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如何成为一种“流行病”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弹性积累模式及竞争力论述,为抑郁症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在这些问题被认识和改变之前,我们的观念已经被商业和医学权威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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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蓝瘦,香菇”,朋友,你会不会得了抑郁症?

十多年前,抑郁症在国人眼中还不是一种“病”。张国荣跳楼自杀时,人们以为他“为情所困”;崔永元自曝患病时,人们嘲笑他“小肚鸡肠”。

而如今,抑郁症不仅成了一种“病”,而且似乎成了“流行病”。今年以来,青年学者江绪林、史学奇才林嘉文、年轻艺人乔任梁等因抑郁症离世的个案屡屡见诸报端,令人痛惜。另一方面,“抑郁症防治”成了热门生意,抗抑郁药物在中国的销量快速增长,灵修、按摩、音乐等另类疗法也日益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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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畅销的防抑郁书,图片来源:网络

抑郁症的疾病化与医疗化,有助于抑郁症患者得到重视和帮助。从前问他们“有啥想不开”的人,现在会劝他们及时就医。

但“疾病-治疗”的逻辑也阻碍了对问题根源的回溯:人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抑郁症是否有着我们时代的特殊“病因”?此外,抑郁症的“流行”本身是否是一种自发现象,还是有着医药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推波助澜?思索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抑郁症,并在宏观层面寻找解决的方案。

全球化下的抑郁症

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医学往往从个体身上找原因,例如基因、性格、大脑病变等。最近的一项研究更指出,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更容易得抑郁症。但这是否意味着抑郁症是一种脱离了社会环境的病症,得病只是自己“活该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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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中,将抑郁症称作“心灵的感冒”,真的是这样吗?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根据学者萧易忻的研究,抑郁症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关。这一全球化过程带来许多变化,包括人口流动加剧带来的移民情绪问题、家庭结构转变、工作与休闲模糊化等,而其中值得关注的两个概念,一是“弹性积累”,二是“竞争力论述”。

所谓“弹性积累”,指的是用及时生产、外包制、雇用弹性工时、临时工等形式,更“弹性”地完成资本积累。例如,从前一家新闻媒体需要雇佣大批记者,甚至在不同国家设立记者站,即使这个国家不是天天有大新闻,也要定期向这批记者支付薪水。但现在他们只需要找几个当地的留学生,让他们充当临时记者,在有需要时分派工作并支付一次性报酬。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弹性工作很“酷”、很“自由”,且更有效地配置了劳动力资源。但现实的另一面是,付给弹性工作者的工资往往偏低,他们享受的保障和福利也十分有限。而当企业越来越依靠“弹性积累”时,员工能够获得的稳定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短期合约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害怕失业而产生抑郁倾向的个案屡见不鲜。

此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调“竞争力”,要求将时间“效率化”,人们不得不“高效”地利用时间。拖延成了缺乏自制力和道德感的表现,人们如今要“争分夺秒”,即使是节假日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度过,而要进行“有规划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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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中,上班族丈夫会因为白天睡午觉感到羞愧,称这种行为“太对不起社会了”,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然而,当这种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状态结束后,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情绪的低谷之中,“感觉身体被掏空”。正如萧易忻写道,“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若得了抑郁症,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这类人不想消费、吃饭或出门,不但退缩,且恐惧有所作为。”

药商推广的抑郁症

“抑郁症”的病名进入中国是一个晚近事件。改革开放前,中国将心情压抑、身心疲惫等症状诊断为“神经衰弱”。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精神医学西方化,“神经衰弱”才逐渐为“抑郁症”所取代。

根据学者刘国香的研究,在“抑郁症”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凯博文(Arther Kleinman)起到了先导作用。1980年代,凯博文在湖南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发现,这里的常见疾病“神经衰弱”按西方标准大多可被归为“抑郁症”。他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引起了中国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他们在对“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后,推广了“抑郁症”这一名称。

然而,抑郁症的普及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随着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国际制药商也在这里发现了新的商机。1995年,抗抑郁药物“百忧解”在中国上市。为了向国人进一步普及抑郁症,生产百忧解的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于1996年在中国推行了一项名为“旭日工程”的项目,对全国上千家医院的医生进行培训,令他们开始关注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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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此后,各医药公司开始大量赞助或组织此类培训,并提供相应的培训资料,其中涉及抑郁症的治疗选择、药物的用法用量等。不少相关科系的医生,在接受培训后转变成抑郁症主治医师,对无法找到器官性病变的躯体化症状作“抑郁症”诊断,并开出抗抑郁药物。

