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校庆岁月里,那些不能说不好说的青春故事

想要无问西东,但你分得清方向吗?

《无问西东》剧照

编者按:4月28日清华大学校庆,又连着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偏偏赶上近来中国各大高校丑闻叠爆,频频撞上“大新闻”。中国的高校怎么了?什么样的地方在培养大学生?毁三观的丑闻只是结果,一个颠倒的、虚无主义、厚颜无耻的精英史观,正在广为传播。

​听说一部纪念自己单位百年校庆的片子,因为种种原因,在116.5周年校庆的时候,经过屡次删改,终于可以上映了,不免好奇到蠢蠢欲动。又听说片子中充满了这个时代、这个城市久违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讲述了这座园子里的四代人对真理、公义和人生价值前赴后继的拷问和追求,作为一个需要给本科生传递正确“三观”,又没有本校教育背景的政治理论课新教师,我简直激动得要爆棚。于是,我满怀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期许走进电影院,一方面期望可以为自己上好下个学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搜集些与这所伟大的园子相关的生动素材,一方面真切地期望自己蒙尘的初心能够得到一次拂拭。然而,在和朋友相约影院观看这部期待满满的片子时,我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经历了从亲切、感动到荒诞、愤怒的心理过山车。

影片借鉴100年前的《党同伐异》和数年前的《云图》这两部经典的表现技法,利用传奇的偶然事件将四个跨越时空的故事串联起来:一位导师先让一个具有极高文学才华的偏科学生——吴岭澜,放弃不适合自己的“实学”,从迷茫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理转文)。这个年轻人到中年时,又引导一个深陷“忠”“孝”矛盾的青年——沈光耀作出了自己的生死抉择,违背不准从军的“家训”,忤逆了母亲对自己享受人生快乐的期许,视死如归地驾机撞向侵略者的军舰。这位风流飘逸又大义凛然的富家子经常借助飞行任务,给战争中的饥饿小孩空投食品,拯救了20年后鄙校工程物理系高材生陈鹏。这位小孩最终在一派萧杀肃穆的时代大气候和工作地小气候中为“两弹一星”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又让另一个不惜背叛爱人和良心追逐理想的人,通过自我牺牲救赎了自己的灵魂。被这位灵魂得到救赎的青年舍命救下的一对夫妇,生下了在冷血残酷的21世纪中国保持初心的赤子——张果果。这位新清华人面对商场中的尔虞我诈和上司陷害,拒绝了他人发出的用阴谋手段联合翻盘的邀请,并且不畏惧可能的纠缠不休,斥巨资救助了一组四胞胎。

张果果与四胞胎

应接不暇的校园风光,无限旖旎,带着我不断回到和同学们挥斥方遒的青春往昔,交替体验着愉悦和激昂的变奏,不由得浑身舒泰。由于是在日常工作的地方实景拍摄,亲切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不由得在跟随银幕上一波波俊男靓女进入种种波澜壮阔人生的同时,放大自己的野心,用奋斗中的壮丽未来批判自己浑浑噩噩的过往人生。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故事本身,都细腻温柔而有质感,起承转合章法严谨。电影院的时空简直柔化了。真是一部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三性合一的好片子!

不过,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品出了别的味道。转折出现在一首世界名曲的奏响。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过分敏感,对一首教会歌曲过分较真了。影片快结束时,终于感到可以放弃怀疑,因为,从叙述都镜头,无数的细节都在反复说明这部名曲实在充当了整部电影的题眼。“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才是导演想要的主题,而不是王菲唱的那曲清华校歌《无问西东》。

在日寇疯狂轰炸中,断腿的老神父带着命悬一线的饥饿儿童唱起的是《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沈光耀完成牺牲壮举之际,面对云上太阳听到的也是《Amazing Grace》;当死于残忍群氓的王敏佳,在眼睛中接受了爱人泪水,从死里复活,与爱人一起重新对抗整个世界的时候响起的还是《Amazing Grace》;四胞胎的生命和张果果的初心获得拯救时,空气中回荡的依然是《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上帝视角

沈光耀的原型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的沈崇海。1937年8月19日晨,参加淞沪抗战的沈崇海奉命轰炸敌舰,在飞机出现故障,脱离战斗队形的情况下,与同机的陈锡纯驾机毅然撞击“出云号”,但因伤势过重,不幸坠海。电影将淞沪替换到了大西南,将老一辈清华人换成了学生兵。这一置换,顺理成章地使故事获得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和西南联大两重“政治正确”的加持。可是,被抬到两座神坛之上,也丝毫不能挽救导演价值取向的陈腐和历史观念的缺乏。

