不时和同学一起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到了寒假,我代表社团和北京几所高校的同学一起去了山西大同一个村庄下乡支农。在那里,一群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对我们哭诉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纠纷和桥梁通道架设不符合标准等问题,还从席子底下拿出账本,想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帮忙向媒体反馈,向社会表达他们的诉求。我想打抱不平,帮助他们,可后来发现,我们这群大学生并不是天之骄子,也不是他们盼望的调查组,我们连事情的过程都搞不清楚,还谈何利用先进的传播工具帮助他们?后来我才明白,青年学生到农村的价值与意义是进行自我改造和反思,而非带着道德光环去帮助农民。

虽然从小到大长在农村,对农村的生活也很熟悉,可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干与农村相关的工作。那次下乡之前,我满脑子却都是城市工业社会里的各种工作想象。但下乡之后,我开始关注农村。

2009年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暑期下乡出征仪式

2008年国庆节假期,我参加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题理论培训,再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改变。当时才发现,原来全国范围内有众多和我们一样关注农村发展的学生社团和青年。培训中,听取了如温铁军、钱理群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更有信心把社团里的事情做得更深入。此后的两年多,我和伙伴们努力让自己的社团合法化,成立了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同时,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高校社团走访、云南抗旱实践、广州合作组织论坛等活动。

大三下学期快结束时,梁中心总干事刘老石电话询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毕业后要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就回答毕业要做和三农相关的工作。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平台可以让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就答不上来。刘老石让我好好想想,也不着急回复,如果愿意,可以先来参加梁中心组织的第六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经过深思熟虑,我和女朋友一起前往梁中心参加第六期人才计划,这也是我目前主要负责的工作。

所以,我成为一个乡建青年,并不是突然的事情,而是在这个领域不断深入接触,和自己的兴趣、预期相结合,然后慢慢地往前走的一个渐进过程。

二、从“破”到“立”,现身说法

校园时代做社团遇到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核心经验就是不抱怨,不对抗性思考,主动和老师沟通交流。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中,学生搞社会实践最主要的考虑是安全问题(不过,十年前的大学环境不像今天如此的保守)。我们那时的策略就是主动向老师汇报社团各项工作成果,如果说有犯错,则直接越级汇报(笑),当时直接去找校团委书记和党办主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老师建立了良好关系,老师们也确实看到我们在社团是在干正事和好事,逐步也给与我们很大的关心和支持。最后,我们的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就成为了全校五星级社团,在学生中也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在社团发展方面,我们的社团有三个定位。第一是学习的阵地。负责人和骨干要带头学,在此基础上组织所有成员认真学习理论,联系社会现实来思考和讨论,将现实中的素材和感性认识能提升到一定的宏观思想理论,给予自我前进的动力。

第二是文化的阵地。我们会强调互助互信,形成关注社会发展和青年责任与担当的文化价值。社团文化不是简简单单关心谁、过生日或者大家聚个餐加强下感情这般庸俗的家文化,而是实现成员之间的思想进步,建立信任和平的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第三是实践的窗口。社团强调走出校园去看社会。我们不要求这个社团有多大规模,只要有核心的一二十人认真投入,大三带大二,老会员带新会员,让社团的文化和思想有延续即可。我们社团走出来的成员至今仍有连接和讨论,有不少人毕业后都在社会发展与乡村建设领域继续耕耘,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乡村建设、返乡创业等。不断的进步中大家还是能形成基本的共识,自己参与得越深,对自身越有帮助,事业的提升就越大。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把自己拉进整个社会里面,客观的思考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形成自我对未来的预期。

2010年5月云南昆明市东川区阿旺镇一带抗旱救灾

离开校园后,我成为梁中心一名全职的工作人员。大学时通过充满激情的短期实践了解和认可乡建思想,展现自身的社会担当,但还是浅层次非理性的。而全职参与是需要持续性的投入,要讲究策略与方法,处理的关系也更复杂,不管是周边的人,还是其他机构和人群,对自我提升的要求也比学生要高。所以走向社会不只是充满激情的情怀,也是一个要让情怀和理想不断落地的过程。

从2010年到2015年2月,我一直负责梁中心的在校青年人才培养工作,接触全国200多所高校里的支农类社团。2011年3月,刘老石车祸去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无论是发展方向还是策略方法,我们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直到2014年,我们开始反思到底要如何影响年轻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年轻人,经过持续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思想认识,但到大四做选择的时候又会迷茫困惑,乃至焦虑和悔恨。所以,我们认识到,不仅要有思想理论的反思,还要有实践的通道来充分展示可持续发展和生活的可能性。

2015年3月,我便带着困惑与希望,来到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在一线的实践中,慢慢发现我们需要以自身的生活和行动,来切实证明,通过乡建,我们不仅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还可以沿着自我认可的事业向前走。而在三年的探索中,我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思考与经验:和早年成长起来的农民合作组织结合,借助这些组织经验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为有意愿参与乡建的年轻人搭建更好的学习与实践平台。在蒲韩乡村的探索化解了整个团队当初的困惑。

现在,社会上对参与乡建的年轻人需求越来越大,但人才培养不是标准化的,而是需要遵循各地特定的乡土自然、社会、环境等条件进行因地制宜的培养。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们希望未来和不同地方有条件和意愿的合作组织合作,共同培养服务于本区域的青年人才,同时促进年轻人探索理想的社会和生活方式。