百忧解是一种常见的抗抑郁药物。它的原理建立在抑郁症的“单胺”假说之上, 这种假说认为人之所以抑郁,是因为人脑内作为脑神经细胞间“信使”的化学物质(单胺)不平衡,而百忧解可以使它们重新平衡。然而,临床数据显示,百忧解只对58%的患者有用,且服用后见效较慢。更有效的抗抑郁药物正在兴起,其中主要代表是氯胺酮,但氯胺酮并不作用于单胺。这意味着盛行50年的“单胺”假说可能是错的,但在新的假说确立之前,全球已有近90个国家5400万名患者服用了百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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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瓶装阳光”的百忧解﹝Prozac〕,学名为盐酸氟西汀。据纽约时报报导,一家名为Interbrand的公司为礼来想出了Prozac这个名字。“Pro”给人专业﹝professional〕的感觉,“Ac”可以表示“行动”﹝action〕,Z则代表了某种力量,可能还有一点高科技的感觉。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抗抑郁药物销量的增长同样引人瞩目。有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抗抑郁药销售额达3.26亿英镑,较2011年增长22.6%。但中国精神科就医率仍然不高,一方面是相关医疗从业人员短缺,另一方面由于医药企业大力宣传及媒体报导,抑郁症越来越为人熟知,民众的医疗消费需求被激发,部分人仅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就判断自己患有抑郁症,并自行购买药物。药商对此当然喜闻乐见,而个人却要承担药物滥用的风险。此外,市场上良莠不齐、明码标价的另类疗法,在把穷人拒之门外的同时,也把富人引向新的风险与困惑。

手册定义的精神疾病

或许,我们还应该退回到问题的起点,追问抑郁症如何成为一种病症。

目前,国际上的抑郁症诊断主要依据两套准则,一套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另一套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两套系统存在竞争关系,其中ICD偏好精神分析,也较少依赖模棱两可的叙事,但自1994年DSM第四版发行以来,ICD的国际威望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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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图片来源:网络

被视为精神科医生“圣经”的DSM,在1980年大幅扩编,多达500多页的第三版中增加了“社交恐惧症”、“逃避性人格障碍”等病症。一些看似普遍的情况被视为病态,例如怯场、冷漠、迟钝甚至独处等。根据这一版本,在1.心情压抑 2.对社会活动的兴趣和乐趣减少 3.体重大增大减 4.失眠或嗜睡 5.情绪反应过激或迟缓 6.疲惫 7.自卑 8.注意力不能集中 9.有自杀意向这9个症状中,至少满足5个且一定包括1或2,并持续2星期以上者,就可诊断为抑郁症。

1994年出版的DSM第四版,再次增加了400多页和许多新的精神疾病。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从精神病理学扩展到健康卫生、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司法、教育等领域,也从地区性观点逐渐演变为全球性准则。保险公司需要依据这本手册核定赔偿,律师也要从这本手册中寻找辩护机会。药商则巧妙包装这些新的“疾病”,甚至“极度害羞”都成了“我们时代最被严重忽略的疾病之一”,需要通过长期服用抗抑郁药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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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interest

精神疾病定义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利益纠缠,引起了学者警惕。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夫·雷恩(Christopher Lane)就指出,在1985到1993这短短8年时间里,“害羞”的严重性被夸大,成为西方世界诊断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而这背后是药商赞助医疗、收买媒体、雇佣政府说客,通过操弄人们的恐惧获取暴利。在这里,资料文献成了广告手法,过度诊断、药物副作用则被轻轻抹去。

与害羞相比,抑郁症的病情或许有着更多的客观基础。但仅凭DSM手册中的几项症状,人们也无法清楚地区分普通的“忧郁”和病态的“抑郁”。疾病的定义并非纯粹的科学过程,在追求效率的年代,“拖延”成了一种病;在望子成龙的年代,“网瘾”成了一种病。抑郁症的流行同样留下了炒作空间,讳疾忌医固然不可取,但也要小心坠入牟利者的陷阱。

参考文献:

萧易忻(2016)。“抑郁症如何产生” 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社会,36(2),191-214。

刘国香(2009)。抑郁症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8,85-92。

Lane, C. (2008). Shyness: How normal behavior became a sick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纽约时报(2014)。百忧解带来的未解之忧。

The Economist. (2016). Novel drugs for depression. 

作者:艾睿思 

责任编辑: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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