沈光耀行走在空军机场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炼狱。中华民族在“抗战建国”的伟大实践中,开始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走上国际舞台面对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第一次“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中正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取得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最终胜利,拉开了民族复兴的大幕。中华民族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伟大的根本性转折,关键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一次得到了深入动员。抗日战争中,国家政权(无论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层的直接控制,开始有系统地推行近代化的“数目字管理”,从而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的国民动员和组织能力。人民大众在普遍动员的基础上,第一次得到了组织、初尝了国家公民的滋味。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割据而日益陷入四分五裂的衰落局面,也在民众大动员面前,在中国人民这个历史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得到彻底逆转。

这种动员依靠的是现代技术和现代行政的辩证统一,是民族政治和阶级政治的辩证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对全民族的团结和全体中国人的努力奋斗。而绝不是漂洋过海的“Amazing Grace”!尽管中国人民不排斥外来援助,并积极争取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始终追求并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主体地位,为全人类的和平和进步独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来自包括上帝在内的任何外来的“奇异恩典”,组织成人民的“兵民”才是胜利之本。

历史正如毛泽东所言,“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能够挖掉这两座大山的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而电影中,中华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拯救,在根本上被归结成了西方精英自上而下的赐予。来自西方的器物、精神,通过中国精英学校中的中外精英拯救了1920年的中国青年与1938年的中华民族。一种超验的精神,在电影中战胜了真实的历史。

时间演进到1962年。王敏佳死了。一个有一点点虚荣,但是真诚、善良、仁慈、友善、富有正义感的美丽青年王敏佳,在一群没有面孔的群氓以乌托邦的名义施行的暴行中死了!

在当年的红色中国,像电影中的王敏佳那样被群众打死的事,倒是有原型的。这里举一个例子:文革发生后,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受到严重迫害。1966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1966年6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1966年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被殴打致死。

可是, 王敏佳的死是江隆基这样的人死于非命的艺术概括吗?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的舞台呈现吗?显然不是!

第一,即使在极“左”年代中,王敏佳都不是一个有理由被斗争致死的人。群众既不会被毫无理由地动员,也不会被毫无理由地动员起来,更不会毫无理由地被动员起来打倒一个犯不着的人。群众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能够被任意动员的“群氓”,任何一场成功的动员背后都是由具体的社会矛盾决定的,至于动员起来打到谁,支持谁,则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相关方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利益表达。王敏佳不过是个没有任何行政或技术权力的普通护士,斗争王敏佳丝毫无助于解决群众的不满。她也不是哪位领导的须子,斗争并杀害她也不会对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能够直接剥夺人生命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除了土改和镇反当中极个别的过激事件之外,只出现在1966年“文革”大动乱的高潮中,而不太可能出现在1963年的缓和年代。群众能够被动员起来,首先需要社会矛盾积累并激化到普遍化的程度,其次需要找准群众发泄的出口。王敏佳所处的年代恰恰是“大跃进”和“反右”之后,“四清”之前的缓和年代。谁会无缘无故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这个人心思定的时代没事找事,扩大矛盾?

总而言之,在各方缓和的年代动员起大量的群众去攻击王敏佳这样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一员,攻击这样一个并没有伤害,也没有能力伤害群众利益或官僚利益的人,而不去针对正在或曾经拥有一定权力和声望的活老虎或死老虎,实在是不合群众运动的逻辑,也不符合“运动群众”的官僚的利益。

可是,在电影的逻辑预设中,这样的传奇事件却发生了。远离了自由世界文明主流的落后中国,在极权主义红色乌托邦的反复洗脑下,人人都变成了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和反思精神的怪物。因此,全体人都可以为了家庭纠纷这样的私事,而如同嗅到了鲜血的鲨鱼一样,极度亢奋地迫害一个人。这恐怕是不少“精英”眼中,也是导演眼中的群众与群众运动,但绝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群众运动。

让我们后退一万步,拼命寻找王敏佳之死这一艺术创作的现实根据。她的“死”,如果有什么历史根据或者社会意义的话,无非是能够为彰显“官僚体系”的“权威”对群众进行一种“惩罚恫吓”。怂恿学生斗江隆基的“工作组”和裹挟群众斗王敏佳的“时事学习小组”难道不正是官僚机器或者这个机器的须子吗?可是,导演在这里显然把王敏佳之死的根据归结到了“猪油蒙心”,需要被灵魂拯救的“群氓”上,反而完成了对官僚精英的完美开脱。尽管导演对毛泽东时代毫无好感,但是,对待当时的精英和统治官僚的笔触却充满了辩护,把责任卸得一干二净,达成了不同时代、不同主张的“精英”之间的共识,唯一“精英”的例外,也许就是被放逐到愚顽群众中间,动员群众的伟大领袖。

