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写作就像打麻将,这里没有阶层也不可能改变命运

《我是范雨素》发表一周年,范雨素和朋友们怎样了?

海报设计:求源

编者按:本文是上周六土逗沙龙的整理稿。范雨素大姐,和皮村文学小组的小海、万华山等工友谈了他们的写作经历,以及面对突然的出名,他们自己的看法。《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祝东力老师则对整个工人文学的写作做了点评。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写作的故事,不如说是关于读书的。明天就是世界读书日了,愿范大姐和更多工人的平实却不鸡汤的故事,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带来一些收获。

4月14日(上周六),土逗沙龙请到范雨素大姐、《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祝东力老师和皮村文学小组的小海、万华山两位工友,探讨了“新工人文学及其未来走向”的话题。范大姐和两位工友介绍了各自的写作历程,展示了工人写作十分陌生却又无比鲜活的经验。祝老师对这种经验进行了总结式的点评,精彩无比。那么,工人写作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呢?

范雨素:写作就像打麻将,没什么好采访的

大家好,我是范雨素。我爱好写作,但我的写作没什么高大上,就像大家打麻将、上歌厅,就是娱乐。2015年,北大张慧瑜老师给我们皮村文学小组上的一些理论课,凭借着这样一些专业知识,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作了一篇长篇小说。这也就是后来的《农民大哥》的前身。

左起:主持人,祝东力,范雨素,小海,万华山

2017年的1月,我开始做小时工,有了时间,就写了那篇《我是范雨素》。4月24号《我是范雨素》发表,第二天就来了很多很多的记者要采访我,我才意识到我出名了。当时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不觉得我那篇文字怎么好,而且我还有很多很多缺点,我经常为我自己身上这些缺点而感到自卑。人家说能发表,能给你钱,我就觉得幸运和感谢。

但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小时候,农村很穷又没有图书馆,我就把仅有的《上下五千年》一本一本地看,每本都快翻烂了,看着都能吃了。因此我知道,像我这点名气,在历史长河里,别说荡不出一圈圈波纹,连泡泡都说不上。如果真的天天那样被采访,每天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会饿死。我也不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如果让我作为乞讨者的身份出现,我宁肯坐在马路牙子上饿死。

我九岁的时候说我要当中国的第欧根尼,所以我尊敬每一个马路边乞讨者,永远都不说“叫花子”。1983年春天,我读到一期《读者》杂志,那时候我九周岁还不到十岁,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哲学家如是说》,讲第欧根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故事。我就记得第欧根尼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来看第欧根尼,问他:“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第欧根尼闭眼跟亚历山大大帝说,“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童年看的书一辈子不会忘记,我们小时候看书能看的如醉如痴,看什么都看得进去,看什么都愿意看。我们现在的孩子最好在童年养成阅读兴趣,这种兴趣虽然对物质上面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好处是,至少可以不坐牢不犯罪了,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即使是很贫困的日子,即使体力劳动很苦很累,也能用坚强的心去面对。

文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命运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写的东西叫“底层文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底层”这个词,至少在上个世纪不可能出现的,有些工友说好像在2002年2003年看到的。我看到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就问他们:谁是底层?是劳动人民吗?那什么是底层文学?

张慧瑜和皮村文学小组

有些人说自己叫中产,有些人说自己叫高层,那也就是圈地自萌。劳动人民已经不理你了,都在忙着赚钱。我前几天扫墓回到家,心里本想会碰见很多熟人,谁知道就好像进了原始森林——我一米五几的个子,走进盖满了四层小楼的村子,看不到一个人。人呢?都去打工了。在我们的童年时,村子里都是人,好多好多人。如今,劳动人民都忙着赚钱了。谁会看你写什么,谁理会你叫我“底层”“底层人民”,也没有人关心你写的文学叫底层文学。

