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废墟上铺设的统治之路:普京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人们想到俄罗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难去想像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

“今天人们想到俄罗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难去想像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摄:Alexander Zemlianichenko/AP

数日前,俄罗斯大选结束,已掌权18年的总统普京毫无悬念连任,将再领导俄国六年。经历多次选举洗礼的普京,在这次大选中更刷新了个人历次参选的最高纪录——逾七成六的得票率,显示他多年来的威权统治不但没有摧毁其民望,反而令他更能“稳坐江山”。

到底普京是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苏共统治、戴着“卫国战争光环”的斯大林时代、“去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反苏亲美新自由主义……在这些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历史中,普京选取了什么片段叙事,又放弃了什么历史真相?

本文将会带读者回到俄国人的历史记忆现场,尝试理解普京是如何利用历史论述,成为在选举中不败的威权强人。本文分成三个部分,前篇《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自由》探讨俄罗斯人为何会对叶利钦当权的“自由年代”心生厌恶,引发怀念苏联的情绪;中篇《列宁已死,斯大林万岁》则介绍一度被“打倒”的帝俄,如何和斯大林时代,同时成为俄国人怀念的“最伟大时刻”。末篇《后革命政治剧场,意识形态的角色扮演》将主要拆解普京如何平衡互相龃龉的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稳住宝座。

前篇

(一)

“同志们,我打算重新装饰俄罗斯的广场,把像卡尔·马克思和法国大革命的英雄那样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伟大战士的雕像摆上去。这些纪念碑将是街头讲坛,它们将传递新鲜的信息,激发群众的意识……”

十月革命不久后,列宁就公布了他的纪念碑政治宣传计划。很快,彼得格勒城中沙皇和他们的将军们的雕像被拆掉,代之以法国大革命的英雄、意大利的革命者——那时还没有足够多的俄国革命领袖。而后领袖们的雕像纷至沓来,被安置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苏联解体后,这些雕像就显得过分尴尬了,它们中很多悄悄消失了。位于莫斯科的一些雕像,则被挪至市中心高尔基公园对面的一个小雕塑园(Fallen Monument Park),供艺术家们消遣,供游客们摆拍。在那里能看到被削去鼻子的斯大林,倒在地上的列宁、纪念古拉格的铁丝网背后的脸……

一座离那里不远处的不起眼的雕塑园,意外引起了我的注意。门口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雕像下,显示着这是2017年刚刚建成的园子——“历代帝王园”(Alley of Rulers)。里面排放了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的雕像,列宁紧挨着被他批判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而克伦斯基的另一旁则是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们毫无差别并置在一起,彼此的意识形态冲突在一种历代帝王的时序中被抹平。

我顺着尼古拉二世的半身像往前走,走过克伦斯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走到了20世纪最末一个位置,是一个空柱子。同行的俄罗斯人弗拉德告诉我,那是普京为自己留的位子。

我走到了20世纪最末一个位置,是一个空柱子,那是普京为自己留的位子。 图片来自网络

有趣的是,这一排雕塑之中,并没有叶利钦,仿佛90年代被刻意遗忘了。

(二)

叶利钦的塑像虽然没有出现在“历代帝王园”中,一座屹立在莫斯科河上的纪念碑,却耐人寻味地成为了人们记忆里90年代的象征。

莫斯科河上有一座以丑陋闻名的雕塑──站在船头的彼得大帝,不少本地人向我讲述这个雕塑的故事:1992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500年之际,叶利钦政府送了一座哥伦布航海的雕塑给美国以示友好。而美国却并不领情,把雕塑退了回来——在1990年代的美国,纪念这个殖民主义的象征已经非常政治不正确了。而把一座哥伦布雕塑放在莫斯科,实在是过于奇怪了,于是,这座雕塑的头就被换成了彼得大帝的头,摇身一变,成为彼得大帝远征的纪念碑。

不过,这个故事在任何出版的资料中都难以考证。问及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这是真的,而有人则认为这只是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罢了。但即便只是一则谣言,它的广为流传,也体现出了普通俄罗斯人对叶利钦时代毫无尊严、一心取悦美国的俄罗斯政府的嘲讽。

竖立在莫斯科河畔的彼得大帝雕像。 摄:Frédéric Solta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美国文化迅速崛起,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的电影、迈克尔·杰克逊……这些作为自由世界的符号开始扩散,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可当苏联垮台,美国流行文化毫无障碍席卷俄罗斯,却并没有带来人们想像中的美好生活。

“刚解体时,俄罗斯旧卢布兑换新版卢布只给了几天时间,那几天银行门口排满了人,如果你没有去换,那所有的旧货币就作废了。”伊格尔回忆起他的童年。很多人在苏联体制下,赚取的工资无处消费——不管有多少钱,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都要排队等待换配给券。“在苏联时代攒下的足够买房子的钱,在解体后只够买一双鞋了。太多人在那时候自杀了”。

就像俄罗斯导演巴拉巴诺夫(Aleksei Balabanov)镜头里那些“亚寒带暴力美学”所书写的90年代一样,黑帮、妓女、抢劫、杀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我妈妈的好朋友在90年代嫁给了一个罪犯,他们家每天都能喝上可口可乐,我妈妈非常羡慕。那时候犯罪成为了常态,以至于没有人认为那是令人羞耻的。”记者尤京尼亚回忆道。在媒体宣传中,那些未能进入新经济、新世界的前苏联人,都是“Loser”。通过劳动获取尊严的时代终结了,解体后,只有钱才能带来尊严。

尤京尼亚供职于莫斯科一家媒体,1991年出生在西伯利亚,她的父亲在那时正是靠做防盗门起家,让他们一家能在动荡的90年代衣食无忧。“苏联时代没有防盗门的需求,而到了90年代则不同了,我爸爸是第一批发现这一商机的人。一直到我成年后,才知道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在90年代时是吃不饱饭的。”尤京尼亚的男友在圣彼得堡长大,他的父亲在解体前是苏联颇有声望的心理医生,备受尊重。而整个90年代,他家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整个少年时代都生活在贫困与饥饿之中,虽然经济稳定后,家庭也重新进入了轨道,但是90年代的动乱让他的家庭对苏联充满了怀旧。