我们再看看陈鹏和王敏佳这对苦命鸳鸯的最终结局。陈鹏带着死里复活的王敏佳去了当年被沈光耀拯救过的贫苦农村。在那个地方,如同1938年一样,受害者的肉身和精神同时得到了。音乐再次奏响,历史和当下的救赎,都在“Amazing Grace”中完美的统一起来了,上头来的恩典和慈爱是如此甘美、唯一而不能拒绝啊!

1963的拯救力量,来自1938年的上帝。1962年的大陆,远离了普世文明的恩典,荒唐的人群和专制的愚昧政府,连捕风捉影的传说中的台湾表叔都害怕。在导演眼中,救赎是以一种奇迹,是历史进步的原动力。群众永远是等待救赎的戴罪羔羊,甚至往往是卑微可怕甚至罪恶的群氓,社会的进步,永远需要居高临下的救赎,普通人需要的是真心悔改、接收,只有精英才能做基督的样子,不断地充盈“祂的宝血”。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幸福,无非是对这种救赎宝血的分享。显而易见,在作者看来,普通人的出路只能是紧紧依靠“信、望、爱”来获得恩典救赎。通过“夺过鞭子打敌人”来改天换地,只能让人们从地狱的某一层下降到更深的一层。

总而言之,电影中,60年代初的这场悲喜剧和1938年的壮举一样,都是历史主体——人民被架空、被丑化、被肆意侮辱的舞台闹剧,都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伪”历史叙事。王敏佳的死根本不是艺术的真实,而是艺术化地篡改历史。

至于吴岭澜和张果果故事的非历史性,那种同样的高级穿越小说式的披着历史外衣的非历史性,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心的读者可以继续分析。

那么,导演如此精心地设计故事、镜头和音乐,曲曲折折地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第一,虚无历史。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变成一部上帝救赎史。

在导演看来,小到个人,大到这个国家生存延续的历史,无非是“Amazing Grace”救赎史的展开。毛泽东时代这个极端恶劣的变态时期,无非是悖谬荒唐。荒唐地拒绝了1938年的“奇异恩典”,荒唐得需要1938年的“奇异恩典”(看那段蒙太奇)来拯救!人民群众在历史的真实中奉献牺牲,死了,倒下了,佝偻着身躯,被侮辱与被损害着,结果连一个影子都没有留下。所有的牺牲全部成了筑起精英乐园的文明砖瓦。历史发展的根据——矛盾运动,以及历史进步的主体——人民群众,统统被被今日的电影叙事者像虚空的虚空一样抛弃掉。任何进步和发展,同其他人类生存的地方一样,都是源于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漂洋过海而来的“Amazing Grace”。

第二,为什么虚无历史?用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取代人的社会历史性。宣扬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

在导演看来,人类美好的品质是一种可以秒杀一切时代和利益分歧的利器,而这个利器背后是“Amazing Grace”这个神器!只有回归以马内利,接受恩典救赎,人类的灵魂才可以达到净化。只要人类的灵魂净化了,社会也就臻于美好了。

整部影片用美轮美奂的场景变化和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将清华校歌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警句阐释成了不分阶级、超越历史的“爱与坚守”。告诉人们“正义,无畏,同情”这些无比坚硬的人类美德,可以击碎一切历史的羁绊尘埃,让不分阶级、种族、国度、时空、乃至生死的人们成为兄弟姐妹。人生的唯一价值的就是接受“超验道德救赎”的“奇异恩典”,做到“以马内利”式的灵魂净化。

清华学子夕阳中奔跑

奇异恩典的旋律一次次在影片里响起,霎时间,引得人热泪盈眶。面对这从天而降的“Amazing Grace”,人算什么!在电影的叙事中,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领受恩典,传递恩典。唯有神,能借万事相互效力,神的恩典,跨越时空,将爱代代传承。