我从来没有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吃好了穿好了住进大房子叫改变命运吗?人家第欧根尼还不愿意理你,瞅都不愿意瞅你。文字就是文字,就是一种爱好,就好比大家要娱乐要去歌厅唱歌,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什么叫命运的改变呢?干体力劳动就难道就不好吗?干脑力劳动就好了吗?你如果说干脑力劳动就是改变命运,这个说法也很荒谬的。

我记得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是周有光老师回忆林汉达先生,他们在农场的时候,一边砍玉米一边还在心里推敲文言文。他们在玉米地叫苦吗?此外还有杨绛老师,文字里并没有表现出那些苦难,他们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平淡的叙述。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对《我是范雨素》这篇文字的看法,我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期望。而且,如果写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能改变命运,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别人歧视我,说你是“底层文学”你是“底层”,那我不想理你。还有些人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说我是史诗级的人物,其实我也没有这种优越感。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科幻为体裁,说的是现实,但我并不认同她说的三个层,不认同高层、中层和底层的区分。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分到北京的国家机关里了,他们会指着他们的弟弟妹妹和姐姐说,你们叫底层吗?我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说这句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碰见一个大姐,她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上班,对我说,范雨素,你的文字很有力。她永远不可能说:噢你是底层。她对我很尊重,很平等的态度来跟我说话,她说:“我就是农民,我就从农村出来的”。

小海:我的“车间孤独症”

工友小海:我和范大姐不一样,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只看课文,很少看课外书,也没有钱买课外书。我15岁初中毕业,在家呆了半年没活干。过了年开春,在妈妈的劝导下去县城技校交一千多块钱学习了缝纫,没想到一个月后学校就说毕业了。在家又待了几个月,到了7月份,在地里干活时,我爸在邻居那接到一个电话(那时候村里大多数没电话,只有个别人家有电话),跟我爸说可以交钱让我出去打工了。

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在火车上站着三十多个小时到了惠州。从惠州转到深圳龙岗时坐了一辆黑车大巴。上车的时候说好10块钱,走到半路上说每个人50,不给就打。有一个男的不肯给,收钱的直接给他一巴掌。最后到我们交钱了,我们校长和隔壁县技校的老师带领学生都站起来,那几个人害怕了就要我们半路下车了。后来我才知道外面确实很乱,白天抢劫很正常,火车站里敲诈的干什么都有。我那时候也很小很害怕,所以从15岁半出来到20岁一直没回家,也不敢回家。

那时在深圳的一个电子厂,每个月三四百块钱,从早上8点上班到十一二点,1个月休息一天。那时候我觉得喝水、上厕所的空都没有,一个杯子都舍不得买——农村人没钱,没那个消费习惯,就知道干活也不知道累。我的工作很无聊,会听一些歌来缓解,例如许巍的、汪峰的歌。那时候很苦闷,开始只言片语地写东西,想改变现实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改变不了就瞎写,后来写在服装厂计数的报表单子上。觉得就是一个倾诉,自己和自己聊天。但我对文学的感觉,是从那时的音乐中培养了起来,从汪峰、崔健、郑钧,到后来包括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等等。尤其是鲍勃迪伦的歌词,觉得太厉害了,给我很大的震撼!文学上包括海子、艾伦·金斯堡等垮掉派都对我影响都很大。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

后来,到了20岁,我去浙江宁波北仑的梅山岛打工,那里像个世外桃源,春天到了桃花开了,可以不加班,看到三月桃花、夕阳觉得很美。那时候我读了《唐诗宋词》,第一次真正的觉得传统文化意境那么好。另外,把那种现实给我的无力感冲淡的是一本大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时花20块钱买的盗版。我把每个字看一遍,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字或词语记在一个本子上。那时我开始真正地试着去学习,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当时十分热爱,还能背三四百首古诗。

后来我扛着被子、一些书和几件衣服摇摇晃晃地到了苏州投靠姐姐。那段时期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个月工作一无所获,受了很大打击也很失落。那段时间报名参加了《中国达人秀》,念我自己写的诗,毫无疑问海选就被淘汰掉了。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很崩溃,在车间里面写了很多诗,包括《中国工人》。