家庭方面,我主要要让我的丈母娘了解我的工作。我和老婆在社团结识,她早于我接触学校进步青年,充满激情和正义感。我们于毕业后一年结秦晋之好,但两家之间的地理位置相隔甚远,我又无法拥有更多金钱报酬的工作,使丈母娘难以彻底的对我俩放心。她偶尔还会说:“我真不愿意……只能替你们瞎操心。”为了让丈母娘了解我们的工作,我老婆还曾经把她带到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去参加我们组织的培训。虽然,培训内容对她来说没多大作用,甚至都会逃课,但让她看到我老婆在几十号农民面前正定自如地讲话,得心应手地处理各项工作,这对她来说更重要。

起初在交谈中丈母娘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回答说,现在上了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多少能在家乡找到合适的工作,以我们现在的视野和想法更需要在外面多闯荡,好好学习,积累丰富的经验,为将来的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况且我们现在的工作很开心,自身的成长变化也很大。她也点头回应,是应该好好上进。她还跟我说,大舅家一个姐嫁在了当地,有两套房,一天不用干什么活。我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拥有车和房,可现实生活中能短期内依靠自身独立奋斗而拥有的少之甚少,大部分人成为房奴车奴,带着沉重的枷锁而匆匆生活。只要我们踏实肯干房车以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现在就成为房奴车奴而让自己的生活单调和机械。不知道她是否认同我说的话,但我自身感受到了这些重复交谈的效果。

我知道不可能让丈母娘接受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因为她脱离不了所在的农村社区,也很难放下主流社会里那一套权钱衡量的价值观念。但我相信,只要能让她看到我们的变化,让她能进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一切都会发生静悄悄的变化。当下,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健康快乐的成长,父母也看到了我们自身不断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在影响亲人的变化,也许他们依旧无法完全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已经在改变中。

 “我和老婆在社团结识”

因为一方面我在探索主流社会之外的可持续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在未来生活上对城市就没有预期,所以选择了现在这个成长路径。当我在外部进行批判时,我知道全球化和发展主义是不可持续的,明白要发展生态互助型社会,但具体反思资本主义的思考与实践却和自身的生活没有特别紧密而深刻的连接。

直到常驻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后,开始从批判转为建构的视角,发现参与乡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得从锅碗瓢盆等小事做起。比如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陪伴孩子,用乡村元素和传统智慧来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让孩子在合作社办的儿童私塾上学,在每天的自然观察和体验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空间感,我们孩子一岁半就可以自己用餐,慢慢开始用刀,玩火玩锯等,孩子也没吃过药打过针。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基本需求就是吃、教育、医疗,当下却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而中国乡土社会其实拥有巨大历史文化资源来应对这个困境。而我们自身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建构,我们的生活中蕴含着自身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特别是与我们基本生存相关的吃、教育、医疗,这些都是我们对可持续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的呈现。

 合作社办的儿童私塾

三、你我皆凡人,都可以进步

一方面,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抑或是未来,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处理结婚生子等现实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在当下则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我们在乡村所形成的经验在这些现实问题上很容易就能和青年人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虽然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但实践其实能反思和挑战这些主流的思维、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比如我们就思考,孩子为什么非得要喝奶粉?孩子为什么会生病?生病了为什么要去医院?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习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不需要思考。对于0-3岁的孩子,南方的米、北方的面,就是最好的营养和健康。日常生活是琐碎的,但却内涵大道,是我们对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具体探索。

越参与乡建,越感受到自身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我们没有别人眼里的头顶光环,也不悲情,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中我们与社会关联度越来越强,有经历真正地去思考和追寻人生价值与意义。

就未来规划而言,我来到蒲韩,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又不只是为了生活。宏大理论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目前负责的是乡建人才培养工作,希望所有与乡建的相关的单位都重视这个工作。有人才有事,我们希望能和更多地方上成熟的合作组织结合,共同去培养年轻人,搭建丰富而具有地方特色的学习平台,希望推动更多在地的青年公社,让年轻人以团队的方式工作生活于乡村。我们希望乡村不是被消费的,而是人类可持续生存方式的探索,能把乡村的主体呈现出来,让人们返璞归真,追寻内心的本真。未来五到十年,我都会为这个事情而奋斗。

我们不需要刻意把自己包裹成“土”而与社会割裂,因为我们没法脱离社会中各方面的影响。我一直比较喜欢踢足球,希望能在未来寻找合适的时机,在乡建中融入与足球相关的元素。我们团队成员也有人喜欢打篮球、爬山,甚至有人周末要去市里喝咖啡吃西餐。这些丰富的爱好都值得鼓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直面内心真实而本真的理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当我们回归人成之为人的初心,脱下虚伪的面纱时,才是最踏实而丰富的。

 在乡建中组织足球活动

全球危机的当下,无论你身居何方,身处何位,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是平等的,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财富才能享受。等我们反观内心,就发现不是获得社会所标榜的金钱和消费才叫富足,富足更多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社会的贡献。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从自我的生存和生活开始,有更多反思,和周边的人有更紧密的链接,建立互尊互信互助的社群网络,思考人的基本价值和人生意义。

作者:红烧土逗

编辑:大蘑菇  沙捞越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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