1991年,苏联刚解体,民众在俄罗斯的一个露天市杂办货。 摄:Sergei Guneyev/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作为“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苏联解体后,在经济震荡、身份政治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多重影响下,俄罗斯的民族冲突一发不可收拾,法西斯主义更在90年代盛行。莫斯科记者契尔尼克回忆起他青少年时代所生活的莫斯科贫穷街区,“处处可见剃着纳粹头的光头党,对着那些长着高加索面孔和中亚面孔的人使用暴力”,契尔尼克在二十几岁时加入了Antifa网络,反抗肆虐的斯拉夫种族主义。

“当我第一次来莫斯科过新年,看到这里的节庆烟花时,就想,每分钟烧掉的这么多钱,如果拿去西伯利亚,我的老师们就不会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了。”尤京尼亚说。阶级、地域间的差距拉大,让很多人在生存中挣扎。

在俄罗斯采访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非虚构作品《二手时间》中,这样的一段红场采访:“我是谁?我是捍卫过叶利钦的白痴之一。我曾站在白宫前准备躺在坦克下面。那时人们潮水般走上街头,群情汹涌。但是他们是愿意为自由而死,而不是为资本主义。”

(三)

两场政变带来的苏联解体,并没有让胜出的叶利钦在整个90年代稳如磐石。 1993年叶利钦炮轰莫斯科白宫(彼时的议会大楼)留下的那个洞,成为历史留在90年代的一个创伤,延宕多年,在今天才偶有回响。

叶利钦在1992年推行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改革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动荡。物价飞涨,大量工厂倒闭,大部分国家资产被寡头们所控制,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用美元的上层社会和用卢布的中下阶层不可同日而语。刚解体的苏联,代表着自由民主的总统叶利钦,和代表着旧体制的最高苏维埃与人民代表大会,两者的政治斗争不断,都试图争夺政府的领导权。作为议会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反对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叶利钦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

1993年,叶利钦宣布解散议会,也通过解散议会的承诺,换取了西方作为其坚强的后盾。最高苏维埃拒绝解散并投票弹劾叶利钦,成千上万人上街示威抗议总统违宪,并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化表达愤怒。示威浪潮持续了10天,在安全部门和军队的支持下,叶利钦政府和议会声援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以叶利钦的军队炮轰议会大厦而结束。据俄罗斯官方统计,这场让俄罗斯几乎再次进入内战、被称作“第二次十月革命”的冲突中,共有187人死亡,437人受伤,是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死伤最惨重的街头斗争。

1993年,叶利钦宣布解散议会。成千上万人上街示威抗议总统违宪,示威浪潮持续了10天。冲突不断升级,最终以叶利钦的军队炮轰议会大厦而结束。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在莫斯科工作的尤里回忆到,93年事情发生的时候,年幼的他和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在场的大人们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倾向,仅仅希望事情快点过去,大家会追随冲突中赢了的那一方。那时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在整场危机的过程中,由于叶利钦控制了电视台,人们在电视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支持议会的言论。而此次事件之后的多年,这场事件在俄罗斯的公共舆论中,一直被塑造为“共产主义的复仇”。

叶利钦借那场危机通过的新宪法,不止扩大了总统权力,同时最终采纳了现代版双头鹰——沙俄时代的象征,作为新俄罗斯的国徽,解散了最高苏维埃并将最高立法机关更名为十月革命前的名称“国家杜马”,还重新启用沙俄国歌的曲调作为新俄罗斯的国歌——一切旨在去共产主义化,将叶利钦领导的新俄罗斯的起航平顺地衔接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之上。

“很多年来,当人们看到叶利钦掌控的坦克轰击白宫的照片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笑料,一个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契尔尼克回忆到。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发现那件事情一直以来从未引起重视,俄罗斯讨论它时只是认为那是政府内部发生过的一些权力斗争。直到近三年,越来越多的分析文章出现在公共媒体上,那次事件才开始出现在俄罗斯人的集体意识中。人们开始对它有所反应,试图理解它所带来的后果。

那次事件所发生的199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俄罗斯有一个代表自由民主的总统叶利钦,和一个共产主义者占绝大多数的左翼议会。“好叶利钦,坏议会”几乎是当时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共识,也是媒体上不断重复的叙事。知识精英们认为,虽然休克疗法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从苏联体制到新经济的转型很困难,总要渡过一个艰难的转型期;而大部分普通人则都在生存中挣扎着,无心思考政治。叶利钦把当时的冲突塑造成占据道德高地的“民主”和令人讨厌的“宪法”之间的冲突——“坏议会”是符合宪法的,而“好叶利钦”则违反了宪法,击毁了“坏议会”,这在对共产主义有着创伤记忆的知识精英阶层中,成为了一个“反叛者”。在他们的心中,虽然总统袭击议会、违背宪法是糟糕的,但是让议会中的这些共产主义者掌权会更糟糕。那时候的媒体精英几乎都是支持叶利钦的,因为他们惧怕伴随着审查制度、言论管控的共产主义重返俄罗斯。媒体不仅仅是媒体人,更重要的媒体的所有者——寡头们不断为叶利钦造势。而刚经历完苏联解体的普通民众则只是盼望着冲突快点过去,不要再来一次大的政治动荡。

到了1996年,俄罗斯迎来了一次大选,在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和车臣战争的影响下,叶利钦的公信力已经持续走低,当时的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几乎是胜券在握的。然而,这时候的媒体开始了一场支持叶利钦的宣传运动,一场意识形态斗争。

1996年俄罗斯大选,叶利钦被一众媒体包围。摄: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这对今天很多媒体人而言都是俄罗斯新闻史上的耻辱,那时最好的标榜民主自由的媒体,都成了支持叶利钦、反共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 1996年,媒体的造势的确成功了,共产党的支持率在大选之际跌落,而叶利钦则追赶上来,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4%险胜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后来有很多人质疑那次大选,认为叶利钦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不可能让他赢得选举,一定是舞弊的结果。然而,在契尔尼克看来,舞弊的可能性不大,是高密度的反共宣传把叶利钦送上了总统的位置——此时的共产党被塑造为90年代俄罗斯在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的唯一威胁。“一个候选人拥有数量巨大的媒体宣传和寡头资金支持,而另一个候选人背后什么都没有,选举即便没有舞弊,也并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