2015年我在富士康也待过,觉得那里没有一丝温暖、人性。你只是一个工人只能干活。没有人去关注你的生活、精神、爱情、家庭,哪怕跳楼。为什么跳楼呢?我觉得我的心早已纵身一跃100万次了。但是没办法,我还要带上100万张面具继续面对这不堪的生活,你没办法。所以我写东西可能是一种抵抗的方式,其他的用处几乎没有,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去改善工人这个群体的收入和生存。

我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在一家关注工人文化的公益机构上班。可我这一辈子肯定都车间和诗歌离不了关系了。哪怕现在三十多岁依然找不到媳妇儿肯定也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虽然不在车间了,但是我觉得我反而有一种“车间孤独症”。

万华山:争夺话语权的写作

我特别早就喜欢上了文字,应该是十岁左右。在那之前我不喜欢上学,每天逃课,在桥洞里边钻一上午,别人放学了我也放学回家。跟小朋友一块打架、抓鱼、放牛。十岁时候在亲戚家突然读到了一本故事书,连封皮都被撕掉了,却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一千零一夜》。从那以后我最大的兴趣点就不再是打架,而是看书,开始到处去找书看。先是我爸爸的几本武侠小说,之后有一些杂志,却没有一本名著。

小学三四年级看到了朱光潜写的叫《美食与美感》,写的是吃饭是本身是一个是有快感的事,也有文化和美感,这种感觉是超越功利的,超越现实需求的。我读了特别有感触,那天中午我去上学的时候,心里面就一直特别美,感觉我好像跟其他的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我懂得了更多一点东西。就像范大姐说的,读书可以让一个人变好。

从那时候起我就孕育了一个作家梦。上高一后几个月就写了几万字,但是特别不幸地遇到一位很僵化的老师,反对我的写作。分班时我去文科班,他把我的课外书都收走了,很多甚至被撕碎了,放在一个泡面箱里。那个泡面箱里装着的就是我破碎的文学梦。那个学期里面我的成绩从全校前几名掉到倒数,我也变得很叛逆。辍学,高一去打工。后来又回来读了高二高三,成绩也很好,但是不是我想要的了,于是高三又辍学了。

后来我到了工厂,做体力劳动,之后又在工地上搬砖,也跟朋友一块开个小店……什么都做,特别劳累。有一次干完了一天活,第二天实在醒不了,用手掐也不醒,后来就被人直接用脚踢醒了。

虽然生活对我来说是很艰苦的,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会在朋友圈里面发对新闻的评论,比如叙利亚内战、卡扎菲等等,但发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把工厂里地位比我高的人屏蔽掉,我感觉到他们可能看这些东西觉得不舒服,因为我地位比他们低但知道得比他们多。

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对于现在所谓的“阶层固化”的反抗,代表你自身对话语权的争夺。另外,文学能够滋养一个人,能让人感到幸福,感觉到生命本身的喜悦,活得更真实。2014年到2015年,我当在广东,住在一个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山的出租房里。有一天下班我看着外面的山,有写作的灵感,于是用“一指禅”在手机上打字到4000字,我就觉得得到了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脱离了这种现实的困境,脱离了特别难受的生活。

祝东力:三个原因和四个板块

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今天他们三位是风景,是图画,而我做的工作就是为这个图画做一些文字说明的工作,跟华山一样都是做编辑工作。我也是在应该是17年的四五月份读到《我是范雨素》这篇散文,当时这篇文章让我挺惊奇的。