影片中,中国苦难年代中三代人的后代,在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中,保持初心,呵护了一组四胞胎的成长。这段跨越的一百多年的精神力量,通过一代代人的奉献,传承到了这四个孩子身上。如今,在得救的四胞胎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可又以通过“Amazing Grace”这件神器继续下去了。精英传承上帝的旨意,我们接受上帝的恩典。以救赎为中心的故事和生活,可以永远接续下去。这种接续,实际上就是历史的终结。终结在抽象的“信望爱”中,终结在“Amazing Grace”的救赎中,终结在对“以马内利”的追求中。

第三,怎样虚无历史?污蔑人民群众,宣扬唯心史观。

抽掉了具体的、在历史中展开的矛盾斗争, 天衣无缝地串联起这四个传奇故事的当然就只能是“至高主宰”了。在导演的世界观中,没有以矛盾运动为根据的历史变化、没有矛盾背后的物质力量——社会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千百年来,过去将来人性他就没法变,而人性、人心又是历史的主宰。既然“人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旧约》诗14:3)。“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新约》罗3:10)。“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旧约》诗143:2)”唯一的前途就在于仰望和接受“Amazing Grace”。电影中一切感人至深的事情的发生,只能依靠神的旨意从天上降到地上,所有对抗恶势力的良善,只能依靠“以马内利”(与主同在)的救赎。

真正的历史主人翁——人民群众,在影片中是无力、无奈、无知的,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堕落为无耻、无良、嗜血的群氓。他们的命运无非就是衬托精英作为至高主宰好儿女的隐忍驯顺,彰显上帝的公义慈爱、怜悯恕宥。五十年代末教育革命,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清华大学工科院系“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请老工人来当答辩委员,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丰富了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这样抬举大老粗的事情,如同人民群众追求自我解放的革命斗争一样,在作者看来不过是被猪油蒙心的悖逆闹剧而已。他们根本不配和大师、精英坐在一起。把他们扶上台面,只会增长悖逆轻慢之心,令主宰者震怒,远离恩典。拯救大家、无私奉献的事情,是专属于光鲜亮丽、风度翩翩的“赵家人”的,泥腿子,有资格姓赵吗?天生下来就索取无度,不知报恩的贱种,只有接受恩惠施舍,点头谢恩的份,哪有胡闹的资格?任何妄图挑战等级秩序,不愿接受恩典的普罗米修斯式努力,必然在群氓的嗜血狂欢中崩盘。

笔者在这里,不回避和拒绝电影本身镜头的华美和叙事的精致,不是不要科学民主文明,不是不要敞开怀抱拥抱世界,更不想伤害信教者的情感。但是,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命史,被叙事成宗教救赎的展开,无论这种叙事多么巧妙。更无法承认从过去到未来,中华大地上生活着的这群人只能依靠外来的力量从云端进行拯救。

我不排斥泰戈尔的智慧真诚、美国教官的善良勇敢、上层阶级精英人物的牺牲奉献、中国人民在探索中的失误曲折,更不讳言这所园子的“留美预备学堂”前身和教学上的美国烙印,但是,我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每一点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都是来自于中外精英基督救恩式的牺牲奉献。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绝不是一部“Amazing Grace”贯彻始终的救赎史。中国历史的进步全在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绝不是什么“以马内利”(与主同在),不论这个主是精神世界中的上帝,还是物质世界中的中外上层精英。只有跪下来承接洋上帝的恩典,才可能摆脱愚昧、残忍、无力,被文明民族的大家庭所接纳。这种叙事,恐怕和美国人“庚款办学”的初衷相符,但同当时的这所园子的人忍辱负重,一洗民族耻辱的追求绝不相符!

工人们建设西南联大

最后,我们是不是需要想一想,为什么恰恰是延安和毛泽东时代,而不是所谓群星闪耀的民国西南联大才真正向全世界输出价值,让那些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脑子激动向往?钱伟长当年入学考试国文历史满分,物理只有五分,九一八事变却让他决心弃文从理,去造武器。不论是鲁迅的弃医从文还是钱伟长的弃文从理,抑或毛泽东时代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些难道是庸人时代“be real,be yourself”的结果,是自云端而来的“Amazing Grace”?且不说片尾彩蛋中的耀眼群星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称为“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民族脊梁”。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碑铭上的,难道仅仅是秉异的天赋和对白白给予的文明恩典的接纳?历史来路和未来出路无他,无非是人民大众在历史中针对不同时代的问题,进行的一项项艰苦斗争!学问当然“无问西东”,可是千百万人在历史大潮中的社会实践,是绝对离不开特定立场和具体历史条件的,不能“不问西东”。

作者:红中发

编辑:耄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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