最近几年,媒体开始反思,不少声音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政治家们开始明白与资本结合、控制媒体从而操纵民意是可能的。今天在媒体中扮演着中坚力量的当下政权的反对派中,不少是当年支持叶利钦的年轻记者,他们在近年来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忏悔”:1993年媒体的造势是把俄罗斯引向普京政权第一步——让总统可以为所欲为,议会无法限制其权力,仅仅成为装饰。而1996年再次为叶利钦造势,则是把俄罗斯引向普京政权的第二步……

如果1996年叶利钦输了大选,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会发生什么呢?在契尔尼克看来,也许他们会带来政治腐败,但是俄国现在的政治腐败也够呛;也许会有不少政治犯,但是现在的政治犯也不少;也许会有媒体审查制度,但现在的审查也并不弱……“我们害怕独裁统治,可是普京已经在位17年之久……我们曾经害怕被西方孤立、害怕经济危机,可是现在一样都不少。我们当时是那么害怕共产党当权,然而当时对共产党上台的最坏想像,在叶利钦—普京的资本主义光谱下,现在都实现了。”契尔尼克说。

(四)

叶利钦在“历代帝王园”的缺席就像个隐喻。对于普京政权而言,叶利钦时代是一道难题。一方面,是叶利钦于1999年把权力交给在当时默默无闻的普京,成为他能够上台的合法性来源。但是,90年代在普京口中几乎总是一片黑暗,以反衬他任期内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普京持续统治的合法性,又是基于叶利钦时代的“失败”。叶利钦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几近内战的边缘,也让俄罗斯丧失了独立性,几乎成为了美国的傀儡。

对于普京政权而言,叶利钦时代是一道难题。一方面,是叶利钦于1999年把权力交给在当时默默无闻的普京,成为他能够上台的合法性来源。但是,九十年代在普京口中几乎总是一片黑暗,以反衬他任期内的稳定。摄:Antoine Gyori/Sygma via Getty Images

尽管普京偶尔会在公共演讲中提及,今天的自由与民主是叶利钦政权打下的基础。然而,政治宣传潜移默化传递给公众的信息则是:“一切都糟透了,是普京的上台,解决了所有遗留问题”。普京时期正逢石油涨价,让俄罗斯的经济走出了泥沼;普京打赢了第二次车臣战争,而叶利钦时期则惨败,让车臣武装保持了独立地位;普京的“社会安全”部门专门清算了叶利钦时代“美国人控制”的政治局面,而克里米亚战争更是展示出了他强而有力、不畏西方势力的形象,让俄罗斯“站了起来”。

90年代仍然鲜活根植于今日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之中,以至于它成为了最重要的“活”的记忆战场。 90年代始终是自由派心目中的真正自由的年代,一些人怀念的是1990年代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多元文化,那是一个充满机会,最激励人的黄金时代;另一些人则是苏联解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精英阶层,受益于解体初期的再分配。他们喜欢称自己为“叶利钦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普京背叛了叶利钦,普京的上台是叶利钦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而反对者则认为,普京的专制统治从叶利钦时代就奠定了下来,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独裁”遗产。

在苏联解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精英阶层看来,普京背叛了叶利钦,普京的上台是叶利钦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而反对者则认为,普京的专制统治从叶利钦时代就奠定了下来,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独裁」遗产。 摄:Georges DeKeerle/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不过,对于大多数经历过1990年代的俄罗斯人来说,无论如何,普京时代比以前更公正、更稳定。他们不会忘记在那时的政府宣传中,新经济和新世界为俄罗斯人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然而1990年代的遭遇告诉他们,「民主」、「自由」意味着贫穷。他们痛恨「民主」,也痛恨「自由」,更痛恨西化。人们对一个强大苏联的怀念,和对1990年代的畏惧,让他们并不抗拒普京长达18年的威权统治。

中篇:列宁去死,斯大林万岁

(一)

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附近,坐落着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 。它曾经是全欧洲最大的东正教堂。20世纪上半叶,激进的革命要毁掉旧秩序的一切符号系统,救世主教堂就作为旧世界的象征在1931年代被炸毁了,以腾出空间建设一座象征共产主义最高权力的“苏维埃宫”。

苏联向世界各地憧憬共产主义的建筑师发出设计邀请,包括法国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内的许多人都提交了方案。最后胜出的设计却并非象征着新世界、在1920年代苏联红极一时的“构成主义”,而是斯大林式的“新古典主义”与美式摩天大楼的混合,楼顶则加上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大的列宁像。

不过,苏维埃宫的地基刚挖好,就迎来了二战,钢筋混凝土与人力都紧缺,项目就此搁置。战后,苏联忙于恢复经济,苏维埃宫计划尚未重启,斯大林就去世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摒弃了这个工程,然而已挖好的巨大地基着实尴尬。于是苏联人将地基改建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恒温泳池。在苏联末期度过自己少年时光的莫斯科人,都还记得来这座泳池游泳的岁月。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会开始积极活动,筹款游说,最终在1994年成功拆掉了泳池;六年之后,原样重建的教堂竣工落成。

走在横跨莫斯科河通往红场的桥上,遥望救世主大教堂,不做考察的游人很难发现这段充满着冲突与张力的历史——代表着对新世界想像的构成主义、代表着保守趋向的斯大林新古典、代表着“去斯大林化的”露天恒温泳池、代表着旧世界的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在这个“新的旧世界”重返路程中,彷佛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被一笔勾销,没有留下任何褶皱。

在莫斯科,除了象征帝俄时代的教堂、宫殿、纪念碑,还有一类建筑也同样辉煌显眼——斯大林时代的广场、住宅、政府机构。

 「苏维埃宫」建筑草图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美学”的讨论下,构成主义成为革命后的1920年代苏联最受青睐的建筑风格——创造一个新机体,让劳动人民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可以在房屋结构中巩固起来。但到了斯大林大权独揽的时代(1930年代及之后),“人民需要柱子”成为了他对建筑风格的最高指示,由此,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取代了构成主义。1950年代来到莫斯科的外国人,一定会被金碧辉煌的浮雕装饰、壁画和拱顶所震惊。尽管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和无产阶级仍然住在棚户区里,直到赫鲁晓夫年代才住进大规模兴建的简便而模块化的“赫鲁晓夫楼”中。