分享会现场

为什么会走红?我觉得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范雨素是一个双重身份。她的社会身份是一个月嫂,一个家政工,但文化身份上,她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九岁的时就能够读懂竖排繁体字的西游记。这个非常不容易。听她刚刚的发言能感到她哲学、文学,各个方面的素养都很好。其实很多中文系的老师都是没有这个阅读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她把一些对于读书界来说很陌生的经验,带到了今天的写作和阅读当中。比如说她给她大女儿买书,说买了一千多斤的书,这个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对我对我触动特别大,我们平常去买书都是买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从来没有论斤卖。她说是作为废品处理的那些书,所以是论斤来卖。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要感谢这个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有了互联网之后,其实很多人还没有机会拥有一个PC机,能够去在网上浏览、阅读、写作,真正的互联网大普及是在中国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然后全民写作的现象就出现了。在这之前,印刷术普及和义务教育扫的盲之后,可以说是全民阅读时代。范雨素小时候其实也得益于普及教育和扫盲,同时还有印刷术带来的全民阅读。而在全民写作时代,只要有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的人,都非常有可能脱颖而出。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工人写作或新工人写作这样一个文学形式。我们现在的文学生态可以分成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主旋律文学,它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识形态。第二个板块,就是所谓纯文学,就是知识分子和职业作家的写作。那个写作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写诗写小说的人,他们的志向就是要脱离群众,写一些极其高大上,直接和国际文学界构成循环的东西。这个板块到90年代就渐渐地非常腐朽,失去了广大读者。他们也没跟国际真正循环起来,在自己小圈子里都很难互相喜欢起来。但是它确实构成一个板块,因为他们占有了文学最大的资源。

第三板块是通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这也是非常庞大的。第四个板块,我觉得就是新工人的写作。四个板块的价值观、审美标准、文字风格都不一样。新工人文学的出现时间比较短,是2010年以后才渐渐进入到大家的是视野当中。

在建国后的前30年,工人写作也比较多,但当时的工人写作是被国家非常真诚地扶植的。所以当时工人写作的价值观、审美标准跟国家倡导的主旋律文学差别不大。但在今天工人文学从价值观、写作风格上看都比较孤独。这四个板块构成的文学生态,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长期化的状态,彼此也不能融合,但彼此既有联系。比如刚才小海介绍他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也受到很多通俗文艺、通俗音乐的影响。所以这些文学版块之间肯定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是独立的板块,是有独立的价值观和写作风格。

工人写作的前景

听众:新工人写作未来的市场在哪里?谁能去推动这个问题的发展?

范雨素:《我是范雨素》应该是城里的知识分子的推进,但有很多劳动人民也读了通过朋友圈的转发。我觉得如果只要是用一种平视的态度写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读的,就像我童年的阅读经历,还比如《平凡的世界》,那是劳动人民的圣经,你看大家都说劳动并不读书,可是大家都读过《平凡的世界》,那里边有我们每一个我们周围的邻居的影子,智慧的劳动人民。上世纪刚解放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农民都是智慧的象征,可是到现在怎么都成了一种丑陋的象征了。如果有一个人把我们劳动人民还写成一个智慧的样子,那每个劳动人民都会读的。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祝东力: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挺复杂。其实我不是特别乐观。我觉得文学的生态和格局,它反映的还是社会现实。比如说主旋律,它对应的是政治精英。纯文学对应的是知识精英。这两个群体掌握着文学领域的最大的资源。通俗文学,它表面上对应的是阅读大众和消费大众,其实背后是一个资本的力量在整合、支配。最无力的就是就是新工人文学,他们在社会上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这个格局也会长期保留。

新工人文学会存在,但是市场很难变大。当前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最大,人数不一定很多,但是他们在各种媒体,包括新媒体当中,他们的影响力最大。我觉得今天的时代和过去不一样。在80年代以前,文学作品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现实当中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路遥塑造的主人公向往的那种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有可能实现的,当时的现实并不嘲弄这个文学理想。而90年代以后,中国现实发生了变化,现实已经让太多的人不能奢侈拥有一个文学梦,很多人会选择放弃,选择一种比较务实的人生态度。因为去读那些文学作品又有什么用?文学塑造了一个星空,在现实单向空间之上,又塑造了一个另类的空间。我们今天的现实跟文学塑造的理想是比较具有对抗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矛盾导致了很多人选择阅读也只会是一些通俗作品,单纯为了娱乐。

散场后部分听众与讲者留影

文字整理:水坑路

编辑:默默然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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