今天,赫鲁晓夫楼被列入莫斯科市政府的城市更新计划而大面积拆除,斯大林时代的辉煌建筑则留了下来,和沙俄的教堂、纪念碑一起矗立在街头。当俄罗斯人试图回忆自己伟大的历史时,这些保留下来的建筑为他们的叙事提供了无尽的佐证资源。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是什么?如果伟大意味着疆域、领土、军事胜利与国际地位的话,那么沙俄时代打垮拿破仑,一路杀进巴黎,和斯大林时代横扫纳粹德国攻克柏林,就自然并列为俄罗斯历史上辉煌的两个巅峰时刻。

在今天的俄罗斯,象征着沙俄时代传统的东正教正不断复兴。吊诡的是,这场复兴,也和斯大林时代息息相关。苏联解体后,原先被长期打压的东正教重振旗鼓,清算苏联时代对教会的镇压,为苏联时代被打压的名人封圣。孰料,虔诚的教徒中,居然掀起了一小股“为斯大林封圣”的浪潮。尽管未获教会官方认可,但这些信徒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在卫国战争(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找到东正教圣人盲婆玛德洛娜(Matrona of Moscow),向她询问是否应该保卫莫斯科,最终在她的帮助下带领苏联获得了胜利。就算是长期反共的俄国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也曾多次提及,俄罗斯在二战中的胜利,源于斯大林在战争中放宽对教会的限制,利用教会动员军民参战,实现国家上下的“团结”,而“团结”,是教会口中苏联时代的正面贡献。

经历了1990年代,苏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逐渐退潮。新的左翼或选择列宁—托洛茨基路线,或选择西方新左派,斯大林成为反建制左翼最不愿触碰的符号;另一边,苏共蜕变成的俄共经历了1990年代的失败,日益变成一个怀旧、保守的政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同时用斯大林和东正教作为符号,笼络仍然怀有大国梦的民众。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东正教封为圣人后,久加诺夫代表俄共表态说:“沙皇是十月革命的牺牲者”。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列宁就是耶稣基督”。

教会、帝国和苏联,在斯大林的“军功”上达成了微妙的“和解”。

(二)

俄共早已和东正教一样被收编进普京的统治格局,然而刚过去的20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却如此耐人寻味,让普京政权和俄国民众不得不面对那段棘手的历史。

1917年已经太过遥远,记忆的环境不复存在,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情感几乎只能存在于种种“场所”之中。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就是关于那个历史事件最重要的一个记忆之场。只是,这个场所在时空的改变过程中,经历了意义的不断删减与叠加,而集体记忆也在每一个时空中不同的历史书写下又被重塑与修正。直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了不同政治力量各抒己见、争夺记忆的战场。

直至今日,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已经成为了不同政治力量各抒己见、争夺记忆的战场。 摄:Mladen Antonov/AFP/Getty Images

这个昔日苏联时代最重要的节日曾被称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自革命胜利十周年开始,成为法定公休日。在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十月革命成为叶利钦口中“打断了俄罗斯民主进程、毁灭了公民社会的历史灾难”。各类教学参考书上频频出现“十月政变”的术语。这个日子在1996年被叶利钦重新命名为“和谐与和解日”。

虽然变更了这个日子的意义,官方也不再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不过公休日仍在,假期从两日缩短至一日。而到了2004年,普京则将11月7日再度更名为“俄罗斯军事荣誉日”,以纪念1941年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同时巧妙地将公休日提前至11月4日,俄议会在这一天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民族统一日”。于是,十月革命日至此丧失了任何被纪念的“合法性”,成为了集体记忆中一个尴尬的位置。

2017年11月7日,这个革命百周年纪念日只是个平凡的上班日。没有来自官方的纪念,莫斯科只能看到由俄共发起的纪念游行。年老体迈的老共产党员们在党魁久加诺夫的甜言蜜语下,一边沉浸于昔日的感伤中,一边表达着对普京的支持。而同行的支离破碎的新生左派,则一边表达对现政府的抗议,一边唾弃着这些保守的、在今日饱受剥夺的前朝遗老们。

百周年纪念的前夕,红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公共荧幕上无不展示着「卫国战争」胜利的宣传画,清晰地标记着「1941-2017」——在这一时间线索上,这个日子失去了100周年的庄重,而是语焉不详的56周年,一个平凡的上班日。摄:Anton Novoderezhkin\TASS via Getty Images

百周年纪念的前夕,红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公共荧幕上无不展示着“卫国战争”胜利的宣传画,清晰地标记着“1941─2017”——在这一时间线索上,这个日子失去了100周年的庄重,而是语焉不详的56周年,一个平凡的上班日。当天早晨,红场周围戒严,阅兵仪式如期而至,身穿苏联军装的士兵浩浩荡荡走过列宁幕,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们坐在观礼台上肃穆凝望。很显然,这一切都与100年前的那个日子无关,而是在寻唤着1941年卫国战争的那个记忆——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德军最接近莫斯科的时刻,斯大林挑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检阅红军,并悲壮地指挥红军直赴战场,最终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普京跳过了列宁的革命记忆,把这个日子的合法性来源追溯到了斯大林。“很奇怪是不是?这个纪念日纪念的不再是其本应纪念的时刻,而是那个时刻的‘拟像’——即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一个随行的朋友指出。

历史就在这个记忆场所中被权力精挑细选了出来,以一次又一次重复寻唤的仪式告诉你,什么该被记得,而什么该被忘记。

不过,让这个日子显得更尴尬的是:它是“卫国战争纪念日”吗?恐怕俄罗斯人并不买帐。5月9日才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法定“胜利日”,全国在当日放假一天,相比11月7日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日的冷清,同年的5月9日,莫斯科就有60万人参与纪念游行。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是斯大林的拥护者,当然也是普京的支持者”,不少俄罗斯朋友告诉我。

(三)

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两日前,英文媒体上爆出莫斯科有超过400名极右翼普京反对者在示威中被捕。我把消息告诉我借宿家庭的男主人谢尔盖,却意外换来了冷漠:“你去看看今年胜利日游行的视频,就会知道400个反对者算不了什么……”

谢尔盖一家是莫斯科典型的中产家庭。谢尔盖是一个工程师,四十岁出头,常年健身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些,他的妻子是家庭主妇,在家里照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过分干净、极尽中产阶级美学的家中,立刻被客厅门廊上挂着的一排放大装裱起来的黑白肖像所吸引。原来那是两夫妇各自在二战中所牺牲的亲人的肖像,其中有人甚至是远房到几乎从未走动过的。

谢尔盖一家无限热衷于5月9日的胜利日游行,他们每年都会带着这些装裱好的肖像作为“烈士亲属”加入游行的队伍,表达对普京的支持。女儿的房间里挂在墙上最醒目位置的照片,就是她们在胜利日和肖像里的亲人在游行队伍里的合影。“胜利日”在普京政权下一再被神化,通过参与这个日子的仪式,人们不断重温着这样一种自豪感:“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

2017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巡游,民众拿著二战中死去的亲人和朋友的肖像悼念。摄:Mikhail Svetlov/Getty Images

自赫鲁晓夫的“解冻”(1956年)伊始,苏联便迎来了“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列宁始终是苏共领导人追溯政权合法性的不二来源。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1966至1982年)对斯大林稍显暧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5年开始)则又一次强化列宁的革命传统。经历了苏联大厦的崩塌和叶利钦时代的全面否定苏联,俄罗斯坊间始终流行着这样一种关于革命的叙事:“好列宁,坏斯大林”——革命的社会理想是好的,也是当时必然的选择,然而革命所创造出的那个政权却误入了歧途。在这一叙事中,他们批判斯大林对列宁革命理想的亵渎,同时也以斯大林的罪行否定了列宁革命的乌托邦愿景。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恢复沙俄时期路名、拆雕像等在城市符号系统中的、风风火火的“去苏联化”运动,到了普京时代戛然而止,不少苏联时代的地名保存了下来。走在莫斯科,仍然能通过那些雕塑和路名强烈的感受到共产主义“残余”。普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苏联的怀旧者,很多人都记得,普京在世纪之交时的演讲,援引俄罗斯1990年代流行的说法:“不想回到苏联的人没有心,而想回到苏联的人则没有脑子。”不过,他怀念的是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决非那个打破旧秩序尝试建立新世界的意识形态。显然,普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普京的统治下,另一种叙事越来越流行:“坏列宁,好斯大林”——列宁的革命摧毁了稳定的生活,而赢得二战的斯大林则更像一个沙皇般的统治者,而普京更像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如不少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今天指出,回到1917年的历史现场,倘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的俄罗斯尚存争议,那么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则是民心所向——保皇派屈指可数。然而,到了十月革命百周年前,一项民意调查(Ekho Moskvy radio)则显示,赞同推翻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的人数占47%,53%的人则站到了君主一边。

今天的“保皇派”吊诡地和斯大林的崇拜者在很大程度上交叠着,他们怀念斯大林的强权,就如同怀念他们想像中革命前沙俄帝国的稳定,而这也让他们无限拥护普京这样一个今日俄罗斯的“伟大领袖”。

“普京反腐非常有力”,谢尔盖说,“你们中国把腐败的人都枪毙了”,他做出一个拿枪射击的手势——“我希望俄国也杀他们,不过我们只会逮捕,当然这也不错。”与之相呼应的是,近两年,俄罗斯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斯大林怎样反腐》(How Stalin Defeated Corruption)。

普京试图把由沙皇到苏联再到普京的俄罗斯历史,叙述成一连串由伟大成就构成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观下,十月革命就变得难以驯服。一方面,普京所乐于歌颂的苏联时代卫国战争的胜利,国家建设、科学技术上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来自于十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政权。而另一方面,在普京看来,十月革命摧毁了东正教,还为苏联解体、丢失国土埋下了定时炸弹,更与作为其今日政权不二原则的“稳定”背道而驰。于是,革命是他不遗余力要损毁的。那么,列宁的革命、斯大林的苏联和普京的俄罗斯,如何纳入一段漫长却又平滑的历史呢?

赢得二战的斯大林则更像一个沙皇般的统治者,而普京更像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摄:Kirill Kudryavtsev/AFP/Getty Images

近年来,面对革命的历史,俄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革命不好,但是没有列宁的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俄国就赢不了战争。谢尔盖就是这一叙事的典型:他热爱斯大林,并且因为斯大林的成就而原谅了列宁造成的“灾难”。革命对于他而言是个历史教训,是今天需要竭尽全力避免的事情。

也正因为这样,革命的纪念日,在普京时代得以牵强地化身为又一个卫国战争“胜利日”。

至今,仍然有学者以为,十月革命与苏联的历史无法在今天俄罗斯的主流逻辑中找到位置——如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一篇访谈中认为:俄罗斯政权与民众在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时,整体陷入了失忆与失语的状态。

但现实绝非如此。围绕着斯大林的记忆,让苏联的历史在今日俄罗斯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被切割和重塑——让列宁远去吧,斯大林还活着!

(四)

圣彼得堡政治历史博物馆是革命前后的布尔什维克总部,在苏联时期曾经作为革命博物馆占据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到了后革命的今天,它仍然“浓墨重彩”书写着苏联时代的历史。

走入斯大林时代展厅,我立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它以一个监狱的形式布置,几乎就像进入了“红色恐怖”的古拉格牢笼。斯大林时代知识分子、政治异见者、农民等群体被迫害的历史以照片、日记、场景还原等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占据了整个空间。而在今日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中无上荣耀的“卫国战争”,在这个展厅里则被叙述为“胜利所带来的狂喜,掩盖了种种问题,让当时的苏联人意识不到这个政权的根基已经动摇”。

莫斯科记者契尔尼克告诉我,讨伐斯大林是俄罗斯反对派精英媒体每年都不会缺席的主题,从数年前不遗余力地谴责斯大林迫害知识分子和清洗反对派,到近年来热衷于讨论的被剥夺的农民,再到少数民族问题的升温,总在轮番上演。知识界也不甘落后,学术出版物中讨论列宁、托洛茨基都尚存“温情”,而斯大林则另当别论。

近日英国戏谑苏联时代的黑色喜剧《斯大林之死》在俄罗斯上映的前三天被撤档,更成为这部片子绝佳的宣传广告,在有教养阶层掀起巨大波澜,俄罗斯媒体上收集的民意显示出对本片的一致好评。

从展览、到媒体再到知识界,无不反映出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有教养阶层的“绝对政治正确”。它们在有限的舆论空间中与官方争夺着集体对斯大林的记忆。

然而,这一切却难以阻拦,普京意识形态下,“新斯大林主义”在民间复兴。普京为斯大林悄悄的恢复名誉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事情,秩序、稳定与强权,是普京政权与斯大林政权的内在联系,在公众的意识中,普京是斯大林正面遗产的继承者,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冷战、镇压和清洗的政权。

根据媒体近年报导,自2012年起至今,有近十座斯大林的新雕像出现在俄罗斯不同的城市。仅2015和2016两年在俄罗斯引起抗议的斯大林纪念碑就有四座。每一次新雕像的兴起,总会成为一个战场,抗议者纷至沓来,尝试唤醒人们关于古拉格的记忆。

2017年初的一份民调(Levada Center)发现,斯大林的受欢迎程度达到普京上任以来的最高峰。有46%的人对斯大林心怀好感,相比之下只有21%的人憎恨这个“独裁的暴君”,剩余的22%无感。而同一份关于普京的民调发现,只有5%的人对普京表达不满,10%的人无感,其余的人都是普京的支持者。自普京上台后,学校的课本和国家电视台在提及斯大林时,即便偶有提及大清洗的历史,也几乎无不把他塑造成伟大领袖——事实上,在大多的历史叙述中,赢了战争的政权就是好的,输掉战争的就是糟糕的。

一名女子到莫斯科红场里的斯大林像前献花。 摄: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谢尔盖给我看了一个在Youtube上点击量100多万之高的爆款俄语MV,叫做《俄罗斯士兵救了整个世界》(Russian Soldiers Saved the World),他说这首歌唱出了俄罗斯人的心声。这个视频饱含着俄罗斯人对二战的怨念,美国英国一次次地提及战胜纳粹的荣耀,而他们却不记得苏联对二战的贡献。视频制作者在美国街头随机访问路人,几乎没有人记得战胜国中有苏联。“二战中战火加上种族屠杀,一共死亡了7000万人,其中苏联人占2660万。”谢尔盖说。他不忘加上了一句,“说俄罗斯士兵救了整个世界,不止是针对二战,对于今天的叙利亚而言也一样。”

相比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被“西方阵营”持续挤压,普京在后冷战结构中的出现深得人心。克里米亚战争就是普京不屈服于西方的一个最好明证,尽管战争后,卢布汇率拦腰斩半,但是却更加点燃了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相信我,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我从未把票投给过普京,而那次战争,让我意识到普京是俄罗斯不可或缺的,他在国际舞台上为俄罗斯挣回了面子。”谢尔盖笃定地说。而在反对派知识精英看来,则是那场战争为普京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很少讨论国内问题,而是聚焦于国际问题”。斯大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恢复名誉。甚至连俄罗斯历史上以暴虐著称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也在普京政权下改头换面,成为人们心目中使俄罗斯走向强大的第一任沙皇。斯大林和伊凡雷帝的主要成就都在于提升了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因此,他们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合法性来源,而他们暴虐的一面,人们却避而不谈了。

知识阶层仍然存在少数相信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论述:尽管当时有很多问题,有太多无辜的人牺牲,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一个强大到可以抵御侵略、向资本主义证明社会主义潜力的政治经济系统而言,那时的牺牲是必要的。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

瓦西里是我在俄罗斯遇到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他任教于圣彼得堡的一所大学,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家里唯一的装饰是列宁和斯大林并排的一个冰箱贴。他认为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是最恰当的时候出现的值得信赖的领导人。

在他看来,今天在普京治下,那些因卫国战争而怀念斯大林的人,通常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他们是“新帝国主义者”——他们痛恨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丢掉了国土,他们想要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本就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回来,不过吊诡的是,非斯拉夫人为主的中亚“斯坦国”们,在今天却不那么受到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的欢迎。

“这些人对斯大林崇拜的狂热,致使知识界对斯大林的批判愈加高涨。而这一循环就让那段历史越发面目模糊了”。瓦西里感叹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多少他的同路人,他感到非常孤独。

斯大林终于在逝世半个世纪后,成为了一个“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可以填充任何意义。

末篇:后革命政治剧场,意识形态的角色扮演

(一)

有人说“1917年还未真正进入俄罗斯的历史”,或者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的那句名言来理解俄国的1917年更合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17年,和今天俄罗斯普通人如此息息相关。在意识形态上,人们仍然试图从那时候的光谱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普京的支持者们大多把自己想像为革命前的君主派,他们恐惧革命,希望生活在稳定的“帝国”。于是,他们开始幻想,如果沙皇的总理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1862-1911)的改革成功了、革命没有发生会怎样?

叶利钦主义者则大多把自己放在当时自由派的位置上,他们认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时期是俄罗斯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巅峰,就像1990年代一样。于是,比起十月革命,他们更愿意纪念二月革命。去年红极一时的Project1917就是这一脉络的体现。团队选取1917年的日记、信件、档案等资料,试图还原革命期间各个力量构成的“社交网络”。项目组希望以这个历史工程,把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历史还给人民,以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刻,呈现两次革命之间俄罗斯多元的历史面貌。在自由派眼中,尽管1917是一段讲述他们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不过与此同时,也是他们短暂的历史巅峰。

俄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记忆的不断重唤不言而喻,不过,党魁久加诺夫在把列宁挂在嘴边的同时,却已经从1990年代的反对力量,被普京吸收为自身统治的一部分。作为反对派的新左派则经历着一再的分裂,其中有人认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有人认同孟什维克,有人认同社会革命党,更有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出现在反对派的队伍中。

“今天的政治光谱是起源于1917年,但是却无法再作为真实的参照系了,毋宁说它是一个政治剧场。”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洛维约夫说。他认为,今天的政治活动家们都在试图“表演”1917政治光谱中的角色,但他们早已偏离了那个光谱。

“今天的政治光谱是起源于1917年,但是却无法再作为真实的参照系了,毋宁说它是一个政治剧场。” 摄:Vasily Maximov/AFP/Getty Images

布尔什维克在一百年前是最激进的力量,而今日的俄共则极其保守。虽然他们总是把列宁、布尔什维克遗产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当时作为革命者的位置。在不少俄国人眼中他们是帝国主义者,是普京的傀儡。最讽刺的是,共产主义者本该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却和今天俄罗斯另一个保守势力东正教有着撇不清的关系,所以反对派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东正教无神论者”。在建制的政治光谱中,很难区分左翼和保守派。

在20世纪初,俄国的自由派曾是帝国主义者,或者说大国沙文主义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土遍及四方。可是,今天在俄罗斯却很难找到有帝国梦的自由派。“恰恰相反,他们走向了(斯拉夫)民族主义的道路”,索洛维约夫说。反对派政治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作为自由派的“代言人”,就有着强烈的反移民民族主义诉求。他在几年前高调打出过反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人的旗帜后,又把反中亚移民提上了政治议程。

在今天的俄罗斯,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怀旧情绪也非常普遍。只不过,君主制对于今天绝非一个真选项,尼古拉二世也并非一个真实的人。这些君主派当中,没有人对那时尼古拉二世实际的政治纲领感兴趣。如索洛维约夫指出,尼古拉二世所做的全部,只是尽全力让他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难以完成。“尼古拉二世于今天的保守派而言,是政权之不可断裂的象征。所以在普京的保守统治下,恐惧革命的人开始把自己带入了1917年‘保皇派’的角色。”

不过,对于更多人来说,历史本就是从未断裂过的——尼古拉二世、列宁、斯大林、普京,他们是不同面孔的统治者,而俄罗斯的历史则是稳定而平顺前行的一个进程。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无论政党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对未来社会的想像。而普京政权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早已虚无。

于是,今天政治图景只展现为普京支持者和普京反对者。

(二)

1917年的政治结构,是今天政治活动家们表演的剧场,而真正形塑今日俄罗斯政治光谱的,则是苏联后期——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

1956年,赫鲁晓夫召开了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揭露其罪行”闻名,从此开始了“解冻”。然而,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光谱混乱的开始。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了危机。在此之前,人们仍然对共产主义满怀信心,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却让意识形态不断地空洞化。

“在我重新读列宁和斯大林的日记与信件时,我发现他们这么迷人”,Project1917的资深编辑鲍尔坚科(Andrey Borzenko)告诉我,“而我的父母则对这些毫无兴趣。”在他看来,是几十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喧哗的寂静”,让生活在苏联时代的人们对革命话语彻底“脱敏”了。以他为代表的不少人认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了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但是政治宣传还需继续甚至扩大,更多的纪念碑、宣传画、宣传电影被生产出来。结果是,人们对政治宣传愈发麻木。

不过,俄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不这么认为。他在著作《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不见了》(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中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官方生产,到公共流通的路径是“活”的。斯大林的至高地位,让他拥有了调动、解释意识形态,乃至开启意识形态冲突“大讨论”的权力。意识形态的运行和冲突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比如,在1930年代,官方报纸公布宪法草案时,会开展“公共大讨论”,报纸刊出读者意见,斯大林则对甄选出来的意见作出反馈——《真理报》刊出读者来信,认为农民已经成为国有农场中的劳动者,所以苏联应该改称为“劳动者的国家”。斯大林在回信中否决了意见,认为这样的改动忽视了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

但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消灭的不只是“神圣领袖”,更是这个让意识形态矛盾可以运行的位置。也就是说,从5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开始僵化,没有人可以质疑这套权威语言,哪怕是实际上的领导人也不行。一切讲稿都是“党八股”文宣的产物,赫鲁晓夫有一次脱开讲稿,开始用30年代的“工人阶级语言”,马上就意识到这偏离了意识形态模板,赶紧回到了讲稿。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任何仪式都有一套提前设计好的程序。意识形态就好像一份电脑程序的同意书一样,没人真正关心它,只是一个不假思索的动作——不同意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

一名访客正在参观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的回顾展。摄:Vasily Maximov/AFP/Getty Images

至此,苏联意识形态,彻底由形式代替了内容,意识形态的不断地空洞化了。也正因为这样,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现了如此繁荣的地下文化和不同的异见者。那些回溯时自诩的“异见者”和“苏联生活的例外状态”,在当时恰恰是被那个体制塑造出来的典型范式。

苏联的自由派萌芽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和对古拉格的平反。经历了对共产主义极权的憎恶,和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浪漫想像,他们成为了90年代初叶利钦的有力支持者。然而,叶利钦时代成为了一个嘴上说着自由主义,私下肥了寡头诸侯们私囊的时代,失去了民心。这一切都让作为苏联体系反面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政治中快速“失效”。“那些叶利钦主义者们永远强调自己的‘自由派’立场,然而他们既不了解在国际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意味,也不了解20世纪初俄国语境下自由派的位置。所以,政治家们呼喊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俄罗斯毫无意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对今天俄罗斯的自由派非常失望。

今天的保守派则要追溯到1970年代。但是,他们的“保守”,是重新想像斯大林时代,渴望斯大林式的君主。恰恰在同一时间,保守派也开始回归东正教遗产。在保守派光谱上,东正教和斯大林同时成为保守派的不同样板。“那时有很多人同时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这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索洛维约夫指出。到了1990年代,俄共和极右种族主义势力组成“红褐联盟”(Red Brown Alliance),就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混乱的延续与回响。普京政权下对历史记忆的重新挪用,更让意识形态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剧场。

“不过这种光谱的混乱,也许说明我们熟悉的这些意识形态的命名已经失效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是19世纪的语言,也许这些意识形态已经死了”,索洛维约夫说。

这些词语在今天仍被频繁使用,仅仅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分类法,是否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三)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现身莫斯科花园环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纪念碑。这是一座长达三十米的黑色青铜浮雕墙,上面呈现出数百个没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征着在苏联时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

普京向纪念碑献上鲜花,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和叶利钦家人陪同着他。在向受害者表示了同情之后,普京转向了强调和解——受害者不能被忘记,但是历史上的仇恨也需要消弭。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现身莫斯科花园环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纪念碑。这座长达三十米的黑色青铜浮雕墙,上面呈现出数百个没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征着在苏联时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摄:Mikhail Metzel/TASS via Getty Images

就在此前数月,另一座纪念碑被提上议程:俄罗斯计划在克里米亚半岛修建一座“和解纪念碑”,以促成俄国内战双方,即红军与白军(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两支军队)的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克里米亚在十月革命时期,曾是白军的大本营,百年后在那里建这座纪念碑,用意再明显不过。不过有趣的是,当地无论是“红军”的后人,还是“白军”的后人都不愿和解,这个纪念碑无疾而终。

普京和俄国政府的一系列“转型正义”姿态,遭到了自由派和反对派的嘲讽。作为曾经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成员的普京纪念苏联时代受害者?纪念碑到底在纪念革命受害者,还是革命后的政治犯?今天的俄国,不也充满了政治犯吗?

一面纪念政治犯,谴责历史中的恶;一面纪念卫国战争,强调俄国历史中的伟大时刻。普京就这样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中间,以延长自身的统治。

今天,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意识形态碎片化的背后,是同样碎片化的、派系林立的政治场。在叶利钦执政的90年代,旧官僚、新寡头,这些利益群体,借助苏联解体时的混乱敛财扩权,各自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在1996年大选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持叶利钦的集团,但组成却五花八门——地方大员、石油公司老板、媒体大亨。叶利钦的执政有赖他们的共同支持,他们也依赖叶利钦的权力庇荫,在日渐腐化的系统中捞得更多好处。

1999年普京上台时,寡头和诸侯们的权力正值顶峰,在此之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总理普里马科夫等人斗争不止。普京的宝座并不稳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普京逐渐将安全、内务等强力部门(Siloviki)的人马扶上身边要职,以腐败等罪名剥夺寡头们的资产,将石油和国营媒体纳入自己掌控。

事实上,就算看似形成了围绕着个人的小圈子治理,普京的圈子中也同时包含了相互对立的政治人物——强力部门集团是其中一组,另一边,则是当年赏识、提拔普京的自由派恩师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门生与同路人——搭档梅德韦杰夫、前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等人的圈子。如果不把普京当做一个拥有连贯、坚定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人物,这些意识形态彼此不同的人一起共事的场面,就不难理解了:普京的权柄,恰恰来源于他坐拥一个破碎、异质性强、意识形态混乱的政治空间。他在这个空间内平衡互相龃龉的不同声音、不同政治力量,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位置上,从而所有人也在服从这个最高裁决者与仲裁人的基础上,达成权力与利益平衡。于是,从俄共到少数民族,从中产阶级到寡头,这些拥有不同政见的团体,恰恰在普京身上达到了最大的“一致”。

面对历史上的曲折反复、斗争、冲突、死亡,普京以强人姿态将四分五裂的俄国历史“打通”、缝合。在这背后最大的公约数,其实是“拒绝激进”——普京的支持者们认为,俄罗斯经历了最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也经历了最激进的私有化资本主义,结果都是失败。只有普京,能够对历史去粗取精,把沙俄时代的强盛、苏联时代的伟大、叶利钦时代的拨乱反正串成一整条线索,维持一个完整、有秩序的俄国。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无论政党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对未来社会的想像。而普京政权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早已虚无。摄: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的确,就连反对派政治领袖纳瓦尔尼,也无法踏出普京划下的框架,他也找不到任何意识形态,可以团结俄罗斯社会的众声喧哗,形成足以击败普京的力量。“纳瓦尔尼一般会提出反腐败、反对滥用政府开支等等的议题,但不会提及社会问题的细节”,萨沙这样描述纳瓦尔尼的反对运动——因为一旦这么提了,就会分裂支持者:“商界和普通人意见并不一致。他要同时争取所有人的支持,就得说泛泛而论的东西,比如我们都要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等”。对反对派来说,只要普京仍然在那里,反对运动就难以成事。这是最大的悖论:要击败普京,你就需要变成像他一样的人。

青年历史教师安东告诉我,普京虽然很糟糕,但是他如果下台了,也许会更糟。“我无法想像纳瓦尔尼或其他的反对派取代普京,他们不会比普京更好。普京平衡着各方力量,顾及着今日处于俄罗斯不同地位的各民族,这种‘政治正确’让斯拉夫主义难以大规模肆虐,如果纳瓦尔尼上台,也许等待我们的是种族主义……”的确,超民族—国家的苏联解体后,不少政治力量开始与斯拉夫认同捆绑在了一起。然而,虽然很多联盟国独立了出去,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后帝国和后共产的双重遗产,让民族问题在今天的俄罗斯尤其棘手。

“今天人们想到俄罗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难去想像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莫斯科记者契尔尼克遗憾地说。

(四)

离开俄罗斯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再度来到红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去参观了列宁的遗体。他面容平静安详,一只手放松的伸展开来,另一只则紧握着拳头。

位于莫斯科红场中央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列宁墓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自苏联解体的二十多年来,围绕着“列宁遗体是否该从红场移走”的争论,依然不休。每到列宁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就会成为热门的话题。在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前夕,这里更成为各方势力争夺记忆的角逐现场。

“红场必须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屠戮者身下解放出来!把列宁移走将成为俄罗斯民众与上帝最终和解的象征。”东正教首先支持列宁的遗体下葬。十月革命时期流亡海外美国的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ROCOR)在纪念日前夕发出声明,呼吁把列宁从莫斯科权力中心的位置移走。然而俄共则始终反对,对于党魁久加诺夫而言,大抵是与东正教同一逻辑却截然相反的原由——移走列宁莫过于“亵渎神灵”。而普京政权则表态说,这不是克里姆林宫关心的问题。

百周年纪念前后的民调(Levada Center)显示,民意在列宁遗体问题完全是分裂的,41%的人认为需要挪走,41%的人支持保留,而剩下的人则认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对于今天仍然活着的老一辈人而言,列宁的意义过于重大了。“不过,那一代人已经年逾古稀,等他们不在了,列宁毫无悬念地会被移走”,契尔尼克说,“过不了多久了”。

这个议题将会怎样在俄罗斯终结呢?有些人不无戏谑地提议,在不久的将来,为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领袖举办一个东正教仪式的葬礼,“红军”后代与“白军”后代终于可以在埋葬列宁后的“新世界”握手言和。

(作者按:感谢师友张昕、江杰翰、大卫.克洛索夫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原文链接:

《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一):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自由》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21-opinion-putin-lenin-stalin1/

《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二):列宁去死,斯大林万岁》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22-opinion-putin-lenin-stalin2/

《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三):后革命政治剧场,意识形态的角色扮演》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23-opinion-putin-lenin-stalin3/ 

作者:斑戈

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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